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論爭與現代政治文化哲學的凸顯
——兼論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現代政治文化價值

韓愛葉

(天津醫科大學 醫學人文學院，天津 300070)

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擴張改變了中華民族追尋現代性的進程。文化論爭是現代性追尋的深層映射，中華民族追尋現代性的過程彌漫著東西文化的論爭。通過再次梳理近現代的幾次文化論爭，我們可以發現中華民族對現代性的追尋是如何從自在到自為、從模糊到明朗的過程。從“中體西用”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東西文化論爭折射了不同現代性的論爭，它是不同價值觀、思維方式、歷史觀的論爭?；谖ㄎ锸酚^的歷史視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闡述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觀，并旗幟鮮明地回答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所發生的中西文化論爭的核心問題。今天，重新探討這個話題，將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提供新的理論支持。

一、中西文化論爭的焦點:民族性還是時代性

近代以來的文化論爭反映了國人對現代性的歷史選擇和理性反思。這一論證的焦點體現為民族性和時代性之爭。文化保守主義拘泥于文化的民族性而忽視文化的現代性，新文化派強調文化的時代性而忽視了文化的民族性。

無論是晚清開明官僚的“中體西用”論，還是20 世紀20年代的“東方文化派”，抑或是20 世紀30年代的“中國本位”派，都強調文化建設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建設的時代性?！爸畜w西用”論者認為中學具有精神價值，西學具有物質價值，主張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用中學來治心身，用西學來應世事。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幾乎都未超越“中體西用”的理論框架。東方文化派杜亞泉在對東西文明比較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救濟之道，在統整吾國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統者，則明瞭之;其間有錯出者，則修整之。一面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合于吾國有文明之中?！雹俣艁喨?《迷亂之現代人心》，《東方雜志》第15 卷第4 號，1918年4月。梁漱溟根據意欲向度的不同，把人類的文化分為西洋、中國和印度三大系文化，指出:“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雹诹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7年影印本，第199頁。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薩孟武等十位教授聯名在《文化建設》第1 卷第4期聯名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中指出:“中國在文化領域消失了，中國政治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由這些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發育的人民，也漸漸不能算是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里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睘榱耸怪袊匦略谖幕念I域中抬頭，為了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其實是“中體西用”論者的翻版，是20年代“東西文化論爭”的繼續，也仍然立足于中國文化的民族性來談論中國的文化建設，用民族性作為衡量文化建設的唯一尺度。

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人則把東西文化的差異歸結為時代的差異。陳獨秀在1915年《法蘭西與近世文明》中，依據進化理論把人類的文明史劃分為古代和近代兩個時期，并從思想方面對其特征作了說明。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認為，以印度和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還停滯于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實際上仍然是古代文明之遺傳，而西洋文明則是“近世文明”。陳獨秀立足于時代性比較東西文化的差異，這在中西文化比較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飛躍。胡適也認為中西文化的差異是時間上的差異，他認為:“這樣多方面的文化，在這個大而復雜的世界上，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的區別?！雹俟▽?、張文儒主編:《中國現代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頁。西化派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來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西方文化代表了時代發展方向，而中國傳統文化已落后于時代了，其落腳點不是民族性，而是時代性。瞿秋白和當時新文化派一樣，只承認文化的時代差異而否認文化的民族特性。瞿秋白把東方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宗法文化，把西方文化直接等同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文化。

新文化派往往立足于文化的時代性，忽視了對中西文化民族性的分析，往往把中西文化之間時代性的差別，說成是整個文化的差別。甚至用一種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價值。文化保守主義者則往往立足于文化的民族性，看不到文化的時代性差別，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往往采取全盤肯定的態度。民族性與時代性是文化的兩種屬性。它們既對立又統一，共存于一特定的文化形態之中。任何文化，既是特定民族在一定時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時代的特定民族的文化。只承認民族性，而否認時代性，或只承認時代性，而否認民族性的，都是形而上學的，割裂了二者的有機統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文化的時代性建設與民族性建設缺一不可。

二、中西文化論爭的實質:何種現代性

保守派執著于文化的民族性，西化派執著于文化的時代性，雙方沖突的背后折射出對中國現代性理念的不同選擇。

文化論爭折射出不同的現代性理念。在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主要有三種現代化探索模式:文化保守主義主張建構“中體西用”論模式的現代性;西化派主張以資本主義現代性為中國的現代性模板;馬克思主義派主張選擇社會主義現代性。

鴉片戰爭以后，晚清開明官僚主張建構“中西體用”模式的現代性，以建立在三綱五?；A上的封建文化為體，以西方的器物文化為用，試圖在器物層面實現現代化。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沖擊，魏源率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進一步回答了如何向西方學習，主張“以中國之綱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薛福成主張“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張之洞在1898年5月撰成《勸學篇》中明確提出“舊學為本，新學為用”的原則。②參見蕭萐父:《關于中西文化論爭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歷史結合點》，《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5期?！爸畜w西用”論模式成為洋務運動到變法維新運動的指導思想，是國人對中國現代性的最初設想。

“五四運動”之后，“中體西用”論實際上仍然活躍在歷史的舞臺上。20 世紀20年代由“東方文化派”挑起了“東西文化之爭”。30年代，由《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引發的“中西文化之爭”是“東西文化之爭”的繼續。1935年3月20 日，胡適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的《試析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中指出:“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里，曾表示他們不滿意于‘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這是很可驚異的!因為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鶕袊疚弧?，不正是‘中學為體’嗎?‘采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③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第135 號。說是不守舊，但實際上是復古與守舊，是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翻版。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國人看到了以“中體西用”論為理論基礎的現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嚴復指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中體西用”論是“遺其體而求其用”，“不揣其本而末是求”，這就猶如“牛體馬用”一樣可笑。①《嚴復集》第3 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58頁。民族資產階要求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全面變革。一些人認為必須全盤西化才能實現現代化。

在“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的論爭中，“中國本位”的提法，遭到西化派的猛烈抨擊。他們指責“中國本位”是“中體西用”的新形式和翻版，可謂抓住了要害。與“中國本位”相對立，有的人主張“全盤西化”?！叭P西化”最有力的倡導者是陳序經，他提出全盤的和徹底的西化。他使用了“全盤”、“徹底”、“整個”等字眼來表示他的西化之意。胡適是西化派的支持者，他表明:“文化折衷論是不可能的，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峭耆澇申愋蚪浵壬娜P西化論的?！雹诤m:《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第135 號?！叭P西化”論者主張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積極鼓吹和傳播近代西方文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衰敗景象，使國人認識到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缺陷，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由肯定變為否定，陷入矛盾之中。

十月革命的勝利，讓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發現了實現現代化的前進方向，這就是向俄國人學習，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李大釗和瞿秋白等馬克思主義者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文化進行了闡釋，但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們都沒有真正回答從五四運動以來所提出的文化論爭中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這一問題?；蛘?，換句話說，由于諸種歷史原因，如李大釗于1927年被軍閥張作霖殺害，壯年早逝;瞿秋白于30年代中期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殺害等歷史原因，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正確地回答中西文化論爭中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毛澤東這位中國領導人的肩膀上。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對民族性和時代性這個問題的回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一個從思考探討，并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本文主要以毛澤東抗戰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從現代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學的視野，探討毛澤東是如何從理論邏輯上來回答中西文化論爭中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這一問題的。

三、《新民主主義論》與毛澤東對中西文化論爭的應答

鴉片戰爭以來關于“古今中西”的文化論爭，實質是要解答“中國選擇何種現代性”的歷史問題，爭論的焦點是文化民族性和時代性的關系問題。實質上，這個問題也是困擾中國革命的一個政治文化問題。為此，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這個問題第一次給予了全面而詳細的回答。該文是毛澤東1940年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發表于《中國文化》雜志“創刊號”上。在該文中，毛澤東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這一問題予以了解答。

首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明了其文化觀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它具體表現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社會意識和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觀點。正是在唯物史觀的這一原理指導下，毛澤東詳細地分析了當時和未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特征。他在該文的一開始就援引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來論述期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的性質，即這種文化是受制于中國特色的國情所決定的新文化觀。他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雹邸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顯然，毛澤東在此運用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舊經濟，即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產生了舊的、落后的政治和文化;而新經濟和新政治，即部分新的資產階級的經濟，以及具有未來雛形的無產階級的新的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必將產生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是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在此特別強調說，“一定形態的文化又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即文化對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反作用。當然，無論新文化如何反作用和影響新的經濟和政治體制，都不能顛倒經濟、政治對文化的決定性的關系。所以，毛澤東又補充說:“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雹佟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頁。這樣，毛澤東就將新民主主義文化性質奠定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為回答中西文化的論爭奠定了扎實的馬克思主義基礎。

其次，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的新民族主義文化。這就是說，正因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建立在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上，所以，才保證了它既是民族的，也是時代性的文化，而不是清一色的無產階級文化。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必須是體現中華民族特征的大眾文化。在此，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里，所謂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其實就是對文化民族性的回答，而“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則是對新民主主義文化時代性的回答。毛澤東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雹凇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那么，這種文化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毛澤東給出了明確的回答:“現階段上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雹邸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

需要強調的是，毛澤東在此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界定是“反帝反封建”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新文化，但并沒有說它是完全“反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而僅僅是說它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并不全部是無產階級的文化，但它必然包括了部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文化成分，這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經濟成分和階級成分所決定的。因為在毛澤東所要建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中，雖然他還沒有對未來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構成進行具體的規定，但它一定是建立在推翻大地主和壟斷資本家的基礎上而建立的經濟體制，是在徹底推翻帝國主義的殖民經濟基礎上而建立的公有制經濟。與此同時，這一經濟并非全部是公有制經濟，而是滲透了中國當時的部分民族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成分，因為這些民族資本家和部分小資產階級都是愛國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是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規定不沖突的。同樣，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雖然是以無產階級領導為主體的，但它也必然會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參與其中。由此，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就必然決定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特征，即它是以無產階級文化為主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眾文化。毛澤東說:“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雹堋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頁。這就是毛澤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具體案例。

最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必定是現代性的新文化，是綜合民族性和時代性的新文化。在建構中國現代性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呢?毛澤東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雹荨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對于傳統文化，我們不能采取西化派的全盤否定態度，也不能采取文化保守主義派的全盤肯定態度。毛澤東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雹蕖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頁。而對于外國文化，毛澤東認為“排外主義”、“盲目照搬”和“全盤西化”也是錯誤的，應該“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他指出:“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雹摺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頁?！耙磺型鈬臇|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以‘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雹佟睹珴蓶|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在此，毛澤東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指明文化對政治、經濟的依賴關系，立足于歷史辯證法駁斥了“中體西用”論和“西化派”的形而上學的文化觀，肯定了文化對經濟、政治積極能動的反作用。

當然，毛澤東對“西化派”和“中體西用”論的批判并不僅僅限于《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從方法論上批判了“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他把自己研究中西文化論爭的方法稱作“古今中外法”。他說:“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薄斑@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雹凇睹珴蓶|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6頁。中西文化的差別既有時代性的，也有民族性的差異。在進行中西文化比較時，既要區分文化的時代性，又要區分文化的民族性，不能把文化的時代性屬性和文化的民族性屬性混淆。因此，無論是毛澤東所謂的“中外古今法”，還是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觀，都是在擺脫了封建文化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化基礎上的文化，是一種現代性的文化觀。

四、結語

鴉片戰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紛紛起來向西方尋找救國圖強的真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等等一系列的探索都失敗了，都沒有真正解決近代中國向何處去的社會危機。親身經歷了近代社會變革的梁啟超，曾做過這樣的總結:“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谝黄?，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了?！谑歉＝ùW堂、上海制造局等漸次設立起來?！诙?，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維新變法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活動?！谌?，便是從文化上感覺不足?！锩晒⒔?，所希望的漸漸落空，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醒?！雹哿簡⒊?《五十年中國近代概論》，中華書局1922年版，第2頁。從器物、制度到文化，這是中華民族探尋歷史發展動力和規律的歷程，其實質是歷史觀的問題?！缎旅裰髦髁x論》是在總結近百年中國近代化歷史的基礎上所提出的一種現代性的文化觀，是毛澤東在《矛盾論》和《實踐論》的基礎上，熟練地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社會現實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經典之作。尤其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政治文化觀的論述，迄今為止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0 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飛速發展，特別是有關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及其伴隨的文化理論再次證明，毛澤東將中國社會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就是，基于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發展，“新民主主義階段”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個重要階段，只有在此基礎上，中國才能在一個更好的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當然回頭看來，毛澤東有關《新民主主義論》的觀點，在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就遭到了拋棄。在抗美援朝剛剛取得勝利之后不久，毛澤東等人就匆忙宣布，當時的中國社會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并展開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最終導致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災難，這其實是毛澤東本人在建國后對其在1940年發布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論述的忽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性和特殊性的漠視。由此更證明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現代價值及其意義。這是我們在今天重新解讀和闡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的緣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