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農民工工作流動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東部4城市的問卷調研

田 明 孫 林

(北京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北京 100875;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勞動經濟管理系，北京 100029)

一、引言

在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研究中，農民工過高的流動性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和沒有獲得合理解釋的問題。規模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中流動性最高的群體，無論是工作還是就業地的變化都很頻繁。勞動力適當的流動可以改善勞動力的配置，但是過度頻繁更換工作所呈現的就業不穩定不僅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①Bruce Fallick.Charles A.Fleischman.Employer－to－Employer Flows in the U.S.Labor Market:The Complete Picture of Gross Worker Flows，(May 2004).FEDS Working Paper No.2004－34.和勞動者收入的提高②黃乾:《城市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及其工資效應》，《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整體素質的提升造成障礙③王春超、吳佩勛:《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農民工流動就業決策行為的雙重決定》，《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年第5期。，對社會管理也帶來很大的挑戰。

有學者認為由于農民工與雇主市場型的關系，以及農民工的收入和地位不會隨著工作時間的積累而變化是他們頻繁流動的重要原因④李強:《中國大陸城市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但是，市場型的關系是農民工高流動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其無法解釋為什么農民工的流動性比其他群體高。有研究認為農民工頻繁流動是提高收入⑤白南生、李靖:《農民工就業流動性研究》，《管理世界》(Management World)2008年第7期。和爭取權益的具體行動⑥梁雄軍等:《農村勞動力二次流動的特點、問題及對策》，《中國社會科學》2007 第3期。。這種分析注重從農民工個人特征和流動意愿單方面解釋問題，而忽視社會經濟體制造成這一問題產生的制度根源。

以往對農民工流動強度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再次流動的比例，但是再次流動比例并不能真實反映流動的強度。因為不同的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長短不同，農民工變化工作與其外出打工的年限有極大的關系，沒有時間的限定，相互之間不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按照單位時間內經歷工作次數或者平均每份工作的時間長度來衡量農民工的流動強度，并與其他群體進行比較來分析農民工流動性的高低;其次，對農民工流動性的群體內部差異進行分類描述，并通過多元回歸分析其內部差異的決定因素。最后對農民工高流動性及其內部差異進行解釋。文章最后一部分對如何降低農民工的流動性、提高社會融入度提出了建議。

二、樣本描述及流動速度比較

文章所采用的數據為2010年4月到6月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師生在北京、東莞、溫州、青島等4 個城市針對農村戶籍的非本地人口即農民工所做的953 份調查問卷，其中有效問卷946 份(詳見表1)，占總樣本量的99.26%。由于流動人口流動性比較強，工作地和居住地不固定，登記不全面，本次調研選擇在城區的社區進行隨機抽樣和流動人口生活和工作集聚區(包括開發區、工業園區)抽樣相結合，按照2:1 的比例調配，并根據流動人口在各城市的行業分布情況對各城市總樣本進行結構控制。

文章把農民工所處的環境及個人特征歸為三大類進行分析:一類是個人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外出年限等;一類是與當地社會的關系、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和家屬隨遷狀況;最后一類是包括工作特征在內的環境特征，包括收入①收入是由工作賦予的，收入高低雖然受到農民工自身特征的顯著影響，但是更主要的是受所在行業、城市、工作性質和崗位特點的影響，本文把收入列入與工作密切相關的環境因素之中。、職業性質、單位性質、所在行業和地區等。在研究流動過程中，經常犯的錯誤是在用工作特征來解釋人口的流動過程時，所用的工作特征信息是調查時點上的信息，而通過調查所了解到的流動行為則通常是發生在調查時點之前。由于農民工的高流動性，在其外出打工期間會頻繁地更換單位、行業和地區，從事性質不同的工作，收入也會不斷地變化，這些現時的特征不能用以分析其流動過程。相反，個人特征要穩定得多。有鑒于此，本文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對于諸如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等基本穩定或穩定性相對較高的個人因素，通過歷史回溯考察其整個外出期間工作和空間的流動經歷;對于收入、與當地社會的關系、家庭隨遷情況等只考察在當前(調查時)工作城市的工作流動經歷。

(一)樣本描述

樣本男女性別比例為56:44，年齡分布在14－69 歲，平均年齡27.9 歲，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平均外出年限為6.2年，在當前城市平均打工年限為3.31年，其中外出時間最長的為30年，外出時間3年以下的占總量的45.7%，5年以下的占64.4%，第一次外出的平均年齡為21.7 歲。

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占總樣本量的76.3%，其中初中占46.72%，大專及以上所占比例高于小學及以下所占比例，整體受教育程度較高。

未婚占54.4%，已婚占44.3%，離異、喪偶等占1.3%。已婚者中已經有小孩的樣本為374 個，占總樣本量的39.49%，占已婚者的比例為89.14%，表明已婚者絕大多數已經有了子女。與家人在一起居住和生活的占43.3%，其中與配偶在一起的占29.13%，與子女在一起的占13.35%，與父母在一起的占7.1%，與配偶和子女同在一起的所占比例為12.3%。已婚中與配偶在一起外出占已婚者的比例高達65.76%，舉家外出的趨勢十分明顯。但是與子女同在一起生活的占有孩子的比例為31.15%，比例相對較低，這也反映出農村留守兒童比例很高。

從來源地來看，來自東、中、西三大地帶的農民工分別占有效樣本總量的42.81%，38.02%和19.17%。來自城市(包括縣城)、小城鎮和普通鄉村的比例分別為11.33%、19.68%和68.99%。來自城市和小城鎮的農民工也占一定的比例。

調查樣本現時平均月收入2524 元，比其他調查要高，主要原因是本次調研所選的城市都是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經濟相對發達。收入在1000－2000 元的范圍內的占總樣本量的89.14%，個別樣本的月收入達到1 萬元以上，少數不足500 元。每月平均工作26.67 天，每天平均工作9.87 小時。按照小時工資來計算，平均每小時9.59 元。平均每月結余949 元，占月收入的37.6%。隨著收入的提高結余也在增加，相關系數達到0.969。但是結余占收入的比例與收入的相關性不高。這說明農民工的消費占總收入的比例隨著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并不僅僅是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提高農民工收入可以有效擴大社會消費。

(二)農民工流動性及與其他群體的比較

946 份有效樣本中，在整個外出打工過程中變換過工作的比例為77.12%，變換過1 次和2 次的分別占28.36%和23.70%(見表2)。人均經歷工作次數為2.56 次，一份工作平均時長2.65年。在當前城市換過工作的比例為40.62%，變換過1 次和2 次的分別占19.83%和12.3%。人均在當地經歷工作次數為1.8次，一份工作平均時長為2.13年。由此可見，農民工就業短期化的現象確實存在。

表1 樣本基本情況

表2 不同流動次數農民工的分布

判斷農民工流動性的高低，參照其他群體進行比較會更有說服力。根據Bruce Fallick 等的研究，美國人平均每月有2.6%的人更換工作①Bruce Fallick.Charles A.Fleischman.Employer－to－Employer Flows in the U.S.Labor Market:The Complete Picture of Gross Worker Flows，(May 2004).FEDS Working Paper No.2004－34.，那就意味著平均每份工作的平均時間是8.1年，即每個人一生中大約經歷4－6 份工作。彼得·奧爾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1998年美國、日本以及西歐等16 個發達國家每份工作的平均時間為10.5年，美國最短為6.6年②彼得·奧爾、桑德林·凱斯著，王亞棟編譯:《工業化國家就業的靈活性和穩定性問題(一)》，《中國勞動》2005年第1期。。如此來看，中國農民工群體比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流動性要高出很多。

根據2000年的調查，江蘇居民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為0.83 次，即整個職業生涯平均經歷過的職業為1.83 個③陳芳:《社會轉型期職業流動的性別分化——以江蘇省為例》，《南方人口》2008年第3期。。任遠對1990年代上海城市居民的調查發現，上海居民平均職業流動頻率為1.11 次④任遠:《上海市居民職業流動方向和程度研究》，《人口學刊》1997年第3期。，即每個居民整個職業生涯平均經歷的職業為2.11 個。劉金菊的研究表明，2002年我國城市地區職工一生中將從事3.12 份工作和2.6 種職業⑤劉金菊:《中國城市的職業流動:水平與差異》，《人口與發展》2011年第2期。。而本次調研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只有27.9 歲，職業生涯遠未結束。即使如此，農民工的流動次數與城市居民整個職業生涯的流動次數基本相當，流動性要遠遠高于全國城鎮職工。

由于農民工以青年為主，外出務工的時間普遍不長，而且外出務工主要發生在90年代之后，為了更具說服力，將其與城鎮職工中相同年齡段、相同時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群體進行比較。根據謝維和⑥謝維和:《城鎮中青年流動人口的職業流動》，《青年研究》1998年第2期。1995年對我國七城鎮中青年流動人口(包括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做的調查研究(見表3)，705 份有效問卷，有換工作經歷的占38.5%，人均經歷過的工作次數為1.54 次，遠低于四城市農民工77.02%的比例和2.65 的工作次數。

表3 城鎮農民工與城鎮青年就業者職業流動性的比較

唐美玲①唐美玲:《青年白領的職業獲得與職業流動》，《青年研究》2007年第12期。2005年對青島青年白領所做的關于職業流動的374 份問卷調查，沒有跳槽的青年白領占調查總數的42.8%。每份工作平均3.75年，即45 個月，人均經歷工作2.06 次。在城鎮職工中，青年白領是流動性相對比較高的群體。與本調查的青島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2.19年，人均經歷工作次數2.17 次相比流動性要低得多。更何況農民工的高流動性不僅體現在工作流動方面，還體現在空間流動方面，有大批農民工在更換工作的同時更換了工作地。由此可以斷定農民工是城鎮所有就業群體中工作流動性最高的群體。

三、農民工流動性的群體差異及決定因素

作為整體來看，農民工是城市中流動性最高的群體。農民工內部流動性是否存在明顯的差異呢?差異表現在什么地方?通過差異的分析，不僅有助于發現導致農民工高流動背后的原因，而且可以循此覓得解決問題的途徑。

(一)農民工流動性的群體差異比較

本節分兩部分來分析農民工流動性的差異，前一部分為整個外出過程中的流動經歷，通過穩定的個人特征來比較;后一部分為在當前城市的流動經歷，通過與當地的社會關系、收入以及家屬隨遷狀況比較，同時對分組農民工的流動差異進行T 檢驗，分析結果見表4 和表5。如表4 所示，工作流動男性的流動性高于女性，但差別不大。年齡之間也存在差別，45 歲之前年齡越大，流動性越低，工作的穩定性越高，20 歲以下群體流動性是30 歲以上的5 倍左右。但是45 歲之后，流動性反而隨著年齡的提高而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的差別較為明顯，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動性隨之提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群體的流動性是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5 倍。未婚是已婚的2 倍多。外出打工年限的差異最明顯，外出年限越長，工作的穩定性越高，流動性越低，外出打工2年以下的流動性是外出10年以上的8 倍以上。在來源地方面，來源于東部地區的農民工流動性高于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最低。來源于普通鄉村的農民工流動性高于小城鎮和城市的農民工?？傮w來看，差異最明顯的是外出打工年限、年齡;其次差異較明顯的是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性別，最后是來源地。

從農民工在當前城市的工作流動經歷來看(見表5)，隨遷家屬狀況、是否加入當地的養老保險、與當地居民的關系以及收入水平都存在著差異。單獨個人外出的農民工流動性明顯高于與家人在一起打工的農民工，其中隨遷的家屬是配偶或子女的尤為顯著，與配偶和子女一起舉家遷移的穩定性最高，是獨自一人外出工作流動性的2.4 倍。加入當地養老保險的農民工流動性明顯低于未加入的農民工。

問卷通過四個問題來反映農民工與當地社會的關系:一是經常來往的當地朋友的數量，二是工作和生活上與當地人交往程度，三是跟當地人交往融洽程度的自我評價，四是對當地語言的掌握程度。如表5 所示，與當地居民的聯系越密切、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越頻繁，自我感覺相處越融洽，對當地生活習慣越適應，語言掌握越熟練，工作越穩定，流動性越低。加入當地養老保險的農民工流動性明顯低于未加入的農民工。從收入來看，收入越高的農民工流動性越低，收入1000 元及1000 元以下組的流動速度是收入3000 元以上組的3 倍還多。

(二)群體差異的回歸分析

由于個人特征的各個因素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年齡、外出打工年限、婚姻狀況，甚至和教育程度之間都有著密切的相關關系，為此我們建立兩個回歸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模型一的控制變量是城市，以整個外出過程中平均每份工作的時間對數為因變量，以性別(男=1)、年齡(20 歲以下=1)、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1)、外出年限(2年以下=1)、來源地區(東部=1)、來源地特征(城鎮=1)為自變量。模型二的控制變量與模型一相同，以在當前城市平均每份工作的時間對數為因變量，在模型一的基礎上增加家屬隨遷狀況(獨自一人=1)、收入(1000 元及以下=1)、與當地的社會關系(分別是:是否習慣當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經常來往的當地朋友數量、在生活和工作上與當地居民的來往情況、與當地居民的相處情況、對當地語言的掌握情況、是否加入當地的社會保障)等自變量?；貧w分析結果見表6。

模型一對工作流動的解釋力達到68.9%。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外出年限在工作流動上的差異在所有因素中最顯著，隨著外出年限的增加流動性降低的趨勢十分明顯。

年齡對工作流動的影響顯著，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后，年齡在30－35 歲和40－45 歲的農民工流動性與20 歲以下年齡段相比工作流動較低，45 歲以上的農民工流動性隨著年齡的增大反而提高，50 歲以上年齡段與20 歲以下年齡段流動性差別較小，流動性反而提高。這一結果否定了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流動性方面具有特殊性的說法。

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在工作流動性方面并不顯著(P ＞0.1)?；橐龅挠绊戯@著，已婚的流動性低于未婚，婚姻狀況為離異或再婚的高于未婚?；橐鰻顩r為離異或再婚是所有婚姻組別中流動性最高的群體。

從來源地來看，來自中部地區的農民工流動性比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稍高，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差異并不明顯，來源地是否為鄉村或城鎮的影響不顯著。

模型二對在當前城市工作流動的解釋力為40.1%。與模型一相同，外出打工年限、年齡和婚姻狀況等方面的差異都十分顯著，在教育程度方面差異不顯著。與模型一不同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后，性別對當前城市工作流動的影響比較顯著，女性的流動性要低于男性，在當前城市的工作更加穩定。

模型二其他變量，家屬隨遷狀況、收入、是否加入當地的養老保險，以及與當地的社會關系對工作流動性影響都較為顯著。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后，隨遷家屬為配偶或子女的工作流動性相比獨自一人打工的流動性顯著降低。隨著收入的提高流動性也顯著下降，工作的穩定性最高。加入當地養老保險的流動性明顯降低。

表4 不同特征農民工的流動性比較(N=946)

表5 與當地社會居民的關系、家屬隨遷情況與工作流動性的比較(N=946)

在社會關系方面，習慣當地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流動性明顯降低，與聽不懂當地語言的相比，能聽懂但說不熟練和能夠用當地語言進行交流的流動性明顯降低，尤其是能夠用當地語言進行交流的一組工作穩定性最高。但是，當地朋友的數量及與當地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來往是否頻繁在工作流動性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由以上分析可知，回歸分析與表4 的分類描述比較結論大部分相同，比如外出年限、年齡、婚姻狀況等;但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后，有些個人特征的影響并不顯著，比如受教育程度;有些因素的影響方向與分類描述的方向相反，如性別?？傮w上，整個外出過程中，工作流動受到外出年限、年齡、婚姻狀況的影響較為顯著;在當前城市流動性除了受到外出年限、年齡、婚姻的影響外，性別、收入、以及與當地的社會關系和家屬隨遷狀況都有重要的影響。

四、高流動及其群體差異的解釋

充分理解農民工流動性高及其群體差異的原因需要聯系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環境，需要把中國經濟社會環境以及農民工自身特點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農民工就是在宏觀社會經濟環境與自身特征的權衡下，主動與被動的交織中流動的。無論是從農民工外出年限及其所代表的個人技能經驗和社會閱歷，還是從收入以及與所在城市的社會關系來看，個人就業能力越強、收入越高、社會融入程度越高的農民工流動性越低，工作的穩定性越高。從這一層面來看，農民工的高流動性被動因素起了主導作用，即使是主動選擇的背后也暗含了被動與無奈，體現了個體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在收入普遍比較低的情況下，社會經濟環境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表6 整個外出過程流動性與個人特征的多元回歸表(N=946)

(一)較低產業技術層次和規模龐大的市場供需生態所決定的低機會成本是農民工流動性高的社會經濟基礎

有學者認為農民工與雇主市場型的關系使農民工更容易更換工作①李強:《中國大陸城市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但市場型的關系僅使更換工作有了可能性，并不是頻繁更換工作背后的原因。農民工工作和就業地的頻繁更換，與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特殊的供求關系及其所決定的低流動機會成本有著直接的關系。我國產業結構層次總體比較低，勞動密集型的同類企業比較多，社會上有大量非技術勞動就業崗位，與此同時，農民工數量龐大，絕大多數農民工專業技術水平低，只能從事著簡單的體力勞動，同質性高。在這樣的供求生態下，對于企業而言，雇傭新員工不太困難，勞動力流動變化對企業生產和成本變化影響有限。企業不必為挽留農民工員工而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待遇。對農民工而言，一方面業績無法在企業得到積累，收入無法隨時間的增加而提高，另一方面找到同類新工作的難度不大。因此，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規模都十分巨大所形成的可多選性的供求生態決定的，對勞資雙方來說都比較低的機會成本是農民工高流動性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李春玲認為，在中國市場分割的狀況下流動人口(以農民工為主)勞動力所從事的工作缺乏穩定性，但他們似乎比非流動人口勞動力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②李春玲:《流動人口地位獲得的非制度途徑——流動勞動力與非流動勞動力之比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這就支持了機會成本低這一論斷。

(二)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造成農民工收入的“天花板”效應迫使農民工通過頻繁流動來尋找機會

由于收入和地位無法隨著工齡的增加而積累，同時由于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農民工也無法從其所處的勞動力市場中轉移到更高層次的市場中，為了提高收入，只能不斷地尋找機會。由表7 可知，調查的四個城市當年人均工作小時收入城鎮居民都高于農民工，并且差距越大的城市農民工工作越不穩定，流動性越高。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收入越高的群體流動性越低，工作越穩定。只有當農民工的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并能夠突破二元市場的壁壘后，其流動性才歸于常態，具體表現在收入在5000 元以上的農民工相比收入在3000－5000 元的農民工流動性并沒有大幅下降，表現平穩。

表7 四城市農民工與城鎮居民收入比較

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民工更換工作和工作地的具體想法，本次調查問卷設計了兩個問題來衡量農民工更換工作考慮的主要因素:一是有過換工作經歷的農民工更換前一份工作的主要原因，二是目前有換工作打算的農民工想換工作的原因，分別有8 個選項(見表8)。從表8 可知，離開前一工作和打算換工作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收入問題，其次是對其所從事工作本身滿意與否。由此可以看出，收入低和工作條件不好是農民工變換工作考慮的最主要的因素。與其他群體相比，尤其是與城鎮職工相比，農民工收入偏低這一客觀環境使農民工具有強烈的增加收入的愿望，但是市場的分割使他們很少能有機會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只能不斷地通過更換工作地或更換工作來尋求更高的收入機會。由此可以看出，農民工的頻繁流動是低收入狀態下的無奈和被動選擇。

表8 農民工變換工作的原因

(三)勞動力市場不規范，信息不充分，拉長了農民工找合適工作的“試錯”過程

農民工工作流動過程可以被看作是他們不斷尋找合適工作，不斷試錯的過程。市場信息越透明、充分，農民工試錯的過程會越短，越容易找到自己比較滿意的工作。因此，農民工的高流動性與農民工所在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充分有著很大的關系。在市場信息不充分的環境中，那些獲取和識別信息能力強的農民工會大大縮短“試錯”過程，相比較而言容易較早獲得自己滿意的工作。中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無監管、不規范、信息混亂的狀態，沒有形成良好的秩序。對于屬于“外地人”的農民工無法在較短的時間內識別各類信息的質量和真偽，只能親自“試錯”。這從外出年限對流動性的影響可以看出。外出年限是影響農民工流動性最重要的因素。外出年限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與工作地的社會關系，而且表征了工作技能、工作經驗和在當地的社會閱歷。一方面，外出打工年限越久在工作地建立的社會關系越多，對當地的環境越熟悉，社會網絡越完善，獲得市場信息的能力越高，他們越有能力識別各類信息，從而能夠獲得一份較為滿意且穩定的工作。另一方面，隨著打工年限的增加，工作的熟練程度和工作能力也隨之提高，勞動的專業化程度提高，相比整體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在相對專業的下一級市場上，信息的準確性要高一些。年齡與外出年限一樣隨著經驗的增加對市場信息的識別能力會提高。但是，年齡達到一定的程度后，由于身體條件的變化，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被迫變換工作，流動性反而上升。因此45 歲以上的群體流動性提高被動流動的程度更高，體現了目前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殘酷性，農民工吃“青春飯”的特征明顯。

以初中教育水平為主體的新一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教育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與城市居民相比不僅教育水平偏低，而且相關專業知識不足，進一步加大了尋找合適工作的難度。這就是為什么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雖然教育的影響在工作流動上并不顯著，但在空間流動方面顯著，教育水平越高空間流動性越低，越穩定，這與教育水平高的農民工獲取信息和識別信息的能力高有關。另一個可以證明勞動力市場信息影響農民工流動性的例子是“是否掌握當地的語言”與流動性的關系。掌握當地語言農民工比不掌握當地語言的農民工在獲取市場信息方面具有優勢，熟練掌握當地語言的農民工流動性明顯下降。

(四)無法實現舉家遷移，生活不穩定加劇了工作不穩定

雖然目前舉家遷移的農民工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但仍然是少數，尤其是兒童隨父母的比例更低，僅占三成，七成為留守兒童。這樣的結果是農民工不得不經常往返于城市和鄉村之間，候鳥式往返流動使工作不能穩定持續，相當一批農民工每年必須重新找工作，更換工作地點，還要重新熟悉新的環境。這就不難理解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與家人在一起打工的農民工流動性低于獨自在所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尤其是與孩子在一起打工的父母流動性最低。阻礙農民工不能舉家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住房問題，城市高企的房價和相對于收入而言的高房租，使農民工沒有能力獲得像樣的住所，再加上外出打工照顧孩子高昂的成本，只能選擇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