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成因及化解機制

劉同君，陳亞蘭

（江蘇大學，江蘇鎮江212013）

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農村傳統的以血緣、禮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遭到持續解構，建基于家族網絡上的鄉土秩序被不斷稀釋。在此種背景之下，農村社會糾紛正經歷著一個傳統與非傳統、道德爭議與法律紛爭、家庭倫理與經濟利益等不同類型糾紛碰撞與交織的現實發展過程。對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成因加以分析，進而尋求化解非傳統型糾紛的可行對策，既構成了對農村社會糾紛理論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農村社會法制建設的持續推進具有現實意義。

一、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

以“傳統”或“非傳統”來劃分農村社會糾紛的種類，實際是社會科學研究中類型化研究方法的運用，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標準對社會糾紛進行歸類，對其特點予以總結，從而為相應糾紛解決機制的設計奠定社會實證的基礎。然而何謂“非傳統型糾紛”？劃分“傳統型糾紛”和“非傳統型糾紛”的標準又是什么？這是在回答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特點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傳統”與“非傳統”的用語，實際只是對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描述。由于社會生活本身的連續性和復雜性，對二者加以精確區分事實上是極為困難的。但是，反過來講，我們也不應因為這種區分的模糊性和困難性而抹殺“傳統”與“非傳統”的分類所具有的價值。尤其是當我們立足于我國農村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來觀察，不難發現，中國農村從原來停滯、封閉的社會轉向一個漸趨開放的、流動的、去身份化的新型農村社會的整體發展脈絡是相對清晰的，而以開放性、流動性和世俗性構成的新農村社會轉型的顯著特點恰好吻合了人們對于非傳統社會的一般闡釋。[1]這意味著“傳統”與“非傳統”的區分至少在農村社會領域仍舊具有相當的可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就農村糾紛而言，由于農村社會糾紛的產生和解決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就不能不受制于特定時空因素的限制和影響，以“傳統”與“非傳統”對農村社會糾紛進行區分更易于使我們發現不同類型的農村糾紛自身的特質所在，并進而為進一步的糾紛解決機制的討論奠定可行性基礎?；谝陨戏治?，我們仍以“傳統”與“非傳統”作為農村社會糾紛的重要分類標準。

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主要是指那些在傳統鄉土社會中一直存在著的糾紛，此類糾紛主要包括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喪葬墳山糾紛、宅基地糾紛、一般傷害或賠償糾紛、山林土地邊界糾紛等。其顯著特點在于這類糾紛的產生與解決均受制于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現代的、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則根植于國家現代化發展和農村社會轉型的背景之中，展現了工業化、市場化發展過程中農村群體內部以及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復雜的利益糾葛。主要的糾紛類型如“舊村改造”中的房屋分配糾紛、裝修糾紛、征地拆遷糾紛、環境污染糾紛、交通肇事糾紛、勞動權益糾紛、村民自治糾紛、集體財產糾紛等，其糾紛所涉及的內容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更是日漸涉及農民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等方面。

非傳統型具有不同于傳統型糾紛的顯著特點，主要包括：

第一，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地域的拓展性。傳統農村糾紛通常發生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中，然而農村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人員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卻日漸打破了這種地域性的限制。據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披露，我國現有流動人口為2.61億，其中占據主要比例的就是農民工群體。[2]流動性的增加意味著農村社會糾紛在地域上的拓展。這種拓展至少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地理意義上的。如在一些城鄉結合部，來自于不同地域的居民相互雜居共存，在這一區域中發生的農村社會糾紛帶有強烈的地域上的拓展意味；其二是指某種心理和觀念意義上的。即現代農村流動性的增強實際也意味著來自于流動社會中的陌生人交往理念被漸次引入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鄉村地域之中。

第二，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指向的外部性。在傳統農村社會糾紛中，糾紛通常發生于熟悉的鄉村共同體內部，非傳統型糾紛卻與此不同。非傳統型糾紛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糾紛的外部性，在非傳統型糾紛中，與農民發生糾紛的另一方主體通常并不在農民原來的生活空間之中，而是一種外來的力量。如在征地補償糾紛中，農民面對的糾紛對象主要的并不是農村集體（當然這種情況也會存在），而是當地基層政府；在農村環境糾紛的案例中，與農民環境利益發生紛爭的，也主要是外來的企業。對于農民而言，這些群體或組織，并不是自己熟悉的相鄰，也不存在親緣、面子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因而在糾紛發生時，這些因素對于農民糾紛解決行為的選擇也就不再具有太大的制約作用。而且，此種糾紛指向的外部性反過來更易在農村村落中形成一種聚合力，群體性行動往往更易得到村民的支持。

第三，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的弱親緣性。弱親緣性或者說親緣性的弱化是與前述兩個特點相聯系的，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親緣性的弱化使得原來以親情、倫理為基礎的傳統型糾紛解決方式在面對農村新型糾紛時不再具有充分的解決能力，因而有進入以現代法律制度構筑的糾紛解決體制之中的必要性；而一旦進入現代法律制度的糾紛解決體制之中時，農民馬上就會發現他們處于一個完全陌生的糾紛解決環境之中，親緣關系的支持在這個環境中幾乎不存在或不能發揮作用。

第四，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的強對抗性。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既然已經脫離了熟人社會的環境，則那種傳統社會中糾紛解決以修復社會關系為目的的特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在新型農村社會糾紛中，爭取獲得更為現實和實際的利益是農民參與糾紛解決過程的最為主要的動力。尤其是在征地補償等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糾紛中，對抗性體現得更為明顯。

以上分析大體展現了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基本特點。然而在此必須予以明確的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對于農村社會糾紛的“傳統”與“非傳統”的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描述的方便。在實際生活中，一種特定內容的農村糾紛有時并不能在“傳統”與“非傳統”之間做出截然的區分。例如，在婚姻家庭糾紛方面，因第三者介入而引發的離婚案件在農村逐漸增多，這種情況與原來農村的婚姻糾紛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在傳統的土地承包糾紛中，外嫁女權益的提出及其糾紛解決無疑也是和現代農村居民法治意識的提高存在緊密的關聯。這種“傳統型糾紛”與“非傳統型糾紛”并存的情況或許正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村社會糾紛的復雜性，值得我們認真加以應對。

二、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成因

探討糾紛發生的原因是理性認識糾紛并進而預防和解決糾紛的必要前提?！傲私饧m紛的原因是認識糾紛的基本前提，如果不了解糾紛的原因，我們對糾紛現象的認識就只能是支離破碎的和表面化的，就不可能準確地把握糾紛的內在機理?！盵3]9對于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認識同樣如此。而從一般意義上來看，在糾紛發生的的原因中，利益是一個首要的、最經常為人提起的因素。然而除了利益因素之外，價值觀念、個體意識、情感糾葛、疏于防范、行為誤差、惡意行為、意外事件等均可能構成糾紛發生的個別原因。[3]16-28而就農村非傳統型社會糾紛而言，其成因同樣極為復雜。我們認為，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成因大體可以從經濟原因、社會原因、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等不同側面加以分析。

第一，市場經濟的發展是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經濟成因。

肇始于農村的改革開放在本質意義上是要發展社會的生產力，而這在農村地區集中表現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發展對于農村社會轉型變遷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而深嵌于農村社會轉型變遷中的農村非傳統型糾紛與商品經濟之間無疑有著某種因應關系。具體而言，首先，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利益的分化。農民之間、農民與集體組織、農民與政府部門等之間利益的分化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恰恰是非傳統型糾紛發生的重要誘因。其次，在利益分化的基礎上，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漸摧毀了傳統農村社會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構筑起來的“道德共同體”，家族倫理與差序格局在社會秩序維護方面的功能逐漸消退。當一種糾紛無法被納入傳統的糾紛解決領域的時候，新的糾紛類型或者說非傳統型糾紛就此出現。再次，商品經濟帶來了流動性的增加，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樣，流動性帶來了新的可能性，而熟人社會強烈的信任關系也逐漸被陌生人社會的交往規則所取代，這在另一個層面賦予新的糾紛獨特的特點，形成了新的糾紛類型。

第二，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的社會發展是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社會原因。涂爾干曾對社會發展過程進行過描述，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社會類型：傳統社會和現代的工業社會。他認為傳統社會是通過機械團結而聯系起來的。機械團結就是通過一系列的集體規則和規定來結構化社會生活及規范個人生活。在以機械團結為主要聯系方式的傳統社會中，勞動分工較少，人們經濟上自給自足，個人則在很大程度上由他所從屬的群體來代表。與之相反，現代工業社會則是由有機團結而聯系的。有機團結建立在高度社會分化的基礎上，并通過發達的社會規范、價值系統和合作性的法律體系及其內化過程，來實現社會整合。社會的發展過程從而就是一個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的過程。然而在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當機械團結日漸瓦解，而有機團結卻不能同步建立時，社會秩序失范就極易產生。[4]社會糾紛正是社會秩序失范的一個重要表現。涂爾干的上述理論為我們從社會發展與社會整合角度探尋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成因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從涂爾干的理論出發，不難發現，社會分工在當今農村社會的持續深入在改變了傳統農村社會“機械團結”的同時，卻并未在人們相互之間構建起一個以權利和責任為核心的“有機團結”的社會關系，而社會整合在某種程度上的斷裂正是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社會成因。

第三，我國鄉村社會基層組織控制能力的弱化是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政治成因。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形成通?？偸桥c適度的社會控制相聯系。而在我國農村地區，這種控制主要表現為基層政府、村民自治組織以及農村其他社會組織對于鄉村生活的控制。然而在我國農村社會轉型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傳統的控制力量的作用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正如我們能夠意識到的那樣，今日之農村，基層組織的控制已遠遠不能與人民公社時代“政社合一”的那種嚴密控制相提并論?！霸诟母锇l展的背景下，鄉村治理的組織從集體經濟組織中分離出來，‘鄉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這一新的體制逐漸取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體制，國家與鄉村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分離?！盵5]這種分離的過程無疑也是一個基層組織控制弱化的過程。而當農村基層組織卷入商品經濟發展過程時，謀取利益與承擔公共服務的角色沖突更是加劇了這種弱化過程。在這種情形下，傳統農村社會中國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力日益遭遇種種阻滯，原來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在這種情況下衍生出不同于傳統型糾紛的新型糾紛類型。

第四，鄉土社會的文化觀念發展變遷是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文化成因。如果將糾紛視作在特定時空條件下人們的一種交互行動，那么毫無疑問，這種行動的背后，隱藏的是思想文化、觀念意識的某種發展變遷?！靶袨榭茖W研究表明，人的任何一種行為都是由內在方面和外在方面兩部分構成，前者是引發外部行為的心理活動過程，后者指由這一心理活動所支配的外部的一連串動作?！盵6]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成因同樣需要從文化方面加以探尋。在這一點上，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時代變遷與社會轉型對于農民價值觀的沖擊是巨大的。尤其是社會流動性的增加，使得農民對于現代法制認知也較以往有了巨大的變化，法律成為人們處理問題時的一種可行選擇，傳統農村社會中禮治的觀念逐漸讓位于法治觀念。所以，“人們一旦意識到能夠利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就不會再顧及面子和禮俗?！倍坝^念的改革使后鄉土社會的秩序面臨著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是傳統禮義觀念的削弱，導致禮俗規范約束力的降低；二是法治意識的淡漠，出現無視法律的現象”。[7]由此不難看出，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產生與發展與鄉村社會文化觀念變遷之間具有內在因果關聯。

三、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化解機制

秩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出現實際標志著某種秩序性生活狀態的缺失，意味著社會關系穩定性的減弱、結構有序性的喪失、行為規則性和進程連續性的打破。以農村非傳統型糾紛自身的特點及成因出發，尋求恰當的化解策略，無疑對當下農村社會的創新型管理具有重要價值。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已成必然趨勢的情形下，適應我國農村以傳統道德、習俗和鄉土權威為主導的自主性糾紛解決力量不斷弱化、個人思想觀念朝向法治方向演進的現實，建立以社區、村委會為中心的新的社會連帶關系，強化法律在農村非傳統型糾紛解決中的權威作用，構建適合農村社會需要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是化解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重要對策。

第一，建立以社區、村委會為中心的新的社會連帶關系。

正如前文所述，從社會關系整合的角度來看，機械團結日漸瓦解而有機團結卻不能同步建立是農村非傳統型糾紛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此而言，化解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一個重要層面，就是力求適應新的社會需要，建立全新的社會連帶關系。這種連帶關系的建立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社會連帶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客觀事實，它的發生發展對于社會秩序具有重要的影響。這正如社會連帶理論分析指出的那樣，在現代社會中，不同群體間只有進行有效的團結合作，才有可能實現自身價值并創造出一種超過各個群體簡單相加的社會“合力”即社會整體效應；社會有機體的潛能才能得以充分的正向意義的釋放。如果一個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存在過多的磨擦和沖突,社會機體的潛能便會被無端地耗費,社會本身遲早會遭受程度不同的損傷。因此,社會不同群體應通過團結合作獲得“共贏”而不是“共損”。[8]就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看，社會發展與轉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打破了原來的連帶關系，而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由于資源的匱乏以及農村精英的外流等原因，農村社會的新型秩序尚面臨建構困難。在此種情形下，發展和培育鄉村社會力量、提高鄉村社會關聯，建立以社區、村委會為中心的新的社會連帶關系，在村莊內部培養起責任感、寬容和協同意識，可以有效防止各種矛盾的產生，使非傳統型糾紛在萌芽狀態即受到控制與消解。為實現這一目的，目前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實現農村治理方式的轉變，真正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設置結構，推出鄉村治理新機制。按照地域相近、產業相同、利益共享、規模適度、群眾自愿原則，打破村小組設置，將近郊自然村落組建為農村社區。由村民選舉產生社區理事會和監事會兩會，履行社區公共服務、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資源管理及本社區議事決策及執行情況的監督等職責。其次，提升鄉村社會的自主性，加強并完善農村社區內部建設，以社區為載體，通過多種途徑，發展農村經濟。最后，提高農村居民權利意識和基本素質，組織村民開展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使農村社區內部的政治生活在法制、有序的軌道上進行。通過多種途徑加強對村民民主素質的訓練和提高，培育他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自由精神和平等觀念等，使他們逐步增強參與意識，培養其對于非傳統型農村糾紛的自我化解能力。

第二，強化法律在農村非傳統型糾紛解決中的權威作用。

當代中國農村的轉型過程,實際上是各種社會關系和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在農民個體經濟理性日漸蘇醒、人口流動日益增加、血緣和地緣紐帶逐漸弱化的農村社會變革過程中，法律作為一種象征國家正式力量的話語、實踐，在社會秩序和糾紛解決中的作用開始上升?！敖裉斓膰曳?，因其規則的普遍性和背后的懲罰機制，能夠給逐漸陌生化的鄉村社會提供信任，維持基本秩序。一種村民與村民之間，村民與國家之間以契約來約束相互的責任和義務的關系體系也在逐步建立起來，與之相伴隨的所謂依法治國的觀念通過司法部門的法律宣傳，也逐步地成為鄉村社會中解決日常糾紛的主要依據?！盵9]而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日漸復雜化，也決定了法律規則必將在農村非傳統糾紛的解決過程中發揮主導性作用。為促使法律在農村非傳統型糾紛化解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深入考察在當前農村現實生活中實際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習慣、道德、慣例、風俗等社會秩序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尋求農民的合理需求，使法律產品適合農民需要,使法治成為農民新的生活方式,為以法律手段化解農村非傳統型糾紛奠定立法基礎；二是要強化農村地區法律知識傳播和法治文化教育，以使農民群體形成法治意識，并進而引導其通過法律解決非傳統型糾紛；三是要創新法律制度，降低法律救濟的成本，簡化法律救濟的程序，為農村非傳統型糾紛進入法律程序提供條件。

第三，構建適合農村社會需要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農村非傳統型糾紛是農村社會糾紛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針對農村糾紛而設置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同樣在非傳統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之所以要構建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不僅在于人類歷史上糾紛解決方式從來都是多元的這一基本事實，更在于我國農村法治發展水平的不均衡性這一現實基礎。法治發展的經驗已經表明，社會法治發展程度與生產力發展或經濟、社會現代化的程度緊密相連。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市民社會進化程度的差異，我國農村不同地區發展也必然呈現“非均衡性”狀態。在經濟發展起步較早的沿海地區、東部地區，農民已經較為熟悉商品經濟交往的基本規則，原來封閉的鄉村也漸次從以往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發展過渡，人們的社會交往與現代法律之間的聯系愈來愈緊密，法律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較大程度的變化。然而在其他經濟與社會發展較為落后的農村地區，制度與觀念的壁壘卻仍舊頑固地存在著，農民法律意識仍較為淡漠，農民對宗族勢力、傳統倫理和鄉土規范仍有著深切的依賴。這種法治發展的不均衡性反映在農村社會糾紛的解決上，必然表現為多元的糾紛解決需求，不同類型的糾紛解決方式也就具備了各自相適應的社會空間。構建適合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解決機制，需要在現有基礎上予以展開。目前在我國農村地區，農村糾紛的現有解決機構主要包括人民調解委員會、基層法律服務所、基層司法所、仲裁機構、基層政府部門等。由這些機構出發，農村糾紛的解決機制也就既包括了民間傳統的解決糾紛方式，也包括了官方的解決方式；既有合意型的糾紛解決，也有強制性的糾紛解決；既有司法機關的介入，也不乏行政機關的力量。在當前我國農村非傳統型糾紛日漸增多的情形下，進一步完善和強化不同機構農村社會糾紛化解的功能，理順不同機制之間協調配合制度，建立健全農村多元化糾紛化解機制適用的外部環境，對于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化解

[1]吳科達.全球一體化中的審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77-179.

[2]http：//news.sina.com.cn/c/2011-04-28/103622374396.shtml，2012-3-28.

[3]趙旭東.糾紛與糾紛解決原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43-45.

[5]尹東華.從管理到治理：中國地方治理現狀[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171.

[6]徐顯明.法理學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106-107.

[7]陸益龍.農民中國：后鄉土社會與新農村建設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08-109.

[8]趙迅，嚴頌.弱勢群體保護的法哲學詮釋——以社會連帶為視角[J].法學雜志，2006，(5).

[9]董磊明，陳柏峰，聶良波.結構混亂與迎法下鄉——河南宋村法律實踐的解讀[J].中國社會科學,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