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吳竹如先生年譜序》想到的

○任雅君

不久前，因為責編《袁世凱年譜長編》，其中有一些疑問，于是去查了《李鴻章全集》（安徽教育社2008），無意中看到《李集》第37冊“詩文”中收錄了一篇李鴻章為清代理學名士吳廷棟年譜寫的序，標題“《吳竹如先生年譜》序”下有編者注：“輯自黃彭年著《陶樓文鈔·雜著》，臺北文海出版社。原稿無時間，待考?！彼闶墙淮舜宋某鎏?。當時便覺得有些疑惑：既然是李鴻章寫的，為什么要從“黃彭年著《陶樓文鈔·雜著》”中輯出來？像李鴻章這樣的“中樞級”大臣，生前幕僚、秘書班子何等強大，數千萬字的電稿、奏稿和信牘都完整地保留有抄件底稿，傳了下來，怎么會只這一篇幾百字的小序沒有底稿存檔?寫序時間真的無考嗎？于是，按注文指引，我查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的《陶樓文鈔》，在目錄“卷八”下果然看到“吳竹如先生年譜序”，但標題下有一小字“代”，這才明白原來這是一篇“代人捉刀”的文章，黃彭年在編自己的文集時不忍隱沒，于是用一個“代”字加以區分。就是說，《李鴻章全集》中收錄的《〈吳竹如先生年譜〉序》，其實并非李自己寫的，他受《年譜》作者約請作序，又將此任務派給了幕僚秘書黃彭年，黃寫成后，李簽上自己的名字，算是自己作的序。由于不是自己寫的，又是一篇小文章，所以李鴻章自己沒當真，也沒留抄件存檔，而黃彭年卻不同，自己寫的文章，當然要收進自己的文集。于是，今人編《李鴻章全集》時，又不厭其煩地從黃彭年的《陶樓文鈔》中輯出此篇，以免給后人遺下“漏收”的口實。

問題是，《陶樓文鈔》中的這篇《吳竹如先生年譜序》的確是沒有寫時間，大概是黃彭年受了李鴻章的指使，寫完后便直接交與李，簽名和寫日期自然是領導的事，所以造成日后他出自己的文集時，這篇小序也就沒有日期了。但它的寫作時間并非不可考，其實只要再去查一下《吳竹如先生年譜》即可知道，這篇序寫于“光緒四年八月”。然而《李鴻章全集》的整理者卻沒有去查實，而僅僅是從《陶樓文鈔》中輯出這一篇，移到《李集》中。由于《李鴻章全集》是按時間編訂的，于是整理者為這篇“沒有寫作時間”的序加了一個待考”的注釋。

這樣的遺憾本不該出現，它至少說明，這篇文章的整理者和責編對如何利用古籍目錄解決問題的意識有所欠缺?！短諛俏拟n》中雖然沒有注明時間，但它卻給出了繼續查詢的路徑，即可以再查《吳竹如先生年譜》。上網查詢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得知這兩大圖書館都收藏有這部書，只要去看一下書前收入的序，就可以發現，在光緒四年《吳竹如先生年譜》刊刻時，這篇序末署為“光緒四年八月合肥李鴻章敘”，可見他是在《年譜》刊刻的同時讓黃彭年寫的序。

從《李集》中的這個小疏漏想到，以往我們在很多時候，在對待“學問”這件事上，做得是很粗糙的，有不少地方根本經不起頂真和推敲，原因就在于作者和編輯“問題意識”和“責任意識”的缺失。如果沒有疑問，自然不會去“打破砂鍋”追蹤到底，弄它個水落石出；如果沒有責任，遇到問題也不會投入精力去解疑釋惑。無論是古籍整理，還是研究做學問，都需要我們付出“愛心”和“耐心”才能做好。像上面這個例子，如果作者和編輯中有一人能多做一些，再去圖書館查一下，則不會在書出版后才發現問題，留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