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群眾工作的基本經驗

● 曹春榮

中央蘇區群眾工作的基本經驗

● 曹春榮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創建中央蘇區的偉大斗爭中，創造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群眾工作經驗。其基本的有：把握群眾情緒，從群眾的切實需要出發；關心群眾生活，熱心為群眾排擾解難；推廣群眾經驗，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維護群眾利益，把實現、保障群眾利益放在優先地位。

中央蘇區；群眾工作；基本經驗

中國共產黨歷來把群眾工作當作重要工作之一。蘇區時期，在創建和保衛中央蘇區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斗爭中，我們黨把群眾工作做得蓬蓬勃勃、扎扎實實，結出了累累碩果，留下了許多典范和經驗。這是一筆極為寶貴的歷史遺產，值得我們深入發掘、認真總結。本文謹就中央蘇區帶普遍性、具有全局指導意義的，亦即基本的群眾工作經驗作番探究，藉以拋磚引玉。

一、把握群眾情緒，從群眾的切實需要著眼，這是群眾工作的出發點

蘇區時期之初，中國共產黨成立不過八九年，在中央蘇區各地發展黨員、建立組織的時間更短，大多只有三四年，甚而一兩年。當地群眾很少有人知道共產黨為何物，甚至受了反動宣傳，認為共產黨是紅鼻子、綠眼睛的殺人魔王，“共產共妻”的豬狗。中國共產黨要在這些地方領導人民群眾起來革命，首先就要做好宣傳、動員、教育群眾的工作，取得群眾的了解和信任。一方面使群眾認識黨，了解黨的性質、綱領、任務、路線、政策和策略，知道黨是干什么的，為誰干及怎樣干的；另一方面也使群眾認識自己，知道自己為什么終日辛勞而不得溫飽，找到解放自己、求得翻身的路徑。顯然，這是一項十分繁重且艱巨的群眾工作，光靠貼標語、喊口號、磨嘴皮子是不行的。因為這些地方的人民群眾差不多“一窮二白”：大多數人家無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靠租佃和借高利貸維持生活，日子十分窘迫；大多數人屬于文盲或半文盲。及時了解群眾在想什么、有什么要求、黨應給予怎樣的幫助，就成了黨聯系群眾，完成宣傳、動員、教育、組織群眾任務的前提條件。換言之，準確把握群眾情緒，從群眾的迫切需要著眼，就成了黨的群眾工作的出發點。

當時蘇區群眾最想要的，是有幾塊屬于自己的田地。所以黨領導的紅軍每到一地，就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工農政權甫建立，就著手進行土地、人口等基本情況的調查摸底，分田機構的組建，以及分田事務的籌備。接著，一個“快”字，一個“平”字，把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務迅速完成了，貧苦工農歡天喜地，逢人便說“共產黨真正好”，“跟共產黨走錯不了”。從此，黨的各項中心工作如擴紅支前、發行公債、借谷籌款、辦學興教等，都得到人民群眾的充分理解與真心擁護，順利完成了任務。

時任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的陳云，在《斗爭》雜志第18期上發表的署名文章《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中敘述了一個反面事例。文章說，有個巡視員在某區召集了該區農業工人工會支部長聯席會議。巡視員在會上作報告，提出七項工作要各支部去做，然后要大家討論，但發言的很少。有工人發言說：第一，“我們糧食很困難，現在沒有飯吃”；第二，“照中央政府規定，工人可以免繳土地稅，但是我們這里區政府還是要我們繳土地稅，這件事情請上級想想辦法”?？墒?，巡視員似乎沒有聽見工人的心里話，沒有要大家討論如何解決這兩個工人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結果各支部長空空洞洞地“討論”了巡視員的報告，會議就結束了。顯然，巡視員的召會目的沒有達到，為什么呢？因為他沒有從工人最樂意的工作做起，不能激起工人對會議的興趣，對各項任務的積極性；反而會“使工人對于工會領導發生不滿意，影響到這個支部的健全與鞏固”。為此，陳云鄭重指出，工會工作“要從工人最高興的工作做起”，“應該事前了解工人當時的要求去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決的問題”。他還以通俗的比喻解說了這個道理，他說：“好比鎖著的兩扇大門，我們要進屋子去，一定要個鑰匙來開那把鐵鎖。這個鑰匙是什么呢？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個工作做起。因為只有從工人愿意做，他感覺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推動起來?！盵1]

二、關心群眾生活，熱心為群眾排憂解難，這是群眾工作的切入點

蘇區時期打仗是常事，動員、組織群眾參加和支持革命戰爭是各級黨組織與蘇維埃政府最重要的群眾工作。然而，如果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單單動員群眾進行戰爭，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嗎？當然不能。群眾是活生生的人，他要吃飯、穿衣，要娶妻生子，病了要醫，老了要養，孩子大了要讀書，房子破了要修繕。還有分到田要耕種，可是牛又沒，肥料又缺，勞動力也不夠。這些與革命戰爭大局比起來微不足道的“家常事”，對于具體的一家一戶來說，卻都不是小事。因為它不僅直接關系到群眾生活的安危、好壞，影響到群眾體質體力的強弱；而且決定著群眾對黨和蘇維埃的情感取向、乃至政治立場，當然也就影響到群眾對革命戰爭的擁護與否。

中央蘇區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十分注意做好群眾生活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從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入手，幫助群眾克服生活困難，使群眾能安心過日子，熱心參加蘇維埃的各項工作。興國縣長岡鄉一戶貧苦農民家的房子被大火燒掉了一間半，鄉政府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重建。有三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馬上捐米救濟他們。1933年夏荒時節，鄉政府還從二百多里外的公略縣辦了米救濟群眾。鄉政府對群眾的關心體貼，換來了群眾對鄉里各項工作的全力支持。在擴大紅軍運動中，全鄉百分之八十的青壯年當紅軍去了。推銷公債時，全鄉一千五百人，實銷了五千四百塊錢公債。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長岡鄉因而成為中央蘇區有名的模范鄉。

福建上杭縣才溪鄉的大多數青壯年男子也都出外當紅軍、做工作了，許多人家種田缺勞力。鄉政府為此組織了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幫助紅軍家屬和群眾進行勞動互助。一村中，勞動力有余之家，幫助不足之家。一鄉中，勞動力有余的村，幫助不足的村。黨團員又做“禮拜六”，即每逢星期六，黨團員們自動去幫助紅軍家屬和有困難的群眾，義務耕種田地。勞動力問題解決了，全鄉的生產搞得紅紅火火，不僅農作物產量大增（1933年比上年增產兩成），而且新開了許多荒田荒山。生產搞好了，生活改善了，群眾參加紅軍更踴躍了，全鄉青壯年男子百個人中有八十八個當紅軍去了。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推銷經濟建設公債及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取得了良好成績。

時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親自到上述兩鄉以及瑞金武陽區、石水鄉等地，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總結了各地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從關心群眾生活入手、做好各項工作的經驗，并且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大力宣傳。毛澤東強調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盵2]

三、推廣群眾經驗，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這是群眾工作的著力點

群眾經驗是群眾在反復實踐中摸索、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群眾雖無高深知識和理論，但憑直覺、閱歷和經驗，群眾中也蘊含了豐富的智慧。對于這些來自群眾本身的好辦法、好經驗，擁有相同實際、共同目標的群眾特別容易理解并接受。故此，推廣群眾經驗，讓一部分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成果，變成廣大群眾共享的財富，是做好群眾工作的著力點。

中央蘇區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在群眾工作中就十分注意發現群眾經驗，并不斷總結提升，然后運用多種渠道（如群眾團體、群眾大會、報刊宣傳、現場演示、辦班訓練等）加以表彰推廣，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分田工作中，當時通行的做法是派人用繩子、尺子實地丈量土地面積，然后按畝數分配到戶。但田有肥瘦之分，土有生熟之別，同樣一畝的田，其產量就有較大差別。表面的公平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公平。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曾山，了解到興國這里分田不論“田畝”，而論“谷擔”。所謂論“谷擔”分田，就是分田小組到實地估產，這塊田能產多少擔谷，那塊田能產多少擔谷，鄉里鄉親的大家心里都有數。以實收禾谷擔數計量分配土地，既準確又省時省力，體現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有效地避免了上述不合理現象。曾山立即將這一經驗在全省推廣。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一文中，對這個分田辦法也作了充分說明，使之進一步在中央蘇區推廣開來。

在密切處理基層政權與群眾的聯系的問題上，興國長岡鄉和上杭才溪鄉等的縣鄉，建立了多種以群眾為主體、干群結合的專門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教育委員會、查田委員會、衛生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既是鄉蘇咨詢議事機構，也是鄉蘇推行某項工作的工作隊，還是群眾向政府反映意見與要求，溝通上下聲氣的聯絡站。使蘇維埃聯接了更廣大的群眾，各項工作都得以更快更好落實了。這些舉措被毛澤東譽為“蘇維埃工作發展到高度時的很好的創造”[3]，成為鄉蘇工作重要一部分的經驗，還被中央政府采納，納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組織法》的規定中。

此外，群眾所創造的勞動互助組（社）和犁牛合作社，以解決農業生產中缺乏勞動力與耕牛問題；挖老墻土熬硝鹽，以克服缺食鹽的困難；采用草醫草藥和民間偏方治病痛，以彌補西醫西藥嚴重不足；于田間地頭、路旁樹下設立識字牌，以隨時隨地教成年文盲識字；運用民間小調填寫新詞，以娛樂形式傳播革命道理等等，這些群眾經驗也都很快被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發現并“拿來”，迅速推廣出去，為更廣大的群眾服務。

事實證明，中央蘇區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積極推廣群眾經驗的做法，不僅密切了黨群、政群、干群關系，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干部們變得更聰明，增長了才干，減少了官僚習氣和命令主義。

四、維護群眾利益，把實現、保障群眾利益放在優先地位，這是群眾工作的落腳點

黨的性質、綱領和宗旨表明，黨除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外，別無私利。黨的群眾工作的最終目的便是維護群眾利益。這一點，在中央蘇區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的訓令、決議、布告等文獻中，多有規定和提醒。如《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關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萬擔及征收土地稅的決定》就強調指出：六十萬擔借谷與土地稅征收要“引導群眾鐵一般的團結起來，積極擁護中央的號召，自愿借出谷子交納土地稅為著紅軍。如果拋棄了宣傳鼓動，而用攤派的方式借谷，用強迫的辦法收土地稅，那是完全不對的”[4]。

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就擴大游擊隊和對付大刀會問題，反復叮囑江西省南廣中心縣委書記余澤鴻和南廣縣委書記聶照良要關心、維護群眾利益。他指出：對付大刀會，除了派游擊隊武力消滅其身后的靖衛團，打掉其靠山外，還“要武裝宣傳隊，宣傳蘇維埃的政策和群眾得到的好處，與他們的痛苦對照；我們要有武裝割禾隊、分谷隊，要去割這些區域土豪的禾，分這些區域土豪的谷子，散給就地的貧苦群眾，而自己絕不帶走一點”。他特別強調：“武裝宣傳隊、割禾隊、分谷隊以及各種各式的游擊隊到這些地區去，首先要防止‘亂打土豪牽牛捉豬搶東西’的土匪行動的發生，必須以最好的共產黨員（要從寧都、興勝等縣調）領導?！盵5]

在實際工作中，蘇區干部模范帶頭，以身作則維護群眾利益的事跡數不勝數。擔任過中共長岡鄉支部書記、上社區區委書記的黃源堃，在帶領群眾斗倒地主時，站在一張方凳上，高聲喊著一家家窮苦鄉親的名字，把地主的家財分發給他們領去。他自己的名字則放到最后，結果只分得了剩下的一擔爛谷籮。他妻子見狀氣得頓足哭，他卻笑道：“斗倒了地主老財，我們不再受剝削和壓迫，這就是最大的翻身果實。共產黨的書記應當讓老百姓多得到利益。只要是紅軍的天下，我們什么東西都會有的?！盵6]長岡鄉、上社區的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因而得到群眾真心擁護和支持，創造了許多第一等的工作。

誠然，在實際工作中，也存在部分政府工作人員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敷衍塞責、不管不顧，強迫命令、捆綁吊打，以及貪污腐化、索拿卡要的現象。對這些侵犯損害群眾利益的人和事，中央蘇區的黨組織及蘇維埃政府除了明令反對，還與之進行了不懈的斗爭。1934年春，中央政府派出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項英，率工作團前往于都查處該縣縣蘇主席熊仙璧、縣蘇軍事部長劉仕祥等人嚴重違紀違法的案情。經公開審理，分別給各個案犯處以監禁至槍決的刑罰。這起“于都事件”的發現和查處，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掀起了中央蘇區反腐倡廉斗爭的新高潮。人民群眾從中看到了黨和蘇維埃政府維護群眾利益的堅定立場，增進了對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信任與擁護。

[1]陳云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3]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0.

[4]紅色中華[J].第219期（1934-7-22）.

[5]周恩來書信選集 [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80-82.

[6]創造第一等的工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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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2）01-0014-03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黨史辦公室原副主任

■ 責任編輯：周奕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