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重慶區域移民史的特點

李禹階

(重慶師范大學 重慶，400047)

在先秦時期，移民就成為古代重慶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例如早在先秦時期，重慶沿長江三峽的峽江地區，就遷徙入了不少楚人，并且受到楚文化的極大影響，“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精敏輕疾?！保?］(卷一《巴志》))秦漢時期，西漢政府大規模開發西南夷，北方關中、中原人口大量進入巴蜀，當地土著人口漸漸被漢民族文化所浸染，并逐漸融入到漢族中去。東漢末期至魏晉，由于躲避戰亂和災年就食，大量中原漢族民眾南下巴蜀，中原之民充斥巴蜀之地，而巴渝地區漢文化亦更加普及，中原的文化風俗傳播更加廣泛。至明清時期，由于戰亂引起的人口銳減，大量的湖北、湖南地區民眾向著巴蜀地區遷徙，兩湖民眾成為巴蜀地區人口的主要來源。而巴渝的水陸交通則成為“湖廣填四川”的一條重要通道，不少湖廣移民也在巴渝地區留居下來。巴渝許多地區成為湖北、湖南等地習俗的多元匯集地。到了近當代，由于抗日戰爭大后方和解放后大三線的建設，全國許多企業內遷，大量的人口，尤其是江浙地區、華北地區、東北地區許多人的涌入，使巴渝地區的人口素質和文化結構再一次得到提升和改造，巴渝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也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正是歷史上這種多次大規模的向內向外的人口遷移，對重慶城市的變遷與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我們在探索、研究重慶區域的發展時，要充分注意研究移民對于重慶社會發展的作用，并且充分注意把握重慶這一政區人口遷徙的具體特點，才能對重慶社會綜合發展有著更好的了解。

綜觀歷史上的重慶地區，其人口遷移與流動有著下述顯著的特點。

1.具有比較明顯的歷史規律和周期性。

在重慶歷史上，人口流動與遷徙有著比較明顯的歷史規律和周期性特點。這便是在宋元及以前，重慶地區的人口遷移是以逃避戰爭、災荒的自愿性移民，朝廷流放罪犯、貶黜官員的政治性移民，以及開發西南夷地區的開發性移民;而在宋元以后，直到今天，重慶地區則主要因為戰爭、災害、工程建設等等，以及其日益重要的國際戰略地位，而以東、南部向西部的政策性移民較多。

巴蜀自古以來在交通與地理上，就與關中和中原地區處于相對隔絕狀態。自秦占領巴蜀后，為了便于對舊六國貴族的統治與管理，將平定六國過程中俘獲的六國的貴族、豪族、工商業者、富商大賈遷徙入偏僻的四川，當時稱這些人為“遷虜”，《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于蜀，資我豐土?！保?］(卷三《蜀志》)漢時，為了開發巴、蜀、黔等自古為邊疆的少數民族居地，大量遷移民眾到稱為西南夷的巴、蜀、黔等地。漢朝廷在這里設置郡縣，將少數民族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且派遣大批官吏和軍隊駐扎該地區。漢武帝開發西南夷時，“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史記·平準書》)，鼓勵內地的漢族富裕民眾到西南夷地區進行開墾耕種。自此后，漢族移民源源不斷地遷入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文化在這些地區迅速傳播開來。

由于古代重慶地區在四川盆地東部及東南部，與貴州東北部接壤，地理位置更加偏遠，因此，在秦漢時期重慶的人口流動中，開發性、軍事性移民比較多。自兩漢以后，直到魏晉、隋唐、宋元，巴地則是以百姓躲避兵難、災荒的移民較多。這一時期，當關中、中原發生戰爭時，地處西南的巴蜀地區由于遠離戰火，“獨無寇盜”，“百姓富庶”，成了中原地區人民理想的避難場所。關中、中原的人民為了躲避戰火，往往四散遷徙。而巴蜀地區的安寧，則吸引了為數不少的中原等各地人士避難進入巴蜀地區。尤其是漢晉大規模的流民就食潮，往往也與巴蜀地區，特別是巴地有關。例如西晉年間，“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谷，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李)特隨流人將入于蜀?！笔逃防钇冏鳛槌⑹拐叩搅藵h中以后，發現十多萬流民擁擠在本來就貧瘠的漢中地區，于是建議政府讓百姓流入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晉書·李特載記》)。這批流民移入巴蜀，散落各州郡，成為當地的編戶齊民。軍事性移民也是三國時期大規模移民的一種方式。劉焉與劉備政治軍事集團從荊州入蜀地建國，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分布。所以，大批的軍隊及其家屬與劉焉、劉備一起入駐益州，形成了東漢末、三國初大規模軍事性人口移居三峽區域的移民現象。

這一時期，巴蜀，尤其是以三峽流域為主的峽江地區，還是仕宦移民、流貶官員、流貶罪犯的主要地區。歷代官員因貶謫至巴蜀，其子孫后代遂為巴蜀人。例如宋代宋德之祖“先京兆人，隋諫議大夫(宋)遠謫彭山，子孫散居于蜀，遂為蜀州人”(《宋史·宋德之傳》)。

自宋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形勢的發展，在元明清時期，現今的重慶地區成為歷代戰火紛飛之地。宋末元初時四川東部持續幾十年的抗蒙(元)戰爭，明末農民戰爭中張獻忠部在四川的戰爭;尤其是在近代以后，重慶成為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戰時首都、戰略大后方，成為近當代人口遷移的重點。具體說來，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的大規模人口遷徙，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各機關、軍隊、企業及文化機構向內地的遷移，解放后重慶作為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大量東部及沿海軍工、科技企業的西遷等等，使這一時期重慶成為全國人口遷移有影響的重點地區。而在移民類型上，因為戰爭、災害引起的劇烈人口損耗而導致的農業人口遷入，抗日戰爭導致的避亂性人口遷移，政治、軍事性人口遷移，“三線”、三峽工程建設等導致的工程性人口遷徙，使得由政府主導的政策性移民或者被迫性、非自愿性移民比較多。移民的條件和功能在前后兩個時期有著很大區別。

2.重慶地區的移民規模大，歷次移民在全國影響廣泛。

由于重慶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歷代移民規模大，歷次移民在全國影響廣泛。如秦漢時期朝廷對西南夷的開發引起的漢族人口的大規模遷入;宋蒙(元)戰爭中，重慶地區持續數十年抵抗蒙(元)軍的戰爭而導致大量民眾因為躲避戰亂而遷居它處;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引起人口的巨量遷入;近當代重慶作為中國重要的內陸中心地區之一，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各機關、軍隊、企業及文化機構向內地的遷移;解放后重慶作為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大量東部及沿海軍工、科技企業的西遷;三峽水利工程建設而導致的百萬大移民等等，使歷史上各個階段的重慶地區都成為全國人口遷移有影響的重點地域。這樣，無論在古代重慶的歷史中，還是在近當代重慶的發展史中，重慶作為長江中上游地區的重要城市，作為近代中國戰略的中心地位，都擔負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使命，使其人口移動也相對的頻繁、浩大，使得重慶移民在全國影響廣泛。

據文獻記載，在秦漢時期，大量移民遷入巴蜀，以至于客多于主。在一些地區，新移民充斥各地。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大量人口的遷入，其省籍包括湖南、湖北、陜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十幾個省，遍及全國。據估計，當時遷入四川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不小?？箲饡r期國民政府各機關、軍隊、企業及文化機構向內地的遷移，遷入的人口幾乎集中了當時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界的各類人物和廣大知識階層。在企業內遷中，沿海地區的工廠內遷，其中民營工廠遷入四川者最多，占了內遷廠數的57%。而這些遷川工廠中，有243家在重慶建廠復工。據統計，抗戰爆發后，各地通過水路、陸路、空中遷移到重慶的人口規模巨大，重慶出現了驚人的人口增漲，從1937年的47萬余人，增加到1945年的124萬余人，8年間增加了近80萬人，重慶躍升為國民政府所屬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全國解放后，重慶作為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大量東部及沿海軍工、科技企業的西遷，其涉及地區包括全國的許多省區?！暗?0年代末，三線地區工業固定資產由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1/3。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40.28%，比重達到了建國52年來的最高峰?！保?］(312)伴隨著大量企業的內遷，大量的人口也進入到大、小三線地區。而重慶地區則是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到重慶的“三線建設”的企業占到的比例十分大，而隨其政策性遷移的人口前后約達50萬人，在全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也對重慶地區的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三峽水利工程建設的上馬，重慶又迎來了一個人口遷移與流動的高峰，即三峽流域沿岸庫區水位線以下的百萬居民都要進行向異地、異區、異域的大規模搬遷。三峽工程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涉及到的三峽百萬大移民更是一道“超世界級”的大難題——到目前為止，全世界不足100萬人的國家有30多個。而三峽工程的百萬大移民，等同于搬遷一個中、小型的國家人口。并且移民之難，在于它不僅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而且還牽涉到環境、氣侯、風俗習慣、鄉土人情等諸多極其復雜的事項。這就使重慶的三峽移民成為牽動全國上下，并且直接關系到三峽工程成敗的重大人口遷徙工程。因此，在中國古代和近當代歷史上，以現今重慶政區為界限的區域，曾經多次作為中國移民的中心區域而出現。其移民的規模、類型、影響，都是其它區域不能相比的。

3.政府的政策性移民在歷次移民中占有很大比例。

由于自然生態環境的限制，歷史上重慶地區的歷次大規模人口流動，往往是由政府起主導作用的政策性移民。古代重慶統屬于四川盆地，在遠古及先秦時代，與中原路途隔絕，山高路險，消息閉塞，是屬于西南夷的區域。盡管隨著秦帝國的統一，巴蜀的內外交通有著很大改善，與關中、中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系逐漸密切。但是，天然的路途險阻，以及古代“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李白《蜀道難》)的局面，其山水之隔仍然限制了人們的行動自由與商旅往來。在秦漢及以后，關中越秦嶺南下之路雖然修治或者開通了四條，但是其行程或近或遠，人們進出于古代的巴蜀，尤其是僻在西南的重慶地區，還是遠遠不及其它地區的程旅方便自如。

長江水道對于古代重慶對內對外人口的遷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巴地的幾大能夠通航的水道，如長江水道、嘉陵江水道、烏江水道等等，使巴蜀向長江中下游的楚、吳地區的交通開通，成為聯系楚、吳與中國中部、南部地區的主要通道。從楚地到巴蜀的移民，或者從關中到楚地，巴郡及其長江水道都是其主要的通道。而當時的三峽航道山高浪急，水勢險惡，使舟楫常常畏而不前，這也增加了人口從三峽的峽江流域進出巴蜀之地的難度。

正因如此，自古至今向巴蜀的移民，為了生存、發展而自覺向巴蜀地區，尤其是向巴地流動的移民群體較少。除了躲避戰爭、逃避災年或者迫不得已外，一般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通過政策支持而向巴渝地域進行大規模遷徙。

秦漢時期是巴蜀地區交通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朝廷注重對西南夷的開發和經營。秦時的入川移民，主要是政策性或者強制性移民。為了便于對巴蜀地域的開發、統治與管理，秦大量遷徙關中秦地的普通居民進入巴蜀?！度A陽國志·蜀志》記載:“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植袕?，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保?］(卷三《蜀志》)

明末清初，巴渝之地遭遇戰爭劫難，人口稀少，土地荒蕪，災害、瘟疫嚴重，一派凄涼景象。清政府通過政策性支持，大量動員湖廣民眾遷移往巴蜀，以填充人口。于是，在兩湖通往巴蜀的官道上，一隊又一隊骨瘦如柴的難民扶老攜幼，在官軍的護送下，晝夜兼程地趕往巴蜀之地。僅重慶云陽一帶，“山險曠野，多雜以四方流民，即今所謂新民者，本以招集朋耕……若欲盡驅之，則深山窮谷，誰與辟易?”［3］這些遷往重慶地區的大量湖廣民眾，主要就是在清政府主導下的政策性移民。

在中國近當代歷史上，這種情況更為顯著。例如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建設中，大量軍政人員、文化機構、企業人員向重慶及云、貴、川的大規模整體遷移;三線建設中，以重慶地區為中心，向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等西部省區的軍工、科技機構的大規模人員遷移;三峽工程百萬大移民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性導向為主的非自愿性人口遷移。

4.重慶地區移民大都是舉族遠徙，導致重慶移民的宗族觀念、同鄉情節較強。

由于歷代政府對于巴蜀的移民政策，以及古代重慶交通的落后、地理環境的險惡，因此在歷史上各地向巴蜀地區，尤其是山高水險的重慶地區的政治性、軍事性或者政策性移民中，移民們大都采用了舉族遷徙的方式。例如秦漢時期，秦政府將俘獲的關東諸國居民、舊貴、豪族、工商業者、富商大賈、罪犯等“遷虜”入巴蜀之地。秦滅楚后，亦將大批楚人遷入巴蜀。這些遷徙入巴蜀之地，特別是進入巴地的舊貴，基本都是舉族而遷。據《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江州即今重慶主城區)記載:當時巴地貴族中，“其冠族有波、鈆、母、謝、然、蓋、楊、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保?］(卷一《巴志》)文中所指的“上官”氏等，應該就出自楚地的貴族移民?！俺淹踝犹m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保?］(卷七)據此，江州大姓上官氏，很有可能在遷往隴西的過程中一部分被留在了川東長江沿岸的重慶地區。三國魏晉時期，大量移民進入巴地。這些移民多是以舉族遠征的形式遷徙的?！度龂尽⒍羵鳌纷⒁队⑿塾洝分休d:“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边@些流民中，許多就是采用舉族、舉家的形式，從北方流入巴蜀，然后被招為東州兵。這些家族和宗族聚居在一起，不僅能有效地保護同宗、同族成員的安全，還能通過祖先崇拜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加強所屬成員的內在凝聚力，使宗族成員在異地他鄉仍然有著一種族類歸屬感，有著信心和勇氣。劉備入益州前，龐統勸他“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獻帝建安十六年十二月)，這“戶口百萬”就包括了劉備以前的大量移民宗族、家族。

明清時期，出于通過人口遷移填充四川的需要，各地大量移民在政府政策性主導下，攜家帶口，長途跋涉，遷徙異鄉，其規模是十分龐大的。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川巡撫李先復上疏曰:“巴蜀界連秦、楚，地既遼闊，兩省失業之民就近入籍，墾田實地，方漸增賦稅?！私谐殤c、武岡、沔陽等處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糧，俱比托名開荒，攜家入蜀者，不下數十萬?！保?］(2247)由于重慶地區僻處西南一隅，山高路險，因此，數十萬各地移民在前往移居地的艱難行程中，為了自身生命財產和安全，往往結伴而行。許多移民群體以家族、宗族的形式而遷徙它地，其家族、宗族就成為這些移民在遷徙途程中自我保護的組織形式。這樣，舉家、舉族而遷，就成為明清時期重慶移民的重要遷居形式。民國《忠縣志》卷10《氏族表附》記載:明代忠縣人口與宗族中，所列氏族118姓，除嚴、文、甘、楊、杜、母、奚等姓外，其余均為元末及明清移民的宗族;舉族移民有93姓226家族，占移民家族姓氏的83.78%，這就說明忠縣明代移民中，其移民宗族、家族已經構成當地的主要居民部分。再以重慶云陽為例，大量的新移民中，以家族性移民為主要構成部分。民國《云陽縣志》卷23“族姓”列城鄉大姓178族，許多是宗族、家族性移民，而明確注明明代遷入的移民族姓，就有17姓33族，且明確原籍為湖廣籍有26支族，湖廣籍占整個移民宗族、家族的78.78%。這說明在當時，許多湖廣籍移民是以宗族、家族的形式舉族搬遷的。由于地方文獻的缺失，移民家族數量可能大大地被低估了。實際上，當時的人們以整個家族移民的現象是比較多的，這是湖廣移民遷入重慶的主要形式。這種家族、宗族形式是移民們在遷徙中的重要組織形式，即使在遷徙后的定居地，這種組織形式依然繼續存在，有的可能還愈益固化，由此形成同省籍家族、宗族的社會網絡。

正是由于宗族、家族性移民是古代重慶地區移民的主要形式，因此，在重慶地區移民群體中的宗族、家族性情感傾向及認同感特別明顯，以宗族、家族為中心的內聚傾向也十分強烈?，F今重慶各地存在的“方言島”現象即說明了這個問題。

明清時期以來，大量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廣西、福建、安徽、江浙、陜西、貴州等地移民涌入巴地，在重慶各個地區形成了五方雜處，方言并存的情況，并由此使“方言島”現象普遍存在。這種情況在方志中多有記述。例如大足區的語言，“舊極復雜。凡一般人率能操兩種語音，平時家人聚談或同籍人互話，曰‘打鄉談’?；浫瞬倩浺?，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與外人接，則用普通話，遠近無殊?！保?］(321)又如永川，“五方雜處，語言互異……故郡屬城市，均有各省會館，惟兩湖、兩廣、江西、福建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數十傳而土音不改?！保?］(70)有的地區“明清間自楚贛來遷者十六七，其遺傳不盡隨山川而變異也。五方語言之異以名詞各隨沿習，不能強同，故閩粵之人必學官話，其土音有同邑所不盡解者”。這種情況在部分區域尤其突出，如“涪(州)無六百年以上之土著，從前獽蜑蠻語當不復存”［8］(48)。

“方言島”現象實際上是移民們在遷徙到一個新的地方以后，為了在新的移居地保障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證自己的宗族、家族在新的地方保持團結協調、一致對外的一種地方、宗族情結現象。由于原生語言是最能體現移民原生地的文化習俗，具有保持過去的歷史記憶，加強宗族團結的作用，因此一些地域的移民，往往通過保持原生地方言的形式，來保存原生地的文化習俗。但是，另一方面，“方言島”現象可能保持原生地的種種文化特征，它會使同一地域移民長期聚居在一小塊地域內，從而形成一個個封閉的社會，并且長期保持原有的文化習俗，與周圍的土著或者其他地區的移民保持距離。這也不利于這些移民迅速同當地民眾的融合?？墒?，“方言島”現象畢竟是我們了解區域移民文化、心態的重要依據。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移民的地域觀念、生活習慣、文化傳統等等。由于重慶的移民所具有的宗族性、地域性特點，其“方言島”現象也是十分突出的。

5.重慶峽江地區作為歷代官員、士人貶黜、流寓的地方，長期以來，形成富有特色的峽江流寓文化。

在中國封建社會，對于犯罪官員與犯罪的懲處，往往采用了貶徙流放的方法。例如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赦罪人遷之穰?！吣?，(司馬)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四?，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史記·秦本紀》)而巴蜀則是歷代罪犯遷徙之地。秦始皇時期，“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眳⒓幽鎭y罪人“奪爵遷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一年多后，秦始皇令“其與家屬徙處蜀”(《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

此外，為了便于國家統一后對原六國貴族的統治與管理，秦滅六國時大量遷移六國豪強、舊貴或富商大賈、罪犯等進入巴蜀地域。秦大量遷徙罪犯入川，使巴蜀之地成為秦時罪犯的流徙之地。三國魏人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于蜀漢?！?《漢書·高帝紀上》)這些豪強、舊貴族或富商大賈、罪犯等分布在巴蜀的大部地區，在今重慶地區亦應有相當數量的中原移民，包括這些豪強、舊貴族、富商大賈、罪犯遷入并且定居下來。

巴蜀所以是秦漢以來犯罪官員與普通罪犯的遷徙流放之地，是因為巴蜀的道路險峻，山高路狹，對外隔絕。將這些犯罪官員和罪犯遷徙在一個與外界封閉的自然環境中，便于朝廷控制。漢承秦制，西漢時繼續將犯罪官員、罪人遷徙入巴蜀。在兩漢刑名中有“徙邊”一項。徙邊的罪犯就包括諸侯王、官吏以及普通罪犯。巴蜀也是當時犯罪官員與普通罪犯的遷徙流放之地。武帝元鼎年間(公元前116～公元前111)，南越反，漢政府就曾經調發由巴、蜀罪人組成的軍隊進行征伐。這些所謂“巴蜀罪人”，可能就是歷次由全國各地遷入巴蜀的舊貴、犯罪官員和罪犯。

唐宋以來，歷代朝廷更是將巴蜀——尤其是巴地——作為犯罪官員貶黜與普通罪犯遷徙流放之地。在唐代，許多著名的皇室宗親、政治人物、朝廷要員貶黜、流放巴地。如重慶黔州一地，太宗太子李承乾、高宗廢太子李忠曾經流放黔州;長孫無忌與武則天集團的政治角逐失敗后，也被流黔州;玄宗時最為寵信的宦官高力士為宦官李輔國所陷害，配流黔中道。肅宗時的宰相第五琦，中唐時期理財的能臣劉晏，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陸贄，著名的政治家李吉甫、著名詩人白居易等，均曾經流放到重慶忠縣。唐代名臣張柬之因反對與突厥和親，得罪了武則天，于公元697年出為合州刺史。高士廉之子、戶部侍郎高審行，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八月，貶渝州刺史。王叔文，永貞革新失敗后，于順宗永貞元年(805年)八月貶為渝州司戶。這些貶黜或者流放官員，雖然大部分都回到中原，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及其家眷留下來，成為巴地的移民。

宋明時期，官員因貶謫至巴地亦不少，其子孫后代不少遂為巴蜀人。北宋時著名思想家程頤，因為得罪當朝大臣王安石，被貶黜到重慶涪州為官。明代官員與士人也常常流貶于重慶。如成化十五年(1479年)兵部侍郎馬文升謫戍重慶衛，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御史汪奎貶為夔州通判，李大芳以兵部主事貶知大寧縣等。這種情況，在歷代甚是普遍。除了政府的貶黜，歷史上還有著大量因為官或者行游，寄居在重慶的流寓官員、士人。流寓，又名僑寓，雖然這種類型的人數較少，但往往對地方文化風俗的影響頗為獨特。因作官或者行游、寄居在重慶的流寓官員、士人，在歷史上都頗為有名。例如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隱，宋代的三蘇、王十朋、陸游、周敦頤，近代陪都時期流寓重慶的郭沫若、老舍、巴金、梁實秋、陽翰笙、周揚等人。

這些著名文人，在重慶為官、行游、寄居的感悟與情懷，往往在其詩文中有所反映。唐玄宗年間，吳道子兩次入川，將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風光，畫在大同殿內壁上，使山水畫在唐代得以昌盛。忠州太守白居易在三峽期間，留下大量詩篇。如《送蕭處士游黔南》:“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云鬢似霜。生計拋來詩是業，家園忘卻酒為鄉。江從巴峽初成字，猿過巫陽始斷腸。不醉黔中爭去得，磨圍山月正蒼蒼?！保?］(4921)劉禹錫共作有《竹枝詞》民歌十一首，雜詠了峽江夔州一帶清新的民俗風情和青年男女的戀愛之情:“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薄吧教壹t花滿山頭，蜀江春水拍山流?；t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保?］(4110，4112)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秋至云安(今重慶云陽)。翌年春，居夔州(今重慶奉節)西閣。大歷三年(768年)春，杜甫離開夔州東下。在峽江地域，杜甫寫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瞿塘懷古》一詩中，杜甫詠瞿塘天地之造化，鬼斧之神功:“西南萬壑注，勁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保?］(2582)《峽口二首》(其一):“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攲連粉蝶，岸斷更青山。開辟多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保?］(2507)晚唐詩人李商隱于公元848年來到川東一帶，留下《夜雨寄北》詩篇:“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保?］(6151)宋代蘇洵《題白帝廟》七律一首，詠題三峽的巍峨崢嶸與歷史歲月:“誰開三峽才容練?長使群雄苦力爭。熊氏凋零余舊族，成家寂寞閉空城。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陣勞神嘆孔明。白帝有靈應自笑，諸公皆敗豈由兵?”［10］(503)這些詩歌，既有對三峽雄渾山勢的贊賞，對歷史史跡的吟詠，亦有對峽江地區清新的民風民俗的歌頌。

正是由于重慶地區山山水水的迤邐偉岸，歷代流寓、貶黜于此的文人騷客對由自身際遇或者國家命運產生的復雜的流寓情感及憂患意識發而為詩文，他們在古代重慶尤其是沿岸的三峽峽江地區留下許多獨具特色的詩篇、文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流寓文化。這些流寓詩篇中，有李白激情蕩漾的三峽情思，亦有飽含郁勃不平情感顯現的杜甫夔州吟;有白居易對于三峽民間社會生活的贊頌，亦有劉禹錫對三峽風情與男女戀情的歌詠;有陸游對于瞿塘高峻驚險壯麗景象的抒懷，亦有著蘇軾滿懷激情領略三峽崢嶸壯觀的感悟。特別是對于自身際遇或者國家命運復雜的流寓情感及憂患意識，使許多詩人在詠詩時表達出深沉、悲壯、慷慨激昂的情懷。像杜甫對于國家命運艱難苦恨的憂患情，陸游立功疆場、殺敵復國的壯士斷腕的悲嘯。這些壯懷激烈、慷慨悲歌、深沉雋永的詩篇，正是詩人在三峽流寓、行游時期的心聲所發。特別是杜甫流寓夔州，這一特征尤為突出。如《閣夜》:“歲末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保?］(2497)這種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憂患，使杜甫多少次半夜驚魂，輾轉反側，欲睡無眠，悲情回蕩。正是在夔州的經歷，也使杜甫對于人民充滿了同情愛護之心。在《負薪行》一詩中，杜甫寫道:“夔州處女發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保?］(2335)此外，像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頤被貶黜到重慶涪州為官，失意坎坷的官場人生，使他對理學的《易》理進行深邃的思考，其易學代表作《伊川易傳》的主要構思即得于此。至今，重慶涪陵區仍然遺留著程頤作《易》的遺跡。

6.重慶文化的開放性、兼容性，使外來移民容易與本地土著相融合。

重慶是一個移民城市。從新石器時期起，居住在古代巴地的居民們就不斷地隨著峽江南來北去，尋找適宜土地而居。自秦漢時期開始，隨著朝廷對西南夷區域的開發，大量中原民眾遷徙到重慶。其后歷代的大規模移民，尤其是關中、關東、長江中下游地區民眾沿水路的頻繁遷徙，使古代巴地的文化夾雜著各地的民俗傳統。大量移民的進入，使重慶成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區域，形成重慶地區多元文化格局。(1)重慶民眾在文化上、風俗上有著兼容并包的寬容態度、對外開放而不排外的氣度、艱苦創業的精神、豪放剛烈的品格。這些品格與態度，容易與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移民融洽相處。例如自古以來重慶有著與楚文化相近的巫鬼信仰，所謂“其人半楚”。(2)從漁獵與農耕復合型的經濟生活方式看，川、渝、鄂、湘、黔等相鄰邊界地域民眾的頻繁往來，傳統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內民族文化習俗的相似等，都使來自重慶以東的湖廣、江西等地人群容易融入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3)從語言來看，重慶地區語言在形成和發展中，長期受到北方移民南遷的影響、習染，處于北方話的氛圍之中，其語言發音與北方語系相當接近。有學者統計，在漢代揚雄記述古代地方語言的《方言》一書中，秦出現了109次，晉出現了107次，梁益地區僅出現了20次，而且常?！扒貢x梁益”并舉?！皾h代的梁益應當劃入秦晉方言中去。揚雄是蜀人，在他四十歲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對自己的方言一定知之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區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這只能解釋為當時的梁益方言與秦方言非常接近?！保?1］

明清時期，隨著大批湖廣移民進入四川，現代四川方言初步形成，并且出現了四川官話與四川境內(包括現今重慶地區)的湘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等諸多漢語方言并存的格局。如涪陵一帶“五方語言之異，以名詞各隨沿習，不能強同，故閩粵之人必學官話，其土音有同邑所不盡解者”［8］(48)。重慶地區方言雖極為復雜，但人們又習普通話(官話)，這一地區的語言仍易為各地民眾所接受，人們在生產、生活中易于溝通、交流。這樣的語言環境，為重慶作為移民安身定居地提供了重要條件之一。

在重慶地區，本地土著居民風俗多不自固，而呈現出與移民群體的地方風俗多元并存的局面。特別是明清以后，由于移民數量的增加，許多地方出現了移民與土著風俗共存的情況。在大足，“清初移民實川，來者又各從其俗。舉凡婚喪時祭諸事，率視原籍所通行者而自為風氣?！保?］(320)在壁山，清初“招徠復業者十之一二，余皆楚、粵、黔、閩人，習俗少變，然冠婚喪祭歲時伏臘頗有古風”［12］(277)。永川地區“五方雜處，語言互異，遭獻賊荼毒之后，土著復業僅十之二三，至今土滿人稠，強半客民寄寓，故郡屬城市均有各省會館，惟兩湖、兩廣、江西、福建為多，生聚殷繁?！保?］(70)這種習俗雜陳，使得自古至今的重慶地區，其地域文化具有較大的開放性、融合性、兼容性，而較少排他性、狹隘性。各地的風俗習慣、文化、語言等都容易在這里找到立足生根之地。由于文化傳統與民間習俗相似，移民與當地居民之間能夠減少生產、生活中的摩擦，這些都導致湖廣、江西等地人群樂意向位于四川東部的重慶地域遷居。

由于古代重慶文化、風俗的開放性、兼容性，使外來移民容易與本地土著相融合，由此保證了外來移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穩定與發展。自西漢統一西南夷地區后，古代巴蜀地區東西南北往來增加，來自全國各地的漢人在古代的巴地，包括其沿江的峽江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并從事手工業和商業。大量漢民在巴地及峽江地區生活，雖然遠離本鄉本土，但都一直保留著自己的本土文化傳統。這樣，在巴地移民中，很少有著本土與外來移民大規?；鹌吹那闆r發生。這種文化風俗易于相融相處的情況，使外地移民源源不斷流入古代巴地。

以上是對于重慶區域歷史上移民特點的探討。通過這種特點的探討，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移民在重慶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進一步了解在中華文化的形成中，各地區人口的交互流動對于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性。事實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構成，正是在這種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與流動中實現的。正是通過這種人口的交互流動，使得各地區、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得以交融，先進的生產技術得以廣泛傳播，各地區間能夠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融為一體。因此，無論怎么來看，移民在中國古代社會和近當代社會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樣，我們研究重慶歷史上人口遷徙與流動的特點，以及它們對于重慶社會發展的作用，不僅是對于重慶地方史的探討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探討中華民族各區域文化的形成，研究歷史上中國各地區移民的特點和規律，都應該有著一定的理論意義。［13］

［1］(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汪受寬.西部大開發的歷史反思(上冊)［M］.蘭州大學出版社，2009.

［3］(嘉靖)云陽縣志(卷下)［Z］.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63.

［4］(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七)［Z］.四庫全書本.

［5］楊芳粲等修撰.四川通志［Z］.巴蜀書社，1984.

［6］郭鴻厚等.民國重修大足縣志［Z］.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

［7］許曾蔭等.永川縣志［Z］.巴蜀書社，1992.

［8］王鑒清等.(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Z］.巴蜀書社，1992.

［9］全唐詩［Z］.中華書局，1960.

［10］蘇洵.嘉祐集箋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崔榮昌.巴蜀語言的分化、融合與發展［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1).

［12］寇用平等.(同治)璧山縣志［Z］.巴蜀書社，1992.

［13］孫麗路.移民文化適應中的代際現象［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