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的物質主義根源

文/李輝 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廉政與反腐敗研究中心主任

現實根源

腐敗的物質主義根源

文/李輝 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廉政與反腐敗研究中心主任

一直以來，在對腐敗現象的解釋中，存在著兩大流派的爭論：一是制度論者，二是文化論者。制度論者認為，人類大體上都是差不多的（不論來自哪里），可以在幾乎所有文化區域內的人群中發現趨利避害（最大化個人利益）的現象。因此，腐敗現象的產生和蔓延，當是在某種制度環境下人的理性選擇而已，一定是制度設計的某種特征鼓勵了人們（他們更喜歡用“行動者”這個術語）這么做。

文化論者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他們的理由也很簡單，既然腐敗完全是（其實制度論者也沒這么說）制度設計的產物，那么為什么相同或者類似的制度，在美國和在中國產生的后果會不一樣呢？制度移植為什么屢屢失敗、步履維艱呢？一定是制度之外的某種因素在發生作用，那么除了制度以外，影響人們行為的最主要動因就是觀念（idea），如果這種觀念在一定的時期內成為大多數人所認可和接受，并且自覺不自覺地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取向的話，那么就姑且可以稱之為某種“文化”了。

其實，二者的爭論一直沒有什么結果，就腐敗問題來說，在筆者看來，二者各有所長（當然不是絕對的），制度主義者主要的貢獻在于解釋腐敗的“機會”，文化論者主要貢獻在于對腐敗“動機”的深刻揭示。

文化是不是腐敗的根源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論，但是也沒有人能夠完全否認文化對腐敗的作用。在以往對于中國腐敗問題的文化根源的發掘中，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指責上。其中，最為詬病的就是“關系主義”，在英文中甚至直接使用中文拼音“guanxi”來指代這一特殊概念，而不用做英文翻譯，可見“關系”的中國特色。

確實，在對腐敗問題的研究中，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中國人攀“關系”的行為與腐敗行為的高度融合。但是，在用關系主義來解釋腐敗的時候有一個無法解決的致命傷，那就是中國人的關系主義文化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否則也談不上是文化），假定關系主義是穩定的，那么為什么腐敗的嚴重程度會不斷加重呢？一定是有另外的因素起了作用，筆者認為腐敗在中國最近幾十年的迅速蔓延，還有一個重要文化因素，就是由市場化帶來的“副產品”——物質主義。

何為物質主義

物質主義不能簡單地定義為對物質的追求，因為對物質的某種程度的追求恐怕是人類的共同特征。但是即便這一共同特征，在文化人類學家看來也不是從來就有的。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曾經發現，某類“原始人”每天只要勞作四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完全滿足自身和家人對熱量（物質）的全部需求。因此，他們把大量的閑暇時間都用來睡覺和進行“藝術創作”（主要是燒制有用沒用的陶制品），因此在文化人類學家看來，對于物質的追求似乎是“現代人”（西方的）的“甜蜜的悲哀”。

因此，如果一個社會上普遍存在著一種對于物質和享樂的狂熱追求，那么這種文化毫無疑問是生病了。

那么，在什么意義上來說，對于物質的追求可以稱之為一種文化上的物質主義呢？在筆者看來，物質主義應當是在一個社會的某個時期中，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對于物質的追求超過對于另外一些更為崇高的非物質追求（比如公平、正義、公共精神等），或者對許多非物質的追求也逐漸淪為物質追求的手段和策略。

物質主義指的并不是人們主要追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第一層（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恰恰相反，在物質主義文化下這些需求不是主要的，人們的主要需求已經轉向更高層次——包括性、安全、社交和自我價值實現等。然而關鍵問題是，這些所謂的“更高層次”的需求，在物質主義社會中，必須通過追求貨幣來實現。

例如，對于“安全”的需求，很顯然，一輛價值過百萬的豪車，與一輛10多萬的普通家用車相比，在安全性能上的差距可不是駕駛技術可以彌補的。這一特征也體現在居住上，居住在黃金地段高檔社區與居住在偏遠地段低端社區相比，區別不在于房子的空間大小，而是安全，后者的犯罪率要遠遠高于前者。再往更高層次追溯，社會交往也與你的物質狀況息息相關。

在物質主義文化下，富裕不單是一個經濟現象，更重要的是社會現象，富裕與貧窮會導致文化資本上的區隔。富裕更容易贏得聲望和尊重，帶來社會交往的愉悅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自我認知。因此，在社會學家看來，貧窮在物質主義時代帶來的主要問題不是物質上的匱乏，而是社會的邊緣化和尊嚴的喪失。

物質主義與拜金主義有相同的地方，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在筆者看來，拜金主義比較純粹，對金錢的追求高于一切。這種完全無腦的價值觀念在現實中雖然有，但也不符合人之常情。物質主義則不然，在物質主義文化下，人們并不一定一味地只追求金錢，而是同時高度關注對物質之外的東西，如家庭、社會地位、聲望、尊重等等，但是可悲的是，人們發現只有通過對物質和金錢的追求，才能得到這一切。

物質主義是腐敗蔓延的助燃劑

（圖/CFP）

那么接下來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物質主義與腐敗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這其中的傳導機制是什么？以筆者粗陋的看法，物質主義在中國至少從三個方面充當了腐敗蔓延的助燃劑。

首先，物質主義可以降低官員腐敗的道德壓力。很多人可能覺得這一觀點可笑之極，那些恬不知恥的腐敗官員哪里來的道德，受賄還有壓力？但實際上，受賄與其他類型的犯罪一樣，都屬于“越軌”行為，即脫離一般社會道德規范的行為。

在貪官口述的受賄過程中，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行賄和受賄雙方在這一過程中所面臨著的道德壓力，尤其是“第一次”受賄。因此，行賄者為了把錢送出去，都會想盡辦法降低受賄官員的道德壓力，把整個行賄的過程偽裝成簡單的社交活動。換句話說就是把腐敗過程變成“愉快”的。其中，物質主義的享樂就是把腐敗過程變得愉悅的最佳手段，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豪華宴請、出國旅游、KTV異性陪侍以及性賄賂等等，頻繁出現在高級官員的日常生活中。當然，這不僅僅只有中國才有，一位文化人類學家在對肯尼亞腐敗的研究中，就認為腐敗更為重要的動機就是“快樂”。

其次，物質主義為官員腐敗提供了更多的動機。這主要體現在官員與商人的社會接觸中，加重了官員的相對剝奪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漸深入，私營企業在中國也大量興起，許多私營企業主抓住商機，在這一過程中迅速聚斂了大量財富。但是在“官本位”文化的中國，官員群體一般認為自己才是社會的精英，但是其收入與生活方式與剛剛興起的私營企業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這在官員心里產生了嚴重的相對剝奪感，這是許多官員利用權力從市場化過程中撈取好處的重要動機。

在許多落馬的官員心里，這些私營企業主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才積累了大量財富——“如果沒有我的幫忙，他們不可能發財”，而自己則僅僅是從中拿到了非常小的份額。同時，私營企業主在經營過程中發現，如果不討好政府，生意根本做不下去，而與通過討好政府得到的利潤相比，“行賄”這點交易成本根本不算什么，因此與其與市場合作，還不如與政府“合作”。這也是為什么在今天落馬的高級官員關系網中，總有那么幾個“鐵桿”的商人。

最后，是物質主義還可以通過與其他中國的傳統文化相互結合來產生作用，比如“家庭主義”。物質主義不僅影響了官員自身，還影響了他們的家庭成員?！凹彝ァ睂τ谥袊瘮〉挠绊懯欠浅乐氐?，許多官員瘋狂斂財的重要動機，不是個人，或者說，不主要是個人，而是為了整個家庭。我們可以在大量的腐敗案件中發現夫妻檔，父子（女）檔，甚至七大姑八大姨的遠方親戚都加入其中。

復旦大學新教師科研啟動基金“中國地方腐敗治理體系與部門協調機制研究（1993～201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東亞儒家文化圈預防腐敗制度研究及對中國的啟示研究”，教育部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東亞儒家文化圈預防腐敗制度的比較研究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