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衛東：風險社會對法治的嚴峻挑戰

采寫/徐娜 金芳翠

季衛東：風險社會對法治的嚴峻挑戰

采寫/徐娜 金芳翠

季衛東，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83年從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后留學日本，獲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0年就任神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1996年升任終身正教授到辭職歸國為止。1991年至92年期間為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自2008年9月起擔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凱原講席教授兼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至今。

“法學是實用性的學問，在這個意義上，必然會對社會轉型發生作用，法學理論需要這樣的作用。在國外做個旁觀者也好，但還不如做個實踐者，直接做個勇士，我希望對這個社會有所影響，對社會的轉型有所貢獻?！?/p>

特約記者（以下簡稱“記”）：季老師好！非常榮幸今天有機會與您品茶暢談，回憶您早年的經歷。在采訪之前我們已經了解到，您在198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那年正好是26歲。

季衛東（以下簡稱“季”）：對，也還算年輕。

記：也就是說，您在22歲的時候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的，那在這之前有參加過工作嗎？

季：到農村去過啊，我是在1975年高中畢業后下鄉的。

記：現在回想起來，那段經歷帶給您什么樣的體會呢？

季：了解了中國的現實情況，知道了農民的艱辛和上大學的珍貴。但是，我還是愿意去了解農村并且改造農村。這段經歷雖然對年輕人的學習有一定影響，但是對于學社會科學的人來說，這段經歷很寶貴。要不然怎么去了解社會？通過到農村，我了解了真實狀況，了解了人性的善良淳樸和生活的艱辛，也了解了知識在中國的缺乏，這段經歷對于我人生的選擇非常大。

記：這段下鄉的經歷，有沒有特別難忘的回憶呢？

季：難忘的是，第一次到農田里干活。我在南昌出生，后來隨父親下放到縣城，但是也沒有真正干過體力活。第一次下鄉干活特別難受，干了一趟腰都直不起來了。剛開始時，當地的小女孩可能都比我干得快。所以，我壓力很大，割稻子一不小心還把手指割破了。后來就慢慢習慣了。

記：大學四年中，是否有些記憶猶新的事情呢？

季：記憶猶新的事情很多。比如晨跑和晨誦，到圖書館排隊、占座，還有在未名湖畔談戀愛之類的。那個時候北大學生真是用功，天還蒙蒙亮，圖書館門前就排起了長隊，等著進去占座讀書。年輕人很珍惜學習深造的機會。即使在宿舍深夜強制關燈之后，仍然有人就著廁所的燈光讀書。買飯排隊時，也有人拿著英語單詞本念念有詞。那個時候的學習條件不太好，但求知的欲望如饑似渴。另外，那時的大學生對社會的公共問題、對國家的前途非常關心。大家的確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經常自發地聚在一起討論。北大的沙龍很多，各種各樣的。

再比如，我們同班同學年齡相差很大，最大的一位大姐35歲，最小的才16歲，叫査海生，就是著名詩人海子，安徽人。海子的宿舍離我的宿舍隔了一個房間。有一陣子他生病，我和同學們一同幫忙照料，對他的情況有了更深的了解。海子早慧早熟，讀書很廣泛，什么書都看，大部頭的文學書，古今中外的詩歌，還有《山海經》之類。我的年紀在那個時候正好處于中間，不小不大，但因為下鄉耽擱了四年，也有很強的光陰意識，想把失去的四年時間挽回來。這也是很多同學刻苦用功的巨大動力。

記：那您當時學習很刻苦吧？

季：那時大多數人學習都很刻苦。我算是笨鳥先飛吧，不得不更用功些，所以我們班同學給我起了個外號，叫“不食人間煙火”。其實也不是像他們說的那樣，很愛吃紅燒排骨木須肉，也時不時出去玩的。

記：季老師，在您四年大學學習期間，您感覺印象最深的是哪位教師呢？

季：當時北大有很多老先生都還活躍在講臺上，像芮沐、龔祥瑞、王鐵崖，還有沈宗靈、張國華，聽他們的課真是一種享受。我記得龔祥瑞教授的比較行政法是77、78、79三個年級一同上的大課。龔教授像位英國紳士，拿著一疊講稿，娓娓道來。77級的同學到底年齡大些，很懂事，每次上課都有人帶著保溫瓶去給他的大茶杯里續開水。龔先生精神矍鑠，在校園里能騎著自行車四處飛奔，但馮友蘭、朱光潛等老先生則傍晚在校園里緩緩散步。我最難忘的是在1993年發表《法律程序的意義》一文后，龔先生特意在他的新著中引用推薦，對一個后輩獎掖有加。還有張宏生教授、趙震江教授、由嶸教授等許多老師都令我難以忘懷。當時的北大教師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很長時間不能做研究、不能教學，一旦恢復高考，就想盡量把自己的所有知識都傳授給學生。所以，那時的師生互動是非常感人的。

記：在您的專業中，您的觀點如何？

季：我個人的觀點或者貢獻，主要有幾個方面：我認為法的本質不能取決于某個階級的主觀意志，要有客觀性，那就自然而然地會強調對法律的科學研究。所以，我對法社會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試圖用社會科學來打破蘇維埃式法律教條主義的窠臼。

在法社會學第一波時期，除了參與研究運動的推進，提供理論研究框架之外，我個人在理論上主要提出了兩個基本主張，可以看做我的學術貢獻吧。一個主張就是新程序主義，把程序正義的觀念導入中國特有

的語境，給法律程序賦予了特定

的涵義。

在1992、93年期間，我的

調具有普遍性的程序公正，另一個

強調具有特殊性的法制多元，這兩個

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后來，這兩個方面被分別發揮，從程序公正到司法改革，再到憲政，從法制多元到本土資源，再到地方語境，進而出現了兩種主張的尖銳對立。兩種主張各持一端，不能形成基本共識，那么法學理論內在的張力反倒會消失。我希望，在自己的學術思考中保持這種張力，所以一直探討中國法律秩序原理，并把從中獲得的認識運用到法制改革論里。對我而言，傳統的重新詮釋和后現代理論的借鑒，都只是為解答中國法制現代化幾何難題畫出的輔助線。在1994年，我發表《法律職業的定位》一文，明確提出了司法權合理化是中國法制轉型的關鍵的命題。幾年后，我把其中已有的某些觀點進一步展開，試圖通過合憲性審查加強司法權的地位和功能。2003年11月發表了網絡社會中的有限憲政革命的三部曲，即對抽象行政行為和違法違憲規則的“司法審查”、從黨內民主到不同政策的“黨內競爭”以及依法嚴格進行預算審查的“預算議會”。

從2009年起，我開始更加關注風險社會與中國法律秩序原理之間的關系。風險社會的確對法治提出了嚴峻挑戰。但從中國的話語和經驗來看，風險性其實與傳統的制度設計思路也是有關的。在卡爾·施密特的分析框架里，法律秩序有日常和例外的區分，日常要法治，例外要專制。但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是把日常與例外的關系顛倒過來了，或者說混淆了。在中國，似乎所有的制度設計都是把非常狀態、例外作為出發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反復推敲的理論切入點。

記：您覺得現在中青年學者浮躁嗎？法學界的研究風氣怎么樣？

季衛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和比較法學。主要著作有《超近代的法》（京都：密涅瓦書房，1999年。獲日本法社會學會首屆優秀著作獎）、《法治秩序的建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現代中國的法制變遷》（東京：日本評論社，2001年）、《憲政新論》、《法律程序的意義》、《中國審判的構圖》（東京：有斐閣，2004年）、《正義思考的軌跡》（北京：法律出版社）、《秩序與渾沌的臨界》（北京：法律出版社）、《法制的轉軌》（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法治構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

語文學習，學生不僅要從課堂內獲取知識，還要把課堂外的時間充分利用起來。教師還要指導孩子有目的地讀書，使他們在“課外”的大海洋中汲取能量。作為小學生，在起始閱讀階段該讀哪些書雖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認知特點給他們推薦適合他們年齡特征和認知水平的書籍，甚至給不同興趣愛好的孩子推薦不同類型、不同書目的書，指導閱讀，并提出閱讀的相關要求，如指導制作《讀書卡》、開展讀書會等。以豐富的書籍內容作為閱讀的載體，擴大閱讀面，拓展視野，提高閱讀能力。

季：我覺得有一批人在真正做學問，但是整體的風氣不太好?，F在是有些本末倒置。比如說考核制度，考核制度本來是希望促使大家多出一些研究成果，只是手段而已，但現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把它變成目的了。其實這是一個應該出思想家，出杰出成果的時代，但是呢，因為社會變化速度太快，導致實踐走在理論前面這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整個社會讓人看起來眼花繚亂，很難有人坐下來思考沉淀。我們整個研究環境經過戰爭或者激烈的社會變革，還有就是重商主義，經商大潮的沖擊也讓安定的書桌難以安放，再加上科研考核，行政化的管理使學者很難靜下心來做研究。這本來是個需要思想積累的時代，但我們看起來卻產生不了思想巨人，我們看到的都是一些實際操作的一些東西，甚至有一些跟著政府決策走的幫忙做宣傳的東西，更不要說僅僅是為了換取科研經費而制作出來的文字垃圾。

目前的這個學術狀況，為什么會是這樣？可以說是行政化造成的。說是行政化造成的原因是這樣的，做研究總需要某些支撐，那么這時候研究經費對于學者進行某項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研究經費的分配是由行政部門掌控的，而行政部門的分配方法，是根據國家的需求啊，學者的建議等等具有很大的主觀任意性的標準，然后再加上這個評委的作用，結果造成學者們整個的研究被扭曲了。他們并不是真正選擇自己想要研究的題目，也并不一定是為了尋求自己認定的真理，而是在考慮如何獲得他人的認可以取得經費。這樣很像凱恩斯的“選美理論”，在選美過程中，往往是我認為這個人漂亮，我就為他投票，但是呢，選美帶來一些附加價值，比如說，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好處，然后是由評委來決定。那么，這時候我推舉人出去參加選美活動，一定要考慮評委能不能夠同意，那么這個人就扭曲了，并不是因為我認為這個人美，而是考慮評委會認為這個人美，會給他打高分。其實，這個機制對學術的扭曲是非常大的，使得學術本身造成一種歪曲。

第二，因為中國是一個趕超型的國家，他要迅速的發展，所以出現了追求數量的傾向，這樣構成了壓力。我們知道，學術是不能完全用數量來衡量的，不能像賣白菜似的，按斤按兩來稱的，或者像北大教授李明說的，像是養雞場似的，給你多少食，你就得下多少雞蛋。其實，學術不是這樣的。比如說，法經濟學大家科斯，一輩子就出版一本論文集，獲得諾貝爾獎就是兩篇論文，但是這兩篇論文開創了一個新時代。這兩種學者都是重要的。而我們現在是人為的拉動，最后造成一些學者專門對著這些指標來定自己的計劃，定自己的寫作，所有的這一切，很多都是在制作文字垃圾。因為他是按照上面的好惡來做文章，怎么樣拿到錢，怎么樣多發，這樣對于我們學術的歪曲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學術和宣傳的混淆，特別在人文社會學科，特別在法學領域。本來學術的事，要求真，他必須是真實的，不管這個話說出來好聽不好聽。我們學術要求的就是揭示真理，這樣的話你才會少走歪路，社會發展才會健全。當寫文章不是說真話，而是變成一種宣傳，是一種既定方針的宣傳，那就等于“花錢買吆喝”了。那就等于說，你的學術水平永遠高不過決策者的既定框架。這沒有意義，這學術水平怎么可能發展。如果繼續這樣花錢買吆喝，那不會有真正的學術出來的，只是多了些寫手而已，做宣傳而已。這些都是非常浮躁的，導致現在的問題都很嚴重。

還有要求碩士生發表多少篇論文，這都是奇談怪論。除了少數的例外，在一般情況下，碩士生的文章，本科生的文章是不能指望他有學術價值的。碩士生的文章，在國外是不會要求他發表的，如果強求，就會導致文風和學風的敗壞。例如，花錢買版面之類的做法，實際上從源頭上把學術的清流弄臟了。

記：您認為現在學術規范執行得好呢，還是不好？

季：這個問題也是比較多的，有兩個極端的情況。第一個極端的情況就是沒有學術道德，盲目地剽竊都有，很普遍。很多文章雷同，抄來抄去，這是一個傾向；第二個傾向反過來，你一講學術傾向，稍微受到西方一點影響，就說你沒有原創性，剽竊。這個是兩回事。學過《著作權法》都知道，任何一個結論，它不可能完全憑空產生，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出現，這個不屬于模仿。不可能說我全部原創，絕對不可能，必然在前人基礎上，然后你有一點進步，就算創新，你必須吸收前人的成果。

第二點就是說思想不存在著作權侵犯問題，比如說你有好的想法，我把它反映在我的文章里，但是我跟你寫得不一樣，我是按照我的想法寫的，是你的idea。我寫了，這個不屬于剽竊。當然，我在會上說我正在什么研究，你聽了就趕快寫出來，雖然我不能說你剽竊，但這樣做是不道德的。很講究學術規范的人，會說在某個會上，我受過啟發，或者誰曾經在交談中提到。那么，另外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要善于引用。引用他人的成果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假如你看了十本書，提出一個觀點來，雖然原創性不算多，但這就是自己的貢獻，也屬于學術，沒有什么不光彩的。

記：您對中國的法學教育有什么期待或者建議嗎？

季：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法學教育改革已經勢在必行，需要從數量轉向質量。再拖個兩三年或許還行，但不出五六年，絕對需要改變。怎么改，是很重要的。原來是盲目追求規模擴大，不能老是擴大，需要瘦身，可是已經存在的法學院校也無法拿起斧頭硬砍。只能通過促進院校之間的競爭，讓市場來逐步淘汰。我覺得改革的方向就是小而精、差異化。在綜合性大學法學院里，我們要帶頭小而精，凝練自己的辦學特色。其實我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里已經預見到法學教育的現狀和改革趨勢。所以我一回國就推動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創辦和法學教育國際化。

記：最后，能否請您給我們年輕學子講些勉勵的話？

季：我覺得中國法學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你們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F在資訊條件也不一樣。像我們吧，有社會經驗了，畢竟我們原來那個條件還是很受影響。當然這個可以通過后天來彌補。國外留學，通過自己不斷努力把過去損失的時間盡量補回來。你們現在這個環境還是比較好。我覺得只要奮發有為的話，就一定能成功。法學的發展也好，法治秩序的建構也好，國家的發展也好，希望都是在你們這一代人身上。你們是21世紀的，我們是20世紀的。

欄目主持人：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