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為依托的區域空間重構分析——以江蘇省為例

張洵，歐向軍，葉磊，林柄全，蘆惠

（江蘇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0 引言

區域空間重構是依據一定原則人為地對特定區域空間格局進行重新劃分、組合，使其符合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1］。目前，區域空間研究吸引了包括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在內的等諸多學科領域和有關部門的廣泛關注。西方相關研究起步較早，且主要是側重于不同視角的區域空間重構探索，如Irwin等通過城市的中心性等測度方法來劃分城市空間網絡體系［2］，Ihlanfeldt認為中心城市對區域經濟空間具有重要的影響［3］，Mackiewicz等通過可達性的計算使各區域在新的空間經濟格局中進行重構［4］，Stimson描述了差異對澳大利亞社會政治空間重構的影響［5］，Moon利用與東盟的協作網來推動韓國區域經濟空間的整合［6］；國內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成果頗豐，學者們對不同地域經濟空間重組及其形式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研究，如孫久文等根據我國四大板塊（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份額的變化關系將我國區域空間格局的演變劃分為3個階段［7］，陳紅霞等對京津冀區域空間格局及其優化整合進行了分析［8］，于濤方等先后探討了京津冀地區［9］、中國東部沿海地區［10］、珠三角巨型城市地區［11］的區域空間結構和區域重構的基本特征與規律，李傳武等對安徽省區域空間格局進行了空間梯度分區［12］；在區域空間重構的形式表達方面，主要有都市圈的空間重構［13－15］、城市群的空間重構［16］、都市連綿區的空間重構［17］、流域經濟協作區的空間重構［18］、產業發展的空間重構［19－21］、高速公路經濟帶的空間重構［22］、網絡的空間重構［23－25］和全球化的空間重構［26，27］，等等。綜上所述，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等跨行政區域層面，對一個省域的空間重構研究相對較少。

區域空間重構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近年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沿江、沿海開發和蘇北地區又好又快跨越發展等戰略的實施，傳統的三大區域（蘇南、蘇中和蘇北）的劃分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江蘇省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并成為制約區域共同發展的瓶頸。為此，本文以江蘇省13個地級市為研究單元，借助于ArcGIS和SPSS等分析軟件，利用城市中心性、城市經濟聯系強度和城市可達性等指數對區域空間重組條件與特征進行定量分析與比較。在此基礎上，對江蘇省的經濟區域進行重新劃分組合，以期為江蘇省制定相應的區域發展政策進而促進區域共同發展提供相關參考。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根據區域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等學科關于區域空間結構的相關理論與模型分析，本文從城市中心性、空間經濟聯系潛力和可達性等方面，對區域空間結構重組條件與特征進行定量分析，其具體理論與方法模型如下：

（1）城市中心性。城市中心性是指一個城市為它以外地方服務的相對重要性，是衡量城市中心地位的重要指標［28］。本文從城市的經濟、商貿、服務、交通、信息、科教和對外開放中心性7方面選取21個評價指標，構建城市中心性評價指標體系（表1），運用熵值法［29］對江蘇省城市中心性進行綜合分析。

表1 城市中心性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centricity

（2）經濟聯系潛力。經濟聯系潛力的計算包括經濟聯系總量、潛力強度與隸屬度。經濟聯系量（或稱作空間相互作用量）用來衡量區域間經濟聯系強度的大小，既能反映經濟中心城市對周圍地區的輻射能力，也能反映周圍地區對經濟中心輻射能力的接受程度［15，31］。將區域內某一城市與其他所有城市的聯系量相加，得出其在區域內的經濟聯系總量：

式中：Eij為兩城市經濟聯系潛力；pi、pj為兩城市非農人口數；gi、gj為兩城市GDP；Dij是兩城市間距離。

以i城市與區域中除自身外所有城市的引力之和作為該城市的潛力強度，以i、j兩城市間的潛力強度占i城市對外經濟總潛力的比重作為i對j城市的隸屬度，單體城市的潛力強度Ri與隸屬度I的計算公式為：

（3）空間可達性。一般，可達性是指利用一種特定的交通系統來反映兩區域間的便利程度；在區域層面上，可達性反映了某一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彼此發生空間作用的難易程度，它是產生區域經濟空間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32］。本文通過計算江蘇省地級市的最短時間距離，體現兩區域間城市的可達性，變向說明區域間城市的經濟社會聯系程度?？蛇_性

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Ai為江蘇省某城市節點i的時間可達性；Bi為江蘇省某城市節點i的距離可達性；j為江蘇省某城市節點；n為江蘇省第n個城市；Tij1為i、j兩節點間最短時間，其值越小，可達性越好；Tij2為i、j兩節點間最短距離，其值越小，可達性越好。

1.2 數據來源

本文以江蘇省現有的13個地級市作為研究單元，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局編制的《江蘇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1》、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新編實用中國交通地圖》和各地區統計局發布的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 江蘇省區域空間重構的支撐條件

2.1 城市中心性分析

從城市中心性各子系統的權重值來看（表2），2010年江蘇省13個地級市經濟、交通、服務和信息中心性的權重均在0.1429（各子系統的平均值）以上，表明其中心性主要表現在經濟、交通、服務和信息等方面。在經濟中心性方面（表2），超過江蘇省主要中心城市平均水平的依次為蘇州、南京、無錫、徐州、常州和揚州，其中蘇州的得分最高，為得分最低的宿遷市的2.73倍；在商貿中心性方面，南京得分最高，其次分別為蘇州、無錫、鹽城和常州，鹽城的商貿業發展水平在蘇北地區最強；在服務中心性方面，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蘇州、無錫、常州和鎮江，其中蘇州得分最高，為得分最低的宿遷的2.83倍，蘇北地區服務業發展相對較弱；在交通中心性方面，排在前4位的城市依次為徐州、常州、南京、連云港，其中徐州得分最高，得益于優越的地理與交通區位，為得分最低的宿遷市的1.83倍，而從整體上看交通中心性突出表現在沿東隴海、環太湖和沿江等地區；在信息中心性方面，排在前4位的城市依次為南京、蘇州、無錫和常州，其中南京得分最高，為得分最低的淮安的2.38倍；在科教中心性方面，排在前4位的城市依次為南京、蘇州、無錫和徐州，其中南京的得分最高，為得分最低的宿遷的2.06倍；在對外開放中心性方面，排在前4位的城市依次是蘇州、無錫、南京和常州，其中蘇州的對外開放中心性得分遠高于其他城市，為得分最低的宿遷的2.81倍，有一點需要注意，蘇南各市除自身發展優勢外，還很大程度上借助上海的經濟輻射對外擴散，而南京作為省會城市，依托獨特的政策與臨江優勢使得其對外開放中心性較強。

總體看，在經濟、商貿、服務等7大中心性中，前4位主要是蘇州、南京、無錫和常州，而排名靠后的大多是蘇北地區的城市，通過各子系統的比較，鹽城的商貿發展較好，鎮江的服務發展較突出，揚州的信息發展優勢較明顯。

通過熵值法計算的各城市中心性得分見表2：中心性超過江蘇省平均水平（0.0769）的有4個城市，分別為蘇州、南京、無錫和常州，都是傳統觀念中蘇南城市，其中，蘇州的綜合得分最高，是省內的一級中心城市，得分最低的城市為宿遷市，僅為蘇州市的46.45%，意味著省內不同區域城市的中心性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從整體來看，蘇南城市的中心性得分要明顯高于其他區域城市，而蘇北城市的中心性相對較弱，區域發展缺乏實力較強的中心城市帶動。雖然徐州在蘇北五市中中心性最強，但在未來的發展中，要在強化徐州蘇北地區首要增長極地位的基礎上，有力推進周圍市（縣）的快速發展，改善蘇北地區整體落后的狀況。

2.2 經濟聯系強度分析

根據式（1）－式（3），計算出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經濟聯系潛力與隸屬度（表3）。從經濟聯系潛力值看，可分為高經濟聯系潛力城市（無錫）、中高經濟聯系潛力城市（蘇州、常州、南京、揚州和鎮江）、中經濟聯系潛力城市（南通、泰州）和低經濟聯系潛力城市（淮安、徐州、鹽城、宿遷和連云港）；無錫的經濟聯系潛力最高，表明城市的后續發展實力強勁；中高經濟聯系潛力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較密切，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南通和泰州的經濟聯系潛力值均大于80，可持續發展能力一般；低經濟聯系潛力城市其經濟聯系潛力值均小于55，最小的連云港市僅有16.04，最大值與最小值之比約為44.97，兩者之間的經濟聯系差距巨大，表明可持續發展能力相當薄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的快速與綠色發展。從各個城市的隸屬度看，13個地級市大多以無錫、蘇州、常州、南京等區域作為首選的聯系城市，其中南京作為江蘇省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占據較好的人文優勢；13個地級市分別居于前4位的隸屬度之和的平均值為76.38%，蘇州、無錫分別達到了93.73%和93.19%，表明其潛力強度占江蘇省聯系總強度的比重大，對其他城市的影響也較強。

表3 江蘇省主要城市的隸屬度與經濟聯系潛力值Table 3 The economic relation intensity and the potential density for the main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2.3 空間可達性分析

根據式（4）和式（5），計算出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可達性（表2）。2010年江蘇省內各地級市通達性中時間最優的分別為鎮江、南京和揚州，距離最優的3座城市分別是揚州、泰州和鎮江，而宿遷、連云港和徐州3市2010年的通達性居于最后三位，說明江蘇省可達性較好的城市位于省域的重心位置，揚州、泰州都位于江蘇省中部，而徐宿連三市均位于江蘇省的偏北部，其余城市的可達性分布格局呈現自中心向南北方向遞減的趨勢，表明可達性除了受到自身規模、區位因素、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外，還與中心城市的時間距離有關。隨著城市交通的快速發展，省內的可達性將越來越高。

3 江蘇省區域空間重構的主要方案

綜合江蘇省各主要城市的經濟聯系潛力、城市中心性綜合指數、隸屬度與日?？蛇_性等度量指標，參考最短時間距離變化，從不同空間尺度上對江蘇省13個地級市進行重新組合（表4、圖1）。

表4 江蘇省主要城市空間重構方案Table 4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jor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圖1 江蘇省市域層面的空間重構Fig.1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levels in Jiangsu Province

（1）蘇錫常通。首先，從各城市的經濟聯系潛力與隸屬度看，每個城市幾乎都是彼此的熱點城市，各城市之間的聯系強度集中在蘇錫常之間，該地區表現出高強度的空間聯系特征。如無錫的前3位熱點聯系城市為蘇州、常州和南京，且與前2位熱點城市的對外聯系度占無錫整個對外聯系度的82.41%，而蘇州首位城市的聯系度達70.95%，并且前4位熱點城市的聯系度達93.73%，為全省最高；常州和南通的前2位熱點城市占比均在50%以上，而南通與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及蘇州隔江相望，地理位置優越，隨著蘇通大橋和崇啟大橋的建成通車，南通將承接上海、蘇州等地更多的產業轉移和經濟輻射，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將南通納入此區域的原因；其次，從最短時間距離可達性方面看，蘇錫常均位于滬寧沿江發展交通軸線上，區域內部之間的可達性較高，交通聯系方便；最后，在城市中心性綜合指數中，蘇州明顯高于其他3個城市，因此，將蘇州列為本區域的一級中心城市，帶動其他城市共同發展。

（2）寧鎮揚泰。首先，從各城市的經濟聯系潛力與隸屬度看，該組團主要城市經濟指向大多為南京，彼此之間聯系較為緊密，整個組團的經濟聯系潛力和為879.26，列四大區域的第二位。南京和揚州的首位熱點城市都是鎮江，鎮江和泰州的前2位熱點城市都是揚州和南京，但需要指出的是，僅有鎮江前2位熱點城市聯系度超過了50%；另外，該組團所有城市的前4位熱點城市中幾乎都有常州和無錫，表明該組團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還積極接軌蘇南、融入蘇南；其次，從城市中心性綜合指數看，南京最高，因此將南京列為本區域的一級中心城市，在未來發展中與其他組團內城市協調共進。

（3）徐連宿。首先，從各城市的經濟聯系潛力與隸屬度看，各城市的前4位熱點城市對外聯系度的占比較小，在13個地級市中排名較靠后，其中對外聯系度最高的宿遷也只占77.04%。該組團的整個經濟聯系潛力為84.95，位列四大區域末位，僅占蘇南地區的約1／21，表明區域間的差距較大，由于遠離經濟發達地區，受外部經濟輻射作用不強，目前該區域仍然處于低水平發展階段，缺乏強核心城市的帶動；其次，從城市中心性綜合指數看，徐州最高，因此將徐州列為此區域的一級中心城市，在今后的發展中要充分利用該區的交通、人力、港口及沿海開發戰略等優勢，有針對性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主動加強與省內其他地區的經濟社會聯系，帶動區域發展。

（4）鹽淮。首先，從各城市的經濟聯系潛力與隸屬度來看，鹽城前3位熱點城市為蘇州、無錫和南京，淮安前2位熱點城市為徐州、宿遷，且兩者的首位熱點城市均為南京，兩者前4位熱點城市對外聯系度的占比最小，表明鹽城和淮安發展程度相當，但組團總經濟聯系潛力明顯高于徐宿連地區，因此未將它們列入蘇北組團；其次，從城市中心性綜合指數看，鹽城的中心性綜合指數值較高，且未來將直接受到沿海開發戰略的帶動，發展潛力巨大，因此鹽城為本區域的一級中心城市，其今后要側重于協調南北經濟發展，充分利用灘涂生態資源，發展特色產業，帶動區域可持續發展。

4 結論

2010年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中心性主要表現為經濟、交通、服務和信息方面的中心性，且蘇南好于蘇中，蘇中好于蘇北。無錫、蘇州、常州、南京、揚州和鎮江6個城市的經濟聯系潛力較大，超過江蘇省平均水平，而蘇北地區整體經濟聯系潛力值較低，且城市間的經濟聯系也呈現出蘇南高于蘇中、蘇中高于蘇北的格局；各個城市的隸屬度大多以無錫、蘇州、常州、南京等作為首選的聯系城市，其中蘇州、無錫的潛力強度占江蘇省聯系總強度的比重較大，對其他城市的影響較強。

江蘇省可達性高的城市位于區域的中心位置，其余城市的可達性分布格局呈現自中心向南北遞減的趨勢，表明可達性除了受到自身規模、區位因素、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外，還與中心城市的時間距離有關。江蘇省市域層面的重構方案為蘇錫常通、寧鎮揚泰、徐宿連和鹽淮四大區域，其中蘇州、南京、徐州和鹽城分別作為各區域的一級中心城市，帶動區域內部以及區域間各城市的協調發展。

城市是區域經濟活動的中心，是經濟、社會活動的聚集體，本文較為系統地反映江蘇省各中心城市的發展狀況和空間重構過程，但構建的指標體系是否合理、重構的思想是否科學、重構之后對江蘇省社會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等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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