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構建中美新型戰略穩定?*

鹿 音

冷戰結束后、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迅速而深刻。這種變化對大國關系構成了嚴峻考驗。在全球化走得“更遠、更快、代價更低及更深刻”①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99，pp.7-8.的時代大背景下，作為最大的新興大國和最大的守成大國，中國與美國構建新型戰略穩定的意義已經超出中美關系本身，成為順應并推動國際局勢走向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戰略穩定理論，或稱經典軍備控制理論，是冷戰期間美蘇處理戰略武器關系的一套指導原則和安排。冷戰時期美蘇間的戰略穩定使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的國家關系保持了總體穩定。冷戰后，大國力量格局向多極化發展，但核力量格局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依舊保持了冷戰時的兩極結構，美俄基本繼承了美蘇戰略穩定框架。而中美之間的核力量對比也繼續保持著懸殊差距，戰略穩定在冷戰后相當長一個階段都沒有成為兩國關系中的關注點。

進入21世紀，在中美涉及核戰略核政策的對話與討論中，斷續出現過關于中美建立戰略穩定的提法。在此背景下，美國防部2010年先后出臺《彈道導彈防御評估報告》和《核態勢評估報告》，首次提出要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戰略穩定，并就戰略穩定與中國進行對話。②2010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http://www.defense.gov/bmdr/docs/BMDR_101_MASTER_2_Feb.pdf;2010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http://www.defense.gov/npr/.(上網時間:2011年6月5日)美國在其重要的戰略報告中首次提到中美戰略穩定，體現出美國有與世界主要大國對話談判以保持穩定關系的意愿。但對于中美戰略穩定的概念界定、構成因素及維持途徑等實質內容，美國官方、學界和政策分析領域并沒有形成較為統一的看法。美國官方沒有正式宣示過關于中美戰略穩定的框架和政策考慮，即便有高官提及這一概念時，也經常涵蓋軍事、安全、政治、外交甚至是經濟內容。近年來關于中美戰略穩定的討論實際上更多集中在學術界，以中美之間1.5軌和二軌戰略對話的討論為主。這些渠道主要包括始于2004年的“中美戰略核關系與戰略互信”國際研討會和始于2005年的中美戰略對話，①“中美戰略核關系與戰略互信”國際研討會得到中國外交部大力支持，由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共同在京舉辦。從2004年開始到2011年底，該研討會已舉辦六次;2005年啟動的“中美戰略對話”是美國國防部降低防務威脅局提供經費的一個重要項目，由美國海軍研究生院與太平洋論壇聯合主辦。這兩個年度國際會議的參會代表都是兩國核及安全領域的資深專家和學者，也有相關領域的現役和退役高級軍官。會議設置議題也都主要圍繞維護中美戰略穩定展開。及2008年4月曾舉行過一次的中美核戰略核政策研討交流，還有一些討論戰略穩定的專業項目等。

在這些對話與交流中，美方對于建立怎樣的中美戰略穩定并沒有明確的設想，比較集中的觀點有:(1)冷戰期間美蘇保持穩定的兩種主要手段，即危機穩定和軍備競賽穩定，仍然適用于中美建立戰略穩定，但是作用的方式應與冷戰期間大相徑庭。(2)戰略穩定有多種含義，最重要有兩點:一是可預見性，二是防止錯判形勢。中美戰略穩定指即便發生小誤解和小風波，雙方也不至于出現戰略誤判，不至于影響總體關系，不至于引發沖突。在這種關系中，不確定性降到最低限度，戰略武器的制衡作用也降到最低限度。(3)美保持與中國的戰略穩定關系與美俄保持這種關系同等重要，但在處理方法上不一定完全相同。(4)強調中美戰略穩定既可以是目標，也可以是過程，雙方在謀求穩定的過程中可以逐漸增強互信、減少摩擦。(5)對于美國來說穩定并不是指沒有分歧，戰略穩定關系指的是雙方有分歧，但這種分歧不會影響總體關系的發展。②以上觀點主要來自“中美戰略核關系與戰略互信”國際研討會以及“中美戰略對話”?？梢钥闯?，美國學術界對中美建立戰略穩定的觀點集中于防止戰略誤判，在危機出現時不至于升級為大的沖突。這些觀點實際上也不只局限于軍控領域的核戰略穩定，同時涵蓋了內容更為廣泛的、從戰略層面考慮的雙邊關系穩定。

由于“戰略穩定”的概念同時也用來考察戰略力量對比對兩國關系的影響③作為戰略軍備控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戰略穩定”長期被用于判斷軍控方案的優劣，同時也被用來考察雙方戰略力量對比對兩國關系的影響。參見李彬:《軍備控制理論與分析》，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年9月，第5、66-68頁。，而中美關系又是一對內容豐富且復雜的雙邊關系，所以本文試圖以戰略力量穩定為重點，以中美軍事與安全關系穩定為背景來探討中美間新型戰略穩定。

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框架不同于美蘇之間傳統的戰略穩定框架，主要在于以下三點:第一，國家關系的基礎不同。美蘇之間是明確基于兩國敵對關系的戰略穩定，而中美之間是基于合作伙伴關系的戰略穩定。④2011年1月舉行的中美首腦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承諾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吨忻缆摵下暶鳌?，2011 年 1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0/c_121001428.htm.(上網時間:2012年1月2日)第二，核關系在國家關系中的比重不同。冷戰時期的兩極安全體系就建立在兩個超級核大國的戰略核威懾基礎上，美蘇兩國展開核軍備競賽，兩國關系也圍繞爭奪核優勢展開。⑤劉金質:《冷戰史》(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5頁。而核關系只是中美關系中的一部分，且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第三，核力量基礎不同。美蘇核力量基本對等，而中美之間核力量差距懸殊。

建立在力量對等和關系敵對格局下的美蘇(俄)戰略穩定框架，難以解決力量非對稱和關系非敵對國家格局下的中美戰略穩定問題。中美建立戰略穩定要基于更加廣泛的共同利益和目標，基于中美整體安全關系的穩定，遠非僅限于兩國的核關系。為此，中美建立戰略穩定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有所不同。在當前戰略背景下，需要從中美兩國關系的實際狀態入手，綜合考慮中美建立戰略穩定的有利因素與主要障礙，分析廣義的中美戰略穩定概念框架與具體實踐。

二

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具備一些積極的推動因素。首先是中美關系的現實需求。21世紀的中國和美國分別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經濟總量、外貿總額分別占世界總數值的1/3和1/5。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2011年雙邊貿易額達4467億美元，同比增長15.9%，創歷史新高。⑥“商務部新聞發布會通報2011年我國商務運行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2年1月18日，http://www.gov.cn/xwfb/2012-01/18/content_2047861.htm.(上網時間:2012年 1月28日)中美兩國不僅在經濟上深度相互依賴，還在政治上廣泛合作。從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到反恐和防擴散，從打擊海盜到搶險救災及解除人道危機，從應對氣候變化到能源合作，中美幾乎在所有的全球性問題上展開了合作。①袁鵬:“戰略互信與戰略穩定——當前中美關系面臨的主要任務”，《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期，第31頁。兩國的內部發展、對外戰略和相互關系，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安全正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中美關系正在成長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同時也是最復雜的雙邊關系。應對這樣的雙邊關系，中國與美國同樣沒有歷史經驗可循，必須從現實需求出發，在共同應對全球問題、維護地區安全、促進世界和平發展過程中，在戰略層面建立起一種持久的穩定關系，以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保證國際體系變遷的總體穩定。對于這樣的現實需求，傳統戰略穩定框架局限于核力量穩定的狹義內容，遠遠不能涵蓋當今中美關系的多元性與復雜性。

其次，美蘇(俄)傳統戰略穩定的固有弱點日益凸顯。傳統戰略穩定主要取決于兩個超級核大國之間穩定的核力量關系。兩國通過一系列軍控條約強化了“相互確保摧毀”的格局，使雙方都不敢對對方發動先發制人的進攻。在一段時期內，兩個核大國的軍備競賽處于可控狀態，從而有效制止了核戰爭的爆發，達到核大國之間的一種穩定狀態。所謂“穩定”是為了便于兩個軍事超級大國爭霸，主要保證兩國處于“穩定的沖突”狀態，而不是要中止這樣的沖突狀態。②Camille Grand，“Ballistic Missile Threats，Missile Defenses，Deterrence，and Strategic Stability”，Occasional Paper，(Monterey，CA and Southampton :Monterey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Mountbatte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No.5，March 2001，p.6.這樣的戰略穩定并沒有改變軍備競賽的本質，只是使雙方的軍備競賽在不危及各自安全的情況下“穩定”地進行下去，兩國從未真正放棄過核軍備競賽，甚至一度出現軍備競賽升級。③潘振強主編:《國際裁軍與軍備控制》，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3-54頁。隨著冷戰結束，基本繼承了美蘇戰略穩定框架的美俄戰略穩定逐步失衡，其本身固有的弱點進一步凸顯。布什政府2002年底退出被視作傳統戰略穩定基石的《反導條約》，實際上已經破壞了美蘇(俄)戰略穩定存續的核心與基礎。美俄雙方在之后的裁軍談判中也繞過了傳統軍控裁軍條約應堅持的可核查與不可逆原則。這樣的做法客觀上刺激了全球導彈進攻及導彈防御領域的競賽，刺激了導彈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并且有引發太空戰爭的危險。④Richard L.Garwin，“Holes in the Missile Shield”，in Sanford Lake off eds.，Strategic Defense in the Nuclear Age，Appendix，Scientific American，November 2004，p.161.相較于率先破壞傳統戰略穩定基石的布什政府，奧巴馬任內提出“無核世界”倡議，重回傳統軍控談判軌道，與俄羅斯共同推動新的核裁軍條約正式生效，對維護全球戰略安全與穩定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2010年4月簽署的《美俄關于進一步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武器條約》中對反導、先進常規武器打擊等也未作實質性限制，而且允許美國保留強大的重新上載能力，⑤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Measures for The Further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40035.pdf.(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這進一步顯示出美俄之間的戰略穩定框架已經變得越來越脆弱。2011年11月底，美俄關于導彈防御的談判宣告破裂，美國執意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俄羅斯則威脅要退出新核裁軍條約，⑥Josh Rogin，“Medvedev announces failure of U.S.-Russia missile defense talks;threatens to withdraw from New START”，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23/medvedev_announces_failure_of_us_russia_missile_defense_talks threatens to withdraw.(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這表明傳統戰略穩定框架已難以為繼。中美必須建立起一種有別于美俄戰略穩定框架的新型戰略穩定。

第三，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已有一定渠道與基礎。美俄在戰略武器領域的競賽關系難以改善，而包括涉核安全在內的全球安全問題迫切需要中美共同化解。為此，中美兩國已經建立起一定的渠道，為進一步建立中美新型戰略穩定關系奠定基礎。一方面，中美兩國在建立一種新型戰略穩定關系上有一定共識。中國政府始終主張全面禁止、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9年9月聯合國安理會核不擴散與核裁軍峰會上發表演講時提出五點主張，其中第一點就是“維護全球戰略平衡和穩定，積極推進核裁軍進程”。⑦“安理會核不擴散與核裁軍峰會開幕，胡錦濤參加峰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年9月25日，http://www.fmprc.gov.cn/eng/zxxx/t616870.htm.(上網時間:2012 年 1 月3日)奧巴馬政府高舉“無核世界”旗幟，對裁減核武器態度相對積極，對防止擴散的訴求越來越強烈。特別是奧巴馬政府常常用“戰略穩定”來指代中美關系的總體穩定。同時，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對增進兩國互信都非常重視，成為兩國建立戰略穩定的重要前提。無論是數次“胡奧會”成果對推進兩國互利互信的表述，還是2012年2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在華盛頓發表的政策演講，均把增進兩國互信置于極其重要的地位。①習近平在美國友好團體歡迎午宴上的演講:《共創中美合作伙伴關系的美好明天》，將“持續增進中美相互理解和戰略信任”置于中美兩國可以共同努力的領域之首。http://www.gov.cn/ldhd/2012-02/16/content_2068376.htm.(上網時間:2012年2月24日)中美兩國領導人均積極倡導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其中也把相互信任放在第一位。②胡錦濤主席2012年5月在第四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系》，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11882964.htm.(上網時間:2012年5月3日)

另一方面，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的互信與合作渠道正在增加。近年來，中美兩國在推動雙方安全領域溝通與合作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在軍事安全領域，中美軍方的高層對話以及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兩國國防部直通電話以及海上軍事安全磋商等一系列機制的相繼建立，推動中美軍事交流逐步走向穩定。與此同時，中國軍隊在加強軍事透明度方面的舉措，也對增進中美戰略互信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涉核安全領域，兩國共同促進《核不擴散條約》無限期延長，推動《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化學武器公約》履約、出口管制、合作發展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保障制度與技術等。同時，在解決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機制中共同發揮重要作用，推動并積極參與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六國談判等，這些渠道和機制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與贊譽。③Wallace C.Gregson，“China: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January 13，2010.此外，雙方業已建立多層次的戰略安全對話渠道。其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對中美關系穩定發展具有很大價值，同時它也成為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的重要官方渠道。④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t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Opening Session，May 3，2012，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5/201205034981.html#axzz1t.(上網時間:2012年5月5日)非官方渠道包括始于2004年的“中美核關系與戰略互信”國際研討會、中美核戰略對話，還有2008年4月曾舉行過一次的中美核戰略核政策研討交流等。

三

建立中美新型戰略穩定當前面臨著良好契機，但挑戰也顯而易見。隨著中國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位次進一步前移，作為守成大國，美國將中國視為“現實對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美兩國關系的競爭性日益突出，這一點在考察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的不利因素時，可以作為基本背景。

首先，中美兩國缺乏安全互信是最本質的干擾因素。無論是狹義的核力量的戰略穩定，還是更為廣義的戰略穩定，都離不開兩國軍事與安全關系水平。中美新型戰略穩定是一種以兩國戰略安全關系為基礎的廣義的戰略穩定框架。因此，在兩國力量差距懸殊的前提條件下，創造一個讓力量相對弱勢一方享有安全感的整體安全環境有重大現實意義。兩國在安全與軍事領域的互信對于建立這樣的安全環境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從中美關系現狀看，雙方除在經濟領域建立起比較穩定的互信外，在戰略、“美國的國際問題”和“中國的內政問題”等領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互不信任，尤以在“中國的內政問題”上最為嚴重。⑤牛新春:“中美戰略互信:概念、問題及挑戰”，《現代國際關系》，2010年，第3期，第6頁。由于內政牽涉國家主權等國家根本利益，因此相較于雙方的經貿合作與互信，中美兩國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互信與合作始終徘徊在低水平，遠遠滯后于業已形成的其他共同利益。

當前中美安全互信的主要障礙，集中體現在中美兩軍交往的“三大障礙”上:一是美國堅持對臺軍售、其中包括向臺出售進攻性武器;二是美對中國沿海進行具有明顯冷戰特征的高強度艦機偵察活動;三是美國依據其《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限制兩軍交往。這些都導致兩軍交往不能步入良性循環，兩國安全互信脆弱。臺灣問題一直是阻礙中美兩國建立安全互信的核心問題。近幾年，兩岸關系明顯呈現出交流與合作的主流趨勢，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保持了良性互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推動兩岸經濟關系進入制度化合作的新階段，探討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有關交流活動也取得一定進展。然而，美國仍在向臺灣出售武器，包括進攻性武器。2011年9月，美國政府再次宣布售臺武器，金額達58億美元，此舉激起中方的強烈抗議。美國的《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限制中美在包括核領域在內的12個領域進行軍事交流，①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Sec.1201;“Limitation on Military-to-Military Exchanges and Contacts with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amendment.xpd?session=1068＆amdt=h154.(上網時間:2011年3月3日)幾乎涵蓋了中美可以增強互信的所有領域。同時，美國在中國專屬經濟區?？沼蜻M行情報搜集活動的頻率也相當高，嚴重破壞了中美之間的安全環境，給實力處于弱勢的中國造成極大不安全感，導致中美在軍事與安全領域的互信程度仍然很低，甚至形成實際上更具危險性的戰略互疑。②王輯思、李侃如:“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2012年4月，第48頁，http://www.brookings.edu/～ /media/.../0330_china_lieberthal_chinese.pdf.(上網時間:2012年9月28日)按照“作用與反作用、行動與反應”的邏輯，美國在軍事安全領域的進攻性做法使中國政策制定者、軍方、學者和一般民眾都很難信任美國。與兩國總體關系發展水平相比，兩國軍事和安全關系明顯滯后，這顯然不利于建立新型中美戰略穩定關系。

從2009年開始，美國高調宣示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為配合其戰略調整，美國在經濟、外交和軍事領域也明顯加強了對亞太的投入。美國官方雖宣稱其戰略調整不是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③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pp.56-63.但美國戰略“再平衡”確實給中國帶來了新壓力。美國“重返亞太”后，地區安全環境經歷了又一輪動蕩與不穩定——朝鮮半島危機升級，南海問題不斷升溫，相關國家一再制造事端想改變區內安全現狀，中國近年與東盟各國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框架下的友好互動受到嚴重干擾?；谥袊趯嵙τ绕涫擒娛聦嵙ι仙刑幱谌鮿?，中國民眾對于國家“百年屈辱史”的普遍記憶及世紀之交中美之間“炸館”、“撞機”等重大安全危機的刺激，中國各界對美國的“敵人意象”④Kenneth 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III，June 1951.轉引自［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著，閻學通、陳寒溪譯:《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261頁。很容易被激活。這對建立涉及核問題的新型中美戰略穩定不可能構成有利條件。

其次，中美核關系中的非對稱性因素對中美戰略穩定構成挑戰。全球核戰略態勢至今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依舊保持了冷戰時的兩極結構，美俄仍是擁有絕對核優勢的超級核大國。中國的核力量與美相比相差懸殊，中美核關系建立在非對稱力量結構之上，同時將繼續以非對稱的方式發展。這樣的非對稱性導致雙方的疑慮，干擾雙方建立更廣泛的戰略穩定關系。一方面，中國保持現有的、數量非常少的核力量規模，并不尋求發展與美國勢均力敵的核能力，但看到美國核力量發展明顯不利于中國安全的一面，必然產生疑慮;另一方面，中國國力的整體增長和軍事現代化的進展，也讓美國對中國戰略力量的發展存有疑慮。

美國的核力量在數量和質量上對中國的絕對優勢由來已久，但冷戰后美國發表的三份《核態勢評估報告》均顯示，美國核力量的“變化”趨勢明顯更加不利于中國的戰略安全，比兩國業已存在的力量懸殊狀況更令中國疑慮。綜合分析美國近年出臺的戰略態勢報告，可以發現以下三個明顯特征:一是美國顯著增加了在西太平洋部署的核潛艇的數量，也同時增加了瞄準中國的目標數。美國在亞太的軍力部署的調整，特別是?；鶓鹇粤α康脑鲩L，⑤未來美國海軍將保留所有14艘“俄亥俄”級核潛艇。即便將來有可能減少到12艘，也絕不會影響裝備在戰略核潛艇上的核彈頭的數量。參見: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US Nuclear Forces，2007”，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63，No.1，2007，pp.79-82;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第1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就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調整發言，明確了未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稱在2020年前，美國海軍將把目前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區5∶5均分的力量配置重新調整為6∶4，其中太平洋地區將部署6艘航母，以及美軍大多數的巡洋艦、驅逐艦、瀕海戰斗艦和潛艇。參見:http://www.iiss.org/conferences/the-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2/speeches/first-plenary-session/leon-panetta/.(上網時間:2012年6月2日)對中國戰略武器的生存能力明顯構成挑戰。二是美國發展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一方加強防御性武器，在進攻性戰略武器勢均力敵的前提下，即造成戰略不穩定，而對于進攻性戰略武器原本就處于劣勢的國家威脅就更大。⑥Rose Gottemoeller，“Arms Control in a New Era”，edited by Alexander T.J.Lennon，Contemporary Nuclear Debates——Missile Defense，Arms Control，And Arms Ra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2002，p.306.中國正是這種處于劣勢的國家。美國官方堅稱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純粹是防御性的，旨在對付來自朝鮮和伊朗這類國家的威脅而并不針對俄羅斯或中國。這種辯解顯然不能令人信服，何況美國負責導彈防御項目的官員曾指出，美國建立導彈防御的努力中有中國因素，至少在東北亞地區是如此。①Ann Scott Tyson，“U.S.Missile Defense Being Expanded，General Says”，The Washington Post，July 22，2005，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wp - dyn/content/article/2005/07/21/AR2005072102356.html.(上網時間:2010 年4 月15 日)三是美國外空雷達的發展降低了中國核武器的隱蔽性，破壞了中國戰略武器的生存和機動能力。②Li Bin，“Tracking Chinese Strategic Mobile Missiles”，Science＆Global Security，Vol.15，No.1，2007，pp.1-30.美國戰略武器的發展將加劇中美核關系的失衡，不利于雙方建立戰略穩定，同時還造成兩個連帶后果:中國對提升核透明度的顧慮增加，以及中國長期堅持的發展核力量的克制態度受到干擾。③實際上，在中國國內，要求增加核力量部署的聲音確實存在，但并不是主流，也不能實質性地影響中國政府穩定的核政策。但中美之間核力量戰略失衡加劇和美國戰略調整及部分官員對中國愈發強硬的態度，引發中國各界越來越大的擔憂，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到決策者的態度。以此為背景，美國在其新版《彈道導彈防御評估報告》和《核態勢評估報告》中提出維持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穩定，更引起中方關注。美國將中國與俄羅斯相提并論，似有意將適用于核力量對稱格局下的美蘇戰略穩定框架應用于非對稱格局下的中美戰略穩定關系，這樣的表述既有悖于力量現實，也易引發中國對冷戰時受到超級核大國“核威壓”④李彬:“中國核戰略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9期，第16-22頁。的記憶，使中方很難接受，更凸顯中美建立戰略穩定面臨的現實挑戰。

最后，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干擾尤為明顯。建立新型中美戰略穩定，需要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安全與防務政策更加成熟與穩定，需要美國慎重考慮中國的主要安全關切，并在對華政策上做出相應調整，使之有利于雙方發展穩定、成熟、可持續的關系?！皩ν庹哂肋h不能脫離其國內背景的發源地。沒有國內社會和國家，也就沒有對外政策?！雹荩塾ⅲ菘死锼雇懈ァは栔?，唐小松、陳寒溪譯:《變化中的對外政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頁。美國從狹義的軍控政策到廣義的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無不打上國內政治因素的深刻烙印，其中，黨派政治與利益集團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力自冷戰后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其一，黨派政治帶來不確定性。美國的黨派政治也是兩黨政治。共和黨特別相信軍事實力的作用，不惜增加軍費展開軍備競賽，傾向于反對以條約為基礎的軍備控制，并力圖使政府結構不利于締結有效的軍控條約;民主黨更傾向于多邊主義和國際主義，善用多邊談判與合作解決對外關系中的問題，傾向于推進和維護軍備控制條約。⑥周寶根、李彬:“黨派政治對冷戰后的美國軍控政策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2年，第4期，第64頁。兩黨在軍備控制領域的政策分歧客觀存在，美國政府更迭，兩黨輪流上臺執政勢必影響其軍控政策的連續性，導致美國軍備控制政策出現較大搖擺，無論對傳統戰略穩定還是對建立新型戰略穩定，都是負面影響。其二，利益集團的影響。利益集團與政府相關部門或者立法機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是決定美國對外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研究認為利益集團從根本上掌握了美國政治生活的命脈，從而充分保障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⑦［美］威廉·多姆霍夫著，呂鵬、聞翔譯:《誰統治美國——權力、政治和社會變遷》，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328-336頁;Paula Stern，Water’s Edge，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9，p.212.在諸多利益集團中，軍工復合體可被視作權勢利益集團的代表。作為行政機構中的軍事機構與私營部門的軍工企業的聯合體，軍工復合體是一種特殊的利益集團，對美國的軍控與安全政策影響很大，這一特點在冷戰時期就已十分明顯，冷戰后依然存續。一方面，軍工復合體自然地成為戰爭的積極推動者。戰爭直接導致國防預算攀升，軍火商們因此在戰爭中得到巨額利潤。另一方面，軍工復合體從來都是國家假想敵的制造者，即使是處于和平時期。美國利益集團，特別是軍工復合體對中美關系，特別是中美安全關系的影響十分明顯。在中美建立軍事與安全互信的諸多障礙中，尤其是在對臺軍售上，都有軍工復合體等利益集團的影子。美國利益集團對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的干擾深植于美國政治體制本身，難以克服。

四

盡管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存在諸多困難與干擾因素，但建立這樣的戰略穩定對穩定中美兩國的核力量發展態勢、推動中美關系整體穩定、營造良好的全球安全環境非常有益，為此做出努力也是探索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一種有意義的嘗試。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需要一個基本框架，這個框架既要推動雙方增強互信，又要有效降低雙方發生危機與沖突的可能性，并能夠管控雙方的安全意外與危機，總體上有利于雙邊關系的穩定。為此，中美建立戰略穩定要有一些原則和具體措施。

首先，中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應包括一些指導原則?？梢韵葟淖裱承╇p方都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則入手:一是相互尊重，增進互信，了解并充分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關切，努力擴大中美戰略利益的交匯點，保證中美總體關系穩定發展;二是接受雙方核力量相差懸殊的現實，不將相互確保摧毀的美蘇冷戰式的核力量平衡作為建立中美戰略穩定的基礎，但同時不能單方面降低力量弱小一方的核反擊能力;三是主動創造有利于建立戰略穩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區別對待雙方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四是建立切實可用的危機管理渠道;最后，美國作為力量強大的一方，應更加積極主動，展示誠意，而中國作為力量較弱的一方，應以積極合作的態度履行承諾。雙方從易到難、循序漸進地發展戰略穩定關系，逐步取得實質性成果。

其次，實質性地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直到達成這樣一種狀態，即“核武器惟一的作用就是遏阻核攻擊”。對于這樣的狀態，中國已經有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NFU)，即中國在任何時間、任何條件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會對任何無核國使用核武器。①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中國多年以來一直堅定奉行這一政策，未來也不可能放棄這一政策。同時，中國一直在積極呼吁所有有核國家奉行這樣的政策，以真正保證有核國的信譽和無核國的安全。鑒于美國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很難接受同一政策表述，②參見:Gregory Kulacki＆ Jeffrey Lewis，“NFU in Sino-US Nuclear Dialogue:Dilemma and Way out”.該文指出:中國專家需要了解在與美國官員和專家討論“不首先使用”概念的困難。美國人認為，蘇聯試圖在“不首先使用”的承諾上進行欺詐，蘇聯只想利用“不首先使用”離間美國與歐洲盟國。所以當美國官員聽到中國官員談論“不首先使用”時，許多人都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也試圖用“不首先使用”的承諾進行欺詐，并威脅像日本這樣的美國盟國。換言之，當中國官員使用這一與前蘇聯密切相關的短語時，許多美國人自然而然地就得出結論:今天的中國和以前的蘇聯一樣。雙方可以探討一種新的政策表述，但其實質內容仍是盡可能降低核武器的作用，直到達成某種一致，以推動雙方建立戰略穩定。為了避免冷戰歷史對中美雙方“意識形態化”的影響，可以考慮雙方將討論落實在具體內容上，而不是標簽化的政策宣示上。③Henry Kissinger，DoesAmerica Needa ForeignPolicy?Simon＆Schuster，New York，2002，p.149.如果能以實質性限制核武器的使用政策為基礎，以增進兩國軍事與安全互信為途徑，那么中美建立戰略穩定框架的可操作性與實際效果將非常積極，對中美雙方戰略穩定和世界安全都有益。

中美雙方如果能將戰略武器的惟一目標確定為僅僅是懾止核打擊(即中國對敵方第一次核襲擊具有報復性核打擊能力④《國防科技名詞大典》核能卷編委會:《國防科技名詞大典——核能》，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兵器工業出版社、原子能出版社，2002年，第62頁。)，那么就不需要維持一個巨大的核武庫，也不必造成或卷入核軍備競賽。這不僅有利于美俄繼續核裁軍，也可使中國在發展核力量上始終保持一貫的克制態度。事實是，在中國成為法定核國家后，發展核力量一直都不是軍事力量建設的優先選項;同時，中國也不需要具備美國基于“核戰”(warfighting)的核打擊能力，不必為了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而將核武器置于一觸即發的警戒狀態，不必始終將核彈頭置于上載狀態，這些都有效保證了核武器的安全可靠，防止誤發射與核軍備競賽，有效促進戰略穩定。同樣，將核武器的作用僅限于遏阻核攻擊，也有利于美國提升自身形象和地位。從政策內容上看，這一政策與美國近年來加強發展常規武器的政策有一致性，有利于提高美國政策的可信性，也有助于緩和相關國家對美研發部署導彈防御計劃的批評，減輕美國實施核武庫維持計劃的壓力。在政治上，可以鞏固美國在全球核不擴散努力中的主導地位，也有利于美俄保持戰略穩定。

中美以“核武器的惟一作用就是遏阻核攻擊”為目標，建立新型戰略穩定框架，不可能一蹴而就。鑒于中美關系本身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兩國建立新型戰略穩定，必定是個循序漸進、逐步成熟的過程，而且有可能出現很多困難。當前，雙方可采取以下具體步驟:一是持續加強兩國在地區核擴散、反核恐怖主義及核能、核安保領域的合作，并努力消除導致核擴散與核恐怖主義的政治根源;二是繼續維持和加強核禁忌，旗幟鮮明地反對發展戰略武器的邊緣行為，包括核武器的小型化、發展常規戰略性進攻武器等;三是美方要拿出誠意、采取行動，減少并最終停止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排除《與臺灣關系法》對中美關系的干擾和《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對兩國軍事交流的法律限制，逐步減少直至最終停止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偵察活動，以實際行動增進中美軍事與安全互信;四是探討美國發展全球反導系統對中美兩國利益的影響(特別是從經濟、安全與美國的軟實力角度);五是中美就透明度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鑒于中國安全與軍事領域越來越透明的現實，美方應接受兩國基于各自國家利益的透明度現狀，停止強迫中國以美國的利益需求為基礎展現透明，中國則應考慮到全球化的需要，逐步接納一些已形成機制的透明方式，繼續提高透明度;六是建立有效的中美軍事與安全危機管理機制，并就機制運行進行模擬演練;七是從學界到政界，全面推動中美雙方就建立新型戰略穩定的指導思想、實施方法和具體步驟展開廣泛討論，爭取達成理論與實踐共識。

基于上述原則與途徑建立新型中美戰略穩定，可使中美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建立在更為牢固的基礎上。一方面，可有效避免誤判，降低核領域意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也降低中美之間爆發安全危機的可能性，增進危機穩定性;另一方面，可避免潛在軍備競賽，有利于鞏固全球核不擴散機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展示中美兩個大國實現無核世界的誠意。行勝于言，行動更值得信賴。將核武器的作用僅限于遏止核攻擊，不僅體現大國為實現無核世界主動承擔責任的態度，更是大國為實現此目標采取的實際行動。

中美之間建立戰略穩定是中美建立持久、穩定的成熟大國關系的重要途徑，也是探索建立一種新型國家關系的過程，不僅有利于中美關系穩定，而且可為新的安全環境下有核國之間建立新型戰略穩定關系提供示范，其對于增進中美戰略與安全互信、擴大中美合作面、穩定中美整體關系具有深遠意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