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反貪風暴（三）

文／張宏杰

朱元璋的反貪風暴（三）

文／張宏杰

發動群眾抓貪官

結合學習《大誥》，朱元璋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于是，洪武十九年，大明帝國發生了一件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他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這樣號召：

我設各級官員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人民，為人民服務。然而，過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后，他們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千方百計，害我良民?，F在，我要靠你們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鄉村里見義勇為的豪杰們，來幫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當官的來給百姓做主，打我當皇帝到如今十九年，我還沒見到一個可靠的人!

在《大誥》另一章里他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因為我高居九重之上，難以清晰地觀察帝國政治的每一個細節，“如果民眾們不親自動員起來揭露奸頑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

那么，皇帝希望民眾怎么幫他呢？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他大手一揮，慷慨地賦予了草根階層監督、評議各級官僚的權力，并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誥》中這樣號召百姓：

從省級官員到府州縣級官員，如果有在國家規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財錢的，準許境內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聯附近的鄉親，聯名到京城來上告，有憑有據，則懲辦罪犯，換以好官，撫育人民。同時，從省級到縣級的官員，如果有清廉能干、政績卓著的，準許境內百姓來京匯報，我給他們獎勵。

因為對監察官員們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朱元璋說，如果好官被誣陷，百姓們有權直接向皇帝申辯?！敖窈蟾骷壵?，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這些廉能官吏被壞人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我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保ā洞笳a·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沖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如果以后有吏員們打官司時枉斷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糾集四鄰，直接到刑房里，把這個吏員拿住，送到京城來！如果有強買百姓東西不給錢的，收稅時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軍時受賄放縱犯罪卻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犯罪情況出現，都許百姓們直接把這些吏員們拿獲！他還規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鄰居和親戚們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獲。（《大誥·積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他在另一章中還發布了這樣的通告：“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朕嘗禁止官吏、皂隸，不許下鄉擾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p>

從“把民眾捆綁在土地上”這一極端輕易地跳到了“放手讓民眾造反”的另一個極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證”制度。他知道這一制度一定會被官員們用做阻攔百姓上訪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進京反映問題的人，不論有沒有通行證，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擋，治以死罪。在另一章中他又規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那么“全家族誅”。

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一直懷有某種忠誠。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著某種“民粹主義”味道，在對官僚階級表現出極度痛恨的同時，他卻一直對自己從中打拼出來的社會底層的人民充滿親近感。他對他們，面孔從來都是溫和的、親切的。鄉村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那種淳樸、真誠的關系一直留存在他的心中，他相信，在鄉村生活的人，良心還沒有被貪婪和物欲所污染。因為對官僚體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在鄉村生活的經驗。他收回了官員們的部分權力，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鄉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敗壞。

他在《教民榜文》中規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務，例如家務、罵架和斗毆等糾紛都可由老人和里甲來審斷。官員們不許干預訴訟過程，也不許接管判決事宜。如果地方當局干預了有關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報給皇帝，那么，官員們可能自動地被牽連進這名受審老人的罪行中去。當然，人命大案等還應報告給官府來審理。

“激進主義”的“幼稚病”

在全帝國范圍內掀起這樣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則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長式的設想：“如果天下百姓都聽我的，認認真真照這個命令辦，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貪官污吏都變成好官了。為什么？因為良民時刻監督，壞人不敢胡作非為，所以各級官員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痹诹硪粋€地方，他這樣說：“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p>

這當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邏輯。依靠社會底層來監督官員，這樣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是，朱元璋沒有認真考慮如何把這種監督機制化、常態化，卻希望僅僅用一次群眾運動就解決所有問題。

“激進主義”在中國這個“中庸”大國里有著十分深厚的土壤?！凹みM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就像熱戀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愛情，兩個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諧調都不成問題一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也相信，道德的激情可以擊敗一切不義，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傾力貫注和絕對恪守道德原則，實際政治中的任何困難都不難克服?？词逻^易、意氣用事、態度偏激、思想狂熱、喜愛暴力，都是它的特點。它拖累著中國政治一直不能脫離中古式“倫理政治”的范疇，難以進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質中的缺項，他在作戰時頭腦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證明了他理智的強大。然而，越到晚年，他政治思維中“激進主義”的狂想就越來越成為了主旋律。

畢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強大壓力之下，他能強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揮，在重重困難中苦心孤詣地尋找那條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雖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然而，由于外部壓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長期壓抑著的“急躁”、“竣切”還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獄百姓之順利之容易之幾乎沒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強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極尊、毫無約束，這種地位對人性的腐蝕，朱元璋也難以抵抗。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業業、宵衣旰食，強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卻沒有能力再把那個強大而盲目的“本我”壓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來越為“本我”所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和鄉村視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傾向與“權力萬能”的幻象合流，催生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來在最低下的草根階層里放了一把火，異想天開地希望用局部的“無政府主義”這把烈火來徹底燒毀官僚主義的土壤。

張宏杰簡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 《坐天下很累》《饑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等多部作品，2013年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講述《成敗論乾隆》。

（未完待續）

□本欄編輯／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