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釋方法的適用位階

紀演娟

（華東政法大學 上海 200063）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明確將“扒竊”作為盜竊罪的情形之一寫進刑法條文。按照通常理解，“扒竊”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車站、碼頭、商場、集貿市場、影劇院等公共場所，行為人采用秘密竊取的方式，獲取他人身上財物的行為。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扒竊”行為的認定卻極大地困惑著基層辦案人員，有些司法機關對“扒竊入刑”甚至采取一種觀望態度。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理論界和實務界在認定“扒竊”行為時針對“公共場所”、“隨身攜帶物品”、“手段秘密性”等問題運用了不同的解釋方法因而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形成了不同的解釋結論，導致針對同一扒竊案件刑法學者們和司法工作人員給出的評價截然不同，極大地影響了刑法的安定性和權威性。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面對“扒竊”行為認定難的問題，一邊積極探索著，一邊期待著司法解釋的出臺。然而2013年4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到“扒竊”的條文僅有一句話，即“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應當認定為扒竊”?？梢?，對于實踐中的“扒竊”這一難題，司法解釋仍然沒有給出定論，還需刑法的其他解釋方法繼續發揮作用。

刑法作為國家基本部門法之一，離不開解釋。因為“無論立法者多么充滿理性和睿智，他們都不可能全知全覺地洞察立法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也不可能基于語言文字的準確性和形式邏輯的完備性而使法律文本的表述完美無缺、邏輯自足”[1]，這種“法有限”而“情無窮”的困境是客觀存在且無法避免的。要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求助于良好的刑法解釋方法。而實踐中形成的刑法解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標準，提出了文理解釋、體系解釋、法意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當然解釋、合憲性解釋、社會學解釋等十余種刑法解釋的方法。這些不同的解釋方法其立足于不同的價值基礎，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任由解釋者隨意選擇解釋方法，勢必會產生如上所述的理論與實踐極其不統一的局面，這種狀況終將影響到刑法的安定性、權威性以及公民對“法治”的信仰。那么如何正確發揮這些其他解釋方法的作用呢？

筆者認為要盡量避免不同主體對于相同問題因為適用的解釋方法不同而導致的理論與實踐不相統一的局面，最為關鍵性的環節就是確定不同刑法解釋方法在適用時的先后序列關系，即刑法解釋方法的適用位階。正如德國學者魏德士所言：“如果在解釋‘方法’的問題上達成基本一致，那么這種一致很明顯將使檢驗、監督以及關于法律適用結果的討論更加容易”[2]。

二、刑法解釋方法適用位階的學界探討

近年來，刑法解釋方法逐漸成為刑法學界研究的熱點。但對于刑法解釋方法的研究還僅限于對其的“要覽”和“確認”，而對各種刑法解釋方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位階關系，刑法解釋理論上一直存在爭議。否定說就認為，刑法解釋的各種方法之間不應存在位階關系，如德國著名歷史法學家薩維尼就否認刑法解釋方法之間存在位階次序的可能性，他認為：“語法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邏輯解釋不是人們可以根據喜好和口味可以任意選擇的四種解釋方式，而是要使解釋成功必須協調發揮作用的不同活動。時而這種解釋方式重要，時而那種解釋方式更重要”。埃塞爾也認為，“指望人們能夠在 ‘解釋步驟的先后順序中’編出一個分層目錄注定是要失敗的”。此外，德國其他學者克里、朔伊爾勒也持否定觀點[3]。而我國刑法學者一般都認同刑法解釋的各種方法之間應該存在一個基本固定的適用位階關系。有學者曾明確指出“應當承認各種解釋方法之間存在一定的位階關系，盡管它并非固定不變。如果這種解釋方法之間的位階關系得不到遵守，可能會影響解釋結論的合理性”[4]。也有學者認為：“刑法解釋方法之間位階關系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與我們思維過程的客觀規律相一致的，應當承認刑法解釋方法位階的存在”[5]。

那么這一位階的具體序列究竟是怎么樣的？我國刑法學界并無系統的研究，實踐中也沒有形成統一的做法。從相關著述中了解到，我國學者在論及各種法律解釋方法的位階關系時，提出了文義解釋是法律解釋方法的優位選擇的命題，認為在法律解釋過程中，應當把追求文義作為法律解釋的起點和終點[6]。在一般情況下,通過文義解釋就可獲得對于刑法條文的正確理解的,就不應當再采用其他解釋方法。但對于文義解釋的具體解釋規則學者們卻很少論及。也有學者主張對刑法解釋方法的運用大體應遵循以下原則：(1)文理解釋運用為先；(2)單一規則，即如果通過文理解釋，刑法規定含義明確，不存在歧義，就毋須運用論理解釋之方法；(3)綜合規則，即在解釋刑法規定時，既運用文理解釋，又運用論理解釋；(4)論理解釋優勢規則，即對刑法規定的同一用語進行解釋時，如文理解釋的結論與論理解釋的結論相沖突時，應取論理解釋的結論[7]。也有學者指出刑法的解釋，應遵循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合憲性解釋的先后順序[8]。近年來有關著述對該問題進行了相對詳細的研究，認為刑法解釋方法總的位階關系是文義解釋→邏輯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比較解釋→目的論解釋，并對運用這些解釋方法得出的解釋結論相互矛盾時如何取舍進行了仔細的分析[9]。

筆者也贊同我國刑法解釋方法之間應當存在一個基本固定的位階關系，它直接關系到司法實踐中法官們如何具體操作，如何定罪量刑，對于解決刑法解釋的爭端，保證司法正義具有重要的意義。如前所述，司法實踐中之所以對“扒竊”行為的認定存在如此多的疑問，主要是由于運用解釋方法時沒有一個統一的先后順序，使得法官們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極不利于“人權保障”這一刑法目標的實現。解釋主體在對客體進行解釋時，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要使刑法解釋不破壞刑法的保障功能，就必須通過適用得到承認的解釋規則予以實現，這種解釋規則就是解釋方法的適用位階。

但對于上述學者們關于位階具體序列的討論，筆者有自己的看法。接下來筆者將結合我國理論界的觀點以及借鑒WTO爭端解決機構在適用解釋方法上的有益經驗就我國刑法解釋方法的適用位階闡明自己的觀點。

三、刑法解釋方法適用位階的重新建構

從宏觀上把握我國在適用刑法的解釋方法時應該遵循這樣一條順序，即從以查詞典為開端的文義解釋到系統解釋再到目的解釋。而在系統解釋中根據對“系統”范圍的不同界定，又分別包含了體系解釋、合憲性解釋和歷史解釋。

（一）以查詞典為開端的文義解釋法。

所謂的文義解釋就是按照刑法用語的字面含義和通常使用方式，來闡釋和探求刑法規定的法律意義的解釋方法[10]。我國學者在論及各種法律解釋方法的位階關系時，絕大多數都是將文義解釋視為法律解釋方法的起點，認為在法律解釋過程中，文義解釋具有嚴格的優先性，只有當文義解釋出現多個解釋結論或出現矛盾的解釋結論時，才適用其他的解釋方法。對此，筆者深以為然。刑法是以語言為載體的，離開對刑法條文用語的分析，其意義就無從理解更無從解釋。而文義解釋更能忠實于法律條文。正如張明楷所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解釋結論必須以刑法用語為根據，不能離開法律用語。一方面，語言是精神的表示，同樣用語的含義是法律的精神。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則所要求的成文法主義，就是要求用文字固定法律，要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就應當恪守法律的用語。法學解釋的對象是成文的法律，完全脫離用語就是推測而不是解釋，毀損用語的解釋是惡劣的解釋”[11]。文意解釋是刑法解釋的基礎，這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然而，對于居于首要地位的文義解釋的具體解釋規則學者們卻鮮有論及。從認識事物的規律以及實踐中大量典型案件的處理路徑出發，并借鑒WTO爭端解決實踐中的有益做法，筆者認為在進行文義解釋時，應該明確以“詞典”作為文義解釋的出發點。WTO爭端解決機構在面對有爭議的詞句時，首先按照權威詞典的含義來進行解釋，只有當詞典解釋無法采用時，才進一步考慮采用其他的解釋方法。在WTO爭端解決實踐中，已經將查詞典視為一種獨立的解釋方法，其重要性自不必贅言。具體到我國，只是確認了文義解釋在刑法解釋中的地位，對其具體如何運用卻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刑法解釋無法脫離其基本含義即詞典中的意思而存在。文義解釋的特點就是在解釋法律時，只是嚴格按照法律條文用語的字面含義、語法結構及語言規則來說明其含義以達到探求刑法用語最明顯、最自然和最常用的含義和法律意義，而不用考慮其他相關因素甚至于適用這種解釋結論是否能夠產生公平合理的結果。

在肯定這一結論的同時，筆者還須簡要說明“詞典”的問題。生活中的漢語詞典是多種多樣的，對詞典的選用將直接影響到關鍵詞句的含義確認甚至影響到爭議案件的解決，詞典的選用在此似乎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知道，文義解釋包涵了兩種語義，一是法學上的語義，即專業用語；二是一般語言，即日常用語。日常用語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非專業的一般都具有約定俗成的含義，對此按照詞典中的通常含義加以理解應該爭議不大。而專業用語都是具有特定含義的，當依據有關詞典對其作出的解釋不能被可能的語義所涵蓋時，就需要其他解釋規則和解釋方法閃亮登場，這也是本文討論適用位階的意義所在。針對專業用語的問題，筆者在此呼吁有關機關考慮制作一部專供司法辦案的“法律詞典”以解決實踐中“專業用語”認定難的問題，這也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

當面對實踐中的某些復雜、疑難案件，適用文義解釋法后解釋者仍然認為并沒有找到法律文本的真實含義時，處于第二順位的應該是系統解釋法。

（二）包涵了體系解釋、合憲性解釋和歷史解釋的系統解釋法。

系統解釋法是指“運用系統的方法把某一法律、條文或規范置于整個法律體系、法律文件中進行比較分析，從其在整個法律體系、法律文件及所屬法律部門中的地位、作用、相互聯系等來說明該法律、法律條文或法律規范的內容和含義，以求得更全面、準確的理解”[12]。它是法律解釋方法中的另一項以文本為基礎并在審判實踐中廣泛運用的解釋方法。盡管系統解釋法與文義解釋法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和一定交叉，但它們是兩種具有獨立意義的的解釋方法。根據這一方法，任何需要解釋的法律規范都必須放回到它所存在的環境之中，并把它與環境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解釋后才能確定其真實含義。任何法律條文、法典乃至法律體系與制度都由若干個具體成分構成，形成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兩者互為依托，不可分割。系統解釋法則是正確地把握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使法律文本的含義沖出了被解釋的法律文本本身，通過存在于文本周圍的其他文字、規范、制度乃至事實背景，發現其最為合理的含義。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律解釋法》第41條第1款規定：“對一部法律的條款進行解釋時，應當借助于其他條款的規定，同時從整個法律中得出每一個條款的含義?！?/p>

面對刑事個案中需要作出解釋的法律規范，在運用系統解釋法時首先必須明確“系統”的范圍和規模。筆者從3個不同層面對“系統”進行解讀，認為系統解釋法內在地包涵了體系解釋即狹義的系統解釋法、合憲性解釋和歷史解釋。

1.不超出刑法文本的范圍，僅僅圍繞待解釋對象周圍的款、條、節、章等來進行比較分析來確定其含義、內容、適用范圍、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即對“系統”的范圍作最狹窄的界定來解釋刑法條文時，就是狹義的系統解釋法，也即體系解釋。一部法律中的字、詞、句、條之間是一個整體，這部法律的意義就是通過整部法律中的所有構成要素表達出來的，是這部法律或這項法律制度、原則賦予每一個具體的文字以特有的含義。在語言學中，一個獨立的詞語的含義并不容易判斷，只有把這個詞語放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發現其真實的含義。嚴格說來，對法律中的一個詞語的解釋只是這個詞語的文義解釋，而只有把這個詞語放在整部法律中分析其含義，才會得出這個詞語在本法中的具體含義。系統解釋特別強調系統之內的協調、連貫，注重相互之間的補充與作用。羅馬法諺語稱：不考慮整部法律而只是孤立地理解該法律中的某一規定，無疑是錯誤的。把一部法律作為一個整體對待，而不能把其中的各個構成部分分開來理解。

2.如果在“狹義的系統”內進行解釋仍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就必須把需要解釋的對象放在整個法律制度這個大的系統之中進行解釋，這就有可能會涉及到憲法、上下位階的法律文件或幾部同位階的法律文件甚至是整個法律體系。這就要考慮被解釋的法律與其上位法的關系。此時在這個“大系統”內進行刑法解釋就應該遵循一定的解釋規則。首先：一切法律必須服從于憲法。憲法規范是“一個不能從更高規范中引出其效力的規范”[13]。其二，下級法律必須服從于上級法律。其三，位階相同的法律及其解釋必須一致。其四，同一機關前后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之間必須一致，如果不一致應遵循后法優于前法的解釋原則。其五，任何法律規范的含義不僅來自于其文義，更來自其上下文。其六，法律解釋必須與所解釋的法律的內容協調一致，不能相矛盾，更不能相抵觸。一部法律中的一項具體規范與他的母法即憲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在我國嚴格意義上的合憲性解釋尚未出現，在此是將其視為系統解釋法中的一種特別情形來加以研究的。在本系統內部，對于法律解釋者來說，凡是與憲法相抵觸的任何解釋，都應當予以否定。

3.能夠在法律解釋中發生影響的系統，除了包括現實的法律規范與制度系統外，還包括制定這些規范與制度的歷史背景等因素。這無疑是對“系統”在最廣義層面的界定。相對于狹義系統，我們可以謂之為“系統之外的系統”。在系統之外的系統范圍內進行刑法的解釋，就是歷史解釋法。所有刑法規范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要理解其真實含義有時就必須考慮該規范形成的歷史背景、歷史發展過程，以及不同歷史時期對該規范所賦予的特定含義。

系統解釋法并不排除將法律文本置于更加廣闊的、無法運用邏輯的歷史與現實空間中，將文本所存在的系統進一步擴大，借助于與法律文本的形成與發展有關的資料、事件、實踐等因素，尋找法律的真實含義。具體說來，在運用系統解釋法時，法官可以將待解釋的規范放在它所存在的歷史空間和現實背景之中，讓社會、歷史、變革、道德、政治形勢等賦予其特有的含義。運用歷史方法研究刑法規范，把歷史分析納入刑法解釋之中。

系統解釋法中所包含的這三個解釋方法都不具有獨立的實用價值，但它們作為系統解釋法中的輔助性方法都有其特定的范圍、功能，某個案件要使用其中的哪些解釋方法要結合具體情況而定，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當窮盡了上述解釋方法仍難以發現解釋對象的真實含義時，法官才得以在罪刑法定原則的指導下運用目的解釋。因為目的是全部刑法的創造者，每條刑法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

（三）以擴大解釋和限制解釋為下位概念的目的解釋法。

刑法的目的解釋方法是指根據設定該刑法條文的客觀目的來確定待解釋對象的真實含義的一種法律解釋方法。解釋刑法規范所依據的“目的”分為兩個層面：刑法的目的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同時，每一個刑法規范的制訂都有其特定的法意保護目的，或為保護財產權益，或為保護某一市場經濟秩序，或為保護特定主體職務行為的廉潔性等等[14]。刑法的目的解釋就是以這兩個層面的立法目的為依據，對刑法條文的含義進行解釋。將目的解釋方法位列適用順序的末尾，符合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從外在形式到內在實質的思維邏輯。日本刑法學者町野朔在分析了各種解釋方法后指出：“與上述所有的法解釋一樣，在進行刑法解釋時，結局是必須考慮刑法是為了實現何種目的，必須進行適合其目的的合理解釋。文理解釋、體系的解釋或者主觀的解釋，不能給予一義的解釋時，或者即使暗示了某種解釋時，必須由上述‘目的論解釋’來最終決定。刑法解釋方法與其他法律解釋方法的不同，只是刑法的目的與其他法領域的目的不同而已”。

筆者認為擴大解釋、限制解釋都屬于目的解釋的下位概念，其是在目的解釋的范疇之內發揮作用的。擴大解釋認為某一事實刑法本身是有規定的，只是有些“隱蔽”，出于刑法條文所用文字的字面含義過于狹窄，不足以表明刑法的客觀真實含義，于是需要通過作大于字面含義的解釋擴張其涵攝范圍，在文字可能具有的涵攝射程之內解釋出刑法規范的本真含義，從而涵攝該案件事實的解釋方法?？梢?，適用擴大解釋的核心是利用具體刑法規范的目的為指導，挖掘出隱蔽在條文字面含義背后的客觀真實意義。離開了“目的”就失去了擴大的方向，擴大解釋就無從談起。同理，但認為刑法條文所使用的文字其含義過于寬泛，不足以表明刑法的真實含義時，于是就運用限制解釋方法限制其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意義。這里“寬泛”的判斷標準就是刑法的目的。什么時候應當作擴大解釋什么時候應當作限制解釋，其根據是刑法用語是否已準確地表明了刑法的真實意義以及刑法用語是否準確地涵攝了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而刑法真實含義的判斷，行為是否值得科處刑法都與刑法的目的息息相關。

四、結語

刑法解釋方法的適用位階是建立在刑法的安定性和價值型基礎之上的，是對實踐中的各類刑法解釋方法在時間順序上的具體適用，解釋方法的運用對于解釋結論的妥當性以及刑法的安定性與正義性來講都具有重要意義。單純追求安定性的刑法既不能實質地保障人權，也不能實現法益保護的目的；同理，忽視安定性而過于追求妥當性，同樣會導致刑法走向反面。文義解釋→系統解釋→目的解釋的路徑，既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和理解刑法規范的三個維度，也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刑法適用解釋過程中存在的從個體到整體，從形式到內容、從手段到目的、先客觀后主觀的邏輯思維路徑，同時也符合刑法解釋價值目標中安定性優先的要求。

[1]張志銘.法律解釋操作分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2.

[2][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M].丁小春，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4.

[3]Joach in Rahif DicRangfolgc derklass juristische Interpretationsm ittcl inder strafreehtsw issenschaftlichen Auslegungslehre in Eike V on Savigny u a，juristische Dogmatik and Wissenschaftstheorie，Verlag C.H.Bkck,Muechen，1976，S 22-23.

[4]陳興良，周光權.刑法學的現代展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78.

[5]蘇彩霞.刑法解釋方法的位階與運用[J].中國法學，2008，（5）：97.

[6]陳金釗.文義解釋：法律方法的優位選擇[J].文史哲，2005，（6）：37.

[7]李?；?刑法解釋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132-133.

[8]梁根林.罪刑法定視域中的刑法適用解釋[J].中國法學，2004，（3）：121.

[9]陳興良.刑法方法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187-205.

[10]倪立群.刑法文義解釋方法的位階及其運用[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1.

[11]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11.

[12]李 龍.法理學[M].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366.

[13]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168.

[14]蔣 超，艾 軍.刑法解釋方法的運用規則探析[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