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形勢下黨的領導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

楊久華，程春華

（中共交通運輸部黨校，北京101601）

對新形勢下黨的領導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

楊久華，程春華

（中共交通運輸部黨校，北京101601）

從政治領域看，黨的領導體制是指黨在領導政權的政治系統內涉及的組織機構、職權的配置、權力運行模式及其三者的制度化狀態的總和。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潮流發展的新形勢、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黨的合法性來源結構變化等迫切要求改革黨的領導體制。當前評價黨的領導體制現狀的三個維度呈現動態發展的新趨勢。改革黨的領導體制首先需要就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標準問題、思想禁錮問題、制度變遷問題以及頂層設計問題等予以宏觀的考量。

黨的領導體制；改革；解放思想；制度創新；頂層設計

僅從政治領域看，黨的領導體制是指黨在領導政權的政治系統內涉及的組織機構、職權的配置、權力運行模式及其三者的制度化狀態的總和，它由執政黨內部的領導體制和黨對政權的領導體制兩部分構成。當前黨的領導體制既有合理性，呈現過渡性，同時也存在權力過分集中和權力失衡性的問題?！皺嗔^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它“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F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1]329改革以權力過分集中為特征的黨的領導體制在21世紀的今天顯得尤為迫切。

一、新形勢下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迫切性

1.民主化潮流持續發展的新形勢客觀上要求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體制中的民主程度。新世紀以來世界第三波民主化又有了新的變化。20世紀后期，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總結近代民主制發展的歷史時曾指出，民主制發展經歷了“三波”浪潮：第一波始于19世紀20年代，一直持續到上世紀20年代。民主的第二波始于二戰勝利，并在1962年達到高峰。而自1974年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持續至今。大致歷程為，70年代初西歐最后三個軍人政權軍政府被推翻建立民主政體；1982年阿根廷軍人下臺后，“民主化”潮流席卷了整個拉美大陸；上世紀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又轉至東亞、東南亞、南亞的菲律賓、韓國、臺灣地區以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或地區；接著在80年代末和整個90年代，席卷東歐和非洲的廣袤大地，前蘇聯、東歐集團、貝寧、馬拉危、贊比亞、莫桑比克等國紛紛走向“民主化”的道路。[2]2010年以來民主化浪潮又縱深發展席卷到了阿拉伯世界，穩坐江山數十年之久的埃及、利比亞等政治強人如多米諾骨牌般接二連三地倒下，其它阿拉伯國家乃至非阿拉伯國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3]面對這股聲勢浩大的民主化浪潮，或許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去認識它。首先，民主化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發展的重要歷程。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民主為資產階級服務；社會主義同樣需要民主為人民群眾服務。其次，人們對民主的訴求，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第三，實現民主化是有條件的，只有與本國國情相契合、本土化了的民主才有生命力和穩定性。具體到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當今世界民主化新發展的形勢無疑會對我國的民眾產生深刻的影響，特別是群眾的民主、權利意識在因特網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日益提高，人們對領導體制的改革也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和訴求。

2.經濟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和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經濟發展的成本過高，發展方式粗放特征明顯，出現了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和外需比例偏大、土地和礦產等物質資源消耗太多、科技進步貢獻率低、環境污染嚴重、勞動力成本過低、權力腐敗嚴重以及已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貧富懸殊等等。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科技的因素，生產基礎以及國民素質等原因，但這種不可持續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也與黨的領導體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緊密關系。眾所周知，黨的領導體制中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自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溫家寶總理指出，“要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為此，必須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這個任務是鄧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來的，我認為在今天尤為緊迫?！盵4]以權力過分集中為主要特征的黨的領導體制在集中調動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如下問題：第一，官員的升遷往往取決于上級和唯G D P增長的干部考核體系。這就使地方官員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只對對G D P增長有利的事情感興趣，而那些對G D P增長沒有貢獻或貢獻不大諸如教育、文化、醫療以及社會保障和其它形式的福利則缺乏投入的動力，以至于今天社會保障體系仍然有待于完善。第二，地方官員為了G D P增長和自身政治利益必然全力尋找各種“經濟增長點”，于是政績工程，高污染的、技術含量低的企業，掠奪性地開采本地資源等等現象層現迭出，繼而又導致了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第三，這種以權力過于集中為特征的領導體制也容易帶來對市場經濟秩序的侵蝕以及對非國有經濟生存空間的擠壓，如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現象，權力護佑下形成一些企業的行業壟斷，民營經濟難以進入，甚至動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價格。顯然，“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1]160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成功與否，與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直接相關；不改革以權力過于集中為特征的黨的領導體制，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就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消除，經濟發展方式也就不能發生根本轉變?？傊?，不斷提高黨的領導體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必需的。這有利于形成和完善權力主體主動對民眾負責的制度體系，從而在制度上保障經濟轉變發展方式最終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目標；有利于提高經濟決策的科學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有利于人們利益的表達，避免社會矛盾激化而沖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3.面對嚴重的腐敗形勢，迫切需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我國權力腐敗的嚴峻形勢已經嚴重到不得不解決的程度。人民群眾對反腐敗的信心受挫，黨和政府的威信明顯受損，甚至出現了個別群眾對黨的合法性認同也出現了質疑的嚴重問題。特別近幾年來，腐敗的形勢不僅沒有改變的跡象，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群體化、高官化、巨額化、期權化、潛規則化、國際化、新型化。[5]應該說導致當前政治領域的腐敗的因素是多樣的，如歷史文化、個人政治素質與權力觀念、公民社會的成熟度、媒體監督力度等等，但最為關鍵的還是制度因素，與黨的領導體制中的權力不對稱和權力運行的公開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關系。從權力的不對稱來看，當前大多數地方黨的領導體制中，橫向的權力運行總體上仍是“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盵1]328-329這樣，黨的代表大會、黨委會、紀委會和黨委書記之間的權力不對稱性明顯。黨的權力與國家的權力特別是黨與人大的權力的不對稱性明顯。從權力運行的公開性來看，權力的公開透明運行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如一些地方班子在“三重一大”的決策上仍時有暗箱操作問題等等，而暗箱操作最容易導致腐敗。不僅如此，特別是在今天網絡信息社會下,民眾不僅是政黨信息的被動接受者，也成了信息的傳播者。民眾信息權的擴大對黨的領導體制中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傊?，徹底解決當前嚴峻的消極腐敗問題，迫切需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不斷增強權力運行的對稱性和公開透明度。

4.從根本上解決當前貧富分化問題和社會群體事件迫切需要改革黨的領導體制。當前我國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社會問題凸顯，其中最為廣大群眾關注的社會問題一個是社會貧富分化的問題，一個是社會矛盾多發、突發以及社會群體性事件頻發問題。產生這兩個問題的原因同樣是多元的，除了歷史、經濟等因素以外，政治體制（包含黨的領導體制）的不完善成為一個越來越凸顯的原因。從社會貧富分化問題看，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質量、市場供需情況、生產要素、個人能力等，因為上述因素而帶來的高回報乃至暴富都為社會所欣然認可，但我們社會也存在著大量的不被群眾認可的高收入，其中與當前黨的領導體制有直接或間接的制度性關系的有：一些官員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而帶來的暴富；資本與權力相結合，而給資本帶來巨額壟斷性財富收入；因公眾政治權利保障有待提高，群眾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所導致的收入分配政策或決策傾斜于強勢群體等?？梢?，只有進一步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制度性的貧富分化難題。對于社會矛盾多發、突發和社會群體事件頻發的問題也同樣需要政治上層建筑領域進行制度性改革。從當前已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看，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直接的原因即事件中群眾的權益受到損害，另一個是權益受損后利益表達和利益維護的制度性渠道不暢。當權益受損群眾向黨代表、黨委、紀委、人大代表、人大、政府乃至司法部門進行利益表達，尋求合理的利益保護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群體事件便很可能因某一突發誘因而爆發。所以，解決當前的社會矛盾多發、突發和群體事件頻發問題，靠“堵”、“壓”等都只是臨時解決問題，而要長遠地根本地解決此問題，只有進一步進行黨的領導體制等政治領域的改革，疏通利益表達的政治渠道。

5.當前黨的合法性來源結構的變化趨勢客觀上要求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昂戏ㄐ浴痹谡螌W中通常指一個政權為民眾所認可的程度。馬克思·韋伯認為，一個政權通常需要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可才能維持其權力；若要維持統治的持久存在，必須喚起合法性的信仰。[6]西方學者認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一般可有如下幾個方面：“神”的受命如中外封建王國政權合法性來自“君權神授”或“奉天承命”；通過民主制度的權力授受獲得；政權領袖人物的個人魅力等等。具體到我們黨，其合法性來源主要有如下五種：歷史合法性，即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帶來的人民的高度認同；黨的意識形態中的“人民性”及其深入的宣傳教育；民主選舉等制度產生對黨和國家認可；政績合法性，即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的巨大成就；黨的領導人的非凡魅力等。應該說我們黨的合法性來源是多樣的，基礎是鞏固的，廣大人民群眾基于歷史和現實都是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這些年來隨著國際形勢、我國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遷，黨的合法性來源結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趨勢主要表現為：黨的歷史合法性隨著80后年輕人群體比例的不斷增加，其認同影響在減損；黨的意識形態所提供的強大合法性這些年來由于西方文化沖擊、宣傳灌輸方式的生硬化、社會問題等影響，其合法性提供功能也呈弱化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取得的世人矚目成績特別是經濟成就一直是我們黨的重要合法性來源，而現在隨著人們對經濟發展速度、生活幸福、改革成果共享等問題認識的不斷理性化，也開始面臨著挑戰。不僅如此，隨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有著絕對領袖魅力的領導人的遠去，新的第三代、第四代以及以后的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因其歷史背景、所承載具體使命的不同已經不能和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相比。最后，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權力授受等民主制度所產生的合法性與其他合法性來源比較看，其地位和貢獻并不明顯；但隨著廣大群眾政治參與訴求愈來愈強，未來通過強化這一途徑來鞏固合法性的潛力將非常巨大。黨的合法性來源結構的變化趨勢使我們黨在面臨著巨大挑戰的同時，也面臨著機遇，通過改革完善黨的領導體制等制度體系，不斷增強合法性日益顯得迫切。

二、評價黨的領導體制現狀的三個維度及其動態變化趨勢

黨的領導體制最初形成于革命戰爭年代，定型于建國初期，后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左”的政策下不斷強化甚至扭曲，最終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完善而發展成為今天的體制形態。對于黨的領導體制的現狀，本文認為可從合理性、失衡性和過渡性三個維度及其三個維度的動態變化趨勢來予以分析。

所謂合理性，指黨的領導體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存在的價值和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我們黨的領導體制的合理性表現在歷史合理性和現時合理性兩個方面：黨的領導體制的歷史合理性主要是其具有路徑依賴發展而來的歷史屬性。黨的領導體制是歷經革命戰爭的環境，在學習蘇共領導體制模式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是一種歷史選擇；黨的領導體制絕不可能在割棄歷史和傳統基礎上無根而生；建國后全面恢復經濟社會秩序、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等歷史重任也是黨沿用了革命戰爭時期領導體制的重要原因；不僅如此，計劃經濟體制從內在的運行邏輯上也需要權力相對集中的領導體制模式。領導體制的現時合理性主要是其在改革開放以來所呈現出的一種存在必要性和價值。表現之一是后發展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效率優先”價值取向與當前黨的領導體制具有相適應性。如我國工業化和信息化雙重建設任務客觀上要求一定程度的權力集中以更高效地整合資源發展經濟；表現之二則內含于黨的領導體制為適應環境變化和時代潮流所進行的制度創新中，如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城鄉同權等選舉制度改進、國家公務員制度等制度所體現出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等。

所謂失衡性，指黨的領導體制在存在合理性的同時，又存在不符合權力運行規律及時代發展要求的、一定程度的內部權力關系失衡問題。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由黨的領導體制中權力關系失衡所引發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越來越凸顯。這種權力關系的失衡性具體表現在領導體制中權力的橫向和縱向配置狀態上。如在地方黨的領導體制橫向權力配置方面，黨代表、黨代會、黨委會、紀委、黨委書記之間的權力呈現失衡性，地方黨委與地方政權機關之間的權力關系也是如此；在縱向權力配置方面，上下級權力與責任、事權與財權以及權力與權利等呈現失衡性。這種領導體制中的權力不均衡與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以及深刻的社會轉型越來越呈現出不協調性和不相適應性，其帶來的消極作用也日益明顯：個別決策科學性不高，腐敗形勢嚴峻，違法權力與資本相結合滋生既得利益群體及其對黨的合法性的侵蝕，政治運行規則上潛規則大行其道以及人大權力弱化等等問題。

所謂過渡性，指黨的領導體制從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發展的狀態屬性。具體而言，即黨的領導體制總體看正處于以權力不均衡（或者說權力過分集中）為基本特征的體制狀態向以權力均衡為特征民主、科學和依法運行的領導體制過渡的狀態。這是因為當前這種體制既內含有傳統領導體制的部分因素，同時兼有民主、科學和依法運行領導體制的部分特征。其內含的傳統領導體制因素如在革命和計劃經濟時期的黨政機構和職能部分性重疊、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具有一定程度人格化特征等等舊制度痕跡；其內含于領導體制的新因素如“法治”國家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與依法執政”戰略的確定、選舉制度的完善、行政體制改革等等。

同時，黨的領導體制現狀的三個維度是動態發展的，其呈現如下發展趨勢：首先，基于歷史制度路徑依賴、計劃經濟以及單一性的“效率”價值取向的合理性正隨著經濟社會轉型的深化而呈現不斷弱化的趨勢，而基于黨的領導體制中日益增多的民主、科學和規范等新制度因素的合理性正在不斷增強。其次，維持權力失衡性結構的利益格局還相對堅實，但所帶來的問題正隨著經濟社會深刻變革而日益凸顯，改變這種失衡性權力格局的積極力量正在匯聚，并逐漸處于優勢的地位，相信隨著改革的有序展開，這種失衡性會逐漸過渡到均衡性和科學性方向上來。第三，黨的領導體制的過渡性將隨著領導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而逐漸消失，以權力均衡性為特征的民主、科學和依法運行領導體制將因此而基本成型。當然它是以改革成功為前提的，其歷時多少由改革的力度和廣度所決定。

三、黨的領導體制改革需要宏觀考慮的幾個問題

1.公民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應是評價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成效的“第四個標準”。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必然面臨一個界定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問題。早在1987年鄧小平就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盵7]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辯證關系，是第二代領導人留給我們的政治智慧和寶貴財富，到今天為止，仍須作為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重要標準。筆者認為除了這三條，還要加上“第四條標準”，這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首先，這是由公民權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邏輯關系決定的。只有公民權利特別是選舉權等政治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黨所執掌的政權才具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屬性”，習近平多次強調的“權為民所賦”就是這個道理；其次，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必然帶來權力的穩定和有序，并保證“權為民所用”。因為權力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即意味著權力必然受到政治系統外公民權利的制約，也受到黨和國家政治系統內黨代表和人大代表權利的制約。最后，權力產生和運行的最終落腳點是增加公民的福祉，這福祉自然包括公民權利和自由本身。從這個邏輯看，權利保障是民主程度高低的試金石，也應作為黨的領導體制的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

2.解放思想,破除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五大思想禁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致經歷了兩次比較大的思想解放，每一次都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如“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創舉；姓“資”姓“社”以及姓“公”姓“私”的爭論，推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以及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大發展。[8]對于黨的領導體制改革而言，要取得飛躍性的進步，同樣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束縛在黨的領導體制改革上面的思想禁錮：一是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就是削弱甚至放棄黨的領導的思想禁錮。其實，改革黨的領導體制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改革，是一種自我揚棄，是發揚原有體制的優點，革除固有的問題和弊端。這不僅不會削弱甚至否定黨的領導，反而會增加黨的領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二是經濟高速發展需要權力過分集中或失衡性特征的領導體制。實際上當前經濟轉型的步履維艱和結構性矛盾已經證明了權力過分集中加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極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三是改革黨的領導體制，不斷提高民主程度就是照搬資本主義民主。這種觀點錯誤地認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廣大黨員及人民群眾不需要民主。黨的領導體制中民主因素，是廣大黨員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種繼承和發揚。四是我國國情如群眾素質還不適合提高黨的領導體制的民主程度。這一思想誤區在于沒有看到民主訴求的根源動力在于公民的自身利益維護，而不是文化程度等次要因素，況且當前群眾文化素質經過改革開放30年歷程已經大大提升。五是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借鑒他國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這種觀點沒有分清基本政治制度與體制、制度、手段和方法的屬性區別，一般來說，基本政治制度如多黨制等具有階級屬性即資本主義本質屬性，但具體的體制、制度、手段和方法，則不具有階級屬性，如市場和計劃，權力制約的方法等則不具有資本主義本質屬性，是任何社會形態都可借鑒為己所用的“工具或手段”。

3.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導，沖破不合時宜的利益格局和非正義性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西方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主要有兩種變遷方式，即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前者即制度的確立、完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的推動，后者則是自下而上通過民間需求自發產生并推廣。理想的制度變遷需要政府和民間兩種動力的和諧互動。具體到我們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筆者認為需要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導，以其他社會革新力量為輔的制度變遷模式。首先，這是與我國政治體制及黨的領導體制中權力集中的特點相適應的。權力集中具有利弊雙面屬性，其利之一就是它具有主導制度變革的國家資源和條件。而通過民間需求自發產生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創新則只有在上級組織認可的前提下才能變為長遠、穩定的固定制度；其次，建國以來歷次重大制度創新變遷的實踐證明，是否有黨和國家的積極主導，往往是制度改革成敗的關鍵。正面的例子如改革開放前后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國家公務員制度的確立等等無不是黨和政府主導或者主動推進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反面的例子如早在60年代就出現的“分田到戶”，因沒有中央的認可而制度創新失敗等。第三，當前黨的領導體制改革面臨著不合時宜的利益格局和具有非正義性的既得利益群體的強大阻力。沒有黨和政府主導的強制性推進，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取得實質進展是不可能的?？傊?，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應該以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為主導，同時又要充分借力于民間積極的改革力量，如越來越多要求改革的基層群眾、公共知識分子、社會團體以及傳統媒體與網絡輿論等，才能沖破固有利益格局和具有非正義性的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而取得實質的進展。

4.以頂層設計為先導，全面推進黨的領導體制的制度創新?！绊攲釉O計”，英文是“top-down”，最早用于自然科學領域，后來為一些學者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簡單地說，一項宏觀制度的設計要站在全局的制高點上，明確制度設計的基本價值理念、戰略目標和重點，設計好其主體框架結構及其實施路徑。黨的領導體制作為一項宏觀層面的制度，其改革創新同樣需要頂層設計，否則就會面臨立足點不高、系統性不足、配套性不強、績效過低以及穩定性差等問題。從當前看，黨的領導體制的頂層設計應注意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權為民所賦”和“權由民所限”應該成為改革的兩大基本價值取向。當前黨的領導體制中的諸多弊端都與這兩者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前者解決了權力的合法性問題，是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最為基礎的體現，后者解決了權力的邊界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制約權力要立足于權利保障，特別是保障少數人權利；第二，主體結構上要理順兩個內部權力制度體系和一個銜接制度體系。所謂兩個內部權力制度體系：一個是黨內權力的制度體系，即以黨代會常任制改革為載體理順黨代會、黨委、紀委的權力關系；一個是國家政權內部權力的制度體系，這個體系按照憲法規定，應該是明確和科學的，關鍵是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為載體使之具有憲法所規定的地位和職能。一個銜接制度體系是指黨和政權相互作用實現黨的領導的具體制度體系，如黨在政權體系內的組織形式、職能、黨與政權機關的地位等具體的制度。第三，明確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前提、關鍵點。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前提是黨內的領導體制的改革，主要是理順黨代會、全委會和常委會的關系，充分發揮集體領導作用。沒有黨內權力關系的理順，難以談及黨對國家領導體制運行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關鍵點是黨和政權發生相互作用的銜接制度體系，這是關系著黨的領導是直接領導，還是間接領導或者其它。第四，實現路徑上要有階段性任務和目標，如同經濟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及其實施，民主政治建設也要有明確的戰略部署，具體到我們黨的領導體制改革，黨內權力關系的理順、國家政權內部權力關系的理順以及黨的領導與政權相銜接的制度體系的建構等等在時間段上都應有大致的輪廓，并在頂層設計中體現。

[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塞謬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聯書店，1998:15-26.

[3]王猛.阿拉伯國家劇變與“威權政治”[J].現代國際關系，2011,(7).

[4]溫家寶出席“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的致辭.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9/15/9186735_0.shtml.

[5]辛向陽.當前我國腐敗現象的新特點與反腐敗的對策[J].理論參考,2011,(7).

[6]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39-241.

[7]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

[8]夏東民.解放思想是推進改革開放和促進科學發展必須堅持的思想路線[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8,(1).

[責任編輯：黎峰]

D 25

A

1002-7408（2012）07-0053-05

楊久華（1974-），男，山東臨沂人，中共交通運輸部黨校副教授，政治學博士，研究方向：執政黨建設、政治體制；程春華（1982-），男，江西景德鎮人，中共交通運輸部黨校講師，博士后，研究方向：俄羅斯政治、歐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