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的編制

夏體韜，李 輝

（1.云南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650031；2.云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與管理學院 650092）

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的編制

夏體韜1，李 輝2

（1.云南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650031；2.云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與管理學院 650092）

在理論分析和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訪談、試測及專家判定、咨詢，編制《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經過139名村干部的初測對問卷進行分析和修改，再經過315名村干部的正式施測做進一步分析，結果表明該問卷具有良好的項目區分度、信度和效度。根據因素分析確立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的結構（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其中政治態度包括執政能力、社會問題、新農村建設、村民自治四個因素；工作態度包括工作認同、基層干部隊伍、工作積極性、工作回報、工作人際關系五個因素；生活態度包括生活滿意度、生活價值觀、幸福價值觀三個因素。

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政治態度；工作態度；生活態度；問卷

一 問題的提出

農村基層干部（本研究中指村委會干部和村組干部，不含大學生村官）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農村的宣傳者、組織者和實踐者，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作用巨大、任務特殊。農村基層干部的社會態度會直接影響到中央各項政策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執行和實施的效果，從而影響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雖然許多學者對社會態度在生活實踐中的具體表現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涉及價值觀、生活態度、工作態度和社會改革心態（政治態度）等內容，[1]研究對象涉及青少年、大學生、農民（農民工）、教師、企業職工、城市居民、干部、老年人等。但對農村基層干部的研究大多數關注的是農村基層干部的地位和作用、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建設、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及其它問題等，基本是基于理論層面的探討，從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研究和關注農村基層干部的文章很少，從筆者掌握的文獻來看，系統研究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的文章還沒有，只有少數文章涉及到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的某個方面，如工作滿意度、民主意識等。因此，有必要從編制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入手，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社會態度所包含的方面非常廣泛和復雜，本研究主要從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三個方面來研究農村基層干部的社會態度，前人對這三方面已進行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政治態度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心理現象，由社會政治環境與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交織作用而成，它體現了人們看待和反應政治現象的方式。[2]張東風，廖特力認為政治態度是一種關于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政權、政治制度、政治關系和政治思想等）的心理傾向和價值取向。[3]在對政治態度的現有實證研究中，基本上采用社會調查問卷的方法進行研究。郭正林[4]、張翼[5]、張正義[6]、霍海燕[7]、中國社會科學院[8]等對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態度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工作態度是對工作所持有的評價與行為傾向，包括工作的認真度、責任度、努力程度等。斯蒂芬?羅賓斯認為與工作相聯系的態度即工作態度,是指員工所持有的對工作環境方面的積極的和消極的評價。[9]組織管理中，關于工作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滿意度、工作投入和組織承諾三個方面。我國社會心理學者目前對工作態度的研究中，研究對象包括了企業職工、教師、公務員、農民工、城市居民等群體，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工作積極性、工作滿意度。

生活態度是由存在于人們頭腦中并借人的行為表現出來的需求愿望、心理傾向、價值觀念和各種具體看法及情感構成的一個完整的心理反映過程。[10]從文獻資料來看，我國學者對生活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價值觀及生活滿意度方面。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農村基層干部這一群體的特點，本研究中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構成要素如下（見表1）。

表1 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構成要素

二 研究方法及程序

（一）預測問卷的形成

經訪談、試測及專家判定、咨詢，對問卷的題目、選項及條目進行了修改、補充或刪除。經近10次的修改，最終選取了98個題,采用Likert五點法計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記1至5分，分值越高代表社會態度越好，反向敘述題（共18題）則反向記分。

（二）預測

1.預測對象

在云南省曲靖市、麗江市、保山市抽取190名村干部作為被試。最后收回問卷165份，回收率86.84%，有效問卷139份，有效率84.24%。人口統計學特征詳見表2。參數檢驗，政治態度、工作態度、生活態度分問卷KMO的值分別為0.877、0.786和0.699，Bartlett's 球型檢驗都達到非常顯著水平。表明這些項目間存在較多共同因素，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通過最大變異正交轉軸法對項目進行分析和逐步排除，對剩下的題通過KMO抽樣適當性參數檢驗，政治態度、工作態度、社會態度的KMO的值分別為0.837、0.818和0.705。三個分問卷Bartlett's 球型檢驗都達到非常顯著水平。表明這些分問卷項目間存在較多共同因素，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表2 被試的人口統計學特征(N=139)

采用主成分分析，通過最大變異正交轉軸法（Varimax）,結合陡坡圖，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因素負荷值小于0.4的不被顯示。結果政治態度分問卷得到4個因素，分別為執政能力（5個項目）、社會問題（5個項目）、新農村建設（4個項目）和村民自治（3個項目），累計貢獻率為56.511%。工作態度分問卷得到5個因素，分別為基層干部隊伍（5個項目）、工作積極性（5個項目）、工作認同（5個項目）、工作回報（3個項目）和工作人際關系（2個項目），累計貢獻率為60.237%。 生活態度分問卷得到3個因素，分別為生活滿意度（6個項目）、生活價值觀（6個項目）和幸福價值觀（3個項目），累計貢獻率為48.825%。

（三）正式施測

經過預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將不符合要求以及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的題項刪除，形成正式問卷?？紤]經濟、地域、民族等因素，在云南昆明、曲靖等11個州市抽取農村基層干部430份抽樣調查，涉及到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貧困地區；民族地區、非民族地區以及邊疆地區。最后回收360份，回收率83.72%，有效問卷315份，有效率86.67%。人口統計學特征詳見表4。

2.預測問卷的信度分析

在對問卷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就初測問卷分別對社會態度總問卷、政治態度問卷、工作態度問卷和生活態度問卷進行Cronbach's Alpha系數信度檢驗。結果見表3。

表3 各分問卷、總問卷信度系數（N=139）

3.探索性因素分析

先將反向敘述題的得分進行轉換，通過檢驗刪除不具有鑒別度的項目。然后通過KMO抽樣適當性

表4 被試的人口統計學特征(N=315)

三 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對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正式問卷的項目分析中，政治態度分問卷17個項目，工作態度20個項目，生活態度15個項目。

將5道反向敘述題的得分進行轉換，然后做進一步的項目分析。分析結果表明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分問卷所有項目的臨界比率值都達到0.001顯著水平，可以用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通過KMO抽樣適當性參數檢驗，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分問卷KMO的值分別為0.897、0.859和0.766。三個分問卷Bartlett's 球型檢驗都達到非常顯著水平。檢驗表明各分問卷項目間存在較多共同因素，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對政治態度分問卷17個項目采用主成分分析，通過最大變異正交轉軸法（Varimax）,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因素負荷值小于0.4的不被顯示，結合陡坡圖，結果得到4個因素，為執政能力、社會問題、新農村建設和村民自治，累計貢獻率為56.439%（見表5）。4個因素與預測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一致。

對工作態度分問卷20個項目采用主成分分析，通過最大變異正交轉軸法（Varimax）,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因素負荷值小于0.4的不被顯示。結合陡坡圖，結果得到5個因素，為工作認同、基層干部隊伍、工作積極性、工作回報和工作人際關系，累計貢獻率為59.645%（見表6）。其中項目“您對您所在村的村委會班子感到滿意”在初測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被歸為“基層干部隊”伍這一維度，正式施測時該項目被歸為“工作人際關系”維度，考慮到調查對象很大部分本身就是村委會班子成員，該項目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人際關系，所以將該項目歸為工作人際關系。其余因素與初測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一致。

表5 政治態度分問卷各因素項目及負荷

表6 工作態度分問卷各因素項目及負荷

對生活態度分問卷15個條目采用主成分分析，通過最大變異正交轉軸法（Varimax）,將因子個數設為3個，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因素負荷值小于0.4的不被顯示。結合陡坡圖，結果得到3個因素，為生活滿意度、生活價值觀和幸福價值觀，累計貢獻率為46.399%（見表7）。三個因素與預測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一致。

表7 生活態度分問卷各因素項目及負荷

表8 各因素、分問卷、總問卷的信度系數（N=315）

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中，各因子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除了村民自治、工作人際關系、幸福價值觀因子小于0.6，在0.5508-0.577之間，其余的都在0.654-0.8188之間。村民自治（3個條目）、工作人際關系（3個條目）、幸福價值觀（3個條目）三個因子的內部一致性系數較低，題項偏少也可能造成影響。另外，和之前預測問卷各分問卷的信度比較（見表3），政治態度分問卷、工作態度分問卷、生活態度分問卷以及社會態度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都得以提高，說明該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

（二）問卷的效度分析

1.內容效度

本研究在編制問卷時，結合中國社會轉型期以及新農村建設這個背景，參閱大量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相關的理論和研究，通過對農村基層干部的前期訪談，提出自己的研究構想，并咨詢心理學、社會學、測量學等領域的專家，通過多次討論和修改，并進行試測，確定了問卷的指導語、具體項目以及維度，最終形成問卷初稿，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問卷的內容效度。

2. 結構效度

在預測和正式施測兩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維度結構上基本一致，也說明該問卷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此外，通過各因素間與分問卷總分之間的相關、各分問卷與總問卷總分之間的相關來檢驗問卷結構效度。

分析結果表明（見表9），政治態度分問卷中，各因素間的相關在0.461-0.595之間，具有中等程度相關，各因素與總分之間的相關在0.731-0.864之間，具有較高相關。結合前面兩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這說明政治態度分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表9 政治態度各因素、分問卷之間的相關（N=315）

分析結果表明（見表10）， 工作態度分問卷中，各因素之間的相關在0.280-0.567之間，具有中等程度相關。各因素與分問卷總分的相關在0.649-0.7500之間，具有較高相關，結合前面兩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這說明工作態度分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表10 工作態度各因素、分問卷之間的相關（N=315）

分析結果表明（見表11），生活態度分問卷中，各因素之間的相關在0.147-0.315之間，相關相對較低，各因素與分問卷總分的相關在0.5-0.836之間，具有較高相關。結合前面兩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說明生活態度分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表11 生活態度各因素、分問卷之間的相關（N=315）

分析結果表明（見表12），社會態度總問卷中，各分問卷與總問卷總分之間的相關在0.830-0.890之間，具有較高相關，結合前面兩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說明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表12 各分問卷、總問卷問卷之間的相關（N=315）

四 討論

（一）態度測量的方法和形式

筆者在對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的后續研究中，采用量表、社會調查問卷以及訪談問卷等方法相結合的形式來進行社會態度的測量和研究，比以往的研究中對態度的測量僅采用訪談、問卷、Likert量表等單一方式，更能真實、全面的測量態度。

在前期理論分析、后面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中，發現不同層次的態度用同一種量表進行系統測試并不是非常適合，如態度的認知成分和態度的情感成分某種程度上不在一個層次上。本問卷中，如生活態度中的價值觀與生活滿意度，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價值觀方面的題項存在許多交叉，在結構效度分析中，價值觀因素之間的相關以及和生活滿意度的相關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對于態度的不同方面要采用不同問卷形式或不同量表形式。對于量表形式也要根據態度內容和層次的差異采用不同的形式，如：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非常不滿意——非常滿意；非常反對——非常贊同等形式，這樣才能更真實和有效測量態度。

隨著研究對象以及社會發展的變化，態度的結構和內容也會有不同。本研究根據農村基層干部這一群體的特點，緊扣目前新農村建設這個大背景，以政治態度和工作態度為重點，將農村基層干部的社會態度分為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三個方面，較好地體現了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所應該包含的核心和關鍵要素。

（二）研究不足

本研究在云南曲靖、昆明、保山、昭通、大理等11個州（市）進行抽樣，涉及16個縣（市），33個鄉（鎮）。經濟發達地區（非民族地區）、非民族欠發達地區、民族欠發達地區、民族貧困地區、非民族貧困地區都有涉及。但由于抽樣樣本較分散，總體樣本相對較少并且不易集中，正式施測的有效樣本為315份，樣本量還不夠大，同時對于同一地區類型來說應該再補充不同地區的樣本量。另外，本研究的抽樣樣本只涉及云南省，對于云南而言已具有充分代表性，但為了使該問卷更具說服力和更廣泛的應用，需要在全國范圍抽取不同地區的樣本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五 結論

（1）在對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預測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礎上，通過正式施測再次進行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基本確立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的結構，它包括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其中政治態度包括執政能力、社會問題、新農村建設、村民自治四個因素；工作態度包括工作認同、基層干部隊伍、工作積極性、工作回報、工作人際關系五個因素；生活態度包括生活滿意度、生活價值觀、幸福價值觀三個因素。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由政治態度、工作態度、生活態度三個分問卷構成，共12個因素，52個題構成。（2）從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來看，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問卷具有良好的項目區分度、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本次研究的科學性，問卷可以作為測量農村基層干部社會態度的工具。(注：在此特別感謝侯杰泰教授、張敏強教授、溫忠粦教授、陳海平教授、楊宜音教授等在問卷編制過程中給予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1]時蓉華.社會心理學[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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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for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XIA Ti-tao1,LI Hui2
(1.Yun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Kunming 650031,China;2.Yunnan Normal Univicity,Kunming 650092,Chin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evious research, and through interviewing, testing, expert testimony and consulting, the author draw up "The Social Attitudes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Questionnaire".The questionnaire was analyzed and modified by the preliminary survey of 139 village officials,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d through the official testing of 315 village official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estionnaire has a good item discrimination index,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tructure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social attitudes (political attitudes, work attitudes and life attitude)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factorial analysis, which include the ability of political attitudes, social issue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four factors; working attitudes including job identification, grassroots cadres, activeness of their work, work rewards, and relationships five factors; life attitude including life satisfaction, life valueness, and happiness value.

rural grassroots cadres;social attitudes;political attitudes;work attitude;life attitude;questionnaire

B849

A

1008-9128（2012）01-0096-06

2011-08-28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08XZX011）

夏體韜（1982-），男，云南宣威人，碩士。研究方向：心理咨詢及特殊人群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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