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體例特色

唐 元

(防災科技學院 人文社科系，河北 廊坊 065201)

何休是東漢后期著名的今文經學家，他的學識與著作是圍繞著對《春秋》的解經和《公羊傳》展開的?！豆騻鳌肥莾蓾h今文經學派最為重要的解經著作，其對《春秋》義理的解說，最能體現今文學派的學術和政治主張。范曄《后漢書》言:“(陳)蕃敗，(何)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余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保?］其中，《春秋公羊解詁》以及何休與鄭玄之間圍繞著《春秋》問題的辯難最具代表性?！洞呵锕蚪庠b》，為本是《春秋》解經文本的《公羊傳》再作解讀，通過對其體例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該著作保留了公羊學說的主體特色，又體現出學術融合的時代主流和自身的個性因子。

一、《春秋公羊傳解詁》可歸入“傳”體，又是對“傳”的再注解

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在東漢經學中，是一個著名的異類。本來，《公羊傳》是漢代經學的主流文獻，何休的注本又是古來公認的最佳，他理應是時代的寵兒，但是，何休生逢的東漢后期，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官學逐步敗落，時代的潮流已然不站在他那邊了。何休一心想要恢復上一個時代的輝煌，他本人是足夠杰出的，但現實給了他無情的打壓。他為自己的《公羊傳》注本寫序道: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贝硕W者，圣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余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 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2］2190

當時古文學家是將今文學看作整體都腐朽了，而能夠認識到自身學派危機的今文學家，卻并不認為是今文學的根基有問題，而是今文學中的“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那一類人，給學派抹了黑，使對立者有可乘之機，而學派本質上還是好的。何休以“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的苦力，寫出《春秋公羊解詁》，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使《公羊》學回歸本義。

“解詁”，即“解故”，以《解故》為名之書，西漢時有《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對大、小夏侯之書言:“解故猶云解詁也……解故與章句異者，解故重在詮釋訓詁名物，其辭簡略;章句主于疏明經旨大義，文較繁滋矣?！保?］其實，“解”與“詁”，是應該分開來看的兩種文體。在大、小夏侯的書中，“解”的部分占得少，“故”的部分占得多，基本可以劃歸為與《詩》魯、齊、韓諸家皆有的單以《故》為名的著作，為訓詁之體。但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可不是如此，它不僅不是重在訓詁的書，甚至訓詁的成分還特別少。何休之書是擴大了“解”的部分，以之為主體，而縮減了“詁”的部分。

“解”是一個會意字，《說文解字》言:“解，判也。從刀判牛角?！保?］就是用刀將牛角剖開。所以就有了分解、分析的意思，解釋、注解這樣的詞匯亦由此而來。將本文進行分析，作出注解，這是解經工作的基本任務，所以，以“解”來命名解經著作，是非常自然的。如《韓非子》中的《解老》篇，它體現了早期帶有注釋性的傳體的文體形式，先講經，后引出所講之經文，雖不附經，而其行文之順序與經典本文相符。所以何休《春秋公羊解詁》這一類的注釋著作，從文體上來講，是可以歸入傳體的。它的基本體式就是隨著《公羊傳》的行文對傳文作出解讀評判，以期辨明《公羊》大義。東漢還有鄭興《周禮解詁》、衛宏《周禮解詁》、鄭眾《周禮解詁》、賈逵《周禮解詁》、盧植《禮記解詁》、賈逵《春秋左氏傳解詁》等以“解詁”為名之書見載。這些書的體式略有不同，它們有的是針對“經”的，如《周禮解詁》(古文家將《周禮》視為經)，有的是針對傳的，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即是對《公羊傳》的注解?！豆騻鳌繁揪褪菍Α洞呵铩匪鞯膫?，是解經之作，而何休在此基礎上再解傳，就是更加了一層解釋的構造。這種對傳再加注解的文體，后世較多地稱為“注疏”。后來，唐代徐彥又在何休的《解詁》基礎上作《春秋公羊傳注疏》，成為“十三經注疏”中的定本，則是在《春秋》—《公羊傳》—《公羊傳解詁》—《公羊傳注疏》的解釋結構中，加上的第四層了?！端膸烊珪偰俊氛J為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在漢末仍然別行，沒有附經。很可能是徐彥作《公羊傳注疏》的時候將《春秋》經文、《公羊》傳文、何休《解詁》與他自己所作的《注疏》合并到了一起。

二、《春秋公羊傳解詁》對義例的開創與整合

何休自序言“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何休據“例”而成書，《解詁》中也很鮮明地講求“例”。錢基博《經學通志》總結《解詁》:“大指以為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貫以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而三科、九旨之于七等，表里為用，義最宏大?！保?］

義例仿佛抽象難懂，其實也簡單，它本就是為了以簡馭繁而提煉出來的。它是從整體文本中總結出來的主旨、體例，也就是寫作方法和理解方法。作者依據這些義例來寫書，讀者亦依據這些義例來讀書。它是一條線索，貫穿在作者和讀者的兩重領域里，輔助文本意義，尤其是重要的主旨或體例，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傳達。掌握了義例，往往就意味著掌握了理解一個文本的鑰匙，所以解經者特別重視它。

何休所做的工作，不僅是“回歸”公羊義法，他畢竟身處一個今文漸落古文漸起的新時代，他為《公羊傳》作注解，一定是要“創新”才能爭勝的。

東漢學術由專家向博貫之發展趨向，不僅體現在標榜通學的古文學派中，今文公羊學的代表人物何休的《解詁》，亦是這種趨向的結晶。他在序中言“據亂而作”，是要將公羊義法作整合，以應對經學發展的需要和《左氏》學強大的爭衡之勢。所以他并不尊奉已經有成熟發展的某一家公羊家法，他的五始、三科、九旨等條例雖亦是繼承公羊前學而來，但是他本人的開創與整合特別突出。他的雄心，是在變化了的環境之下，為公羊學再發一次義理，再定一次義例，再作一次注本，再開一派家法，穩住陣腳，還要攻擊異論。

三、以“初稅畝”為例來看《春秋公羊傳解詁》的具體解經方法

何休的《解詁》是足夠杰出的，雖怪異之論不少，但具有經學大家的氣度與眼光。來從對比中看特色，以“春秋三傳”對《春秋·宣公十五年》中之經文“初稅畝”的解讀為例，即可窺見一斑。

《左傳》言:“‘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借，以豐財也?！保?］《穀梁傳》言:“初者，始也。古者什一，借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保?］三傳整體的篇幅，《左傳》最大，但是對“初稅畝”的解讀，《左傳》最為簡略。因為這件事的背后，并沒有什么史事需要記錄。而《穀梁傳》則特別側重解釋了井田的具體制度。初稅畝在中國財政稅收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但是，在三傳看來，這是一件不合禮法的事，是對井田制的破壞。再來看《公羊傳》和何休的《解詁》:

《公羊傳》:初者何? 始也。稅畝者何? 履畝而稅也。

《解詁》: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谷最好者，稅取之。

何休的《解詁》將《公羊傳》的問答體改成了直接論述。這一句是作背景交代?！豆騻鳌肥轻槍η苍~的，“初”是什么意思，“稅畝”是什么意思。何休在補充初稅畝的歷史背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政策。

《公羊傳》: 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 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

《解詁》: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

《公羊傳》:古者什一而借。

《解詁》: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

《公羊傳》仍然專注于微言大義。為什么《春秋》要記錄“初稅畝”?是要譏刺。為什么要譏刺?因為從這里開始，按照田畝的多少征稅了。為什么要譏刺按照田畝的多少征稅?因為古來是實行什一而借的井田制。何休《解詁》亦解釋了為什么這里要用“初”與“稅畝”的說法，與哀公十二年的表達相對比。宣公十五年與哀公十二年是相似的變更田賦古法的情況，但是哀公十二年的表達是“春，用田賦”，這是因為，宣公十五年這次，是開端，所以要特別用“初稅畝”這樣的字眼來譏刺、非難。

《公羊傳》:古者曷為什一而藉?

《解詁》:據數非一。

《公羊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解詁》: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

《公羊傳》: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解詁》: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

《公羊傳》接下來解釋為什么要采用什一而借的井田制。它的論證思路，是將井田制作為中正，剛剛好。如果多了，就是“大桀小桀”，何休說這也就是橫征暴斂的暴政;如果少了，就是“大貉小貉”，何休說這也就是不明制度的蠻夷。多了少了都不對，只有井田制是最合適的。何休《解詁》緊貼著《公羊傳》的暴君和蠻夷的比喻而解，使比喻的意思更加明確。

接下來，是《公羊傳》解釋“初稅畝”的最后一句話，何休做起了一大片文章，是《公羊解詁》全書中特別著名的一段:

《公羊傳》: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解詁》: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洞呵铩方泜鲾等f，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夫饑寒并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 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義; 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為市，故俗語曰市井……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2］2286

《公羊傳》此章的收尾之語，“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是延承上文而來，上文說到如果不采用井田制，就是暴君或蠻夷，只有什一而借的井田制才是天下之中正。引發何休這一大片文字的，是最后一句話“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將田賦制度與詩歌創作聯系在一起，這就涉及另一個重要的文藝問題，《公羊傳》又沒有展開，所以何休感覺到這里作出詳細解釋的需要。

何休《解詁》先解釋“頌聲”是什么，是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然后解釋這里為什么要說“頌聲作”，也就是為什么本來說的是田賦制度，卻聯系到歌頌之聲上去了，是因為民以食為本。井田制就是保障民不饑寒的有效制度，何休用了一大段對井田制進行非常詳細的解析，不僅說到制度的細節，而且說到此制度帶來的效應，其細致遠勝《左》《穀》二傳。然后說到由井田制所引生的人民編制，在以“里”為基礎的單位之中，里正的職能和人們在四季的作為。因為井田制保障了人們的生活太平，食作為本立起來了，那么，頌聲就要作了。

接下來，在這樣和諧有序的背景之中，何休開始說詩歌的創造與采集?！澳信兴购?，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保?］2286何休對詩歌的創作論，鮮明地提出來“怨”這個字，將“詩可以怨”的觀點從興觀群怨中特別突出出來，展現出何休對詩歌的個性認知，成為《公羊解詁》全書中一顆閃光的明珠。錢鐘書《七綴集》之中，就特別提到何休在這里的言語:“《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節里‘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一句下，何休的《解詁》也很耐尋味……《傳》文明明只講‘頌聲’，《解詁》補上‘怨恨而歌’，已近似橫生枝節了;不僅如此，它還說一切‘歌’都出于‘有所怨恨’，把發端的‘太平歌頌之聲’冷擱在腦后。陳子龍認為‘頌’是轉彎抹角的‘刺’;何休仿佛先遵照《傳》文，交代了高談空論，然后根據經驗，補究了真況實話:‘太平歌頌之聲’那種‘高致’只是史書上的理想或空想，而‘饑者’、‘勞者’的‘怨恨而歌’才是生活里的事實?！保?］不過何休雖突出了“怨”，但他對詩歌功能的認識還是很完整的?！跋鄰亩琛?，則是“群”的方面，“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這是詩歌反映現實的功能，是“興”和“觀”的方面。還有采詩，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他們到民間求詩，從鄉到邑，再到國都，再到天子，使天子不出牖戶而盡知天下疾苦。這里何休說“盡知天下所苦”，又是特別將“苦”突出出來，與前面對“怨”的突出一脈相承。何休一方面說“頌聲作”，一方面又突出“怨”與“苦”，看起來是悖反的，《魯頌》之中，并沒有怨恨譏刺的詩。難怪錢鐘書先生要說何休是先說了圣王高致的理想，又回到艱難苦恨的現實。

然后何休又說到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到鄉學，到庠，到國學。還有考功授官的制度。最后再回到井田制本身，它保證了三年余一年之蓄，九年余三年之積，三十年而有十年之儲，即使遇到大水、大旱，民眾也不用擔心，四海樂業，所以頌聲作。這一大段解說《公羊傳》“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的文字，是一幅由井田制生發而來的安居樂業的理想圖。

“怨恨而歌”與“知天下所苦”的字眼，在這幅和諧的理想圖里，確實顯得刺眼。錢鐘書先生的意思，是何休用現實的殘酷來反襯理想的虛無。這是很有創見的說法，也很有藝術創作的感覺，但是，何休的《公羊解詁》，畢竟是一個解經的注本，他的志愿是發揚《公羊》大義的，如果何休認為三代的井田制與和諧社會是虛無的，這與他的學術背景和作書意旨顯然不和。何休這樣來解“頌聲作”，那么他一定是認為怨苦與頌聲不矛盾。亦可轉念想，和諧社會并不是粉飾太平的同義詞，詩的興觀群怨功能，適用于任何一個時代，在美好的時代里，也同樣允許怨苦之聲的存在，而怨苦之聲能自由地發出來，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才正是社會的美好的體現。何休生在漢季亂世，他對詩歌的認知，偏向于“怨”的一面，是很正常的，在描述理想社會時，他將怨恨而歌納入社會美好的表現之一，也是自然而然的。當然，這樣的觀點，是基于何休的個性認知，若是原來的官方注本，顯然是不允許的，但是何休這樣的私家注本，則可以允許，還成為亮點。

何休《公羊解詁》，并不完全是貼合著《公羊傳》原文的解釋，在大量的解析《公羊》傳文的工作之外，也由傳文出發，在解經文字中表達自己的觀點。上文這一則對《公羊傳》的解讀，篇幅較長，但并無冗語，他對制度的解讀，對效應的描述，對關聯的分析，都對理解原文有直接促進。何休并沒有脫離傳文去自作一篇文字，也能體現出自己的獨立認識，既發揚原文義理，又體現自己的個性，這是解經的至境吧。

四、結 語

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在當時看來好似是公羊學的茍延殘喘，但從整個學術史來看，它的意義很重大。它使得作為兩漢今文經學核心綱領性文獻的《公羊傳》，有了一個產生在漢代的杰出注本相隨而行，保留了公羊學說的主體特色，又體現出學術融合的時代主流和自身的個性因子。如何對傳文再作進一步的解讀，何休作出了具有積極意義的嘗試。

［1］范 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582.

［2］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25.

［4］許 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94.

［5］錢基博.經學通志［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57.

［6］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1887.

［7］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2415.

［8］錢鐘書.七綴集［M］.北京:三聯書店，200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