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黨中央擔任職務之考辨

●夏東民 孫道同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黨中央擔任職務之考辨

●夏東民 孫道同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黨中央總書記，還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這是黨史學界長期有爭論、認識并不一致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黨史權威部門公開出版發行的中共黨史論著以及黨中央領導人傳記、年譜，對這一問題的記述也不盡一致，基本上是兩種說法和觀點。我們經過深入與系統考辨，認為張聞天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而不是黨中央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遵義會議；張聞天；黨中央總書記；黨內總負責

1935年1月，黨的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黨中央總書記，還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這是黨史學界長期有爭論、認識并不盡一致的問題。為了深入研究和探討這個問題，最近，筆者查閱了改革開放以來，由我國黨史權威部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公開出版發行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年譜、傳記以及中共黨史專著，對這個問題的記載和表述也不盡一致，基本上也是兩種說法和觀點。我們通過深入研究與系統考辨，認為張聞天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而不是黨中央總書記。

一、說法和觀點之一：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

這一說法和觀點出現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一些專著中：

《中國共產黨簡史》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都論述：遵義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1][2]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中寫道：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在行軍途中，根據會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盵3]

《楊尚昆年譜》（1907-1998年）中記述：2月5日，“軍委縱隊到達云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在這里開會，會議根據毛澤東在會前同周恩來提議變換中共中央領導問題，討論中央常委內部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秦邦憲改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盵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年譜和傳記也較普遍地持這種觀點?！睹珴蓶|傳（1893-1949）》中寫道：“遵義會議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盵5]《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寫道：“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接替秦邦憲在黨內負總的責任。[6]

《周恩來傳》中說：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從土城戰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盵7]《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記述：“2月5日前后，在雞鳴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盵8]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記述：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雞鳴三省村”開會，會議根據毛澤東在會前同周恩來提議變換中共中央領導問題，討論中央常委內部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博古改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9]

《劉少奇傳》中說：遵義會議后的行軍途中，又以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負總責。[10]《劉少奇年譜》上卷中記述：“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后，在行軍途中，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秦邦憲負總的責任?！盵11]

《陳云傳》中寫道：遵義會議后不久，從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12]這是2月5日左右的事情?！蛾愒颇曜V》中寫道：（1935年）2月5日，陳云同劉伯承率軍委縱隊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變換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隨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13]1977年8月23日，陳云同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談話時說：“遵義會議后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總書記我記不清?！盵14]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記述：“2月5日，隨軍委縱隊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開會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盵15]

二、說法和觀點之二：黨的遵義會議后，張聞天被推舉為黨中央總書記

1979年8月25日，鄧小平在黨中央為張聞天舉行的追悼會上所致悼詞中說：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和《張聞天年譜》中也采用這個說法。

《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中記述道：會議最后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推舉張聞天為黨中央總書記。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總部進駐云南威信縣水田寨“雞鳴三省村”?！爸醒朐诖伺e行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央常委關于分工的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盵16]該書第170頁，有兩條頁注，一條是1979年8月25日，鄧小平在黨中央為張聞天舉行的追悼會上所致悼詞中首次公布這一史實：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另一條是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記載：“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黨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張聞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睂τ跒楹涡熊娡局杏衷诔Ｎ止ど蠒羞@樣的決定，遵義會議參加者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在一次談話中說出了其中的緣由，他說：“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于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盵17]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如此論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此后，在紅軍轉戰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盵18]

《張聞天傳》中也寫道：1935年2月5日，紅軍“中央縱隊”從石廂子開拔，行進到屬于“雞鳴三省”地域的云南威信縣的水田寨……中央負責同志住高坎。這時，張聞天感到不改變領導不行了，現在是到了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了，就提出“要變換領導”。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許多同志都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當總書記，這一天晚間常委會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以洛代博，由張聞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還發表了一個撤銷博古總負責人職務的聲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19]該書第140頁的注釋詳細記述了這一問題。關于博洛交接的經過和張聞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根據有四：1.張聞天在《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中寫道：“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薄爱敃r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在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以毛澤東為首）后，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毛澤東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擔當下去。張聞天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將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以后，我即將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了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毛主席決定?！保ò粗醒霗n案館所存手稿）2.周恩來在1971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在扎西川滇貴三省交界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換下來，張聞天當總書記，我印象深刻。[20]3.鄧小平《在張聞天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1979年8月25日）說，1935年1月，在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志“被推選為總書記”。鄧小平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斗力的黨》（1965年6月14日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說：“毛澤東同志那時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當總書記?！盵21]4.陳云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中寫道：“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盵22]陳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遵義會議后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總書記我記不清?！盵23]5.彭德懷寫的自傳材料在講到1935年8、9月間張國燾對張聞天的態度時說：“當時張聞天是總書記，他們并沒有放在眼下?！盵24]6.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劉英談話，說：“遵義會議以后，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于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盵25]

三、考辨之結論：張聞天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而非黨中央總書記

黨的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擔任黨中央總書記，還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這兩種說法和觀點均出自黨史權威部門的理論研究成果，主要根據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張聞天、陳云、鄧小平、楊尚昆等）的會議記錄或談話、或文章、或回憶錄、或訪談寫成的，應該說都具有一定的依據和合理性、可信性。其實，這兩種說法，從實質上看，差別不大，都表明遵義會議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張聞天是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經過仔細查閱、認真而全面地思辨后我們認為：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而不是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其主要依據有兩條：

一是我們黨當時的習慣做法使然。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失敗、陳獨秀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被撤銷，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后，黨中央領導機關就再也沒有“中央總書記”這個稱謂了。比如，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選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同年11月9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瞿秋白主持會議并作政治報告，會議決定對中央領導機關進行重大調整，增選羅亦農、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這就是說，在瞿秋白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沒有“黨中央總書記”之說。又如，1928年中共六大閉幕后，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7月20日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就是說，從黨的六大開始，黨中央領導機關就沒有再設立“中央總書記”這個職務了。再如，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1930年12月18日的電示，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米夫參加了會議。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政治局成員分工和中央常委等問題，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常委會主席仍由向忠發擔任。會上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王明為候補常委。由于王明得到共產國際遠東局支持，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王明所操縱。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王明并不是黨中央主要領導人，也不是黨中央總書記，中央主要領導人仍然是向忠發。又比如，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這兩人的叛變給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采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干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來于12月底到達中央根據地的瑞金。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盧福坦（后叛變）、李竹聲（后叛變）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后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這就是說，在向忠發被捕叛變以后，從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起，就沒有再設立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個職務了，而是確定“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是黨中央領導機構的一個重大變化。1933年1月，臨時中央機關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主持會議并作報告，將“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中央主要領導人。從上面所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變動情況來看，黨的遵義會議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原是臨時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正如1982年12月28日，陳云在一個批示中所說：“關于遵義會議前后，中央是否設總書記職務？這個問題的答案和上面那個問題的答案有些類似，即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和博古雖然先后擔任過黨中央的負責人，但他們都沒有總書記的稱號。所以，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負總的責任，而不會是接替他任總書記?！盵26]

二是以黨史權威部門出版的黨史著作為考證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出版的一系列權威黨史著作，如《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和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傳記和年譜，如《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朱德年譜》、《劉少奇傳》、《劉少奇年譜》、《陳云傳》、《陳云年譜》、《鄧小平年譜》、《楊尚昆年譜》等，均認為黨的遵義會議后的2月5日，中央紅軍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開會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這也是我們確定張聞天是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而不是黨中央總書記的考辨結論的重要依據。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43.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127.

[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147.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6.342-343.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443-446.

[7]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A].遵義會議文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9.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274.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新編本（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458.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傳：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03.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39.

[12]陳云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云年譜：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75.

[14][23][26]陳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435.435.503.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16-117.

[16][1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169-170.170.

[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387-388.

[19]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140.

[20]張聞天（圖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61.

[21]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9.

[22]遵義會議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3.

[24]彭德懷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2.

[25]百年潮，19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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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9-928X（2012）02-0017-0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專項任務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10JD710072）。

作者夏東民系江蘇技術師范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孫道同系第二軍醫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教授

■責任編輯：周奕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