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維迎的市場經

○朱穎潔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上海 200234）

張維迎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他把自己歸入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的經濟學家。張維迎是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他的有關市場化經濟改革的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以及企業理論、有關企業改革的理論成果，在經濟學理論界、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經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本文試圖通過對張維迎市場經濟理論的整理與探究，便于人們深刻思考當下中國面臨的種種困境。

一、市場經濟=價格+企業家

張維迎將市場經濟歸納成這樣一個公式：市場=價格+企業家。他是堅定的市場論者，經他思考后的書本知識的演繹以及隨后的研究都是沿著這個思路展開的。本章也試圖通過這條路徑層層剖析張氏理論的精髓。

1、強盜邏輯和市場邏輯

張維迎將主導人類歷史的邏輯劃為兩種：強盜邏輯和市場邏輯。近代之前，強盜邏輯一直占主導；只是過去兩百年以來，市場邏輯才占主導。

在市場的邏輯中，個人要獲得幸福，就必須為他人帶來幸福。這是市場經濟創造巨大財富和社會繁榮的原因。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在企業、個人的交往中建立一系列信任和交易機制。

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是從強到邏輯轉向市場邏輯、從職權經濟轉向產權經濟的過程。它把互相傷害的競爭變為互相創造價值的競爭。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有巨大潛力，要靠減少政府權力和國有經濟范圍、發揮企業家精神來實現。

2、市場信任的關鍵：企業、利潤和企業家

張維迎認為：企業、利潤和企業家，這三個概念是理解市場經濟的關鍵。

企業通過所有權配置和利潤使得我們可以相互信任?，F實中，企業用另一種方式來分配責任，即一部分人承擔過失責任，另一部分人承擔嚴格責任。承擔過失責任的人拿合同工資，這就是員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擔嚴格責任——或者叫剩余責任。老板拿的是利潤，承擔的是對消費者的責任。利潤作為一種獲取收入的方式，使企業所有者承擔剩余責任、嚴格責任，任何一個員工犯的錯誤老板都要承擔，因此，老板必須認真監督和規范員工的行為。進一步講，不僅僅是企業的員工，包括企業供應商犯的錯誤，企業老板也得承擔責任。

故在張維迎看來，市場經濟是一種責任制度，利潤則是一種考核方式。市場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形態劃分核算單位，通過利潤追溯責任，從而讓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拿利潤的人是企業家，他承擔著為整個社會組織、生產并且監督其他人的作用——當然，這里所說的企業家，不是指特定的某個人，是指行為的功能。

3、市場的基礎：自由、產權和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認為，目前我們并沒有建立起市場經濟真正的基礎。在他看來，市場的基礎是，自由、產權、企業家精神。

他特別強調一點，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權利（rights），不是特權（privile-ges）。所謂權利，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就是“理通天下”，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與自己的出身、地位無關；而特權，則是“凡事對人”，一部分人擁有，另一部分人沒有，取決于個人的出身和地位。權利是不可任意剝奪的，但是特權可以給你，也可以剝奪。所以我們看古希臘、古羅馬共和國都有所謂的“自由”，但那是特權，不是權利，因為只有一部分人享有它，而占人口多數的奴隸享受不到。

市場的第二個基礎是產權。產權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人權，它是對我們自由的保障，如果一個社會不能保護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老百姓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甚至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產權是社會秩序、社會道德、社會信任、創新的基礎。對私有產權保護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政府征稅權利的限制，如果沒有對政府征稅權利的限制，產權不可能受到真正有效的保護。

張維迎還特別強調一點，國有企業所擁有的特權本身就是對產權的一種嚴重侵害。一些行業只有國有企業可以進入，非國有企業則不能進入，這是對個人權利的否定。像煤炭、鋼鐵、石油等行業發生的國有企業強制性地收購非國有企業，是一種強盜邏輯，非基于產權的市場規則。

市場的第三個基礎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是經濟增長的國王。市場本身就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和創新的過程，沒有企業家可能有交換，有簡單的產品交換，但是不會有真正的市場經濟，不會有創新。企業家是嗅覺靈敏、有進取精神、善于創新、能吃苦、敢冒險的人，我們人口當中，這樣的人的比重是相對比較少的，所以他們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有效地發揮出來，決定著我們這個社會創新的速度，決定著社會財富增加的速度。

4、市場中的信譽機制

建立市場的信譽機制需要解決五個問題：要有明確的產權制度；要規范政府的行為；有良好的信息傳輸體制；強調法律的作業；盡量減少政府部門的交易行為。

產權制度能讓人們建立長久穩定的預期。一個人的預期越長，他的行為就越規范，他就愿意兌現自己的承諾，愿意為了獲得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

規范市場首先要規范政府行為。中國各政府部門有任意創設權力的權力，這是市場混亂的重要原因。政府管得越多，消費者、生產者越感到不確定，越追求短期行為，就坑蒙拐騙，政府就管得越多，進入惡性循環。

以上兩個問題解決了，就會出現大量專門傳輸信息的機構。簡單地說，要讓那些欺騙行為的信息盡快在市場中傳播開來，傳播得越快，市場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

法律也可以促進信譽的建立。當然，有效執法要求政府不能干預法官事務。如果法官被政府部門不斷地、隨意地任命和更換，法官也不會有積極性講信譽。

最后，由于政府購買往往不遵循節約、透明的原則，如果政府部門作為一個重要的購買者，在市場交易中占份額太大的話，市場秩序也很難建立。

二、企業的企業家

張維迎在1986年就提出：計劃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政府官員，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運行主體是企業家，中國經濟改革的任務是造就千千萬萬個企業家。他論證了“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指出國家所有制只能產生官僚經理，不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90年代從牛津大學深造畢業后，他更相信：“國有企業的唯一出路，是把選擇經營者的權力從政府官員手中轉移到真正的資產所有者手中，即實施民營化改革?！北菊伦髡邭w納整理張維迎關于這方面的核心觀點，試圖使讀者更深刻地理解“政府執政目標應該定位于最大化全民福利，而不是最大化財政收入或國有資產，否則就無法使中國的改革繼續推進”。

1、讓企業家成為經濟增長的“國王”

中國的現實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未來，政府的政策左右著我們的經濟形勢，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政策風險，而不是市場風險，所以預測政策的變化比預測市場的變化更為重要，但預測政策比預測市場更難。所以，企業家不得不把大量時間、精力、資源花在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企業家希望能夠直接進入政府的決策部門，如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全國勞模等，有了這樣的位置，就有可能見到政府的領導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要求，也可享受一些優惠的待遇，甚至有了賄賂政府官員的渠道。

張維迎認為，制度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一個制度下面，歪門邪道能夠賺錢，或者賺錢必須靠歪門邪道，那就是制度的問題。必須改變制度，使得賺錢就必須要為社會創造價值，或者反過來說，創造價值你就可以賺錢。

我們可以通過不斷削減政府權力，把很多原來是個人創業的自由還給個人，讓企業家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增長的“國王”。

2、國有資產所有者的缺位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的過程，是被現實逼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所有關于企業改革的討論和探索都沒有觸及國家所有制。90年代以后，大量國有企業虧損，成為地方財政的包袱，出現了出售國有企業的現象。這些實踐表明，如果所有制不發生根本性變化，改革就進行不下去。

國有體制的嚴重問題在于，沒有一個實實在在的主體有積極性挑選優秀職業經理人，給他們市場定價，所以國有企業的人事選拔并非基于才能和業績。就像沒有合格的主人，也不會有稱職的保姆。再加上主人常年不在家，家里的事從來不管，時間一長，保姆就很容易糟蹋這個家。

3、白道道畫出真斑馬

張維迎將中國這30年私有企業的發展和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分為三個10年：1988年之前，主要是農民轉變的企業家，那時候稍微有門路進入政府和國有企業工作的人，不會去做私人企業。第一個10年主要靠制造業和商業推動經濟；1988—1997年，由于私有企業合法化，特別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使有些人失去了在政府工作的前途，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幾個事件刺激很多原來在政府、國有部門工作的人離開做私人企業。第二個10年，這些政府官員轉變的企業家做的是地產和金融；第三代以海歸和工程師為主的企業家，好比百度的李彥宏、搜狐的張朝陽等。第三個10年就是高科技產業，靠海歸企業家。

張維迎還有一個比喻。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在馬背上畫白道道，然后再逐步把假斑馬變成真斑馬的一個過程。好比一個村里邊，以馬為主要生產工具，這些馬很懶，沒有效率。村長看到其他以斑馬為主的村很富有，所以想把馬換成斑馬。但是所有村民都不同意，因為他們祖祖輩輩都跟馬在一塊兒，為什么要換成斑馬呢？于是村長晚上等村民都睡覺之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馬背上畫了好多的白道道。第二天早晨，村民發現，我們的馬怎么變斑馬了，就去質問這個村長。村長說，我沒有換成斑馬，只是覺得好玩，畫了些白道道，你們去仔細看一下還是我們原來的馬。村民一看，對了，還是原來的馬，所以就不再跟他爭論了。而這個村長每天晚上干同樣的事情。后來村民們對馬和斑馬的區別已經沒有概念了，村長就把這些畫成白道道的馬真的換成了斑馬。直到有一天，村民發現，他們的馬真的變成斑馬了，但是比原來的馬更能干活，所以就不再跟村長鬧事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改革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就是這個幫著畫白道道的村長。

三、理性思考中國改革

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中國雖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遠遠沒有完成，我們并沒有建立起市場經濟真正的基礎。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短期看，是通貨膨脹、過度投資導致結構性失調而引起蕭條；長期看，是制度問題，比如國有企業的過分強大影響了中國企業的創新；更長遠看，是人口政策，中國可能在未來10年出現勞動力供應的下降。本章試圖總結張維迎關于中國改革的一些核心觀點，讓我們更理性地看待中國30多年的改革。

1、凱恩斯主義的代價

在經濟危機時期，凱恩斯理論為政客們提供了干預市場的借口。他們喜歡用短期政策來解決經濟蕭條、失業率增加等等。但是他們沒有看到，經濟本身是有規律的，短期內使用強烈的刺激政策，必然引起經濟制度扭曲，造成新的問題和負面影響。凱恩斯主義并不能避免付出代價，它只是延緩了調整，或者使調整的代價變得更大。

在中國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后果更為嚴重。最大代價是改革倒退和社會心態的逆轉。擴張性刺激政策直接導致“國進民退”。大家都想靠政府解決問題，政府部門借機撈權、謀利益，一些民營企業和國有部門搞關系，試圖通過壟斷特權賺錢。本來放開的自由收上去了，已經實現的市場邏輯退回到強盜邏輯。

2、政治家的理念

由于缺乏改革動力，各部門只顧維護自己利益，大家陷入了囚徒困境：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最后的結果對誰都不利。從中國到世界，普遍缺乏20世紀80年代如鄧小平、撒切爾、里根這樣有理念的政治家。他們對推動制度變革至關重要，是時代所需的制度企業家。

經濟改革仍然有許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即使有英明而果斷的政治領導，進一步經濟改革的空間也非常有限。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經濟市場化才有制度基礎，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

3、無知和無恥

中國經濟改革出現停滯倒退，有兩個原因。一是無知，對經濟規律、市場運作缺乏正確的認識；另一個是無恥，基于利益的考慮。任何一種價格的調整都存在利益分配，還有第三方，利用調控的機會強化干預經濟的權力，從而尋租。

很多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經驗的總結是錯誤的。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比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預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預越來越少，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業家精神得以煥發。

未來我們的政策應該尊重市場，保護產權制度、自由競爭、自由準入，讓市場的邏輯更好地發揮作用。相反，如果我們用限制競爭、行政壟斷、產業補貼、限價、限購、擴大貨幣、通脹的方法管理經濟，只會對國家發展與人民幸福造成傷害。

如果我們能早點開放醫療市場，允許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而不是保持國有醫院的壟斷地位，“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絕不會如此嚴重；如果允許民間自由辦學校、辦大學，中國的教育質量絕不會如此低；如果我們能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將政府的權利嚴格置于法律之下，絕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蠻拆遷事件發生；如果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有那么多對農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奪；如果做企業是每個人的平等權利而不是政府以審批的形式賦予一部分人的特權，官商勾結絕不會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選舉權和言論出版自由，官員的腐敗行為絕不可能如此肆無忌憚。張維迎用他多年來的研究向我們傳達他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家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解決只能靠市場經濟。

[1]張維迎：什么改變中國[M].中信出版社，2012.

[2]張維迎：通往市場之路[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3]張維迎：市場的邏輯[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陸鋒明、張銘：論米塞斯的市場至上主義[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