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韓瑩 宇恒

靜默好深湛之思

同所有的哲學家一樣，張岱年先生“靜默好深湛之思”，從讀中學開始就研讀中國古代哲學的相關書籍。大學時代，在兄長張申府的引導下，他研讀了英國哲學家羅素、摩爾、懷特海的英文原著和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唯物主義哲學譯作。在辟才胡同那個普通的四合院里，他每晚攬卷夜讀，面對一豆跳躍的燈火，在沉思中與先哲對話。

兄長張申府不僅是張岱年的學術引路人，還介紹他認識了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等哲學前輩。張岱年這位年輕人的見解深得前輩們的賞識和稱贊。馮友蘭曾在一篇文章中評價道：“余偶見一文，署名季同，從老子為晚出，其材料證據雖無大加于時論，但出自筆下時親切有味，心頗異之，意其必為一年長宿儒也。后知其為一大學生，則大異之……”

張岱年極認同宋代理學家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以“季同”為自己的字。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署名張季同，先后發表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后哲學中的辯證法》《顏李之學》《關于新唯物論》《辯證唯物的知識論》《譚理》等重要的哲學論文。

在這些文章中，他闡發了中國古代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嘗試著在方法上將唯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綜合起來，理論上將現代唯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

1933年，24歲的張岱年受聘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助教。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的多事之秋，軍閥混戰和國土逐年淪喪所帶來的切膚連心之痛，使青年時代的張岱年深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模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

一介文弱書生立志要磨礪思想的劍矛，以喚醒麻木的國人。從1935年1月起，到1936年7月止，他歷時一年半完成了《中國哲學大綱》。這部副題為“中國哲學問題”的50萬字的著作一改以人物編年為序的寫法，采用以哲學問題為綱的橫向寫法，首開風氣。用張岱年自己的話說就是：“部類之分別，問題之厘別，處處須大費斟酌。尤其是事屬草創，困難就更多?！?/p>

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用邏輯分析和辯證方法撰寫的中國哲學范疇史，結構嚴謹，和后來成書的《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品德論》《天人簡論》等共同構成了張岱年的哲學思想體系?！吨袊軐W大綱》于1936年完成后，張岱年請馮友蘭先生審閱。馮友蘭先生充分肯定后將該書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出版。

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占領北平。家住城里的張岱年一時與清華失去聯系，未能隨校南遷。他從此深居簡出，不肯事敵，靠往日積蓄和父親留下的微薄遺產清苦度日。此后戰火南延，上海淪陷，《中國哲學大綱》的出版漸成泡影。

1943年，私立中國大學的校長何其鞏因深知《中國哲學大綱》的分量，力邀張岱年到該校講學。這樣一方面書稿可以印成講義，避免在戰亂中失毀；一方面可有一定收入養家糊口。于是蝸居中的張岱年走上講臺，為青年學子講授老子、孔子、莊子……在那段苦難的日子里，唯一能讓他聊以自慰的是《中國哲學大綱》終于得以第一次排印，但先生的內心深愧未能荷戟上沙場，與民同抗戰。

1948年，商務印書館舊事重提，函告張岱年準備將此書付梓，請再做修正。喜出望外的張老做了19處兩萬多字的增刪改寫后將書稿寄到上海?？梢騼葢鹇?，出書之事又一次被擱置了。

1956年，商務印書館在歸檢舊庫時發現1936年制作的《中國哲學大綱》紙型完好無損，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第三次提請出版此書?？纱藭r的張岱年卻已因“說了幾句真話”成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張岱年一直非常感謝有膽有識的商務印書館負責人陳翰伯，是他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出版了這本《中國哲學大綱》，但封皮上只能變通地署上“宇同”兩字，那是張岱年的別字。

老樹逢春著新花

改革開放之后，70多歲的張岱年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如獲新生。在“科學的春天”里，他迎來學術生命的第二個“春天”。

被禁錮了20多年的大腦重新迸射出思想的火花，為補回被耽擱的歲月，張先生手不釋筆，案前燈火夜夜接朝霞，不舍日夜地思與學，述與作，以傳示后人。

僅在1982年至1990年這短短的8年間，張岱年問世的著作就有《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求真集》《玄林評儒》《真與善的探索》《文化與哲學》《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上世紀90年代又出版了《張岱年文集》6卷本和《張岱年全集》8卷本。

張岱年青年時代便“有略其耜，載南畝”，而今又已“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以《中國哲學大綱》和《中國倫理思想研究》兩部皇皇著作成就其學術地位。但面對斐然的成就，耄耋之年的張岱年并沒有歇筆，在兩次文化大討論中與時俱進地力倡綜合創新論、民族精神論。

1936年，張岱年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中提出了“今后哲學之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睿識。方克立在《中國哲學的綜合創新之路》中認為：張岱年先生所謂“唯物”，首先是指“五四”前后傳入中國的“新唯物論”，即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同時還要吸收中國固有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他所謂“理想”，是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德與人生哲學，特別是其理想主義的優良傳統；他所謂“解析”，是指西方實證派哲學的邏輯解析方法。將以上三個方面綜合于一，“實際上乃是以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理想與解析，以建立一種廣大深微的唯物論”。

多年沉潛，專務沉思。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兩次文化討論中，張岱年先生又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

在中國文化走向問題上，張岱年針對“現代化=西方化”的流行思潮，批判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論，也批駁了全盤西化論的變形—體用二元、相互割裂的西體中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