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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視閾下的鄉土言說——許欽文師承魯迅的鄉土小說獨創性意義

2013-02-19 21:31魯雪莉
江西社會科學 2013年2期
關鍵詞:鄉土魯迅小說

■魯雪莉

許欽文是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第一代作家。其鄉土寫作,早在20世紀20年代便受到魯迅的關注,被其列為當時為數不多的“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予以評價[1](P255),在其時和后來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許欽文的鄉土小說在“血脈”上正出自魯迅的嫡傳。魯迅之于許欽文,不獨有師生之誼,對許欽文的創作有直接的指導;更有出于同一地域的文化血脈之緣,這兩位都從“越文化”地域走出的作家有著內在的精神勾連,越地深厚的文化積淀無疑是許欽文師承魯迅的主要精神資源。本文探究許欽文鄉土小說的獨特意義與價值,著眼于其師承魯迅汲取越文化精神,在深厚的越文化底蘊的開掘中使小說顯示出較高的藝術品位,當有助于對許欽文鄉土小說的深層解讀,亦可加深承傳地域文化精神與作家創作間相互關系的理解。

一、師承關系:文化同源與心靈溝通

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涌動的鄉土小說潮中,許欽文脫穎而出,自有多重原因,但其直接的成因,卻是來自同一方鄉土的新文學大師魯迅的引領。作為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開山鼻祖,魯迅的作品在呈現鄉土領域厚重的文化意蘊方面,無疑開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先河。其鄉土文學作品對于許欽文產生了天然的感召力,許欽文自然會受到直接的啟迪。魯迅對許欽文的創作也確乎提供過切實的扶持與幫助。許欽文曾做過魯迅的學生,堪稱地道的魯迅“私淑弟子”,魯迅對他的關愛是不言而喻的。僅據《魯迅日記》記載,在許欽文與魯迅長達14年之久(1923—1936)的交往中,許欽文去魯迅處有162次,書信來往200余封,可見關系之密切。魯迅極為重視許欽文的鄉土小說創作,不僅多次給予他方法論上的指導,還幫助他介紹刊物投稿,并用自己的版稅資助他出版《故鄉》小說集。魯迅的小說《幸福的家庭》為“擬”許欽文而作①,更意在扶持許欽文。

從表象上看,許欽文的創作成功,是一位大師對一個后學的提攜與扶持,但作家間的師承關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從深層次的文化基因考量,許欽文的創作出自魯迅的精神嫡傳,極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兩者共同的文化傳承背景。同一文化土壤的滋養使他們在文化人格、思維特征、審美傾向上頗為相同,從而能夠實現更多的精神溝通。地域文化精神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往往會對作家的文化人格乃至文學創作發生重要作用,此種精神資源的自覺承傳,必使魯迅與許欽文在鄉土寫作上的師承關系有了更深邃的歷史文化內涵。對此可以作出多方面探尋,下述幾點,是表現得尤為突出的。

其一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意識,造就了作家開拓進取精神的趨同。越地的“面?!杯h境是越人走出封閉、外向拓展的重要地域因素?!翱脊虐l現,生活在東南沿?!埖靖~’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輕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木槳、陶舟模型與許多鯨魚、鯊魚的骨骼都表現了海洋文明的特征?!盵2]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使古越文化從一開始便顯示出一種好動善變、外向開拓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此種精神前后相續,內化為越人開拓進取型文化人格,流淌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尤在近現代文化思潮大裂變中得到加倍的張揚。魯迅從青年時代起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從故鄉到外地,從域內到域外,廣納博取異質文化,終于造就一代文化偉人。這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精神的集中展現,對后起越地作家無疑是一種無形的感召。許欽文的青年時代,正值五四時期,時代潮流風云激蕩,他不甘于無所作為,反感于故土封建傳統陋習甚深,毅然來到北京謀生求學,接受新知,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受到魯迅的感召。他到北京后成為北大的旁聽生,主要是仰慕時在北大任教的“鄉賢”魯迅之名,對魯迅的授課是每課必聽,于是就有了從魯迅那里直接受教的機會。北京的生活與學習,為他獲取了堅實深厚的思想文化儲備,對他后來成為卓有建樹的鄉土文學家至關重要。魯迅在評述許欽文的鄉土小說時,曾稱其為“僑寓文學”,意即此類鄉土文學非在故鄉產生,而是“僑寓”外地所作,作者“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1](P255)。這是對此類小說特質的精當概括,當然也揭示了作家具有鮮明的外向拓展意識。正是由于未被都市流浪生活消弭的濃郁鄉土情結,所以與魯迅一樣,雖身處異地,仍心系故土,他的創作也常常帶有鮮明的越地區域性特征。

其二是在秉承越人強烈的反傳統方面表現出精神趨同性。越文化中的剛性質素蘊含著對舊文化、舊傳統的激烈的反叛精神,魯迅幾乎先天性地對故鄉特立獨行、富于叛逆和反抗的精神進行了自覺的承繼與張揚。他最為推崇的越地先賢是“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尤其對起于越地的“浙東學派”的啟蒙先驅敬仰備至,如明末流亡異鄉的“逆民”朱舜水,以身殉節的文學家王思任等,并表示“身為越人,未忘斯義”[3](P24)。由是遂有魯迅“硬骨頭”性格的形成,也才有其創作中對舊文化思想體系的摧枯拉朽的批評。越文化人格中的堅硬品性,亦鑄就了許欽文的文化人格。他自覺承繼了越文化“剛硬堅韌”的精神特質,極其敬仰“人們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強的魂靈”[4](P73),并在作品中數次表達對富于叛逆精神的“鄉先賢”的向往,諸如躬自蹈厲、堅忍獷悍的越王勾踐,批判神學化儒學的東漢思想家王充,重氣節操守的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劉宗周等,無不成為其仰慕對象,每每行諸筆端,表達崇敬之情。他和魯迅一樣,經歷了家道中落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使其能深味人間苦難,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和原始殘酷的傳統鄉土文化有著深刻的體悟,而對故鄉下層民眾的同情又使得他情系故土。于是,許欽文與魯迅的鄉土寫作,便有了創作視角與精神指向的驚人一致:特別能感受傳統“無意識”籠罩下農民靈魂的痛苦與精神的愚昧,并給以藝術的表現。

其三是基于對越文化民間藝術的共同喜好,在審美傾向等方面產生諸多共同點。魯迅習慣于在反常的藝術思維中解構傳統與正統:他絕不重視“正統”或“正宗”,“卻另外去尋找出有價值的作品來看”[5](P52),即著力于發掘被壓抑在民眾潛意識中的本真的生命形態。他喜歡看越地的目連戲和賽會中的“無?!?,他贊揚“女吊”是“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6](P637),這正源于魯迅試圖用民間“異端”的鬼怪世界去顛覆正統的但卻是虛偽的現實世界。許欽文亦對傳統文化中那種“正統”的倫理道德有一種天然的反感。他曾回憶“記得幼時看‘大戲’、‘目連戲’、‘跳吊’總要到半夜后,雖然未到半夜已經疲倦,但我也要熬著看了才肯回家”。正是由于“女吊復仇的堅決很感動人”,“女吊的本身是美的,她受苦,被迫害,使人感動”[7](P59),故此,他的小說集《故鄉》封面即采用了友人陶元慶所畫的復仇之鬼“女吊”形象。他還從小喜歡看社戲《白蛇傳》,尤其對于橫加干涉并壓迫別人個性自由的法海和尚,充滿了憤怒。越文化中這一反抗傳統的“異端”思想在他青年時期即可見端倪:面對家庭的包辦婚姻,他與妹妹聯手反抗,走出了家庭,終至被“驅逐到異地”。同魯迅一樣,此種思想也灌注在他的鄉土寫作中,作品滲透著他對自由與民主的呼喚,對專制和愚昧的反抗,從而與越文化思想精髓貫通了精神聯系。

二、創作文本:承續魯迅的鄉土言說

許欽文的鄉土寫作承續于魯迅,不僅可從文化接受源上發見,考察兩者的創作文本,此種精神內涵的承續性可以獲得尤為明晰的呈現?;趯鹘y文化下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深入體認,魯迅認識到“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8](P1),故此,魯迅的鄉土小說落筆于深遠的歷史文化積淀,透過對越地鄉風民俗的細致描繪,深刻剝露傳統中的負面因素,包括對封建宗法制度進行犀利的剖析。承續魯迅的這一創作思路,許欽文的小說也在審視鄉土、鄉村批判與解剖封建宗法制度中展開,既渲染面對故鄉昨是今非的感傷和失落,更表達對鄉土中國人生悲劇的深廣憂憤,表現出越文化“土性”深重的一面。兩相對照,不難看出許欽文小說所展示的鄉村文化內涵,在諸多層面上承續著魯迅的鄉土言說。

環境設置。小說設置的場所、環境,即是人物活動的背景,也往往成為一種文化符碼。魯迅鄉土小說中的環境設置在“魯鎮”、“未莊”或“S 城”。這里蒙昧、封閉,封建禮教盛行,帶有越地地域文化的鮮明印痕,亦是古老傳統文化的縮影。許欽文的不少小說描寫的是魯迅同一的“故鄉”,小說背景就徑直指為“魯鎮”,有時則用“魯鎮”所屬的“松村”,顯示出兩者的直接關聯。誠如楊義所說:“以‘魯鎮’和魯鎮所屬的‘松村’作為故鄉的代名,透露了這些作品與魯迅小說的鄉土因緣和文學因緣?!盵9](P473)而背景設置的相似性,正表明了文化內涵的同一性。與“魯鎮”和“未莊”一樣,許欽文筆下的“松村”也是一個閉塞守舊、落后愚昧的地方。小說《老淚》以“松村”為故事背景,回敘一個70歲的老太太彩云坎坷的一生,表現的正是對越地傳宗接代落后民俗的批判。小說《鼻涕阿二》的環境設置也在“松村”,作品展示的“松村文化”特征更酷似魯迅筆下的“未莊文化”:“維新勢力雖曾一度影響這個村子,但猶如一陣清風吹過池面,過后還是老樣子”;“人力車夫比起轎子,本來是一個進步,因為一個犯人坐過這種車子上法場處斬,反維新的人就說這種車子是‘殺頭車’,講人道的維新家也不敢坐了”;“自由戀愛傳到村上,但自從一只大黃狗與一只癩皮狗在路上交尾,被人呼做自由戀愛后,就變成污穢的名稱了”;“松村人重男輕女,什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松村人尚‘藏拙’,有著‘毋多事,多事多敗’的格言”和“‘有力的就是有理的’習慣”[10](P191),如此等等。這些描寫,只要稍作對照即可發現,“松村人”的陳腐觀念、處世哲學與《阿Q正傳》中的“未莊人”簡直毫無二致,它深刻剖示了古老鄉村的陳規陋習,承續著魯迅的筆觸作深入開掘,無疑深化了許欽文小說揭示的文化意義。

風俗習慣描寫。民風鄉俗的落后與野蠻,在鄉土小說家筆下往往構成他們對宗法制社會犀利抨擊的鋒芒指向。在魯迅小說中,祝福祭祀、捐門檻等風俗習慣成為他展開文化批判的切入口。許欽文亦如此,借助剖析風俗習慣的陰暗面以加強小說的文化批判意蘊。如《老淚》寫鄉村的“接種”習俗:彩云丈夫臨死時,要她和別的男子“接種”,以便產下“遺腹子”為其接續“香火”,這給彩云帶來無窮的痛苦。小說中關于松村婦女燒香拜佛的描寫,寫媒婆做媒的種種繁瑣習俗,無不令人啼笑皆非。此外《鼻涕阿二》中關于對死人超度的迷信習俗,以及《過年恨》中關于浙東過年的禁忌習俗,也都是落后愚昧的文化心態展露,可以在魯迅小說中找到印跡。落后的文化心態總是在隔離的文化條件下形成的,“土性”深重的鄉民總是難以擺脫狹隘的眼光造成悲劇。許欽文的小說也表現了鄉民們這種蒙昧的文化心理?!妒础芬圆墒と藬烂叩膽K劇為敘事焦點,又以村人為謀稻粱,自甘冒險,前赴后繼,仍采石為生的凄境作結,以沉郁凝重的筆觸對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進行了意韻悠長又感人肺腑的展示。因此,有論者認為:“‘土性’在他那里,可以說無論是堅硬為石還是凝結為血,都有一個共同指向——剛勁,而剛勁背后映出的卻是愚昧與悲哀,其蘊涵的文化批判意味是不難體味的?!盵11]

病態靈魂的刻畫。本著揭示國民劣根性并設法療救的根本目的,魯迅的創作“始終緊緊抓住‘人’這個軸心,他最關心的是‘人’在中國社會結構與中國歷史中所處的地位與真實處境”[12](P5)。其鄉土小說正是以病態靈魂的深入剖析而直擊古舊中國的本質所在。承傳魯迅的創作精神,許欽文也用生動的筆觸刻畫了諸多求做穩奴隸而不得的奴性形象?!侗翘榘⒍肥亲畹湫偷睦C。小說描寫宗法制社會毀人于無形的冷酷:菊花因是二胎女兒而為全家鄙視,落了個“鼻涕阿二”的綽號;生活加于她的每一苦難都是“默默服從”,丈夫阿三沉水死去,婆婆把她賣給一家姓錢的,“她并不覺得怎么樣”,同樣默默承受。一旦為人作妾,從此災禍叢集,為“爭取做人”,她雖用盡心計,耍盡手腕,但仍到處受欺侮,最后死于困窘,連在丈夫的牌位上刻下自己名字的資格都沒有。在阿二身上,既有祥林嫂式的無知、麻木,又有阿Q式的“精神勝利”:在經受重重欺凌之后,她稍有機會,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小說揭示了依據封建等級制判斷個人價值,進而規定個人命運的鄉土生活邏輯與社會心理,寫出了宗法制鄉村人的心靈扭曲與悲劇性人生軌道。其小說的病態靈魂揭示,注重社會價值,諳于心理分析,當他將思想內容與心理分析技巧圓熟地結合起來運用時,便能產生魯迅式的憂憤深廣的現實主義效應。

婦女悲劇命運探究。魯迅在表現古老中國苦難鄉村的不幸人們時,常常把視線投向承受更多重壓迫的婦女的悲慘命運,寫出了《祝?!?、《明天》這樣的傳世名作,這對出于同一地域的后起鄉土小說家也是一種有力的感召。許欽文也有不少婦女題材作品,承續著魯迅對婦女悲劇命運進行探究?!独蠝I》從批判落后習俗視角切入,表現一個婦女的悲劇人生:因丈夫早死,她只能通過和別的男子“接種”而生下“遺腹子”。兒子長大討了媳婦后,不料死了兒子,于是又為媳婦招來“女婿”,卻又死了媳婦。其悲劇命運,頗近于《祝?!分械南榱稚?,這里當然有對“傳種接代”習俗的諷刺,但集中批判的是封建傳統觀念?!洞笏繁憩F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定女子的一生,造成婦女的終生痛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动倠D》是從另一個視角探究婦女的悲劇命運。作品寫農民雙喜之妻,本是一個勤勞樸實的婦女,她希望得到丈夫的愛,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總是喜歡穿戴著丈夫買給她的漂亮服飾,站在河邊凝神眺望丈夫回家的方向,但這卻招來了婆婆與村中長舌婦的交頭接耳、飛短流長,讓她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終于發瘋死去,舊的禮教扼殺了一個年輕的生命。作品寫一個兒媳婦被逼至瘋至死的故事,并沒有簡單地將此歸咎于婆婆的個人品質,而是引導讀者將審視的目光越過俗套的婆媳不睦而投向作為人物生活背景的封建禮教,以引起人們對婦女價值的重審,無疑對婦女的悲劇命運有更為深入的開掘。

三、“領路”效應:鄉土寫作的價值提升

在文學史視野內,魯迅開拓了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創作范式,成為這一派文學的領路人,其“于鄉土文學的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二十年文學‘主流’”[13](P233)。蘇雪林曾評述:“自從他創造了這一派文學之后,表現‘地方色彩’,變成新文學界口頭禪,鄉土文學家也彬彬輩出?!盵14]許欽文便是此種“彬彬輩出”者之一。由魯迅“領路”,他踏入鄉土文學殿堂,其師承魯迅以越文化為背景的鄉土言說,體現了越文化精神的現代投射,其創作顯示了較高的藝術品位,鄉土寫作的價值由此得以大大提升。此種師承經驗和“領路”效應顯示出豐富內涵,值得認真總結。

首先是選擇特定文化地域觀照鄉土,為鄉土言說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資源。越文化除了“遠傳統”顯現剛健風骨的古越文化精神,還有“近傳統”即宋明以來由“浙東學派”開啟的啟蒙文化思潮顯示的強大影響力,正如梁啟超所說,出于浙東的啟蒙文化思想已處在當時中國“文化中心”地位,它成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變遷”的“最初的原動力”[15](P123),由是遂有近現代浙江啟蒙文化甚盛的態勢。這與五四反封建傳統、實現人的精神啟蒙的特定時代要求相遇合,便顯出特殊意義。對于五四新文學而言,表現啟蒙的最佳視角即是鄉土。由于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農業老家”[8](P1),因而從文化根底深挖開掘“土性”濃厚的鄉土中國,便走向了改造古老民族文化的啟蒙之路。魯迅作為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正是在傳統文化的開掘中看到了鄉土表現的巨大潛力,才有其對鄉土文學的深情關注。在魯迅鄉土小說創作精神的引領下,許欽文也把鮮明的理性批判鋒芒投向鄉土文化和它的集體無意識。其創作中關于對古老鄉村民風民俗的文化批判,關于反封建主義的文化啟蒙,關于女性命運的文化關懷,以及關于鄉民生存狀態的文化觀照,等等,都有著獨到的發現與藝術表現。其創作以“土性”基調融入“五四”鄉土文學潮流中,改變了五四小說的發展方向,提升了鄉土文學的品位,其價值是頗引人注目的。將小說視角移向色彩豐富的鄉村精神領域,豐富了“人生”的表現內容,彌補了“五四”初期文學缺乏生活實感的欠缺。其以清新的泥土氣息吹拂文壇,也延伸了新文學啟蒙的廣度和深度,不啻使“五四文學”進入一個更高層次。

其次是以獨特的鄉土視角表現重要的文化命題,特別是延續了由魯迅開創的鄉土寫作蘊含改造國民性重大主題的文學傳統,深化了鄉土寫作的文化蘊涵。魯迅作為文化先哲,率先以深邃而遠見的目光看到了描寫“老中國的兒女”之于改造國民性的意義所在,鄉土小說即是其觀照國民性的重要視點。在《故鄉》、《阿Q正傳》、《風波》等作品中,魯迅從生存與精神雙重視角觀照畢生受著壓迫的農民,尤注重鄉民悲劇人生、精神病態的描敘,寄寓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情。許欽文是在魯迅的直接引領下走上鄉土寫作之途的,秉承魯迅教誨,自然也會把寫作重點移向反封建、改造國民性等的探索。正如他后來所提到的,他是跟著魯迅學寫小說的,“當時魯迅先生是在指導我們揭發封建制度的罪惡”,要“注意反封建,攻擊舊社會黑暗的根源”。[16]其創作也是從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的生活中取材,著重剖析沉浮在破屋下灰色人生中的“受難的靈魂”,力圖從老中國兒女的心靈深處尋繹民族悲劇的病根。如《步上老》敘寫鄉民的悲苦人生,主人公純樸忠厚,長年辛勤勞作,仍然無法擺脫顆粒無收餓肚子的結局,而其“上門女婿”的身份使他一輩子在村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則寫出了鄉民的精神痛苦?!峨y兄難弟》、《風箏》等小說,同樣寫出了勤勞節儉的農民物質匱乏與精神受戕害的雙重苦難。在這些小說中,他將筆觸伸入到傳統文化中積習難返的陋習弊端,于對鄉土風俗的反思中展開激烈批判,探尋改造民族文化,使之走向現代化的深邃意義。

再次,透過“民俗文化”這一最佳窗口,表現鄉村民眾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拓展鄉土小說的文化意義。在鄉土觀照中,民俗文化描敘,最能切入本真的鄉村生活,也最能體現地域色彩。因為民俗表現的是“一種民族的區域的集體無意識,所以當我們從文化這一視角去審視民俗時,它就不僅僅是民俗與文化的結合,而是一種對生存方式的解讀和進入了”[17](P1)。正以此故,無論是魯迅還是許欽文,在其鄉土寫作中都非常注意風俗民情描寫,為現代文學提供了許多題材多樣的、色彩斑斕的越地民俗畫。自然,越地民俗存在多樣形態,但“隨著第三次海侵的開始,越族祖先的生存條件越來越惡化,燦爛的河渡文化被迫中斷,所以,直到春秋戰國,初民尚處于愚昧狀態,民風也很落后。秦漢以來浙東尚多各種迷信祭祀,禁忌、巫祝、厭祝、招魂尤見流行”[18](P230)?;趯φy文化的批判,魯迅意識到民眾對改革的抗拒心理正是源于民俗文化“風俗”,“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改革即等于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19](P229),所以其創作所重的是對民俗文化落后性一面的批判。許欽文的敘述也在對農村鄉俗陋習的批判中展開,承傳了魯迅注重揭示越地民風民俗的觀照視角。如《老淚》、《鼻涕阿二》等作品對封建迷信習俗的批判,都是適例。許欽文以沉郁而憤激的筆墨切入越地風俗,在批判中渴望與呼喚進步開放的現代文明,正是其創作蘊含的現代價值意義。

注釋:

①許欽文作有小說《理想的伴侶》。魯迅在《幸福的家庭》篇末“附記”中說到:他創作此篇小說,是用了許欽文《理想的伴侶》的“筆法來寫”的。

[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A].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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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魯迅.致黃萍蓀信(1936年2月10日)[A].魯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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