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中的名人故事

紅色記憶中的名人故事

劉少白毛澤東肯定過的共產黨人

■徐鳴皋 王晉源

劉少白（1883.6—1968.12），名象庚，字少白，出生于興縣黑峪口村的一個地主家庭，1903年考取了清王朝的最后一科貢生。后到省城太原的山西武備學堂學習，因病中途輟學。1905年，劉少白再一次進入太原府中學學習，三年后考入山西大學法律預科，后轉入高等學習，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新書新報，曾擁護同盟會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以后，他剪掉辮子，上街貼標語、游行，參加了山西的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爆發以后，劉少白開始接觸馬列主義，領悟到中國革命只有以俄為師，才是唯一的出路。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激起劉少白的極大義憤，他不顧個人的安危，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地下黨員及革命志士。此間他又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

劉少白把培養子女走革命道路，作為自己一生的正確選擇，四個子女和一個外孫都被他送到延安學習，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成為我國科研事業的棟梁之才和革命領導干部。劉少白還介紹其他一些人員奔赴延安，參加革命。

劉少白很早就將培養子女走革命道路，作為自己一生的正確選擇。長女劉亞雄是興縣第一個不纏足的女子，也是第一個考入省城上學的女學生。劉少白把自己的理想與希望寄托在長女的身上，給她長期訂閱《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還常常向她介紹報刊上登載的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在他的影響下，女兒劉亞雄在太原女師上學期間就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為此曾被學校當局給予記大過處分。后來，劉亞雄考入了北京女師大，并很快成為學聯會員、著名學生領袖，與劉和珍等人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發動的著名的“驅楊運動”。1926年，劉亞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便在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中，被校方開除。北京地下黨決定派劉亞雄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劉少白獲此消息后，日夜兼程趕到北京，又從北京到了天津為女兒送行。1927年，劉亞雄從莫斯科回國后，由江蘇省委轉到上海黨中央組織部工作。1931年4月，因叛徒出賣，劉亞雄和陳原道、徐芝蘭、蒲秋潮等河北省委十幾名黨員被捕。事件發生后，劉少白多方奔走進行了營救。經過革命風雨的洗禮，劉亞雄終于成長為黨內的婦女工作者、社會活動家，建國后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原交通部顧問。

之后，出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光明前途的絕對信心與真誠理解、支持，劉少白又將自己的幾個孩子劉易成、劉平、劉乃成及外孫劉紀原送到延安公學學習，使他們走上了革命道路。他還介紹牛何之、李六平、高重華、張義俠等人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由于有劉少白的培養和引導，劉易成成為了中科院從事基礎物理研究的專家，為我國的衛星航天事業做出突出貢獻。外孫劉紀原曾是中共中央委員、國家航天局局長、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二女兒劉競雄、三女兒劉平也在早年即投身革命，成為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卓有建樹的領導干部。

劉少白在北平工作期間，曾傾囊營救我黨被捕同志，他的北平公寓也成為我黨的秘密聯絡地點。1937年，劉少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與王若飛單線聯系?？谷諔馉幈l后，劉少白積極動員群眾參軍參戰，僅1937年一年，就有七萬多名晉西北青年參加革命。

1928年，劉少白到北平，先在河北建設廳任職，第二年應傅作義之邀，任天津商品檢驗局局長。他在北平的公寓，成為我黨中央與河北省委的秘密聯絡地點。1931年，因叛徒出賣，河北省委十幾位負責同志被捕入獄，為了營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他四處奔走，傾囊營救，惜未獲成功。后因聯絡點暴露，他只身逃離。

1935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關頭，爭取與東北軍有親密關系的傅作義抗日，便成了我黨一項重要的統戰工作。劉少白自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根據地下黨指示，利用自己的公開身份，為爭取傅作義抗日，建立統一戰線，做了許多具體工作。這一時期，到天津開展工作的我黨工作人員，差不多都和劉少白有過密切的接觸，并得到過他的幫助。1936年，地下黨通知劉少白，說北方局擬派劉瀾濤來綏遠開辟工作，希望他給以幫助。當劉瀾濤到達綏遠以后，他給予了積極協助，并為劉瀾濤找了在一家報館當編輯的工作做掩護。后來劉瀾濤被閻錫山手下的特務發現，將被根據閻錫山密令逮捕時，劉少白馬上通知并幫助劉瀾濤安全轉移。此外，劉少白還參加了對我黨領導人王若飛同志的營救工作。王若飛在太原被營救出獄之后，與劉少白保持著密切的工作聯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劉少白鄭重地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要求。北方局經過研究，一致認為劉少白已經具備了入黨條件，經王若飛、安子文介紹，當年8月，劉少白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了便于開展工作，經劉少奇同志批準，劉少白將作為秘密黨員不公開身份，組織關系與王若飛聯系。這一年他54歲。在經歷了大半生的艱苦求索以后，他終于找到了真理與光明，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即派周恩來同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談判，于1937年9月，在綏遠、察哈爾、晉西北、晉北等地成立了第二戰區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這是與閻錫山共同成立的一個戰略區域性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實際上起著戰時政權的作用。它的成立，有利于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與發展。它與犧盟會密切合作，組織力量協助八路軍一二○師工作團分赴各地開展減租減息、合理負擔活動，極大地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建立了各種群眾性的抗日救亡團體，并在晉西北、晉北和綏遠等地積極動員群眾參軍參戰，一年內晉西北就有七萬多名青年人參加了抗日隊伍，這其中劉少白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1937年，劉少白受命返回興縣，主要為我黨創辦農民銀行。他帶頭把自己家里的全部積蓄和糧食拿出來，還積極做地方士紳的工作，為抗戰籌集了不少資金和糧食。他還在銀行內部辦起書社，經銷從延安運回的進步書籍。

1937年9月，劉少白受命回到興縣，奉黨組織指示，擔任了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地總動員委員會興縣分會經濟部部長，主要任務是籌備糧草，協助八路軍一二○師，為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而斗爭。

晉西北黨委為了使八路軍駐地物價穩定，保障供應，調動社會各方面抗日救亡的積極性，決定創辦一個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銀行，并任命劉少白為該銀行的經理。為了籌措資金，劉少白巧妙地利用當時閻錫山提出的“國難當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假戲真做，廣泛動員社會集資。與此同時，他帶頭把自己家里多年的積蓄全部拿出來，投入銀行。

在此期間，他還積極做地方士紳如牛友蘭、楊邦訓、劉訓三等的工作，要他們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為抗戰出力。牛友蘭就一次拿出3萬元，150石糧食。在劉少白、牛友蘭的帶動下，人口不足10萬的興縣，就湊起了股金6萬元，糧食700多石，從而保證了建立銀行所需要的基金。10月，劉少白創辦興縣農民銀行，他擔任經理，銀行發放農貸，發行鈔票，業務迅速開展起來。興縣農民銀行紙幣穩定，信譽良好，不僅流通市場，還吸收了可觀的外地資本。后來閻錫山揚言要在晉西北“困死八路軍，餓死八路軍，趕走八路軍”，而興縣農民銀行卻積極工作，為駐扎在興縣、嵐縣一帶的八路軍一二○師籌措了不少經費與糧食，為抗戰籌集了大筆資金。

與此同時，劉少白按照劉少奇同志的指示，以開明紳士的身份，積極工作。1938年，他從延安回到興縣以后，又在農民銀行內部辦起了新運書社，經銷從延安運回的書籍，主要包括《論持久戰》、《聯共（布）黨史》、《八路軍軍政雜志》等進步書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與主張。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發生以后，閻錫山派人到興縣農民銀行搜捕劉少白，好在此前劉少白已經將農民銀行所有貴重東西連同全家都搬到了陜甘寧邊區的盤塘，才免遭一難。

1940年1月，興縣和周圍數縣都成了解放區，黨領導下的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興縣銀行改名為西北農民銀行。一二○師政委關向應同志委托牛蔭冠同志找劉少白談話，要他出任西北農民銀行的行長，他欣然受命。為了進一步把銀行辦好，劉少白決定到延安，學習延安陜甘寧邊區光華銀行的創辦經驗。

劉少白非常向往延安，多次赴延安見到毛澤東和我黨其他主要領導同志，聆聽他們對時局的認識和看法。劉少白還積極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晉西北紳士參觀團到延安訪問，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延安學習和參加革命。

劉少白非常向往延安。1938年他從興縣赴延安，見到王若飛、陳賡、徐冰、成仿吾，并由王若飛介紹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和陳云等同志，聆聽了毛澤東對時局的科學分析。1942年，他再度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澤東主席與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同志的親切接見。毛澤東主席詳細詢問了山西的情況，并認真地聽取了他的工作匯報，對其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還當即要求北方局盡量解決劉少白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這次延安之行使劉少白受到了極大的教育和鼓舞，他工作更加吃苦賣力，受到很多群眾的擁護，在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成立大會上，他光榮地當選為副議長。

1942年，劉少白發起倡議，組織晉西北紳士參觀團到延安參觀訪問，以學習延安精神。中共中央當即表示歡迎晉西北士紳到延安參觀。于是，以牛友蘭為團長、劉少白和武潤生為副團長的晉西北士紳參觀團便組成了。參觀團到達延安以后，受到延安各界的熱烈歡迎，并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謝覺哉、吳玉章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毛澤東主席向全體團員講了國內、國際形勢，以及“三三制”、“減租減息”等方面的政策，號召大家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力量。劉少白還將兒子易成、乃成及外孫紀原帶到延安，送進學校學習。參觀結束時劉少白代表大家親筆起草了《晉西北士紳參觀團留別延安各界書》，表達了他們對于延安軍民的無限熱愛與景仰。

晉綏抗日根據地與黨中央所在的陜北抗日根據地相鄰，劉少白根據這一特點，積極參與晉綏根據地的創建，為使晉綏根據地成為保衛延安的一道堅固屏障做出重要貢獻。

1942年春，劉少白建議邊區政府種植棉花，興辦紡織廠，當年興縣全縣就種植棉花35000畝，生產皮棉六七十萬斤。后又辦起了供銷合作社，配合銀行發行鈔票收購棉花，對于克服解放區的經濟困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劉少白主動提出不要馬夫、警衛員，讓他們都去搞生產。

晉綏抗日根據地與黨中央所在的陜北根據地相鄰，這種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各抗日根據地與延安進行聯絡的樞紐，成為保衛延安的屏障。黨中央與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主要通過晉西南與晉西北。十二月事變后，閻錫山占據了晉西南，黨中央與各根據地的聯系便主要通過晉西北地區來維系。在此情況下，晉綏邊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建立了3條交通線。第一條是由興縣經嵐縣、靜樂、忻州、崞縣到晉察冀邊區的北岳二分區；第二條是由興縣經臨縣、方山、交城、清源、太原、徐溝、太谷、祁縣進入晉冀魯豫邊區的二分區；第三條是由興縣經臨縣、方山、交城、汾陽、文水、平遙進入晉冀魯豫邊區的太岳二分區。這樣，晉綏邊區首腦機關所在地興縣就成為交通線上的樞紐，由此經過黑峪口過黃河經葭縣、吳堡、綏德、清澗到延安。秘密交通線建立以后，還根據工作需要建立了秘密交通隊。劉少白利用銀行工作之便，自己掌握著一批渡船與可靠的船工，保證陜甘寧邊區、黨中央與各抗日根據地的交通暢通無阻，安全地護送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及中共七大代表經晉綏到達延安，為爭取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同時，他還在經濟、財政方面大力支援陜甘寧根據地，在晉綏邊區財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組織晉綏邊區軍民節衣縮食，給延安提供了許多物資。

晉綏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為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做出了積極的、巨大的貢獻，是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成功實踐的光輝一頁，這其中浸滲著劉少白同志的不少心血與大量艱苦的工作。

1945年，劉少白到延安參加解放區大會籌備會，任常務委員和綱領起草委員會委員。

劉少白積極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并動員弟弟將自己家多余的土地捐獻給邊區政府處理，卻被極“左”路線污蔑為假積極，受到批斗。后經過毛澤東干預，劉少白得到平反，官復原職。1949年10月1日，劉少白參加了開國大典。劉少白建國后先后擔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減息及土地問題》的“五四”指示。不久，黨中央召集延安各界人士座談討論。會后，毛澤東邀請劉少白到王家坪吃便飯，就餐時毛澤東對劉少白說:“中央決定實行土地改革，你是共產黨員，回去以后，可以將你家的多余的土地獻給農民，給大家帶個頭?！眲⑸侔仔廊粦?。返回興縣以后，他馬上動員弟弟劉象坤，將自己家的4500畝土地、一處四合院和百余株樹木全部獻了出來，交給政府處理。1946年《晉綏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劉副議長及其胞弟向農民獻出土地房屋”為題作了報道，予以表揚。

1946年9月，晉綏邊區在進行土地改革過程中，由于康生等人違背中央指示，推行極“左”路線，劉少白率先獻出土地搞土改的模范行為被誣蔑為假開明，收買群眾，劉少白本人還受到了錯誤批斗。毛澤東主席看到《晉綏日報》報道以后，大為惱火，對晉綏分局的領導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像劉少白這人都被你們批斗了，以后還有誰敢跟我們合作呢？你們犯了錯誤，回去趕快向劉少白先生道歉。1948年初，晉綏分局為劉少白平反，恢復了他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的職務。

1948年8月，劉少白代表晉綏邊區到河北平山縣參加成立華北政府的華北區各界代表大會。9月15日，劉少白在平山縣南莊致信毛澤東主席，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對晉綏土改的意見，二是關于他的黨籍如何處理。10月30日，毛主席復函劉少白，回答了他在信中提到的兩個問題，又托彭真同志與劉少白談話。與彭真同志談話以后，劉少白重新煥發了革命斗志。

1949年，劉少白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0月1日，劉少白參加了開國大典。此后，劉少白先后擔任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山西省委員會副主席，山西省監察委員會委員，抗美援朝華北委員會常委，保衛和平委員會山西分會理事，中蘇友好協會山西分會副主席，山西省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山西省第一次黨代會代表等職。

1958年后，劉少白定居北京，任全國政協委員，并繼續擔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他雖然遠離山西，但仍念念不忘家鄉的建設，曾經為興縣捐款3000元，以資助家鄉人民開展水土保持工作，搞好山區經濟建設。

1968年12月10日，因“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劉少白本人及家屬子女都受到了沖擊，這位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斗了幾十年的革命老人在心情抑郁中去世，終年86歲。

1975年鄧小平同志復出，撥亂反正，為劉少白同志恢復了名譽，將其骨灰移放于八寶山革命公墓，1987年又歸葬于故里興縣的晉綏解放區烈士陵園。全國政協、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政協山西省委員會，以及山西省委統戰部、組織部，為劉少白等同志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高度評價了劉少白光輝的一生。

嘉康杰河東最早的共產黨人

■孟紅

嘉康杰（1889—1939），又名寄塵，夏縣胡張鄉其毋村人，晉南地區最早的共產黨人。1937年12月，劉少奇到臨汾參加會議時稱贊嘉康杰是“群眾領袖”。嘉康杰犧牲后，毛澤東在《革命軍人犧牲家屬紀念證》上題詞：嘉康杰同志在革命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嘉康杰自幼天資聰明，勤奮好學。他惜貧憐弱，嫉惡如仇。從小就表現出了不同于富家子弟的特殊性格。

嘉康杰1890年10月12日生于夏縣胡張鄉其毋村一嘉姓富戶人家。幾天后，在西安做生意的父親歸來，為孩子取字“寄塵”，寓意兒子能不染塵埃，好好做人。

嘉康杰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在私塾里，先生《三字經》剛講到一半，他就能通讀全書，背誦如流。在母親的影響下，他開始表現出了不同于富家子弟的惜貧憐弱、嫉惡如仇的真性情。

1925年，嘉康杰遵奉父命，來到韓家嶺村收租。在親自耳聞目睹了百姓的困苦生活后，善良的嘉康杰不免心生同情與憐憫，不僅免去了租子，還燒毀了契約。在父親看來：這樣下去，再大的家業也難免被他“敗光”，真是個大逆不道的兒子。

為此，父親提出了分家的想法，想借此嚇唬嘉康杰。誰知嘉康杰對老人的封建家長作風早有看法，爽快表示同意分家。

父親見此計并不奏效，無奈話已說出，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只得照辦。

分家時，嘉康杰也不計較分多分少，分好分壞。而且最終把自己分得的土地，一一查點清楚，弄明白是從誰手里買來的，把原主逐個叫到跟前，當面歸還原主，并把契約燒掉了。

嘉康杰這一叛逆的舉動感動了鄉鄰，十里八村都知道嘉家出了個好心的“二少爺”。這也為嘉康杰后來能夠那么容易而廣泛地發動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斗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嘉康杰在“五四”愛國運動中，親手將賣國賊從墻頭拖下。他追求真理，興辦學校。閻錫山曾想委任他當縣長，被他嚴詞拒絕。他為革命培養了大批有生力量，被譽為晉南著名的教育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剛20歲出頭的嘉康杰滿懷激情，剪掉發辮，投筆從戎，隨革命黨人李歧山的部隊開赴臨汾前線。清帝退位后，他解甲歸鄉，重返高小讀書。1914年，他在太原省立農業?？茖W校因鬧學潮，遭閻錫山通緝，被迫東渡日本求學。1915年回國參加了反袁斗爭，后又入北京大學學習。

在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中，嘉康杰走在北大游行隊伍最前列，并親筆書寫了“早知曹瞞碑無字，不期章忄享死有頭”的標語。在趙家樓，他親手將賣國賊章宗祥從墻頭拖下，憤怒的游行學生在痛打賣國賊后，放火焚燒了趙家樓。

1919年底，從北大畢業后，為了研究西方社會革命，尋求革命真理，嘉康杰再度赴東京明治大學求學。

1920年，閻錫山向日本出賣山西煤礦權益，嘉康杰作為留日學生代表回到北京，號召山西學界起來斗爭，使閻錫山的陰謀破產。

閻錫山曾想委任嘉康杰當縣長，被他嚴詞拒絕。他認為“中國之落后，在于不興教育，不懂科學”，他決心興辦學校，振興中華。他在本村嘉家祠堂辦起了“以太小學”，吸收以嘉家為主的鄰里子弟讀書，自己編寫課本，并在課余時間帶著學生荷鋤耕耘。

在夏縣城西25公里稷王山下，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道觀，叫做“堆云洞”。有“小布達拉宮”之稱的堆云洞依山而建，房上建房，院中套院，洞里藏洞。

1922年，立志教育救國的嘉康杰于此創辦了“平民中學”，為革命培養了一大批有生力量，也為后來河東特委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平民中學”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招收北方9省學生達1200余人，大部分成為革命活動的中堅力量。1925年嘉康杰又和吳仲六等在運城創辦了“河東中學”，除講文化課外，還講一些專題課，如鴉片戰爭、帝國主義侵華史等。嘉康杰從1922年至1933年間，先后創辦了“中山中學”、“臨汾中學”、“康衢中學”等7所學校，培養進步青年近千名，雖然先后被閻錫山查封了，但培養出的學生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嘉康杰也因此被譽為晉南著名的教育家。

1928年，中共河東特委在這里成立，此后，堆云洞便成為河東革命活動的秘密據點。

嘉康杰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智勇兼備，屢建奇功，他在晉南地區的革命活動，使敵人聞風喪膽，敵人曾懸賞對他通緝。在晉冀豫區黨委第一次代表會上，嘉康杰當選為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補代表。

1927年冬，經王鴻鈞等介紹，嘉康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夏縣韓家嶺，嘉康杰籌建了黨的紅色武裝，為群眾辦學校，宣傳革命，開啟了河東紅色革命史上武裝斗爭的第一幕。嘉康杰家在韓家嶺村有一個很大的莊園。河東特委、河東中心縣委、晉豫特委等中共河東地方黨組織的領導機關先后駐扎在此。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晉南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面對白色恐怖，嘉康杰臨危受命，不畏艱險、殫精竭慮地致力于重建和恢復黨組織的工作。

1928年，嘉康杰赴天津參加了順直省委會議。1929年3月5日，嘉康杰、金長庚、南玉山、張霈之等，化裝成閻錫山的軍官，帶著蓋有河東衛戍司令部印章的公文，到平陸縣馮卓、棗園、羅鼓溝等村檢查武器彈藥，對擁有武器的幾戶惡霸地主的武器進行收繳，沒收步槍6支，銀元220元，當場擊斃惡霸分子任麟角。這件事震動很大，是河東開展武裝斗爭的首舉。

1930年，中共山西省特委派員到河東，在堆云洞召開了河東特委會議，建立起以嘉康杰為書記的中共河東中心縣委。時隔不久，嘉康杰又任河東特委組織部長。他不分晝夜，廢寢忘食，深入基層，奔走于各地積極宣傳黨的主張，發展黨的組織。先后籌劃建立了新絳、虞鄉、永濟、臨晉縣黨支部，同時成立了虞臨永中心支部。到1933年底，晉南36個縣就有32個縣建起了黨組織，在農民中發展黨員400多人。

1931年，河東黨的領導機構改組為河東縣委，由嘉康杰擔任領導人。農歷臘月初八，嘉康杰在夏縣縣城召集萬人大會，歷數國民黨縣黨部書記秦中興的罪狀，縣長被迫將秦逮捕，并免去與秦勾結的財政局副局長宋漢卿、張世杰的職務，任命共產黨員嘉紅元為財政局長。

1936年，紅軍東渡來到山西。嘉康杰積極響應和配合紅軍東征的行動，在夏縣策劃了農民武裝暴動，組織創立了“河東紅軍游擊隊”，擔任總指揮。4月12日晚，他率領游擊隊員到尉郭村搗毀了五區區公所，并將繡有斧頭鐮刀的紅旗插上了尉郭村玉帝廟，后又將隊伍拉上中條山，鎮壓了惡霸地主高廣仁的兒子高三印。4月16日，游擊隊進入王家河，搗毀了二區區公所，提出“燒契約，分糧食”的行動口號，斗爭三天后，聞喜、平陸、垣曲的群眾前來分糧助戰。這之后聞（喜）夏（縣）之敵膽戰心驚，晝夜緊閉城門。

嘉康杰的革命活動，使敵人聞風喪膽，遂出賞銀1000元，縣政府另加500元予以通緝。嘉康杰此時的處境十分惡劣。但他機智勇敢，巧妙周旋，躲過了敵人一次次追捕。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八路軍入晉抗日。同年11月，嘉康杰根據山西省委和河東特委的指示擴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在晉南各縣宣傳發動，組織了1200人的“侯馬團”，送到八路軍一二○師，同時還給一一五師補充了一批新戰士，使河東黨組織圓滿完成了擴軍任務。

同年12月，中共北方局在臨汾劉村召開山西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劉少奇稱贊嘉康杰是河東“群眾領袖”。

1938年1月，嘉康杰和金長庚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同年5月，組織上決定讓嘉康杰提前回山西工作，臨行前劉少奇針對晉南特點就如何建黨如何堅持游擊戰爭等問題對嘉康杰作了指示。同年6月，他重返河東地區工作后，擔任了中共晉豫特（地）委、中條地委委員、軍事部部長、八路軍晉豫邊游擊支隊供給部長兼第六大隊政治主任、第七大隊大隊長等職，積極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率領游擊隊戰斗在中條山區，配合主力部隊多次挫敗日軍的進犯。

1939年9月10日至28日，在晉冀豫區黨委第一次代表會上，嘉康杰當選為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補代表。

嘉康杰遭暗殺，1939年在去延安開會的路上以身殉國。為紀念嘉康杰，1952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決定將運城中學命名為“山西省康杰中學”。幾十年來，這里已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才數萬名，成為運城市十大名片之一。

1939年11月18日，嘉康杰動身去延安。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的暗探到處都是。有人主張護送他，嘉康杰執意不要。

為了避開特務，他決定翻過山到平陸，再沿黃河西上。剛出韓家嶺20余公里，在一塊巖石的拐彎處，突然，背后傳來一聲槍響，他的警衛員被打死了，接著又是一槍，將嘉康杰打昏過去。人們前去搶救時，他已不省人事，最終因失血過多光榮犧牲。

在嘉康杰犧牲后的三天內，武家坪附近一條溝里的水都是紅色的。從嘉康杰殉難這天開始，滿山遍野的樹葉都成了紅色。

嘉康杰殉難后，晉豫邊區游擊隊在陽城召開追悼大會。1940年1月17日，《新華日報》（太岳版）發表了題為“悼念嘉康杰同志”的文章，高度贊揚了嘉康杰為革命奮斗的精神和做出的貢獻。

為了紀念嘉康杰烈士這名晉南地區最早的共產黨人，1952年5月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將運城中學命名為“山西省康杰中學”。時任運城地委書記的嘉康杰的戰友柴澤民（新中國首任駐美大使）兼任學校黨委書記。幾十年來，這座晉南名校已經為國家培養了數萬名棟梁之才。如今的康杰中學已成為運城市十大名片之一。在康杰中學校內的康杰紀念堂入口處書寫著康杰校歌：“高高舉起毛澤東的旗幟，踏著康杰同志的血跡前進！”康杰精神不僅激勵著康杰人，同時也感召著所有的后來人。

康杰烈士陵園坐落在他的老家——其毋村頭。每年清明前后，都會有上千名國家公職人員和青少年學生到康杰烈士墓前緬懷先烈。2008年，烈士陵園進行了擴建，嘉康杰當年的戰友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了落成儀式。嘉康杰惟一的孩子嘉鏡兒在1939年康杰殉難后被組織安排到延安讀書，后在延安參加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國家物資部工作。1983年春節前在北京病逝，享年61歲。

瞻仰嘉康杰烈士的另一個好去處——堆云洞“平民中學”遺址，記載與見證了烈士的革命足跡。這里至今遺留有“秘密印刷廠、地道、井中通道和藏身暗洞”等革命遺跡，嘉康杰、柴澤民、孫雨亭、賈蒿、金長庚等革命前輩都曾在此生活戰斗過。1985年，堆云洞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列入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又被確定為山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