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的創造性力量與頂層設計——基于自發秩序理論的認知與思考

■唐高平

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政府逐步放松了對個人日常事務的管制，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國家層面的試錯(“頂層設計”)。幾億張“吃飯的嘴”逐漸自發演進成了幾億雙“勞動的手”，“中國制造”因此自發形成、演進與擴展，實現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成功轉型。這是一個自發秩序在中國形成、演進、擴展的過程，它與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的思想交相輝映，顯示出理論邏輯與現實過程驚人的相似性。[1]當前，要從“中國制造”向充分發揮十多億個“智慧大腦”力量的“中國創造”轉型，需要怎樣的社會秩序?從自發秩序演進的歷史與現實出發、以哈耶克自發秩序理論為視角來思考這個問題，對中國轉型進入攻堅克難階段的戰略選擇，無疑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

一、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歷史與現實

現代西方文明的獨特基礎是在古代地中海周圍形成的，這個地區最早承認個人有權支配私人領域，“古希臘、羅馬的世界從本質上說顯然是個私人所有權的世界”[2](P29)。羅馬帝國的興衰史充分說明了自發秩序對文明持續演進的根本意義:“在共和國時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國時代的最初幾個世紀里，在深深卷入商業利益的元老院成員統治下，羅馬為世界提供了建立個人財產絕對觀念上的一個私法楷模。只是在羅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創業自由之后，這種最早出現的擴展秩序才開始衰落并最終崩潰?！盵3](P32)亞洲和中美洲出現過政府對文明演進秩序的抑制，個人的首創精神也被中斷。這種中斷在中國歷史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一再出現的政府控制暫時受到削弱的‘麻煩時期’，文明和精巧的工業技術獲得了巨大進步。但是這些反叛或脫離常規的表現，無一例外地被國家的力量所窒息?！盵4](P85)從古代歐洲、亞洲尤其中國的盛衰中可以看出，禁止政府抑制私人的首創精神是繁榮的根本，反之則是衰退的根源。

我們還可以從最近幾十年的現實來看自發秩序所具有的創造性力量。20世紀90年代的蘇東巨變，與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功形成鮮明的對比。改革前的中國與東歐、蘇聯有著相同的社會秩序，即徹底的“人造秩序”(計劃經濟是“人造秩序”的核心)，私人的首創精神被強大的政府徹底抑制。從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逐步放棄了這種控制，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創造了在某些領域釋放私人首創精神的寬松環境，自發秩序因此開始萌芽。改革前農村集體經濟的低效率導致農民的不滿，以及政府自身的財政壓力，迫使政府從局部退出，從而使農民有了一定的試錯空間?！罢麄€20世紀80年代，國家在確認了包產到戶體制之后，農村經濟政策的基本走向，就是在農民自發的制度創新推動下承認農民自有資源的私產制度?！盵5]“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實質上是農民與國家的一個長期交易過程，國家的財政壓力和政治壓力促使其消極退出，而不是主動地進行制度創新，即農民的退出權是農民自己爭取來的，這意味著表面上的政府主導型改革實際上不過是政府對自發的民間改革的確認而已”?！翱偟膩砜?，改革經歷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創新領域及外部規則逐步縮減作用范圍的過程，也就是內部規則的逐步發育和強大的過程，這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盵6]因此，韋森將中國經濟改革歸納為這樣一種歷史過程:“中國社會經濟體系內部的自發型構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出現、型構、成長和擴展，而在過去的行政控制經濟時期為人們所刻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經濟秩序的衰微、縮小、解晶和彌散?！盵1]相比之下，東歐和蘇聯的經濟改革之所以失敗，就在于他們沒有中國的“自生自發地型構與擴展”的社會經濟秩序。

我們再以中國改革開放后自發秩序演進最為典型的溫州為例，來認識私人首創精神的解放所產生的創造性力量對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嬗變的影響。以“民辦、民營、民有、民享、自發”[7]為主要特點的“溫州模式”，改革開放后以驚人的財富增長驗證了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土地包產到戶在溫州區域內的擴展，為溫州民營資本的自發秩序奠定了兩方面的重要基礎:一方面，在土地包產到戶的制度下，農民擁有了在一定范圍內自由選擇的權利;另一方面，每個家庭或個人擁有一定的自主支配的財富，即在農村確立了分立的財產。當自由和分立的財產共同存在于一體時，除了能帶來高效的農業生產，還能導致農村的產品交換，從而自發形成一個市場秩序的雛形。當政府不再抑制溫州人的首創精神后，他們便自發地突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帶來的束縛:從包產到戶到家庭工廠、掛戶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再到今天的現代企業集團;從“十萬供銷員”、“一鄉一業”的產業集聚與十大專業市場，再到在外的“溫州村(街)”和虛擬經營;從傳統的民間借貸到錢莊、抬會和信用社再到溫州財團等等，都是來自民眾自發選擇而非人為設計的結果。因此，有人認為民間自主性創新是溫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溫州模式正是哈耶克所說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8];有人將“溫州模式”成功的關鍵總結為“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眾的首創精神”[9];還有人指出，溫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解決模式、自發自生發展模式和自組織模式，其動力來源于民間力量和浙江的傳統文化。[10]

這種自發秩序產生的創造性力量使政府不斷放棄對更多領域的控制，從而創造了一條完全不一樣的社會演進道路——“中國模式”。從自發秩序的角度看，可以把“中國模式”概括為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在中國逐漸演進、擴展的過程，同時也是各種“人造秩序”被實踐逐漸證偽與退出的過程。[1]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和組織在更多領域獲得了行動自由，分立的財產制度得到確立、演進與擴展，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突破原有社會秩序的創造性力量來自于政府放棄了對私人首創精神的抑制。

二、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認知

任何個人和組織為了在競爭中獲取更好的生存與繁衍生息的機會，都要在知識分立的狀態下進行適應性地試錯。整個社會在長期的試錯過程中會逐步形成一種自發秩序。在這種秩序中，“個人能從其所未認識到的其他人的知識中獲益，這一狀況在較為發達的社會 (亦即我們所謂的文明社會)中尤為明顯?！盵11](P19)。

知識的分立產生的多樣性能形成創造性力量。首先，在知識分立的狀態下，在競爭中形成的自發秩序存在著大量的創造性試錯。為了在群體內的競爭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個人會適當調整自己，這樣就能發現自身的優勢。個體在面對不確定的環境時，通常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條件，采用自己認為最可行的方案。他們在試錯時往往能發現恰當的做法或措施，這種試錯就是創造性的試錯，它可以在群體內沿著各個方向自發地展開。恰恰就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小措施，最終導致人們普遍接受的新范式。自發秩序的創造性力量并不是哪個人的力量，而是眾多個體在各自的試錯中采取的細微措施匯聚而成的社會力量。

其次，自發秩序的多樣性增強了群體適應環境和應對不確定性挑戰的能力。我們能否改善我們的生存條件，取決于我們能否為未來的不確定性提出更多可能的選擇。雖然這些措施是我們事先無法設計和準備的，但是，自發秩序中存在的各種創造性試錯，為我們準備了可供選擇的措施和方案。即使不一定成功，這種有多種可能的創造性試錯也增加了我們成功的機率。我們無法預測未來，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對未來的變化做好準備，多樣性試錯就是最好的準備。隨時準備著適應變化，在變化中隨時試錯，這就是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高效率的內在原因。

第三，在自發秩序演進中形成的群體內競爭、分工和不自覺的協助關系，在增加每一個個體分享他人知識機會的同時，也充分激發了個體的創造性。群體中的任何個體擁有的知識，只占個人實現目標所需知識的很小一部分，成功的創造性試錯能激發個體學習的主動性，推動群體內的試錯行為。自發秩序演進中每一個個體對其特殊知識的運用，本身就會有助于他人實現目標，群體內的這種非設計條件下的互動影響讓自發秩序擁有了創造性力量。

三、轉型中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發揮

雖然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自發秩序的創造性力量，但是這種創造性力量的有效發揮是需要條件的，而轉型國家存在的卻是限制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條件。這些國家放棄政府對私人首創精神的抑制，只是為自發秩序的形成敞開一扇門，創造性力量的激發還需要三個最基本的條件:分立的知識、分立的財產與公正的競爭環境。這三個條件需要轉型國家的最高層面的試錯即“頂層設計”才能滿足。成功的“頂層設計”意味著，在確保國家穩定有序的基礎上，私人享有的自由程度、分立的財產與有效競爭環境能得到持續演進與擴展。

(一)自由擴展中的創造性力量

在知識分立、無知和不確定性客觀存在的狀況下，個體公正地追求目標的自由是創造性力量發揮的基本條件。隨著個體自由地逐漸擴展，人們試錯的范圍也隨之而擴大，創造也朝更加多樣的方向發展。多樣性將帶來更加分立的知識，個體處在不確定的進步之中，他們的創造性力量則在更高層次、更廣闊的領域得到激發。

個體自由擴展能激發創造性力量，首先是因為“所有的人對于實現其目的及福利所賴以為基礎的眾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無知”[11](P28)。無知和不確定性的客觀存在，需要給予個體充分的自由，才能發揮其獨有的知識、財產以及其他相關手段等，以創造性地試錯應對無知和不確定性?！氨姸嗳耸拷浻瑟毩⒌暮透偁幍呐?，能促使那些我們見到便會需要的東西的出現?！盵11](P28-29)要為這些我們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領域提供空間，賦予社會個體自由追求自己的目標，是我們探索未知領域的最基本要求，更是創造性力量激發的最基本條件之一。因此，允許所有個體在各自熟悉的領域，自由地以自己認為最合理的方式進行試錯性的探索，眾多個體的試錯性探索才能匯聚成偉大的創造。我們在感慨偉大創造的同時，也應該感慨孕育偉大創造的秩序。在“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過渡的轉型時期，我們關注的不應該只是我們有多少偉大的發明創造，還應該關注我們是否擁有了一個能夠創造偉大的秩序，這才是我們“頂層設計”的根本之所在。因此，政府“頂層設計”的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地去完善或改進我們的制度，以增加做出正確預測的機遇?！盵11](P30)

個體自由擴展激發創造性力量，還因為自由擴展帶來的新知識、新目標和知識的分立程度，是創造性力量得以持續的根源?！罢窃谖覀円孕碌姆绞绞褂煤透倪M文明所提供給我們的種種手段的過程中，產生了各種新的觀念?！盵11](P36)當前正發生在各個傳統領域的信息化就是一種用新的方式對傳統的一種改進，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各樣的新知識、新觀念層出不窮，知識分立進一步得到深化，所有這一切無疑不是個人或者組織規劃的結果。但是，不能因此將我們的自由擴展范圍僅僅局限于科技等領域，我們給予自由擴展的范圍應該是包括了個人目標自由在內的所有范圍。個體目標的自由是一個國家從封閉走向開放、走向自由社會最重要的特征，更是社會中最為重要的一種持續創造性力量的源泉。它能自發演化出更多的新目標，新目標又會引發更加豐富的個性化創造性試錯的出現，社會因此而變得豐富多彩，知識因豐富的個性化而更加分立，個體因個性化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社會因此而更具創造性。

(二)分立的財產狀態下的創造性力量

自由能成為可以利用的自由，需要以分立的財產制度為前提。哈耶克指出:“助長了私人目標多樣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稱之為分立的財產基礎上才能夠形成?！盵3](P29)他認為分立的財產是所有先進文明的道德核心，如果政府不把保護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似乎不大可能發展出先進的文明，自發秩序的成長過程反而可能會被政府過于強大的干預所中斷。[3](P32)如果政府能把有效地保護個人的專有財產作為首要目標，并為市場交易和商業貿易提供作為一種抽象規則體系的法律框架，那么我國也會出現類似西方近代興起的文明。[1]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頂層設計”，使中國獲得了空前的高速發展，其根本動力正是政府對私人財產保護的進一步強化而激發的個體的創造性力量。分立的財產能推進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發揮，其主要原因在于，分立的財產制度對私有財產有明確規定，這是創造性試錯的基礎條件，它對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發揮的主要作用表現在助長和激勵兩個層次。

分立的財產制度助長了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發揮。這種助長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財產的分立程度不斷提高，擴大了創造性試錯群體的規模，在與自由擴展共同作用下，多樣性創造性試錯和知識分立因此而演進、擴展，豐厚了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個體基礎。分立的財產制度的確立，改善了財產在社會個體中的分立程度，更多社會個體因此有能力參與創造性試錯，創造性試錯的群體規模有了更加廣闊的基礎，群體內創造性試錯頻率得到提高，試錯成功概率也相應提高，學習、模仿的對象隨之增多，這極大地降低了試錯的成本和風險。更為重要的是，分立的財產制度為每個人利用自己分立的知識和獨特的能力贏得了更廣闊的發揮空間，試錯方向變得更加多樣，試錯層次也更加豐富，因此形成更加分立的知識，帶來更多適應環境變化的方法。二是因為分立的財產帶來了普遍的交換，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分工、知識分立以及自發秩序的利益，從而助長了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發揮。分立的財產制度并不是自私的制度，它可以使沒有財產的人得到幾乎和有產者同樣多的利益。[3](P87)因為它的存在，財產的所有權可以實現靈活的轉移，財產擁有者與分立的知識擁有者之間形成不自覺的合作和最優的交換。自由交換能夠讓各自的分立知識和獨特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因此，能夠實現自由和分立的知識與分立的財產之間的有效組合，使群體最大限度地適應不確定的事物，這是分立的財產助長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發揮的第二個原因。

此外，分立財產制度的確立是對個體參與自發創造性試錯的最大激勵。因為財產分立制度的存在是領先者改善生存和繁衍生息最重要的條件，因此，對個體創造性力量的激勵也是最有效的。財產分立程度的進一步改善，帶來的是社會個體創造性試錯能力的提高，創造性力量的發揮本身也成為在自發秩序獲取競爭優勢的主要力量，富有創造能力的個體或組織在競爭中獲取更加豐富的財產，激勵和支撐這些個體或組織在更高層次上創造性試錯，更多層次上的創造性試錯得以實現，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創造水平。

(三)有效競爭中的創造性力量

自由和分立的財產是自發秩序發揮創造性力量的兩大基石，但不是自發秩序發揮創造性力量的充分條件。社會個體能夠從這兩大基石中獲得很好的生存和繁衍生息的條件，因為沒有什么可以去逼迫和激勵更多的個體從事充滿風險的試錯性創新，因而自由和分立的財產可能成為使人們逐漸喪失創造性力量的因素，長此以往，群體也將會因逐漸喪失競爭力而喪失曾經擁有的財富。因此，自發秩序的創造性力量的發揮是競爭逼迫的結果，也是競爭激勵的結果，在自由和分立財產得到確立、演進、擴展的同時，群體內的激烈而又公正的競爭環境是激發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發揮的第三個基礎條件。

群體內有效競爭的存在與保持，不是通過設計來實現的，而是在自由與分立財產的基礎上自發形成和演進的一種逐漸適應的過程，激烈競爭的存在是自發秩序中群體創造性力量持續發揮的第一個必然要求。群體競爭激烈程度主要來自于群體內參與競爭個體的數量以及群體內參與競爭個體的欲望。個體參與競爭的欲望來自于生存、繁衍生息的壓力和成功帶來的有效激勵。激烈競爭逼迫并激勵更多的個體在競爭中發現和發揮自己的優勢，帶來更多的新知識和新技術。隨著自發秩序在中國的不斷演進、擴展，競爭因參與競爭的個體數量的增加而變得更加激烈，迫使自發秩序社會的每一個體在不斷強化自身能力的同時，積極發揮自己的分立知識和與眾不同的能力。因此，競爭對于個體是一個發現和成長的過程，群體因為個體的分立知識與獨特的能力的發揮而富有更強的創造性力量。此外，競爭成功帶來的更多資源和更加優越的生存、繁衍生息的機會，不僅能滿足個體的需要，還能體現個體的能力和價值。因此，競爭的成功預期激勵著更多的社會個體主動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分立知識所擁有的獨特創造性力量。

公正的競爭環境是群體持續發揮創造性力量的第二個必然要求。公正的競爭環境能讓更多的個體集中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力量以獲取競爭優勢，讓創造性力量成為競爭的主要手段。更多的社會力量集中于分立知識和個性化能力的形成與發揮，可以使自發秩序的創造性力量更加強大。

公正競爭還是檢驗創造性試錯的主要途徑。創造性力量的評價不是由政府、更不是某個權威機構作出的，它是眾多個體自由、獨立選擇的結果。優勝劣汰的競爭選擇過程所依據的是無組織群體從各自利益出發的自由選擇，無組織群體不自覺地通過市場這種自發形成的秩序體系實現了合作。因此，任何新的知識、新的技術、新的工具等只有通過在無組織群體內的競爭性選擇才能得到有效的檢驗。如果用一種權力代替這種無組織群體的選擇，并將一切控制于其理性之下，那么必然會出現哈耶克所擔心的一種狀況:“一種文明之所以停滯不前，并不是因為進一步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已被完全試盡，而是因為人們根據其現有的知識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動及其當下的境勢，以至于完全扼殺了促使新知識出現的機會?！盵11](P39)

四、推進中國轉型的頂層設計取向選擇

對比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歷史與現實，澄清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的源泉、內在機理及其充分發揮的基礎條件，可以為有效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頂層設計”提供三個方面的信息。

第一，自發秩序的演進和擴展是中國轉型必須持續堅持的方向。人類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已經向我們充分證明和展示了自發秩序對知識分立、無知和不確定性所具有的適應能力，它能有效地推動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是人類目前所能發現的最容易適應和利用的秩序。因此，政府必須放棄對私人首創精神的限制，讓自發秩序得到持續演進和擴展是任何文明演進的必然選擇。

第二，中國轉型的根本動力在于有效發揮自發秩序的創造性力量，而其有效發揮必須以自由、分立的財產和高效的競爭環境的持續演進與擴展為前提，這恰恰是推進中國轉型的“頂層設計”的關鍵所在。只有這些條件的持續演進和擴展，才能有效地激發每個個體所具有的創造性力量，使他們在分享我們文明進步成果的同時，也在不自覺地為文明的進步發揮自己的力量。

第三，建立能夠讓自發秩序創造性力量成為推動中國轉型根本動力的“頂層設計”。首先，理念上必須堅持改革不動搖。只有改革(也即允許試錯)，才能有機會“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才能建立起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政治體制”[12]，才能增加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其次，“頂層設計”要以“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13]為前提，通過“頂層設計”讓私人的首創精神在各個領域都有同等的發揮機會，讓自發秩序能夠在中國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得到演進、擴展;再者，有效推進中國轉型的“頂層設計”的重要路徑取向，應該是通過有序地放棄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直接控制，并逐漸使政府的權力成為創造、演進與擴展自由、分立的財產和公正競爭環境的保障力量。

[1]韋森.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選擇[J].經濟學工作論文，2000，(1).

[2]Finley， Moses.An Ancient Economy.London：Chatto and Windus Ltd.，1973.

[3](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負[M].馮克利，胡晉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4]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5]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個經濟制度變遷史的回顧[J].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香港)，1994，(3).

[6]周業安.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論解釋[J].經濟研究，2000，(5).

[7]杜潤生.解讀溫州經濟模式[J].浙江經濟，2000，(8).

[8]徐明華.溫州模式發生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兼論過度經濟學相關的幾個問題[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3).

[9]史晉川.浙江的現代化進程與發展模式[J].浙江社會科學，1999，(3).

[10]馮興元.市場化——地方模式的演進道路[J].中國農村觀察，2001，(1).

[11](英)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12]吳敬璉.全面改革需要有頂層設計[J].商周刊，2011，(12).

[13]聯合早報:習近平強調突破利益固化藩籬[EB/OL].新 華 網 ，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 12-12/14/c_1320408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