2011：“全球憤怒年”

文/趙紀萍

2011年,全球各地頻頻掀起自發的抗議浪潮：“茉莉花革命”開啟“阿拉伯之春”、歐債危機激起連串示威、英國爆發倫敦騷亂，印度爆發反貪污運動，智利學生抗議高教改革，特拉維夫上演“帳篷運動”，直到美國遭遇“美國之秋”。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稱2011年為“全球憤怒年”。對于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這股針對精英階層的抗議浪潮是機遇，還是威脅？

2011年，全球憤怒了！

2011年注定是一個多事之年，“阿拉伯之春”在年初就定下基調。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點燃了抗議之火，突尼斯以及埃及獨裁者相繼倒臺，隨之反抗浪潮燃至利比亞、巴林、也門以及敘利亞；歐債危機亦激起歐洲連串示威，希臘、西班牙因要實行緊縮財政政策引發民眾大規?？棺h，英國因社會不公、漠視底層民眾訴求等問題也最終引發了倫敦騷亂；南美智利則爆發學生抗議運動表達對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滿；亞洲的印度有數千名示威者走上街頭，支持社會活動家與絕食抗議者安納·哈扎爾，掀起一場浩大反貪污運動；以色列的中產階層也因住房問題走上特拉維夫街頭上演一場帳篷運動。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8月31日刊文指出，如果存在“全球情緒”，那么2011年則成為“全球憤怒年”。歷史上似乎沒有哪個時期像今天這樣，有那么多國家都陷入某種形式的街頭抗議或民眾騷亂。執政精英階層的富裕和腐敗所引發的怒火助推了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對腐敗和官員惡行的指責是印度民眾抗議活動的中心內容；對年輕人缺乏發展機會和中產階級生活水平下降的憤怒則是西班牙、希臘、以色列和智利示威活動的共同主題。

去年8月31日的《金融時報》還認為，美國能在全球憤怒潮中獨善其身。然而，言猶在耳之時，一場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蔓延全美，并走向全球。正如美國中文網2011年10月13日刊文指出，“美國例外”不僅未能免疫，反而把這股全球抗議浪潮推向了高潮，并可能導致全球政治言論國際化。

抗議浪潮直指精英階層

從突尼斯革命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全球抗議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11年，世界為何如此憤怒？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抗議活動是否有共同之處？

2011年8月13日，美國《紐約時報》就刊文指出，導致這些抗議活動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共性。作者認為這種共性可以在以色列中產階級運動中的一句標語里找到：“我們為一個可企及的未來而奮戰?！笔澜缟虾芏鄧业闹挟a階級和底層民眾正感到未來的命運已經脫離他們的掌控，所以試圖通過抗議讓決策者們知道他們的生存現狀和訴求。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文指出，世界各地的騷亂有很大區別，但存在共性。2011年的很多騷亂中出現了精英階層同普通公民之間的對抗。一般民眾感到他們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并對腐敗感到憤怒。不可否認，很多出現騷亂的國家已接受了貧富分化加劇的現實，認為這是讓經濟迅速增長必須付出的代價。

應該注意的是，這場全球抗議浪潮還與全球化有密切關系。托馬斯·費里德曼2011年8月13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讓民眾的憤怒也走向了全球化，這些示威活動正相互感染著。一些以色列抗議者拿著這樣的標語：“像埃及人那樣行進?！睆谋举|上來看，這些社會抗議活動不是由新技術引發的，但新技術恰好點燃了它們?！督鹑跁r報》也提到了全球化與這些社會抗議活動之間的關系。文章指出，全球化提升了富人的收入，卻創造了一個使不熟練工人的工資保持低水平（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國際勞工市場。全球化還助推了社交網絡的繁榮，使抗議者的思想和形象能在世界范圍內傳播。

2011年10月15日《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2011年幾乎所有的民粹運動都是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真實寫照，是一場普通民眾對抗精英階層的全球范圍內的抗議浪潮。這些抗議活動有很多相似之處——大多缺乏統一的領導、意識形態的指導；堅信全球化是只服務于富人的全球化；對商政勾結導致腐敗感到憤怒；借助于媒體網絡推動抗議活動一步步升級以達到目的——但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抗議浪潮的矛頭都直指傳統的精英階層。

全球大破壞VS全球大轉變

如何界定這股全球抗議浪潮？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全球大破壞”，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全球大轉變”。這兩種看法都不無道理。

澳大利亞環保主義者、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前任負責人、《大破壞：氣候危機怎樣顛覆全球經濟》的作者保羅·吉爾丁認為，這一連串的抗議活動傳遞出一種訊息：當前的資本主義制度過度追求經濟增長，在財政和生態方面均已達到極限。保羅·吉爾丁將世界視作一個統一體?？棺h活動、債務危機、社會不公、氣候異變，在他看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統一體在走向崩潰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陣痛。他提醒人們回想一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曾經許下的美妙承諾：如果我們讓富人越來越富，讓公司埋頭盈利，讓污染環境不付代價，世界就會越來越美好；盡管分配可能無法實現絕對公平，但窮人的貧困程度會減輕，努力的莘莘學子會得到較好的就業機會，我們也會有足夠的財富來修復環境。然而，事實是這一體系正在走向崩潰，全球范圍內的社會抗議活動便是這種崩潰的先兆。

德勤領先創新中心的聯席董事長約翰·海格三世與該公司的獨立聯席董事長約翰·希利·布朗在合著的新書《拉動力》（ThePowerofPull）中指出，人類正處于“全球大轉變”的初級階段，全球化與信息技術革命的聚合力量推動加速了這一過程。在初級階段，由于人們依然按照原來那些越來越不合時宜的體系和規范來發展運行，我們對“全球大轉變”最直接的感受便是社會積弊凸顯、政府腐敗無能、民眾壓力攀升——所以全球抗議浪潮的爆發并不意外，是“全球大轉變”的必經階段。他認為，“全球大轉變”在全球范圍內開啟了一股思考、創新、促進新合作、開發新市場的潮流。而且其內涵正在不斷豐富，其速度正在不斷提升。開發利用這一股全球潮流，正是提高生產力、加快發展、促進繁榮的關鍵所在。但是，為了有效地開發利用這股力量，每個國家、每家公司，乃至每個人都必須不斷地提升自身的能力。

《紐約時報》2011年10月11日刊文，就這兩種觀點進行討論。文章認為盡管吉爾丁認為“全球大破壞”不可避免，但他本質上是一位樂觀主義者，相信危急時刻人性的光芒總會閃現——即使“大破壞”真地發生，人類也能挺身而出，進行根本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哈格爾也是一位樂觀主義者。盡管他明白“大破壞”對人類的沖擊并非天方夜譚，是有可能變成現實的，但是他依然堅信“大變革”將重塑一個新世界，在那里人們將會擁有更多的才能、潛力和工具來對抗“大破壞”的沖擊并繼續堅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