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事（上）

陳四益

北京胡同里的“小宅門”（中等人家，與大宅門相應，戲稱之為小宅門）也多為兩扇對開。門上多寫有門聯，見得多的是“忠厚傳家久；詩書記世長”?？梢娔菚r門第、傳承，同“詩書”大有關系。

“革命”了，就不同了。盡管最初宣傳與策劃革命的都是知識階級，但真要“暴動”，沖在前面的倒多是斗大字不識一擔的“革命先鋒”——亦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讀過幾天書，對“革命”策劃者的理論、方針、計劃、措施評頭論足，用起來不那么順手，這在策劃者看來就成了“革命”的“障礙”。

所以，革命的策劃者大多貶抑知識階層而抬高無知識階層。即如《水滸》中的宋公明，最看重的還是那個持兩柄板斧、不惜性命、唯哥哥之命是從的“鐵?！?。于是，策劃者便有了“書讀得越多越蠢”、“馬列主義讀多了也會出修正主義”、“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一類高論流傳。如果一定要讀書，那就只讀策劃者的書。別的書呢？若與策劃者的理論不合榫，大概就屬于讀得越多越蠢之列了。

不過，在“史無前例”之前，還沒有走到極端，不聽話的知識人是在不斷整肅了，但各種書籍，尤其是大學圖書館，古今中外，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大多還是可以借閱的。有些書對學生不出借，但教師是出借的；有些書對一般人不出借，但對一定級別干部是出借的。所以然者何？說不清，就那樣規定，毫不通融。

譬如，《金瓶梅》，在“我大清”時就列為禁書。民國時，雖不說禁，但仍躲躲閃閃。鄭振鐸編《世界文庫》，收入《金瓶梅詞話》，文中每夾有若干行“框框”，一字一框，以示此處共刪多少字。到了“新中國”，據聞，反倒是“偉大領袖”說：“《金瓶梅》不可不讀”，并在高層會議上向黨的各大區第一書記推薦。大概因為毛澤東有了“不可不讀”的綸音，人民文學出版社便印了現裝足本《金瓶梅》若干部，規定部級以上干部可以購買一部，也就是僅限于“高層”，專門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據說經審批也是可以買的，但印數有限，供不應求。此事頗為費解，是因為部級以上干部不怕腐蝕，還是部級以上有此需要？說不清。反正《金瓶梅》雖然有限度地開放，但那是高層，我們這些“低層”，盡管讀的文學專業，要想借閱，根本沒門兒。

到了60年代初，因為中蘇論戰，印了一些包括赫魯曉夫、鐵托、卡德爾、熱德拉斯等“修正主義”的言論與著作；為了批判“修正主義”文藝，又印了愛倫堡回憶錄《人·歲月·生活》，肖霍洛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等小說，再加《第四十一》、《士兵頌歌》、《雁南飛》等一批電影；此外，還有表現所謂“垮掉的一代”的英美小說《向上爬》、《在路上》、《麥田守望者》，70年代又放映代表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電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等等。電影也都是“內部放映”。不夠“內部”的，仍無緣一睹。

到了1966年，在“偉大領袖”的號召下，要和舊世界作“最徹底的決裂”，不但摧毀著學校，摧毀著教師，也摧毀著人類幾千年積累的知識和文化。不要說那些“內部發行”的“反動書籍”，就是原先公開發行的作品，也幾乎一攬子定為“封資修”，鎖在書庫不準借閱，圖書館也就關起門來鬧“革命”了。當然，“革命”的策劃者們還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我的一位老師那時在北京圖書館任職，“偉大領袖”要看什么書，都由他負責配齊。后來聽他說到那些書名，大抵都是市面上要“砸爛”、被抄沒的貨色，而京城一些學者的私家收藏，據后來披露，被抄后，許多也落入了指導“大革命”的“小組”顧問或成員私囊。不屬高層也無緣“內部”的人，“合法”的閱讀物，只剩下“紅寶書”外加“馬列”和一個魯迅一本《紅樓夢》了。若不識時務，難免尷尬。

在去蘇州的火車上我曾遭遇一次尷尬。因為有一兩個小時車程，隨手帶了本《呼嘯山莊》在路上解悶兒。艾米莉·勃朗特的這部小說是公認的“世界名著”。不想一位身穿軍裝的青年直向我走來，問我在看什么書。那時，到處是“警惕的眼睛”在巡視著不符合“紅彤彤新世界”規范的行為。我不發一言把書交給他，聽候處置。這位小戰士大約從未接觸過這類書籍，拿在手里翻來翻去，不知如何是好。從封面上看，畫著一個穿帶裙撐裙子的外國女人，自然是“資本主義”的，但看內容簡介，卻又分明寫著，反映了英國當時的“階級斗爭”之類的話語，在“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當時，反映階級斗爭的書當然不好歸于“四舊”。于是，“當兵的”只好“勸誡”道：“雖然這書反映了階級斗爭，可是不知道的人看到了這些畫，還以為你這人覺悟太低呢，收起來吧?！笨磥磉@位是溫和派，沒有橫加沒收，還講點道理。在“工農兵”領導一切的年代，我當然不好爭論，只能聽命。

工宣隊（全稱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后，我又聽說了另一次“尷尬”。上海工宣隊進駐大學之后第一個“革命行動”，便是全校性抄檢“黑材料”。因為是在“紅革會”（好像全稱是“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炮打張春橋”之后，所以大學成了抄檢“黑材料”的重點，那辦法有類于《紅樓夢》里的抄檢大觀園。那天抄到我一位同班學友的宿舍。那位學友忠厚誠篤，因為當著學生指導員，所以住在學生宿舍，書架上大多是“馬列”，只有一本《裴多菲詩選》引起了工宣隊員的懷疑。因為毛澤東關于文藝的兩個批示里有“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的“最高指示”，所以一見裴多菲三個字便神經緊張，拿著那本書左看右看，不肯放下。直到一個學生看不過去，說：“老師傅，這是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的詩選，同那個裴多菲俱樂部前后差了100多年，沒關系?！蹦莻€工宣隊員這才如釋重負，把書丟過一邊。裴多菲因此逃過一劫。

這兩件小小的趣事，可見當時禁書之嚴。這樣大規模的禁書，恐怕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所沒有的了。

名為文化革命，卻先把文化毀滅，那辦法也同為政治大革命，先把所有干部都打倒一樣。據說“文革”期間，張治中老先生在天安門上對毛說：“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薄澳切┰獛浂急淮虻沽?，你怎么辦呢？”毛回答：“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辈恢切┊斪觥胺赓Y修”一攬子查禁的書籍，是否也要等到“革命”后期一一甄別，但至少在當時，給我的感覺，同舊世界徹底決裂，就是要把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統統鏟除。這樣的想法，令人不寒而栗，甚至懷疑是否還生活在一個能夠正常思維的世界。

（選自《世紀》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