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氏父子樂府觀之形成

王輝斌

（湖北文理學院 文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藝文尋珠】

論曹氏父子樂府觀之形成

王輝斌

（湖北文理學院 文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以曹操為代表的曹氏三父子之樂府詩，是樂府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父子三人的樂府觀，因各自經歷的不同而各異。曹操的樂府觀，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追慕王權而雅好“四品樂”，二是力主“依前曲作新歌”。以魏國的“四品樂”替代東漢的“四品樂”，為曹丕樂府觀的核心之所在。由于“立嫡之爭”的失敗，遠“魏曲”而近“雜曲”，則成為曹植樂府觀最為本質的內核。

曹氏父子；樂府詩；四品樂

在東漢末年至曹魏滅國前的近70年（公元196－265年）中，為漢武帝所立而被漢哀帝一度所“罷”之“樂府”，由于戰爭等方面的原因，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化，即“樂府不采詩”，于是，“民歌來源，根本斷絕”。［1］123這一時期的樂府詩創作，皆乃文人群體所為，其中，以曹操為代表的曹氏父子尤具典型性。三曹現存的樂府詩，據拙著《先唐詩人考論》第三章第三節的考察，曹操21題27首，曹丕19題24首，曹植46題79首。三者合計，共86題130首。這一數量在三人各自文集中詩歌類所占的比例，分別為100%（曹操）、55%（曹丕）、70%（曹植）。［2］這表明，三曹之于樂府詩的創作，在漢魏詩人群體中，確屬無可與之相比的。這構成了三曹樂府觀在藝術實踐中的一種具體反映。三曹的樂府觀，要而言之，主要表現在與“四品樂”的關系，以及“依前曲作新歌”、遠“魏曲”而近“雜曲”等方面。所以，本文擬就此作一具體觀照。

一、曹操與“四品樂”的關系

據《史記·樂書》與《漢書·禮樂志》所載，漢朝與先秦時期的夏、商、周三代一樣，均極重視音樂。因之，自漢武帝“乃立樂府”始，整個西漢時期的樂府，即由《郊祀歌》、《房中歌》、《鐃歌》三大類所構成。①參見羅根澤《樂府文學史》第二章第一節《三大樂府》（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4頁）。而待至東漢明帝時，則又被定之為“四品樂”。對于“四品樂”，《隋書》卷十三《音樂上》乃有記載：

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所用。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軍中之所用焉。［3］

東漢時期的這一“四品樂”，既全為樂府機關所掌管，又專供朝廷所享用，其鮮明的皇權特征顯而易見，正因為此，“四品樂”不僅莊重典雅，而且還帶有幾分威嚴，致使賞用者能從中感到恩寵與自豪。所以，從總體上講，“四品樂”的這一文化特質，所反映的乃是一種權力的象征，一種王者的氣概。而此，即成為曹操雅好樂府的一個關鍵性原因，因為“四品樂”凸顯出的這種文化特質，與曹操一生所具有的宏大抱負正相扣合。因之，從小就生活于皇宮的曹操，自然對其相當傾慕。

據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及司馬彪《后漢書》、郭頌《世語》等之記載可知，曹操之父曹嵩，本“夏侯氏之子”，因為漢桓帝時任“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的曹騰之養子，而改姓曹氏，并“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4］1自幼就生活在這種家庭背景中的曹操，對于“四品樂”自然是耳濡目染而深受其影響的。對此，《宋書》卷二十一《樂三》的一則記載，又可為之佐證：“《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保?］336這一記載表明，魏武帝曹操對于“《但歌》四曲”，乃是“尤好之”的。所謂“《但歌》”，即不合樂之徒歌。據王僧孺“但歌有清曲”之句，①“但歌有清曲”五字，乃為梁朝詩人王僧孺《在王晉安酒席數韻詩》一詩中的第三句，具體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十二，第1768頁。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第三編第二章《曹操四言樂府》作王僧孺《詠姬人》詩者，當誤，因為《梁詩·王僧孺》之中并無此詩?？芍渎韵喈斢诮裰扒宄?。曹操既對《但歌》四曲“尤好之”，則極有能創作“《但歌》四曲”之辭，今其集中未見者，可見當時已亡佚。而事實上，東漢一代的樂曲與樂辭未能流傳于后世者，并非僅《但歌》四曲，而是幾乎所有的“四品樂”，原因則為董卓之亂所致。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不僅給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毀滅性打擊，而且對文化也是一次規模巨大的浩劫，如“四品樂”之被“淪缺”即為明證。而當這場劫難過后未久，作為中原梟雄的曹操，卻歷史地扮演了一次拯救東漢宮廷文化的大使角色，即對當時被破壞殆盡的“四品樂”進行了突擊性搶救，從而為恢復“先代古樂”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曹操對“四品樂”的搶救，發生在“魏武平荊州”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端螘肪硎拧稑芬弧纺擞袑］d：

漢末大亂，眾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嘗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5］297

類此之記載，另有《晉書》卷二十二《樂上》，只是文字略有差異。這一記載表明，曹操對于“四品樂”這樣的朝廷雅樂乃是相當重視的，故而在獲得因戰亂而流寓荊州的“漢雅樂郎”杜夔之后，即讓其“總領”鄧靜、尹商等人，“遠考經籍，近采故事”，以為“魏復先代古樂”。而為杜夔等人所恢復的這一“先代古樂”，雖然有可能包括“四品樂”在內，但據《晉書》卷二十二《樂上》所載，可知其主要為《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等周代之樂。從樂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無論是“先代古樂”抑或“四品樂”，都是用來演奏與歌唱的，而當“魏復先代古樂”之后，其“古樂”就自然存在著缺“詞”這一文學問題了，于是，以曹操為代表的一批“填詞”之作，即因此而產生。更何況，曹操當時已為丞相，②曹操任丞相之職，事在建安十六年夏六月，具體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第一》。為杜夔等人所恢復的“先代古樂”演奏于其丞相府，也就自在情理之中。這樣看來，可知為“先代古樂”所配之詞皆為曹操三父子所為，則當可論斷。而綜觀曹操現存的21題27首樂府詩，幾乎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皆為“依前曲作新歌”之屬，也就是都只用“舊曲”而不用“舊題”。對此，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第三編第一章《概論》已言之甚詳，可參看。所謂“前曲”或者“舊曲”，皆指“四品樂”與漢代以前之樂，也即“先代古樂”；而“新歌”，則是指曹操為“四品樂”等所填之詞，其在題材內容方面與“舊題”之述寫迥不相同。

曹操的“依前曲”而“作新歌”，實際上就是著眼于藝術實踐，對樂府詩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變革，其最終結果是使得漢樂府舊題所述寫之內容，一變而為抒發個人情懷與關注現實之作，從而加強了樂府詩的現實性與抒情色彩。如《蒿里行》、《薤露》二題，據崔豹《古今注·音樂第三》所載，其最初只是田橫門人用以哀悼田橫之喪歌，后來被演變成挽歌。而曹操的《薤露》、《蒿里行》二詩，一寫“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一寫“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因皆與東漢末年董卓之亂相關，而被鐘惺在《古詩歸》中稱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鐘惺還認為：“《薤露》、《蒿里》如此著想，如此寄意，翻盡從來擬古門戶?！保?］這其實就是對曹操“依前曲作新歌”的一種肯定與稱美。

二、曹丕對“四品樂”的改制

在曹氏三父子中，曹丕是唯一高唱“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詩人，但遺憾的是，他后來卻不做詩人而成了歷史上的魏文帝。對于這樣一位文學家，《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卷二注引《魏書》，雖然記載了其“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的天資聰敏，但他從小是以貴公子的身份周旋于聲色犬馬之中的，并于18歲時納袁紹之媳甄氏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鄴城的安樂窩里討生活。這時的曹丕，于游樂宴游、倚翠偎紅、斗雞走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為。所以，未即皇帝位前，曹丕的詩賦等作品主要描寫的就是他這種貴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兩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詩與賦這兩類文學樣式，雖然均可對聲色酒樂的享受生活作如實記錄，卻不能配樂以唱，于是，與音樂密切相關的樂府詩，自然就成為了深諳音樂的曹丕的首選。對此，釋智匠《古今樂錄》引王僧虔《技錄》中的一段文字，即略有所載。其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朔奏樂。魏文制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即魏文也。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入宴樂?！保?］曹丕既“制此辭”，又“自撫箏和歌”，且辭之所寫又是“憂令人老”之類（參見曹丕《短歌行》“仰瞻帷幕”一詩），則曹丕的貴公子生活及其所“憂”之內容，僅此即可見其一斑。

正因為曹丕終日與音樂打交道，所以他在登皇帝位而成為魏文帝后，在文化建設方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四品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從而由新興的魏國之樂替代了舊有的漢代之樂?！端螘肪硎拧稑芬弧芬嘤休d：

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云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5］297

其中的“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云云，表明成為魏文帝的曹丕，對舊有的漢樂（“四品樂”）已經不感興趣了，因而才在即位之初的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對其進行了大量改制。所以，自黃初二年始，新興的魏樂即替代了舊有的漢樂，對于這種新興的魏樂，《宋書》卷二十二《樂四》稱之為“魏曲”。由于曹丕“改漢《巴渝舞》”等而為魏樂，使得當時及其后的魏宮廷中所演奏與歌唱者，乃皆為魏曲。對此，吳兢《樂府古題切解》、郭茂倩《樂府詩集》均有所載。如《樂府古題要解》卷上于《對酒行》題解之“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云云，即為其例。

而在此前后，曹丕還曾詔令繆襲將東漢“四品樂”之《黃門鼓吹樂》改為《魏鼓吹十二曲》?？娨u所改制之“十二曲”為：“一曰《楚之平》，二曰《戰滎陽》，三曰《獲呂布》，四曰《克官渡》，五曰《舊邦》，六曰《定武功》，七曰《屠柳城》，八曰《平南荊》，九曰《平關中》，十曰《應帝期》，十一曰《邕熙》，十二曰《太和》?！雹佟稑犯娂肪硎擞诳娨u《魏鼓吹曲》引《晉書·樂志》，認為“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者，乃為“魏武帝”，但中華書局1974年本《晉書·樂上》、《樂下》均無此之記載。據《晉書》卷十三《樂下》可知實為魏文帝曹丕，而非魏武帝曹操，《樂府詩集》卷十八所引《晉書·樂志》有誤。對此，《晉書》卷二十二《樂下》乃有詳載云：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于官渡也。改《邕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于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始定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于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8］

從這一記載可知，《魏鼓吹十二曲》（《樂府詩集》卷十八作《魏鼓吹曲》），不僅是以一種全新的樣式（如曲名、曲詞之不同于漢代等）演奏于當時的宮中，而且其曲辭幾乎全部是對曹操一生戰功的歌頌，則其與漢“黃門鼓吹曲”迥不相同者，乃不言而喻。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段記載文字，顯然存在著矛盾之處，如開首所言“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是指曹丕登皇帝位之后“改其十二曲”，也就是其所改之時間在黃初元年或者二年，但文末的“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云云，卻又將魏明帝曹睿改元太和之事載入，使得二者頗不相符?？梢?，第十二曲即最后一曲當為后人或者繆襲后來所為。由此又可知，《樂府詩集》卷十八作“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者，其中的“魏武帝”，顯然乃為“魏文帝”之誤。為曹丕所改之樂，無論是“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等，抑或為屬于“四品樂”范疇的“黃門鼓吹樂”，其在漢在魏，乃皆為朝廷雅樂。而雅樂之詞，自然是由詩人創制。正因此，才有了“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之載，以及繆襲奉詔“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之史實的存在。既有詩人為新制的雅樂專門制詞，則魏樂府也就無須采詩了，于是，即由此演譯出了一段“獵勝于樂”的對白“故實”。所謂“獵勝于樂”，是指“獵之為樂”，較“八音”為勝，而曹丕則正是一位“獵之為樂”者。請看《三國志》之記載：

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后?！蔽牡蹖⒊鲇潍C，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暗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钡凼謿浔矶剐蝎C，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眲赘戕o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況獵，暴華蓋于原野，仿生育于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于裳，《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愿也?！币蜃啵骸皠县槻恢?，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钡叟魃?，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4］卷12《鮑勛傳》

這就是曹丕“獵勝于樂”的始與末。對于這一記載，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認為：“觀此，則知文帝之視樂府，實與田獵游戲之事無異，劉曄之對，乃其本心，故鮑勛據理抗顏，援引先哲名言，而適以其逆麟。則知魏樂府之不采詩，并非厄于環境而不能，實由于樂府觀念之改變而不為?！保?］123所言足資參考。

三、曹植與“樂府雜曲”創作

年十余歲就“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而又“言出為論，下筆成章”［4］卷19《陳思王植傳》的曹植，雖不曾如父曹操、兄曹丕那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與高貴性，在曹丕稱帝之前的漢末建安時期（公元196－220年），經常隨父兄與“先代古樂”及“四品樂”打交道，則毫無疑義。即是說，魏黃初元年（公元221年）以前的曹植，既曾受到過“四品樂”的熏陶與影響，又曾經歷過曹操對其之搶救與恢復，因之，其與“四品樂”的關系之相當密切，也就甚為清楚，而其集中的《鞞舞歌序》一文，又可為之佐證。

漢靈帝西園故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9］

其中的“先帝”，所指即曹操。曹操聞李堅“舊有技”而“召之”，其時當在“獲杜夔”以“復先代古樂”的“平荊州”之前后。而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魏書·陳王植傳》所載可知，是時曹植亦正跟隨在曹操身邊，則其曾目睹曹操“召”李堅以復鞞舞者當可肯定。而當時，曹植則“依前曲”以“改作新歌五篇”，也即創作了《鞞舞歌》五首。曹植的這種“新歌”創作，與上所言曹操“依前曲作新歌”乃如出一轍，則其亦屬于“翻盡從來擬古門戶”即可論斷之。為曹植所“改作”的5首《鞞舞歌》，《宋書》卷二十二、《樂府詩集》卷五十三、《古詩紀》卷十三等皆錄載之。這表明未曾“離京就國”（《魏書·陳王植傳》語）前的曹植，是與其父曹操、兄曹丕一樣雅好漢代之“四品樂”的。

曹氏父子的這種“依前曲作新歌”之舉措，使得漢魏之際的文人樂府詩創作，因充滿了勃勃生機而成就非凡。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在論及這種創作實況時，曾如是寫道：“‘以舊曲，翻新調’，雖不始于曹氏父子，而實成于曹氏父子。漢平帝時東平王《武德舞歌詩》、和帝時《雁門太守行》，雖皆依舊譜制詞，然此外不多見，未成風氣，及曹氏父子兄弟出，其所作樂府，率皆一用漢譜，完成仿效的樂府。自六朝以至隋唐，所有樂府，幾全屬此類。為功為罪，治文學者，不能不歸之于曹氏也?！保?0］作者認為，這種“仿效的樂府”創作，不僅成為了“樂府至曹氏父子時代”的“五種現象”之一，而且影響所及，乃“自六朝以至隋唐”，實堪稱道。

但在曹丕稱帝之后的曹植，由于被迫“離京就國”的社會現實，使得他從此基本上告別了朝廷之樂，而終年于地方之樂中討生活，而此，也是導致其集中樂府詩雜曲歌辭多于相和歌辭的原因之所在。據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一《雜曲歌辭一》之所載，雜曲歌辭的最初問世，主要與“古者天子”之采詩制度相關，后因“周室下衰，官失其職”，至使“漢、魏之世，歌詠雜興”。郭茂倩并且認為：“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感宴游娛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于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并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以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保?1］而曹植即為其中之最杰出者?！傲⒌铡笔〖啊芭c諸侯并就國”后的曹植，雖然不甘心失敗但又無可奈何，因此于封地的“戀闕”之情乃與日俱增，以致創作出了如《美女篇》、《當來日大難》、《野田黃雀行》等一批“雜曲”的代表作。

四、曹氏父子的樂府觀

通過以上的考察，曹氏父子三人的樂府觀，已得以基本呈現。為便于認識與把握，茲將其作如下之歸納。

（一）曹操的樂府觀

在曹氏父子三人中，曹操是唯一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位政治家和軍事家，所以，其一生之所作所為，并不是想去做一位“經國之大業”的文學家，而是欲藉天下紛亂之機一統中原，替代劉漢以為華夏霸主。正因此，他于東漢“四品樂”的傾慕與拯救，不是著眼于文學的角度以為，而是因其所代表的是一種權力的象征、一種君臨天下的王者特權而使然。即是說，對王權的向往與努力追求，即歷史地成為了曹操難以割舍的一種樂府情結。而這種樂府情結，一經與其宏圖大志相交融，便構成了他“依前曲”而“作新歌”的一股原動力，故而在曹操現存的21題27首樂府詩中，如《短歌行》、《對酒》、《氣出倡》、《步出夏門行》、《薤露》等，即皆為這方面的代表作。所以，從總的方面講，曹操的樂府觀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追慕王權而雅好“四品樂”；二是力主“依前曲作新歌”。這一樂府觀雖然主要是受東漢皇宮文化影響的結果，且自始至終都與“四品樂”的關系密切，但卻成就了其在樂府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是極具樂府詩批評意義的。而其“翻盡從來擬古門戶”之舉措，則從藝術實踐的層面，為后人開出了一條以舊題寫時事的樂府詩創作新徑，因而也是值得特別稱道的。

（二）曹丕的樂府觀

與乃父曹操相比，由貴公子而登上皇帝寶座的曹丕，因身份與地位的不同，而使得其對“四品樂”的認識也不盡相同。曹丕在為貴公子（與太子）時，由于經常隨曹操生活于京師洛陽與鄴都相府，受“四品樂”的影響乃不言而喻，但為其所欽慕與依戀的，是皇宮與相府終日的投壺宴飲與絲竹歌舞，也即為“四品樂”中之“辟雍饗射之所用”的“二曰雅頌樂”。故而，聲色犬馬與倚翠偎紅，即成為了曹丕貴公子生活的主體。而當其一旦成為魏文帝后，卻又對具有鮮明王權色彩的“四品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如改《安世樂》為《正世樂》，改《嘉至樂》為《迎靈樂》，改《武德樂》為《武頌樂》，改《昭容樂》為《昭業樂》，改《黃門鼓吹樂》為《魏鼓吹十二曲》等。樂譜既被改造，其所配之詞就自然是屬于新創之作，因而也就有了如繆襲《魏鼓吹十二曲》等之樂府詩的流傳。成為了魏文帝的曹丕，之所以大量改造“四品樂”，其關鍵就在于要創制具有魏國特色的音樂文化，也即史家所稱之“魏曲”，因為只有新興的“魏曲”，才可稱之為魏國宮廷文化的正宗。所以，曹丕樂府觀的核心之所在，就是要以魏國的“四品樂”，替代東漢的“四品樂”，而不是如曹操那樣只對其雅好與傾慕。正是因為有了新興的魏樂，且又極為曹丕所喜愛，因而也就有了“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與“獵勝于樂”的“故實”之存在。即在曹丕看來，包括“四品樂”在內的一切“八音”之類的舊樂，都是不如新興的魏國之樂的，所以舊有的采詩制度也即因此而被廢除。由此可知“文帝之視樂府，實與田獵游戲之事無異”之樂府，所指實為漢代樂府，而非新創建的魏國樂府。而“魏樂府之不采詩”者，則應主要是出于對魏國雅樂文化的一種維護，因為如上所述，曹魏當時已有如繆襲等專門的文人進行樂府新詞的創制。

（三）曹植的樂府觀

在曹植41歲的人生之旅中，曹丕立太子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為其生活的分界線。前期的曹植，在少年時期就懷有“立功于圣世”的遠大抱負與理想，渴望建功立業，因而在15歲前后就跟隨著曹操“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12］馳騁大江南北。之后與曹丕因“立嫡之爭”而慘遭失敗，曹丕稱帝后又幾遭殺身之禍，最后則被趕出京師，因抑郁過度而死于封地。后期的曹植在封地，由于“戀闕”之情與日俱增，因而對屬于地方之樂的“雜曲”特別鐘愛。所以終曹植一生，雖然與曹操一樣，也曾“依前曲作新歌”，但其“新歌”更多的則是對個人遭遇的書寫與情感的抒發，故其所用曲譜大都為“雜曲”之屬。從總的方面講，由于“離京就國”，曹植的樂府觀由前期的鐘愛朝廷雅樂，一變而為對地方“雜曲”的親昵，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息。所以，遠“魏曲”而近“雜曲”，即成為了曹操樂府觀最為本質的內核。

以曹操為代表的曹氏父子之樂府詩，是樂府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但三人因各自經歷的不同，導致了其樂府觀也各不相同。正是因為這些不同樂府觀的存在及其影響，才使得曹魏時期的樂府詩批評，與西晉初期的樂府詩批評互為銜接，并催生了如荀勖《荀氏錄》、崔豹《古今注·音樂第三》等樂府詩批評著作的問世。

［1］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2］王輝斌.先唐詩人考論［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93.

［3］房玄齡.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286.

［4］陳壽.三國志［M］.長沙：岳麓書社，1990.

［5］沈約.宋書［M］.長沙：岳麓書社，1974.

［6］鐘惺，譚元春.古詩歸：卷7［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125.

［7］王僧虔.技錄［M］∥釋智匠.古今樂錄.漢魏遺書鈔本：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4.

［8］房玄齡.晉書：卷23：樂下［M］.北京：中華書局，1974：701.

［9］曹植.鞞舞歌序［M］∥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58：1143.

［10］羅根澤.樂府文學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72.

［11］郭茂倩.樂府詩集：卷61：雜曲歌辭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9：884.

［12］曹植.求自試表［M］∥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15.北京：中華書局，1958：1135.

On Yuefu Views Hold by Caocao and His Two Sons

WANG Hui-bin

（School of Literature，Hube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Xiangyang 441053，China）

Yuefu poems written by Caocao and his two sons is like a monument in history of Yuefu literature. Different views hold by the father and sons resulted from their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The view hold by Caocao focused on the Fourth Category of music in Han Dynasty due to his pursuit for kingship，and he also advocated to compose new songs in accordance with preceding tunes；the core of the view hold by Caopi lied in replacement of the Fourth Category of music in Ea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at of Wei Kingdom；the view hold by Caozhi reflected that he was fond of littery lyrics but not Wei lyrics.

Caocao and his two sons；Yuefu poems；the Fourth Category of music

I207.209

：A

：1672－3910（2013）04－0047－06

2013－02－12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BZW072）

王輝斌（1947－），男，湖北天門人，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文獻學、輯佚學、佛教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