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關聯特點、影響因素及破解路徑

侯 明 利

(河南師范大學 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關聯特點、影響因素及破解路徑

侯 明 利

(河南師范大學 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勞動力和土地作為經濟社會的兩大要素，二者的配比直接影響社會經濟效益，因此其同步發展也是經濟良性運轉的關鍵指標。目前我國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發展不協調，農地流轉滯后于勞動力流動，且西部地區滯后程度最大；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的推動作用也不同，東部地區最大；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度不同，中部地區最高。造成這些關聯特點的原因主要有人均耕地面積有限、農業機械化水平較高、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及制度性障礙等幾個方面。因此，有的放矢地嘗試從不同的區域角度探討二者同步發展的破解路徑是非常有必要的。

勞動力流動；農地流轉；關聯；兼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實現非農就業，農地流轉市場日益活躍，農戶結構、土地產權、土地市場發育和勞動力流動模式均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壓力已基本解決，但合乎邏輯的理想中的大規模農村土地流轉并沒有發生，二者的不協調發展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F階段我國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具有怎樣的關聯特點，影響這些關聯特點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實現二者的同步發展，這些問題引起了大量學者對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互動關系的關注。

一、文獻回顧

對現有文獻進行梳理，可將其歸納為三部分。第一，基于勞動力流動角度研究農地流轉。一些學者立足發展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原因、意愿與行為、影響作用、制度障礙、改革必要性等進行分析。林善浪認為勞動力的轉移距離和轉移時間影響了土地流轉意愿[1]；Feng則認為勞動力流動行為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顯著[2]；姚洋發現非農就業市場的發展對土地流轉市場的形成有積極作用[3]。第二，基于農地流轉角度研究勞動力流動。另一些學者從土地產權和土地流轉市場兩個方面出發，對勞動力流動的驅動機理、決策行為、影響路徑、轉移模式等展開分析，相關結論有：由于對土地潛在價值預期的不斷升高及土地資產功能的強化，使得流動者對土地的依戀情節高漲，而這又成為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4]；城市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的退出束縛阻滯了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認為應通過土地保障權的轉讓促進勞動力轉移[5]；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不健全制約了勞動力流動，其完善和發展可有效促進勞動力的永久轉移，可使農村土地流轉對勞動力流動可能性的影響顯著[6]。第三，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互動關系研究。主要通過對某個地區的實地調研或訪談，采用相關分析法、頻數分析法、最優尺度回歸分析法、Tobit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其中張務偉等認為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7]；而另一部分學者如錢忠好、韓菡、鐘甫寧等則認為二者間還存在制約關系[8，9]。

上述結論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基礎，但其對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關系看法不統一。不同區域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度有何特點？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產生了怎樣的推動作用？回答這些問題需對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性進行分析。本文先立足區域角度對二者的關聯特點進行梳理，然后探究其影響因素，以期為二者同步發展尋求破解途徑。

二、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特點

(一)農地流轉滯后于勞動力流動，西部地區滯后程度最大

根據2003-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可知，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的農地流轉趨勢基本一致，先上升后下降。從戶均耕地轉包田面積的變化情況來看，與全國農地流轉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地區較高，東部和西部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最低。對于農地流轉率，中部最高在0.22～0.31之間，東部居中，在0.09～0.17之間，西部最低，僅為0.06～0.09。而就勞動力流動率來看，全國整體水平偏高，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區較高，基本在0.2～0.3之間徘徊，且大多跨省流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東部稍次之，但相差不大，在0.17～0.24之間，且主要為省內流動。在各地勞動力流動率差異較小的前提下，西部的勞動力流動率與農地流轉率的比值最高達3.752，即西部較高的勞動力流動率并未對應較快的農地流轉率；中部和東部差異較小的勞動力流動率相較于農地流轉率，二者比值則介于1與2之間。由此可見，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中部傳統農區還是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農地流轉率明顯小于勞動力流動率，即全國范圍內農地流轉均滯后于勞動力流動，但西部地區的滯后程度明顯較大。

(二)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的推動作用不同，東部地區最大

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非農就業機會較多，在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目標前提下，農民更多地傾向于在非農行業尋求收入的增長，農民對土地的流轉供給較高，因此活躍的勞動力市場為農地流轉提供了動力和條件，而由于東部地區從事農業的機會成本較高，故只有當農業收益高于其機會成本時才可能會有土地流入的發生，這就使得流出土地更多地集中于農業大戶手中，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農地流轉效用顯著，對于增加農民收入能起到積極作用，故東部發達地區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作用較大，且效果顯著。而中部傳統農區，非農就業機會相對較少，農民從事農業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且土地稟賦較好，機械化程度較高，農業生產經營可以產生較高的土地經營收益，因此有一定的農地流轉需求，同時由于交通便利，外出務工方便，因而為大量兼業農戶的出現提供了必要條件。較高的非農收入水平和較充足的土地供給量，使得土地流轉市場比較活躍，但大多是村內親戚鄰里間的小塊流轉，沒有形成規模經營，故中部地區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有一定的正向推動作用，但作用有限；在西部欠發達地區，工業發展較緩，非農就業機會較少，農業生產經營收益較低，勞動力市場尤其是土地流轉市場發育緩慢，土地更多在小農間流轉甚至拋荒，土地流轉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效果不明顯，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農地流轉效用較低，因此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作用最小。同時，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分析，發現東部地區農村勞動力流動水平和農地流轉相關性最強，中部次之，西部最低，進一步驗證東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之間正向影響且作用較大，中部地區二者相關性稍次之，正向影響，作用一般，西部地區最小。因此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的推動作用不同，東部地區最大。

(三)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度不同，中部地區最高

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度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地理環境密切相關[10]。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高，其關聯度相應較高，主要是由于經濟水平的快速提高，加大了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使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非農業，另外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力減弱，從而促進農地流轉，關聯度提高。另一方面，較好的地理環境，使得農民外出打工交通方便，促進勞動力流動，同時較好的地理環境對應著較高質量的耕地、較高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較高的農業綜合收益，從而促進農地流轉，關聯度必然較高。反之，對應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差地理環境的地區，關聯度則相對較低。根據上述分析，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地理環境也不錯，農業收益較高，因此農地流轉和勞動力流動應該都較快，關聯度應較高，同步性也較好。但現實狀況并非如此，其關聯度反而低于中部地區，主要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使得耕地更多地被用于非農用途，影響了農地流轉，因此關聯度也受到影響；而中部地區，勞動力流動速度快，較高的農業收益、較好的地理環境等使得農地流轉速度也較高，因此二者關聯度較高；西部地區兩者都不具備，因此關聯度最低，由于農地流轉的相對滯后，二者還處于失調狀態，遠未達到良性互動，提高農地流轉率是實現二者良性互動的關鍵所在。

三、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關聯特點的影響因素

結合現實背景可知，一方面由于我國農戶人均耕地面積有限、農業機械化水平較高等使得農戶具備了一定的農業生產經濟能力，盡管農戶中部分勞動力流向非農業，但農戶仍可完成農業生產，從而出現兼業化現象；另一方面，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制度性障礙等同時影響了勞動力的流動和農村土地的流轉。

(一)人均耕地面積有限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一直存在人多地少的現實問題，隨著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農地非農化現象嚴重，大量耕地被工業占用，導致人地矛盾愈加明顯。目前，我國土地資源具有總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質量耕地少以及耕地后備資源少等特點。據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有5個省市和666個縣(區、市)的人均耕地面積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0.8畝的警戒線，其中有463個縣低于0.5畝，主要集中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同時，西部的干旱地區占到全國土地面積的30%，其中耕地面積在10%以下。這些數據表明，由于人均耕地面積不高，必然使農村勞動力出現過剩壓力，而非農就業則給這股壓力提供了一個緩解途徑。在一個農戶家庭中，如果農戶認為非農就業沒有給其帶來預期的收入，那么完全可以采用兩手抓的方式，即一手抓非農生產，一手抓農業生產，從而成為兼業農戶(包括以農業為主的Ⅰ類兼業農戶和以非農業為主的П類兼業農戶)，阻滯農村土地的流轉。

(二)農業機械化水平較高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非農產業，農業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矛盾逐漸凸顯，農業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這些對農機作用水平提出了較高要求。從技術支撐來看，糧食作物各環節機械化設備基本成熟，其他各類農機設備如挖花生機、挖藕機等層出不窮，農業機械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根據統計數據可知，2011年我國玉米收獲機械化水平達33%，水稻機收新增1900萬畝，機收水平超過67%，水稻機械化種植水平達25%，完成春季機耕6.41億畝，農機抗旱灌溉小麥面積超過8000萬畝次，夏收小麥、夏玉米、冬小麥機播水平分別達87.8%、77%、86%，且國內農機專業合作社達到2.7萬個。同時，2011年中央財政對農機購置補貼資金175億元，大中型拖拉機、水稻插秧機、玉米聯合收獲機擁有量分別達到430萬臺、40萬臺、17萬臺。這意味著，隨著我國農業機械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成本約束條件下，為實現家庭收益最大化，農戶家庭可選擇農業機械來代替勞動力，盡管農戶中部分勞動力流向非農業，但農戶仍可完成農業生產，從而形成兼業化農戶，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

(三)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

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城鎮居民享有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保障，成為社會保障的主要受益者，而農村居民保障水平依然較低，享受社會保障措施較少，范圍較小。陳錫文在2012-2013年經濟年會上指出進城農民工加入了城鎮養老保險的為16.4%，加入城鎮醫療保險的為18.6%，加入失業保險的為9.4%，加入工傷保險的為27%；80%的農民在城里工作，但沒有社會保障。由于歷史和人口原因，我國的農村居民保障水平較低，目前具備廣覆蓋、低水平的特點。2010年國家財政對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投入1387.8億，僅為社會保障總資金十分之一，城鎮居民社會保障投入仍占絕對優勢[11]。因此，農村居民社會保障的低水平，使得農村土地承載著沉重的社會保障功能，阻礙了勞動力的流動和農村土地的流轉。

(四)制度性障礙

在勞動力和土地兩個市場中，政府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目前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的環境下，政府本應本著向農村、農民傾斜的原則來制定相關制度，但現實并非如此。首先，二元戶籍制度不利于勞動力流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城鄉隔離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已經作出重要調整，但并未發生根本改變?，F行戶籍制度仍將公民分為“農業”和“非農業”戶口，當農民進城后，在戶籍制度的制約下，無法享有與當地市民平等的社會服務和特殊待遇，這就給他們在吃、住、就業、醫療、子女上學等方面造成諸多障礙。其次，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制度也不完善。如土地產權的界定不明晰，我國法律對其產權主體的界定不統一，可以為集體所有、鄉村兩級所有、鄉村或村內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等。這些主體之間的復雜層級關系為土地流轉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埋下了伏筆。最后，不對等的勞動就業制度。城鎮居民的就業，國家負責其就業安排和就業登記，并進行系統的技能培訓，且投入資金較大，而農村居民則享受不了這些政策，雖然最近國家也出臺了農民工培訓計劃，但投入力度要小得多。在就業要求上，對農民工的要求也比城鎮居民嚴得多，且農民工也不能享受與城鎮居民對等的待遇。這些制度性障礙都成為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阻滯因素[12]。

四、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同步發展的破解路徑

從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特點為整體農地流轉滯后于勞動力流動，且西部欠發達地區滯后程度最大；勞動力流動對農地流轉的推動作用不同，東部發達地區最大；勞動力流動與農地流轉的關聯度不同，中部地區最高。而對于二者關聯特點的阻滯因素可從兼業化農戶的出現和較低的農地流轉率兩方面進行展開。應該看到，只要我國農業面臨的大環境不發生重大變革，農戶兼業化就一定存在，農地流轉率在近期內也不會發生質的飛躍，促進勞動力流動和農地流轉的同步發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因此，相關政府管理部門一方面在態度上應加強對勞動力和土地相關工作的重視，另一方面在行動上要積極作為，如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改革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等。據此本文嘗試從不同區域角度出發探討二者同步發展的破解辦法。

首先，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工業發展水平較高，土地的保障功能較弱，因此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農地流轉也較活躍，但較多的耕地被用于非農用途，農地流轉仍顯滯后。所以政府應加強對耕地的用途管理，同時應為種糧大戶提供更多的扶持，使得東部地區的土地規模流轉發展得更好。其次，中部傳統農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農業收益水平較高，因此兼業化程度較高，土地承載功能較強，農地流轉水平一般。因此，中部地區應重視對農業的投入，培育有潛力的農業大戶，實現規模經營，獲取規模收益；同時還要重視本地工業發展，提高非農收入，為農地流轉提供更強的驅動力。最后，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水平較低，農業經營收益較低，勞動力流動規模較大，土地流轉市場不活躍。由于經濟、地理、教育和氣候等因素的影響，西部地區一方面要加強勞動力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使其達到完全流動；另一方面應改變思路來提高土地收益率，通過引進農業技術人才和農業龍頭企業，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農業投入力度，因地制宜發展農業。

[1]Feng,S.,N.Heerink.Are farm households land renting and migration decisions inter(related in rural China? [J].NJAS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2008,55(4).

[2] 姚洋.非農就業結構與土地租賃市場的發育[J].中國農村觀察,1999(2):18-23.

[3] 賀振華.農戶外出、土地流轉與土地配置效率[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95-104.

[4] 柳建平.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基于農村勞動力流動及人口城市化視角的分析[J].中州學刊,2011(5):72-77.

[5] 張良悅,劉東.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土地保障權轉讓及土地的有效利用[J].中國人口科學,2008(2):72-79+96.

[6] 譚丹.區域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對農地流轉的影響——以江蘇省寶應縣為例[J].中國土地科學,2007(6):64-68.

[7] 張務偉,張福明等.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的關系——基于山東省2421位農業轉移勞動力調查資料的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9(3):85-90.

[8] 韓菡,鐘甫寧.勞動力流出后“剩余土地”流向對于當地農民收入分配的影響[J].中國農村經濟,2011(4):18-25.

[9] 錢忠好.非農就業是否必然導致農地流轉——基于家庭內部分工的理論分析及其對中國農戶兼業化的解釋[J].中國農村經濟,2008(10):13-21.

[10] 孫云奮.勞動力轉移與農地流轉的關聯度:魯省個案[J].改革,2012(9):84-88.

[11] 張秋.城鄉統籌制度的正向安排與逆向安排:比較與借鑒[J].經濟體制改革，2012(3):144-148.

[12]林卿.中國多功能農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思考[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19-23.

[責任編輯迪爾]

F323.6

A

1000-2359(2013)04-0066-04

侯明利(1977-)，女，河南沁陽人，河南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農村經濟發展研究。

2012-11-19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CJL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