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特點與人口紅利充分兌現途徑

□ 郭正模

作者：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20世紀末，一些國外人口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增長的“東亞經濟奇跡”現象時發現，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數量的比例高的情況下，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儲蓄用于撫養的比重相對較低，往往可以產生加快經濟增長的效應，從而為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收益與福利。如果利用得當，因人口年齡結構的優化，就可能使整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形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由此所帶來的國民收益和福利，即稱之為“人口紅利”（emographic dividend）[1]。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至目前正處于勞動力市場供給的豐富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同步快速推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預計在本世紀20年代，我國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會逐步消失，并將較快地轉變成遏制經濟增長的高比例的非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狀況。如果在這一時間不長的人口紅利時期內不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勞動力和深度挖掘其資源潛力，使其充分發揮效率和及時創造出社會財富，就會喪失通過“兌現”人口紅利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絕佳機會[2]。因此，研究我國的人口紅利兌現問題，尤其是抓住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兌現機遇與應對挑戰，對于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緩解“未富先老”的壓力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決策價值。本文利用歷年人口統計資料與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的計算和預測，對我國人口紅利的階段性變化趨勢、特點與充分兌現途徑等問題進行以下一些分析探討。

一、我國人口紅利的階段性變化的趨勢分析

(一)我國人口紅利期可以分為“人口紅利成長”和“人口紅利收割”兩個階段，階段的轉折點在2012年。人口紅利存在的基礎在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因此從人口結構變動的角度看，若將人口負擔的輕重作為衡量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的尺度，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一個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大致是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左右結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其中2005～2015年的十年間我國處在人口紅利最豐厚的時期。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預測，我國即將在2012年出現總人口撫養比的“拐點”?！肮拯c”前的22年左右為人口紅利成長階段；“拐點”后的18年左右為人口紅利收割階段。我國人口負擔系數所形成的“U”型曲線的谷底就在2010年與2013年之間。2013年后，雖然少年兒童撫養比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26%左右，但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撫養比上升較快，每五年上升4～5個百分點，使得人口負擔系數將停止下降轉而開始快速上升。預測到2030年前，我國人口負擔系數將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大約為50.22%[3]（見圖1），我國的人口紅利即全面收割完畢。目前一些學者認為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減少即代表人口紅利的消失，此觀點其實偏離了人口紅利的本來定義，即低人口撫養比帶來的高積累和投資會產生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因此，只要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本人認為的50%以內），人口紅利就依然存在，只不過將逐步減少直至完全消失。

（二）中國人口紅利成長階段表現為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的相對穩定和老年撫養比緩慢上升的特征。據統計，在建國初期的1950年，中國的死亡率高達18‰，出生率則高達37‰，因而人口自然增長率也處于較高水平，達到19‰。之后，由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持續下降，只是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出現了上升，而出生率總體處于增長勢頭，1963年更出現了43.37‰的極高水平，帶來了自然增長率為33.33‰的補償性人口生育高峰。隨后人口動態格局發生了變化。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死亡率下降到6.25‰，出生率也迅速下降至18.25‰，人口自然增長率因此下降至12‰。1978年以后，死亡率比較穩定，一直處于6.5‰左右，使得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動基本與出生率的變動一致。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期間由于上世紀60年代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進入生育年齡而有一些小的波動外，1978年后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基本上在平穩中下降。因此，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才進入了一個“低少年兒童撫養率、低老年撫養率”同步的低總撫養比的人口紅利成長階段。

（三）我國人口紅利收割時期的關鍵制約因素是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兩次生育高峰的人口進入老齡階段?！叭丝谵D變”的核心是作為關鍵指標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轉折性變化。建國后，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居民生活、健康水平的改善，使得人口壽命逐漸延長，1970年的老年撫養比達到7.7%。但由于上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較高的出生率，使1970年的少兒撫養比攀升到有史以來的高峰，為71%。較高的少兒撫養比使得1970年的總撫養比非常高，達到78.7%。此后到1990年，由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少兒撫養比下降了17.94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增加不大，大量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使總撫養比降低至49.83%。此后，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撫養比繼續下降。2014年后，雖然少年兒童撫養比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26%左右，但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撫養比上升較快，每五年上升4～5個百分點，使得人口負擔系數將在2030年前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預測，到2030年左右，我國人口的總負擔系數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將超過50%。

（四）中國人口紅利的收割階段維系的時間明顯比人口紅利成長階段的維系時間要短暫。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預測，我國在2012年出現總人口撫養比的拐點。拐點前的22年左右為人口紅利成長階段；拐點后的18年左右為人口紅利收割階段。后一階段維系的時間比前一階段維系的時間短了5年左右。需要提醒的是，這里所預測的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時間是基于現行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而目前考慮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素，尤其是未來時期勞動力供給的保障問題，如果我國現行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發生重大的調整，人口紅利收割將提前結束。繼2012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實行了“雙獨二胎”政策后，估計在“十三五”開始，“單獨二胎”政策會加快實行的步伐，從而我國人口的少年兒童撫養比會發生回升，這一政策調整的預期會進一步提高2030年前的人口總撫養比水平，使我國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結束時間存在提前的可能性。

二、中國人口紅利的特點分析以及對若干學術觀點的辨析

（一）中國的人口紅利主要受益于豐富的青年勞動力的市場供給而不是資金的高積累。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奇跡有所區別的是，我國在1949年建國以來，長期實行的都是高積累、高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口紅利進入成長階段以后也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所以，中國的人口紅利兌現根本上講并非來自于低撫養比帶來的資金的高積累，反而是在一定時期內過高的積累影響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紅利的充分兌現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通過中國人口紅利全周期的特征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目前的人口紅利成長階段的關鍵是勞動年齡人口的少兒撫養比下降。上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勞動力在80～90年代大批進入市場就業，而這一階段的老年人口撫養比還處于低位狀態，從而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活力。理論界一些學者強調勞動年齡人口的總撫養比下降引起積累增加是中國人口紅利形成的關鍵，其實并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因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高積累率可以通過壓低居民的收入和擬制消費來實現。中國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前后積累率并沒有顯著變化，實現高速增長的關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出生的人口在90年代后大批進入社會勞動力市場，尤其是大批“無限供給”特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利用潛力被釋放出來。勞動力流動、低價工資和市場化配置充分滿足了中國城市工業化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用工需求，社會勞動力資源得到較為充分的及時利用。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出口加工制造業從中獲取了巨大的人口紅利收益，從而奠定了中國形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人力資源基礎。

（二）中國在人口紅利的收割階段極容易因勞動力要素供給的變化而陷入經濟增長的 “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統計資料表明，我國早在1965～1970年期間就已經出現了少兒撫養比下降的趨勢；但這段時期卻沒有出現經濟增長和福利的明顯增進，相反卻是深深陷入人口撫養壓力和勞動就業壓力的雙重“陷阱”之中。大量的城鎮失業現象和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存在長期困擾我國的經濟社會生活。只是到了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業的市場化和人口的大規?？鐓^域流動，才使我國的人口紅利開始體現出來。我國在1990年人口總撫養比全面進入人口紅利成長階段，其轉變的良好勢頭主要受制于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下的少兒撫養比的急遽下降。中國利用人口紅利等機遇，保持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使中國成功地跨越出“低收入陷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4000美元以上。但是中國很快就面臨著人口紅利即將轉變為收割階段等一系列問題的挑戰。如果缺乏應對新增勞動力減少、人工成本增加與勞動力短缺等的一整套新策略，中國很容易在人口紅利收割完畢之前還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因為各種原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可能急劇減速，甚至長期徘徊。有學者對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采取不正視態度，否認是經濟增長在資源配置調整和制度轉型的挑戰問題[4]，其中對中國而言，人口紅利消失的制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是不可取的意見。

（三）中國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人口老齡化進程快速演進，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未富先老”的嚴峻挑戰。目前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周期的階段轉折點。我國人口紅利收割期在少兒撫養比下降的同時，也伴隨著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遞減過程，以至于出現絕對數量的減少。例如有文獻表明，按照15～60歲勞動力人口預測的凈增長只能維持到2011年，而按照15～64歲勞動力人口預測的人數峰值則是2014年（張車偉，2006）[5]。 據統計，我國目前已經進入人口紅利的收割時期，時間僅可維系13年左右，可謂轉瞬即失。體現為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峰的人口相繼進入老年年齡階段。人口紅利收割階段與人口紅利成長階段存在許多不同之處。其中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撫養對象主體轉變為老年人口，老年人口的撫養成本主要體現在醫療、護理費用和養老金的社會保險供給上，這與少兒撫養的成本主要體現在食品、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的性質有很大區別。因此，人口紅利收割階段面對的問題是“人口負債”的因素加速凸顯。有的學者提出所謂老齡化初期因老齡人口的需求改變而形成新的產業，從而有利于帶動經濟繼續增長的觀點[6]，其實是缺乏理論依據和實踐證明的。從總量分析的角度可以發現，如果假定全社會的總收入不變，則老齡產業生產的發展和老齡人口所需求的產品增加的同時，也使其他產業生產萎縮和產品需求減少。東亞國家在人口紅利期結束后普遍出現了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的現象，如日本即在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同時也進入經濟增長的低速階段。仔細分析會發現，積累和投資的增加如果缺乏有效的最終消費需求的增加，以及老齡化背景下勞動力短缺帶來的人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未必可以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筆者在人口老齡化嚴重的農村地區調查時也發現，此類地區的總體消費水平是低下的。因此，如果中國人口紅利收割時期結束前 （2030年）的人口老齡化程度超過預測的水平，則“未富先老”的情況對人均收入的增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加凸顯，其中所帶來的復雜的社會問題可能比經濟問題更為嚴重與持久。

三、中國“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人口紅利充分兌現的基本途徑

（一）努力實現現存的社會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就業”。一個國家勞動力資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能否得到充分兌現，主要取決于是否實現了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固然是充分就業的前提，但充分就業本身也是經濟增長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源泉，實現充分就業是兌現人口紅利和實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保障。我國在進入人口紅利收割階段后，尤其是”十二五”（2011～2015年）期間，充分就業問題仍然是關系民生的一件頭等大事。雖然我國在 “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高達10%左右，但目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仍然高達4%以上，多數為就業的困難群體?！笆濉逼陂g經濟增長速度預計將有所回落，將保持在7%～9%左右，勢必對就業崗位的增加有所影響。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目前仍然估計達到總數的15%左右，主要是年齡較大的勞動者和婦女勞動者，其進入城市就業和定居的障礙因素多，實現這批人的充分就業任務十分艱巨。要在人口紅利收割階段實現人口紅利的充分兌現，就必須在其初期大力加強充分就業的政策措施力度，以滿足這批人的就業愿望和使之達到及時的充分利用。因此，在人口紅利收割期間，應切實推行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制度，大力降低城鄉勞動力的非自愿性失業率。主要的措施為：加強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和大力發展初中級職業教育；調整產業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加強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以及加強對弱勢就業群體的扶持與援助等等。

（二）適當提高社會勞動參與率水平，充分利用低齡老年人口紅利。根據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在“十三五”（2016～2020年）期間，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將發生大的轉變，新增勞動力的市場供給數量將出現絕對數量的減少，而絕大多數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全部退出社會勞動領域。我國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將轉變為基本平衡和局部短缺。假定我國在“十三五”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保持在7%以上，繼續維持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政策，則我國可能出現較為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因此，在人口紅利收割的最后階段，必須在基本保證新增勞動力就業的基礎上穩步地調整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以降低人口撫養比，應對人口紅利收割階段可能出現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人工成本攀升、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運作困難等一系列嚴峻挑戰。根據國際通常實行的退休年齡政策、人口預期壽命提高和健康等人力資本狀況的情況，應當對低齡老年人口（60～65歲）潛在紅利進行充分的發掘，增加實際的就業人口數量與比重，從而使我國的人口紅利收割階段的社會勞動參與率合理提高，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相適應。

（三）加快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城鄉一體化的人口城市化模式。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是以不同部門間的勞動生產率不同為前提的，勞動力從低效益部門向高效益部門轉移，勢必提高勞動力的總體收益率。二元經濟結構下，廣大農村勞動力達不到充分利用的程度而長期閑置浪費，成為以消費為主的社會成員。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和提供全社會勞動者的利用效率，最優先的政策取向就是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國外專家認為，中國在全面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可比條件下的等量報酬的情況下，勞動力部門間的自由流動可以對年經濟增長率貢獻2～3個百分點（Johnson,1999）。

我國通過在人口紅利成長階段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目前用常住人口統計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50%（2011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程度也基本進入“劉易斯拐點”。在未來的人口紅利收割階段，仍然存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客觀要求。據多數勞務輸出地區的估計，我國農村的勞動力剩余現象還沒有全面消除，如許多中西部省區普遍估計還存在15%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繼續轉移，到二三產業或城鎮就業和定居。但這批人主要是一些年齡偏大（40歲以上）和農村婦女勞動者，一般不再具有跨區域轉移的條件，其就業還談不上“充分”。因此，在人口紅利收割階段，需要繼續加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工作，如通過調整城鎮布局結構和產業空間結構，按照“就近、就地”的模式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得到充分就業；同時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等農民工市民化的措施，這樣不僅可以進一步滿足制造業和城市服務業的勞動力需求，還可以消除“偽城市化”的現象，使我國的人口紅利得到較為充分的兌現。當“十二五”期間對40歲以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基本解決的前提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即會全面出現。估計到“十三五”時期，我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將進入一個新的加速時期，人口城鎮化水平達到70%左右，這同我國人口紅利進入收割階段的的預期比較吻合。

（四）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和提高投資效率，以推動技術進步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我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特征表現為：生產要素利用的粗放型，生產要素投入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的模仿型，資源環境的犧牲型。有國外學者把中國經濟增長歸結為勞動力流動、市場發育產生的效率、對外貿易和技術引進、以及國內投資和外資引進4個方面的貢獻，并估計其對年平均9.20%的GDP增長率，分別作出16.30%、4.13%、5.43%和74.13%的貢獻（Francis,1997）[7]。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70%以上來自于投資或資本要素的貢獻，經濟增長的科技創新也明顯不足。中國的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模式應當向生產要素利用的集約型、生產要素投入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生產技術的創新性和資源環境的保護型轉變。我國在人口紅利成長階段，兌現人口紅利的主導方式無疑是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勞動力市場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通過招商引資和擴大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來實現充分就業，降低社會失業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基本采取的是這一途徑和路線。但是這一經濟增長模式是建立在勞動力普遍素質低、缺乏中高技能的人力資源基礎上，勞動者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力低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有限，消費水平受到很大限制，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重小，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高積累和投資拉動。在我國進入人口紅利收割階段之后，如果繼續按照過去階段的經濟增長模式來運作，就會遇到新增勞動力供給短缺、人工成本增加，出口拉動效應弱化、經濟效益下降等嚴重問題，使我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發生動搖。據統計資料預測，我國自2002年開始出現22～39歲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15～21歲勞動年齡人口雖然還在增加，但大多數還在接受教育而未進入就業市場。因此，要在人口紅利收割階段充分兌現人口紅利，必須進一步加大政府對普通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效率，使之適應經濟增長的技術-資本密集型轉變的需要。其中，全面實現城鄉中等職業教育“9+3”全免費教育的政策，適當縮短小、中學教育時間（如實行“5+5”模式），都是充分兌現人口紅利的重要措施。

[1]Andrew Mason，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J].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East-West Center，Honolulu，Hawaii.(1997).

[2]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

[3]朱洪、郭正模.淺析中國人口紅利及其兌現途徑[J].西北人口 ，2007（2）.

[4]徐康寧.“中等收入陷阱”：一個值得商榷的概念[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3.26.

[5]張車偉.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后果及其戰略對策[J].長沙，湖南社會科學，2006（4）.

[6]張艷,金曉彤.中國老齡人口消費行為的制約因素分析[J].學術交流，2010.10（10）.

[7]Frincis.A.Lees,China Superpower,Requisites for High Grow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