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研究綜述

張曉蘭，王生林，楊 陽，董雪蓮

（甘肅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合作社是農業產業中非常重要的組織，自誕生以來，在許多國家的經濟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民專業合作社是眾多合作社中的一種，是我國特有的稱謂，它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組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1］。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在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而出現并日漸發展。2007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打破了其發展的法律瓶頸，得到了空前發展，理論界、管理層及農業實踐工作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也隨之逐漸展開，諸多學者對其作了大量的研究與探討，研究方法和視角日益豐富，這些研究對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具有顯著的指導意義。我們利用“CNKI學術期刊總庫”和“萬方數據資源系統”（2007—2012），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主題進行檢索，選取被引頻次較高、發表時間較近的82篇代表性文獻，從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現狀、發展模式、金融問題、農戶參與意愿、成員素質、政府定位、治理、績效等方面對其進行核理總結，以期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研究者提供借鑒。

1 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現狀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正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F有文獻在全國層面上對其發展的研究較少。除鄧衡山等運用全國代表性的大樣本調查數據，從組織服務功能的視角分析我國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現狀，并討論其制約因素［2］外，研究者多基于某地區或某一農業生產領域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現狀進行實證調研。張民省等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快速增加，但規模偏小、地區發展不平衡；服務內容逐步擴大和深化，但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產業分布廣泛，但主要集中在種植業、畜牧業中的蔬菜、水果、養蜂、家禽、生豬、養蠶等商品化程度較高的行業；開展業務多停留在科技含量較低的生產與銷售環節［3～7］?？偟膩碚f，農民專業合作社分布廣泛，多類型并存，發展中不斷出現新趨勢和新動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農民內生力量不足、服務功能不完善、管理不規范、缺乏科學的利益機制、人才和資金匱乏等問題的存在［8～9］，令其發展不盡如人意。如樊紅敏認為我國農民專業社出現了內卷化的現象，農業產業經營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戶的組織化程度沒有出現預期的由低級到高級的變革過程，小農戶經濟的性質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沒有出現農業現代化的革新和演變［10］。

2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模式

現有文獻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模式的研究視角呈現多樣化，不同研究者根據各地區合作社的發展實踐提出了多種模式，并對其進行了理論詮釋與比較分析。李燕萍等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模式進行了詳細的歸納分析，并構建了市場調節資源（市場拉力）與政府宏觀調控（政府推力）的二維度模型，提出了雙低驅動型、市場驅動型、政府驅動型、雙高驅動型四種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模式［11］。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鄭丹、黃鋼從科技角度著手，前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科技合作社（科技型農民專業合作社）創建方式的歸納，總結出科技能人型、科技入股型、依托外部技術力量型、龍頭企業型等創建模式［12］；后者總結出“科技企業帶農戶”、“科技專家帶農戶”、“專家大院帶農戶”、“科技園區帶農戶”、“科技合作社帶農戶”和“科技農場帶農戶”等農民合作組織模式［13］。張怡然等將合作社組織經營模式分為生產要素合作（以土地經營權、勞動力、農用設備、設施、技術、資本入股）、股權單一、股份混和、股權轉租以及股份參與5種，加以統計分析［14］。

在多種模式中，“能人帶動”、“村負責人帶動”、“合作社+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等以“領頭人”或“牽頭人”劃分的模式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但總的來看，該方面研究多是對實踐的簡單總結，從理論上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模式進行最優驗證與分析的較少。

3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金融問題

近些年來，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與農村組織發展特別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金融服務需求相比還有明顯差距?，F有的金融渠道，以及依靠社員、農戶融資都無法滿足合作社的資金需求，融資難問題已經成為制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壯大的主要問題之一。因此，基于實證對農民專業合作社融資問題的研究逐漸增多［15～17］，研究者多從農民專業合作社自身籌融資能力、外部金融支持，以及政府政策環境等方面分析融資現狀和應對策略［18～19］。如戎承法等對影響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信貸可獲得性的因素進行了理論分析，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經營能力、銀社關系、社長背景與其信貸可獲得性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無形資產、外部政策環境對其信貸可獲得性有較大的正向影響，而財務管理情況對其信貸可獲得性的影響不明顯［20］。還有不少研究者從信用角度探析合作社融資難問題，如張承杰等認為融資難問題究其根源是“信用”問題，優化農村信用環境、推進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是解決融資難問題的有效途徑［21～22］。

在具體對策上，楊鳳敏通過剖析廣西3個合作社典型案例，探討了借助外來資本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路子［23］；朱玲等提出運用“征信+信貸”模式創新央行金融服務方式［24］；王海燕等借助信息經濟學及博弈論理論，嘗試構建農民專業合作社與金融機構間信貸融資的動態博弈模型，提出引入懲罰——補償機制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破解合作社信貸融資難題［25］；戎承法等基于對全國68家開展資金互助業務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提出應當積極推廣在專業合作基礎上開展資金互助的融資模式［26］；王仲遠提出農村資金互助社主要與產品型專業合作社配伍，村鎮銀行、農村小額貸款公司主要與要素型專業合作社配伍，以及創新多種農村金融產品（如“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戶”的貸款方式、“五位一體”的綜合服務方式、訂單農業質押貸款）等措施［27］。還有研究者建議賦予農民專業合作社金融職能，以改善合作社的金融生存環境［28］。

4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戶參與意愿

對農戶參與意愿的研究多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相關文獻多是基于對較發達地區的調查而言，針對欠發達、不發達地區的調查研究較少。概括而言，研究者們較普遍的認為影響農戶參與意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戶主個體特征，包括性別、年齡、認知能力等；二是農戶的生產經營特征，包括兼業化程度、生產的農產品種類、生產規模、農業勞動力供給、生產經營風險等；三是農戶對合作社的認知程度；四是政府對合作社的支持程度。農戶對合作社的認知程度、政府對合作社的支持程度與農戶的參與意愿正相關，而農戶個體特征、農戶的生產經營特征對農戶參與意愿的影響，研究者持不同觀點。多數未運用模型分析的研究者，如鄭適等認為，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糧食作物占種植結構比重低、產品銷售難的農戶參與意愿強烈［29～31］；而運用模型分析的研究者，如張紅云等認為年齡、受教育程度、生產規模等因素的影響不顯著，也有人認為價格波動、銷售市場的完善程度、專門投入等變量的估計參數不顯著［32～34］。

此外，王克亞等基于對河南省欠發達農村農戶的調查，提出了地形環境特征因素對農戶參與意愿的影響，認為山地和丘陵地區農戶參加合作社意愿較弱，而平原農區農戶參與意愿較強［35］。張美珍等提出，參與合作能否受益的預期心理對農民的合作行為與意愿有著顯著影響［36］，莊海靜等基于對京郊延慶和通州區合作社的調研分析，提出相對于經濟方面的需求不明顯而言，社會因素導致的外在動機對社員的參與行為有更重要的影響，表現在農戶受“社會取向”的群體行為壓力、某些社會壓力，以及政府資金支持的吸引而加入合作社［37］。張啟文等利用沖量過程原理構建了波動分析模型，認為農民是否愿意參與合作社，除了市場和合作社因素外，主要取決于對他人的模仿［38］。

5 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素質

現階段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存在著人才瓶頸。一方面，合作社“天然地”具有益貧性，本身是弱者的聯合，缺乏經營管理骨干和市場開拓、財務管理、農產品經紀等方面的專門人才；另一方面，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許多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青壯年農民多進城務工，造成了合作社成員素質偏低［39～41］，使得合作社缺乏對長期利益的追求，其發展難以跟上現代農業和市場經濟的步伐。

有關研究的關注點多在合作社“帶頭人”身上，并多采用實證分析。如，郭紅東等運用社會資本理論，從社員對社長信任的角度分析得出，社長的素質（能力、人品、與社員的關系等）越強，社員對其越信任［42］。劉文凱等構建了優化的農民合作社帶頭人勝任力模型，為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的選拔和培養提供了理論依據［43］。胡同澤等引入冰山模型，著重探討了帶頭人素質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從外顯技能（知識技能）與內在素質（動機、態度，個性、品性，社會角色、自我認識）兩方面分析了帶頭人素質不高的原因［44］。

對如何提高成員素質這一問題，研究者針對我國合作社教育極為缺乏的現狀，多從政策層面著眼，提出要構建科學的合作社教育體系［45～46］。也有研究者從合作社社會功能著眼，提出合作社自身就是提高農民素質的場所，如李龍珠等認為合作社成員在農業新技術推廣、市場營銷、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培訓鍛煉，可為農民提高素質開辟新課堂［47］；肖富群對廣西貴港市農民問卷調查數據的研究認為，專業合作經營是鍛煉和培育農民合作能力的重要途徑，只是開展專業合作經營的時間較短，其鍛煉、培育農民合作能力的社會價值尚未完全顯示出來［48］。

6 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中的政府定位

各國合作社發展的實踐說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研究者普遍認同這一觀點。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我國政府存在干預過多的情況；與此同時，對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不夠，對合作社的扶持原則性的規定多，可實施的具體政策少，政府應從財政、信貸、稅收、保險、教育、立法等方面著手，做好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工作［49～50］。研究者提出，應當明確政府的職責定位，把握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度，政府支持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在市場經濟剛起步階段，政府的支持是合作組織發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條件，也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未來的政策扶持和支持，要以增強合作社自力更生的能力為基點，政府介入的程度要逐步降低。趙國杰等引入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生命周期分為引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分化期，認為政府扮演的角色隨之也從最初的引路人走向協調者［51］；苑鵬從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得到啟示，認為政府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重點是為其獨立、自主發展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推進［52］。

7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治理

農民專業合作社特有的產權制度安排，以及激勵、監督等機制的缺陷，使其治理難免出現“內部人控制”、“搭便車”、民主決策機制的弱化與喪失、內部權力分配不平衡、監督被虛置、利潤分配的資本化傾向等失范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成員利益［53～55］。規范合作社治理和糾正合作社失范問題有賴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尤其正式制度的保障是合作社健康發展的基礎。學者們近幾年的研究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現有的各種正式制度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如肖湘雄等提出應規范產權制度、明晰產權關系、完善農地產權結構［56～57］，駱清從投資者、管理者、社員三方面對激勵機制進行了分析［58］；謝霓泓通過對決策機制的分析，提出堅持“社員大會制”、引入理事回避表決制度、構建“能人”治社與民主管理相協調的運行機制等改進措施［59］；黃敏等對社員入社行為監督機制的探討表明，完善信息溝通渠道可使監督效果加強，加強信譽體系的建設可降低合作社運行的管理成本［60］；劉君提出處于發展初級階段的合作社的分配方式應集權一些，而處于成長階段的合作社的分配方式應由單一的按交易額分配轉變為按交易額與按股分紅二者相結合［61］。

委托—代理理論是分析合作社治理問題的常用理論。如馬彥麗等提出，合作社內存在的“雙重”委托—代理關系表現為對中小社員利益的侵害與合作社整體價值的損失［62］；張雪蓮等從委托代理關系入手分析，認為來自于社區和社區外的榮譽和政治地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可能對管理者的激勵效果更大［63］。譚智心等構建了“委托—代理”理論模型，分析得出，合作社代理人努力行為的激勵與其自身經營的農產品占合作社經營農產品總量的比重、對互惠關注的敏感性程度和占有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比例等因素存在正相關關系，并建議從信號傳遞和信號甄別的角度對合作社內部的相關契約加以改進［64］。其他理論與方法的運用也日漸增多。如高海運用集體行動理論和經濟法的責權利相統一原則，提出了完善合作社核心成員兼任管理者的約束之“責”（積極的“責”、消極的“責”）和激勵之“利”（人力資本之“利”、剩余索取之“利”和資本轉讓之“利”）的框架［65］；張瀅運用風險管理理論，對合作社的風險識別做了實證分析［66］；黃珺等運用博弈方法對農戶成員承諾的影響因素加以分析［67］；董一眉等采用復制動態的分析框架，對合作社內的搭便車現象進行了分析［68］；韓國明等借鑒顧客滿意度指數（ACSI）構建了基于滿意度的治理績效評價模型，并對農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與“支部+合作社”兩種西部合作社模式的治理績效進行滿意度測評，認為從整體來說，社員對前者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滿意度均不如后者高［69］。

8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績效

作為一種新型農民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具有明顯的績效優勢，它既獲得了組織自身的經濟效益，又使加入該組織的農戶增加了收入；它不僅具有經濟效益，還有社會效益、生態效益。近些年來，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績效評價指標或體系構建、影響績效的因素分析兩方面。

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指標的構建，研究者多以合作社的實際數據加以檢驗，指標多集中在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方面。如：劉濱等構建了內部治理機制、社員收益、組織收益、發展潛力和社會影響五個方面的指標［70］；徐旭初構建了基于行為性績效和產出性績效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評價體系，界定了組織建設、運營活動、社員收益、組織發展和社會影響五個方面指標［71］；程克群等構建了組織運營、經營活動、社員收益、企業規模、社會效益五個方面的指標［72］；而趙佳榮則增加了生態指標，構建了經濟績效、社會績效和生態績效的“三重績效”評價模式［73］。

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者多方探尋影響合作社績效的因素。如孫艷華等研究認為，與市場交易和合作社相比，加入生產合同的農戶獲得更高的單位養殖凈利潤［74］；黃祖輝等通過Kruskal Wallis檢驗方法，發現不同產品類型的合作社，不但在成員和資本規模上有著明顯區別，而且在年總收入、總盈余和相應的利潤水平上也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75］；董曉波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的結果顯示，高管團隊集體創新與合作社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都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合作社的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是相互正向影響關系，高管團隊集體創新對合作社社會績效的影響是直接的，并非通過經濟績效起作用［76］；廖媛紅的研究表明，個體社會資本和集體社會資本對合作社績效的影響均有不確定性，分別受到個體與合作社利益的一致度性及合作社治理結構明晰度的調節［77］；由衛紅用多元線性Matlab擬合得出，內部網絡關系對盈利績效影響更大［78］；伊藤順一等運用日均勞動收入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合作社對小規模農戶效果明顯，對大規模農戶效果不顯著，認為農民對合作社的不理解和入社條件的限制，讓相應小規模農戶失去了提高收入的機會［79］；徐旭初等分析指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績效變量與治理變量緊密相關，合作社的股權結構、牽頭人情況和理事會結構三大因素對合作社績效具有較大的影響，其中以股權結構的作用最大［80］。

9 有待深入研究的主要問題

關于未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走向，研究者們認為在以下幾個領域有待深入開展研究。一是農民專業合作社金融問題。金融問題是制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瓶頸，針對此問題的研究必將持續下去。二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的政府定位問題。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其經濟影響力與政治影響力不斷壯大，可能與原有鄉村治理結構發生沖突，因此如何實現合作社與政府的和諧相處、協調發展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三是合作社教育培訓問題。提高合作社社員，尤其是領頭人的素質，是合作社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實踐中怎樣將教育培訓工作落到實處需要探討。四是農民合作社聯社問題。不少研究者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具有更大的優勢，更有利于實現社員利益最大化，是農民專業合作社走向聯合的有效組織形式［81～82］，因此有必要對其必要性、聯合條件、聯合形式、法律地位等進行探討與研究。五是合作社的企業化和股份化傾向。發達國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走向企業化和股份化了，我國研究者也對國內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企業化和股份化展開了探討，目前主要集中在“以地入股”的法律問題方面，對此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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