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早期組織的一點考證

黃愛軍

(安徽財經大學 安徽蚌埠 23303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以下簡稱《黨史》上冊)在論及共產黨早期組織時有以下一段記述：“從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經過半年多的工作，中國國內先后有六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其成員也在逐步地增加。據1921年的一份重要檔案文獻記載：‘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五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其活動范圍，現在已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成員?！薄霸趪鴥纫恍┐蟪鞘谢I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同時，在旅日、旅法的華人中，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盵1]

《黨史》上冊關于“中國國內先后有六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記述，顯然來自歷史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現在已有六個小組”的記載，但筆者認為，《黨史》上冊對這段歷史文獻材料的引用與歷史文獻材料本身的意思有所出入。

第一，文獻中所記載的“現在已有六個小組”，顯然不是僅僅指來自國內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應該包括來自日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文獻材料的完整記載是：“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五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其活動范圍，現在已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成員。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參加大會的有十二名代表，他們來自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盵2]

第二，明明有七個地方的黨組織派來代表參加一大，但又說只有“六個小組”，豈不矛盾？顯然不會是誤將“七”錯寫成了“六”。也就是說，七個地方，六個小組，必有一個地方不在“六個小組”之內?！饵h史》上冊將日本小組排除在“六個小組”之內，顯然不符合文獻原意。筆者認為，“六個小組”是指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黨組織，沒有把上海的黨組織包括在內?！饵h史》上冊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與歷史文獻上的“小組”這兩個名稱，無論是外延還是內涵都有所不同?！肮伯a黨早期組織”涵蓋各地共產黨組織，“小組”則不包括上海共產黨組織，二者不能混淆，更不能混用。

第三，今天人們一般習慣將上海的早期組織與各地的早期組織統稱為共產黨早期組織?！饵h史》上冊的記述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狀況下進行的，所以在黨正式成立之前，黨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征方面來看，它們都是后來組成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盵3]實際上，上海的早期組織與各地的早期組織，在名稱、性質和特征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從名稱來說，上海的早期組織最初稱“共產黨”，到1920年11月稱“中國共產黨”；北京的早期組織最初為“共產黨小組”，后改稱“北京共產黨支部”；廣州的早期組織稱“廣州共產黨”，或“廣州共產黨支部”；濟南的早期組織稱“共產黨小組”；武漢的早期組織稱“武漢共產黨支部”。[4]也就是說，只有上海的早期組織才直稱“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各地的早期組織則稱為“小組”或“支部”。名稱與內容是一致的，并不是時人隨便的叫法。上海的早期組織與各地的早期組織不是平行的關系，而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海的早期組織是各地的早期組織的中心、總部和機關，這應是歷史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包含的意思。

上海的早期組織是各地的早期組織的中心、總部和機關，各地的早期組織是上海的早期組織發展的“小組”或“支部”。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給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指出：“當威金斯基(Voitinsky)同志在上海工作時，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同志——他主編《新青年》雜志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全國成員不超過五十——八十人。[5]馬林這里所說的“團體”，當指1920年夏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組織。

延安中國現代史研究會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指出：“一九二0年春，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和楊明齋(華僑，山東人)來華建立黨的組織。首先找到了陳獨秀，遂于一九二0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虾Ｖ泄残〗M建立后，開始在其他地方發展黨的組織。在北平由張國燾發起，建立了黨的組織(最初僅七人)，李守常、張申府及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袁明熊等就是在這個時候加入黨的；在日本由施存統找周佛海發起組織(最初只四人)；在湖南由毛澤東創立黨的組織；在湖北由董必武首先建立黨的小組，吸收陳潭秋等入黨；最后，寫信到法國，在勤工儉學會中建立了黨的小組織，周恩來、李立三、羅邁、李富春、王一飛等都是在法國加入黨的；以后陳獨秀到廣東(陳炯明請他去任教育廳長)，在廣東也有了黨的組織的建立?！盵6]

葛薩廖夫《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中指出：“北京小組的工作即使不是在上海小組的直接指導之下，也是在它的建議之下進行的。當時，上海小組為建立全中國性質的共產黨打下了真實的基礎，上海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真正中心?！盵7]“中國共產黨產生在無產階級巨大中心的上海，然后發展到北京、廣州、漢口等地……”[8]

1 937年董必武在延安與尼姆韋爾斯談話時說：“中國共產黨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盵9]1953年包惠僧回憶：我記得當時沒有小組這個名詞，凡經中央組織起來的地方都叫支部。[10]1961年包惠僧回憶中又指出：我為了寫回憶錄的方便，我常把上海黨寫成臨時“中央”。各地方的組織叫做支部，并無共產主義小組之稱。[11]

《黨史》上冊雖然突出了上海早期組織在全國建黨中所起的發起組作用，但又將其與各地的早期組織放在平行的地方組織范疇。有的論著將上海發起組稱之為上?！肮伯a黨”[12]，有的論者將中共一大前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稱之為地方性共產黨組織[13]。我不同意將上海發起組與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并稱為地方性共產黨組織，因為這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實際?！澳详惐崩?，相約建黨”，從一開始就是以建立全國性的共產黨為目標。中共在上海醞釀組織發起之初，雖然以活動在上海地區的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為發起人，但并不以上海地區為限。一方面，最初發起的5人來自全國各地，陳獨秀來自安徽，李漢俊來自湖北，俞秀松、施存統來自浙江，陳公培來自湖南；另一方面，中共醞釀組織發起之初，即以全國作為黨組織發展的目標。據施復亮回憶，1920年6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并由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無名)5人，起草綱領十余條?！瓣惞喑艘环莸椒▏?，我抄了一份到日本?！盵14]這說明，中共醞釀組織發起之初，不僅以全國作為黨組織發展的目標，而且將黨組織發展目標擴大到海外的中國人之中。8月，上海發起組正式成立，名稱就叫“中國共產黨”。該組織似定一個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并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15]正是在上海發起組的幫助和推動下，國內的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中共一大前，雖然黨的組織機構尚未全面建立，但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都是上海發起組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地方性組織，都應屬于在上海創建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和范疇。

[1][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63、63頁。

[2]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第52頁。

[4]劉宋斌、姚金果著：《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1頁。

[5][6][7][8]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1、450、439-440、446頁。

[9][11][14]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2、434-435、34頁。

[10]《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頁。

[12]邵維正主編：《日出東方——中國共產黨創建紀實》，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4頁。

[13]楊斌、陳明顯：《“共產主義小組”名稱的由來及其問題》，《黨史博采》1996年第2期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