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的研究

劉苗苗 何 花 許 娟 戴秀英 李林貴 李秋麗

（1.寧夏醫科大學 寧夏 銀川 750001；2.銀川市婦幼保健院 寧夏 銀川 750001）

精神分裂癥患者由于其情感、思維、感知、意志行為障礙的特殊性，對其家庭所造成的影響，一直是精神學家們所關注的焦點。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是基于Olson［1］于1978年提出的環狀模式理論而用來描述家庭功能的兩個維度。從以上兩個維度出發，可將家庭分為3種類型，其中“平衡型”家庭是適應性良好的健康家庭，“極端型”家庭常會出現適應不良等問題，是不健康且需要干預治療的家庭，“中間型”介于健康與不健康之家的亞健康狀態。本研究借助該理論，對寧夏地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進行了研究，并深入分析了與之相關的因素，從而為進一步對其進行家庭干預提供理論基礎。

1 對象

1.1 研究組：依據定量資料兩樣本比較公式計算結果，于2012年3月到2012年9月間，在寧夏寧安醫院以連續入組的方式收集就診及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00例。入組標準：①符合ICD－10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現處于疾病緩解期或恢復期；②患者最近一年內至少與一個16歲以上的家屬一起居??；③患者年齡≥16歲；④患者具有小學5年級以上文化程度，能準確理解問卷的內容，并能獨立完成問卷；⑤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合并嚴重的或不穩定的心、肝、腎、內分泌等系統等軀體疾病者；②合并精神發育遲滯、人格障礙、物質依賴或酒精依賴者。本次調查患者組共發放200份問卷，收回200份，剔除未完整填寫、存在明顯邏輯錯誤的問卷及家庭同住成員少于2人的問卷6份，有效問卷194份，有效率97%。其中男 115 人 （59.3%），女 79 人 （40.7%）；回族 39 人（20.1%），漢族153人（78.9%）；平均住院2.51±2.25次；病程2.63±1.06年；家庭人均月收入1129.28±987.75元，同住家庭人口數3.03±1.32人。

1.2 對照組：根據病例組中不同家庭來源（城鎮和鄉村來源的病例大約為1.1∶1）及性別比（男∶女約1.4∶1），選取寧夏地區的正常人群200例作為對照組，入組標準為：①無精神障礙病史及嚴重軀體疾??；②最近一年內至少與一個16歲以上的家屬一起居??；③年齡≥16歲；④具有小學5年級以上文化程度，能準確理解問卷的內容，并能獨立完成問卷；⑤知情同意。對照組發放問卷200例，收回131份，剔除回答不完整、有明顯邏輯錯誤的問卷5份，有效問卷126份，有效率97.6%。男72人（57.1%），女 54 人 （42.9%）；回 族 23 人 （18.3%），漢族 103 人（81.7%）；同住家庭人口數3.11±1.23人；家庭人均月收入2193.65±1479.60元。

兩組家庭人均月收入有差異［x2＝320.00，df＝1，p＜0.01］，其余資料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2 方法

2.1 研究工具：①自編一般情況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家庭發展階段、住院次數、病程及決策地位等內容。②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FACESⅡ－CV）［2］：以結果取向理論為基礎，分為親密度（家庭成員之家的情感聯系）和適應性（家庭體系隨家庭處境和家庭不同發展階段出現的問題而相應改變的能力）兩個維度，共30道題目。要求參試者回答兩次，一次是對自己家庭現狀的實際感受，另一次是自己所希望的理想家庭狀況，實際所得的分值與理想狀態的相減，為不滿意程度。采用5級評分，根據量表計算公式分別算得相應條目的分值。③肇事肇禍危險性評級量表：按照我國《重性精神疾病監管治療項目技術指導方案》評定，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危險性分為6個等級（等級越高代表危害性越大）；④精神分裂癥分型量表：按照ICD－10的規定，將患者分為單純型、緊張型、青春型、偏執型、未分化型五個類型。

2.2 統計方法：應用spss11.5軟件分析數據，統計推斷方法選擇t檢驗、方差分析及多元線性回歸。

患者組與對照組親密度與適應性得分比較：

由表1可以看出，除適應性實際得分外，兩組間變量均有差異（p＜0.05），而與常模［2］相比，親密度實際得分［（65.10±11.02，64.9±8.4），p＝0.77］無差異，而適應性實際得分低［（45.42±9.51，49.9±6.6），p＝0.00］。

依照Olson的拱極模型，以對照組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實際得分的平均值士標準差為臨界點，將參試家庭分為3種不同的家庭類型。經檢驗，兩組家庭三種不同分型結果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患者組“極端型”、“中間型”家庭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26%，15%），x2＝72.00，df＝1，p＜0.01］，［（33%，26%），x2＝96.00，df＝1，p＜0.01］，且“平衡型”家庭比例低于對照組［（43%，59%），x2＝151.00，df＝1，p＜0.01］。

表1 患者組與對照組親密度與適應性得分比較

2.3 患者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的回歸分析：將單因素比較有差異的變量作為自變量，親密度和適應性作為應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患者在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回歸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患者家庭親密度主要由患者年齡決定，年齡越高，親密度得分越高；而適應性主要由患者在家庭的決策地位決定，患者參與家庭決定的方式越融洽，適應性得分越高。

本調查對不同性別、民族、職業、婚姻狀態、家庭居住地、收入、分型、肇事肇禍分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得分也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無差異?；颊吣赣H接受教育的程度對家庭親密度適應性無影響。

3 討論

費立鵬等在80年代對FACESⅡ進行修訂時認為該量表具有的效度能正確區分精神分裂癥病人家庭與非精神病人家庭，并認為該量表在心理學及精神病學實踐中可以作為有用的家庭量表加以發展。本研究結果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家庭親密度明顯降低，患者組“極端型”、“中間型”家庭比例明顯升高，且“平衡型”家庭比例低于對照組，與國外學者所做的研究結果一致［3］。這說明了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內部由于親密度下降而導致的外顯狀態的變化。與費立鵬的研究結果不同的是，并未發現患者組與對照組的適應性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但是兩組的得分均低于常模［2］?？紤]到寧夏屬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率低，競爭性較中部及沿海大城市低，所以家庭成員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維系家庭的情感，而在解決問題，適應不同的變化及環境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多，從而造成整個家庭體系的適應能力下降。研究還發現患者組在親密度理想與適應性理想方面的得分均高于對照組，說明患者迫切渴望家庭功能良好發揮方面的愿望。

研究結果表明，患者年齡對親密度有預測作用，這與張吉營［4］所做的研究結果一致，結合結果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家庭親密度逐漸得到提升；而患者在家庭中的決策地位對適應性有預測作用。

本研究未發現回漢民族患者家庭存在親密度及適應性的差異，考慮與對少數民族的同化及疾病診斷治療的同一性有關。當然，也不排除與樣本量的選取有關，以后可以擴大樣本量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1］Olson DH.Circumplex.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000，22（2）：144－167

［2］費立鵬，沈其杰，鄭延平，趙靖平，蔣少艾，王立偉，汪向東.“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和“家庭環境量表”的初步評價.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1，5（5）：198－201

［3］MICHAEL R，CHARLES L.QIJIE SHEN，YANPING ZHENG.Comparison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Families and Normal Families in China，Using Chinese Versions of FACES－II a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s.Special Section Family Assessment Methods.1997，36：357－367

［4］張吉營，趙紅蘇，高靜芳.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及影響因素的餓研究.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6，9（15）：80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