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英國病人》中民族身份的后殖民敘事

潘守文

(吉林大學 外國語學院，長春130012)

民族身份的實質是對民族關系的界定。海德勒指出:“擁有身份就是在與你周圍的人進行比較時你清楚自己是誰。擁有民族身份就是把自己界定為民族的一部分，知道本民族以及相鄰民族的區別性特征?！保?］258海德勒還指出:“小說對于身份構建極其重要，通過小說我們講述自己，發現我們是誰以及與他人的關系?！保?］259后殖民作家對民族身份格外關注，“后殖民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實踐?！保?］

邁克爾·翁達吉(Michael Ondaatje，1943～)是加拿大亞裔作家，出生在英國殖民地錫蘭(1948年獨立，1972年改名斯里蘭卡)，具有荷蘭、印度、泰米爾、僧伽羅以及葡萄牙血統，1954年移居英國，1962年成為加拿大公民，在加拿大文壇嶄露頭角，是一位“由多元文化培育出的、后殖民時期的典型作家”［3］28。他于1992年出版的小說《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獲得了英聯邦國家文學最高獎布克獎，他因此成了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加拿大作家。該小說以二戰為背景，將具有英國、加拿大、匈牙利和印度四種不同民族身份的人物聚到了一起。托托西認為，“小說不僅涉及加拿大問題，而且涉及國際問題，是當代加拿大英語文學的精華?！保?］也有學者認為，該小說“表現了作者超越種族、超越地域的一種新的國際性文化觀，是‘世界小說’的一個范例”［3］28。翁達吉如何處理國際題材，如何書寫人物的不同民族身份，如何界定他們之間的民族關系，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1 殖民帝國的末日

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認為，被殖民者與殖民者處于一種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認同的矛盾狀態(ambivalence)，共謀與抵抗同時存在。與此相呼應，《英國病人》對民族身份的書寫摒棄了二元對立，而采用含混敘事(ambivalent narration)，包括翁達吉所謂的“將歷史復雜化，用多個角度、多種情感來審視歷史”［5］。由于不同觀察視角之間存在著矛盾，多重視角敘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稱為矛盾敘事。借助這種雜糅敘事，翁達吉表達了一種對英國文化傳統既認同又批判的矛盾態度。后現代敘事理論認為，民族“是我們能想象出的最為復雜的事物之一，因此任何試圖全部表現它的說法都不得不使用一種整體化的策略。就是說，用某些部分或某些特征來表現整個復雜的實體”［6］?！队∪恕穼Υ笥⒌蹏臅鴮懸詳⑹鲇蠈由鐣宋锏姆绞竭M行，英國人沒有成為敘述者，翁達吉沒有賦予他們獨立話語權。他們的形象由匈牙利沙漠探險家奧馬西和印度錫克族工兵基普的轉述構成。

作為文化符號，克里夫頓夫婦代表著英國上層社會的庸俗、瘋狂、怯懦，也代表著大英帝國的形象。表面上看，奧馬西作為敘述者似乎無意貶毀英國特工杰弗里·克里夫頓，但客觀上卻將杰弗里敘述成一個愚蠢、狂妄的小丑。當得知妻子凱瑟琳與奧馬西有染，杰弗里竟喪失理智，攜凱瑟琳開飛機俯沖去撞地面上的奧馬西，結果是杰弗里喪命，凱瑟琳受傷，奧馬西安然無恙。奧馬西表面上似乎在敘述他與凱瑟琳的生死戀情，但客觀上卻對凱瑟琳進行丑化。凱瑟琳新婚不久就輕易地背叛了杰弗里，主動勾引奧馬西。奧馬西把凱瑟琳敘述成一個虐待狂，稱其為“蝎子”?！盁釕佟敝H，她把奧馬西打得鼻青臉腫，突然間又以懼怕被丈夫發現為由宣布中斷與奧馬西的往來，反而指責奧馬西無情。整個過程所折射的恰恰是這位英國貴婦先后對兩位男子的背叛、非理性的瘋狂和不應有的懦弱。二戰的硝煙剛剛燃起，克里夫頓夫婦從高空墜落，成為大英帝國江河日下的命運的注腳。另一位北非探險隊員馬多克斯(Madox)也來自英國上層社會，也是貴族，同樣體現了英國上層社會的瘋狂。也是在二戰的硝煙剛剛燃起之際，他在英國家鄉的教堂里開槍自殺。奧馬西對他的敘述同樣充滿了矛盾，一方面強調馬多克斯品格高貴，追求正義，以死抗議英國的戰爭行為;另一方面又暗示馬多克斯神經兮兮，喪失理智，是頭“瘋?！?Mad Ox)。

翁達吉借匈牙利人之口以矛盾敘事為掩護解構大英帝國，同時借印度錫克工兵基普之口構建英國上層社會的正面形象。在基普眼里，英國軍官薩?？藙拙羰撬谟鲆姷牡谝晃徽嬲募澥?。然而基普的敘述同樣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對薩?？藙拙舫錆M贊譽，另一方面暗示薩?？藙拙舻扔姽俨贿^是拉基普當炮灰。翁達吉沒有讓這位英國紳士活下來。薩?？藙拙粼谂爬走^程中陣亡。這一情節固然表征著大英帝國軍人的悲壯形象，但又暗示他們能力有限，至少是國運不佳。無論如何，翁達吉畢竟給大英帝國留了面子。

2 血濃于水，兔死狐悲

加拿大不是英國，但加拿大與英國的親緣關系有目共睹。加拿大著名學者琳達·哈欽曾談道:“如今坐落在多倫多女王公園里的喬治國王的騎馬雕像是從印度運來的，當時印度決定清除一切殖民老爺們留下的可見的標志?！保?］阿什克羅夫特等學者將殖民地分為占領殖民地(colonies of occupation)和定居者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尼日利亞和印度是占領殖民地”，而“定居者殖民地則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8］211。很多加拿大白人學者強調加拿大與印度等國一樣遭受殖民壓迫，但很多來自第三世界的學者堅持認為加拿大在民族身份、文化傳統和政治地位等方面與英美沒有本質區別。

《英國病人》以矛盾敘事的方式參與了關于加拿大民族身份的討論，由兩位加拿大敘述者通過敘述各自的經歷來完成。一位是盟軍醫院護士哈娜，另一位是她的叔叔，盟軍特工卡拉瓦喬。努力使加拿大區別于英國是兩位加拿大敘述者的重要話語特征。他們敘述了加拿大在二戰期間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同時把參戰視為受騙上當，視為對加拿大的背叛。如此敘事不僅表達了加拿大民族主義理想，而且在客觀上向大英帝國討要工錢。雖然血濃于水，但細賬還得算。類似做法8年后也出現在加拿大另一著名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說《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中，也獲得了由英國人頒發的布克獎。

與克里夫頓夫婦所代表的大英帝國上層社會的庸俗和墮落相呼應，哈娜及其叔叔卡拉瓦喬則代表了大英帝國一般臣民難以排遣的精神危機。哈娜的自我敘述充滿矛盾，一方面試圖把自己敘述成白衣天使，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受害者，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不能自救，更不能救人。戰爭的血腥扼殺了人道主義理想，她變得玩世不恭，憎惡上帝，墮掉了胎中的嬰兒，甚至偷竊死者的遺物。然而與英國女人凱瑟琳一樣，哈娜也被奧馬西所吸引。她雖然飽受戰爭之苦，卻拒絕隨部隊回國，而是堅持留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山區一座被戰火嚴重損毀、暗雷密布的別墅里，忍受艱苦的生活，獨自一人日夜陪伴奧馬西這位拒絕說出姓名和國籍，渾身深度燒傷連面目都無法辨認的所謂“英國病人”，把他當成“耶穌”、“圣徒”和“父親”，試圖從中尋找生命的意義和生存的動力。然而哈娜的敘述表明，盡管與奧馬西朝夕相伴，哈娜依舊是頹廢不堪，心力交瘁，亟待拯救。當印度錫克工兵基普出現時，哈娜迫不及待地告訴基普“我想死……我太累了”，并把基普當作救星和“爺爺”［9］103。盡管基普成功地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哈娜重新恢復了活力，但是廣島事件后基普離去，哈娜再度陷入迷惘?？ɡ邌掏瑯邮切≌f矛盾敘事的對象，既是盟軍英雄，又是一個猥瑣卑鄙的竊賊，并且一再聲稱“這都是我的國家教我干的”［9］85。

3 反民族主義的虛飾

匈牙利地處東歐，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復雜，身份微妙。兩次世界大戰中，匈牙利依附德國，戰后依附蘇聯，被稱為“第二世界”［8］231，為英美集團所不齒，匈牙利人因此成為文學作品譏諷的對象。在《英國病人》中，匈牙利民族身份主要由匈牙利人奧馬西自我敘述構成，變幻莫測，充滿矛盾。奧馬西把自己敘述成偉大的學者，無所不知，聰明絕頂，儼然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5 BC)再世，匈牙利民族的驕傲。然而小說的矛盾敘事在于:奧馬西表面上似乎充滿智慧，實質上夸夸其談、愚不可及、感情用事、玩世不恭、自私自利。

翁達吉似乎有意讓這位匈牙利人的敘述充滿漏洞。二戰伊始，杰弗里喪命，機毀人亡，奧馬西將負傷的凱瑟琳抱入巖洞，卻沒有用同伴留下的另一架掩埋在黃沙中的飛機將凱瑟琳救走，理由是沒有汽油。在徒步外出尋求救援并遭英軍盤查之際，這位絕頂聰明的學者竟然不提凱瑟琳的姓氏，反而提自己的匈牙利姓氏，不僅錯過了營救凱瑟琳的機會，而且被英軍當作間諜逮捕。他拒絕說出隨后三年的經歷，出現了敘述上的空白。三年后，他駕駛一輛卡車返回巖洞，途中卡車爆炸翻車起火，他竟然聲稱從火中弄到了汽油。他沒有將凱瑟琳的尸體就地掩埋，而是莫名其妙地將尸體搬上了那架掩埋在黃沙中近乎腐爛的飛機，飛上天空，結果“燃燒著掉進了沙漠”［9］5，被燒成重傷。

在當代西方，有學者將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混為一談，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對其他民族的仇視，是對外擴張，甚至是恐怖主義的根源。杰爾那認為，民族主義類似于宗教神話，是一種“虛假的存在”［10］。奧馬西出語驚人:“我憎恨民族。民族—國家扭曲了我們?！蚁胍ㄈノ业拿?，忘記我來自何方?！也粚儆谌魏稳?，任何民族?！保?］138此言頗受西方批評界青睞，他們認為“翁達特杰塑造了一個不受‘民族主義’束縛的鮮活形象;小說始終著墨于民族主義的陰暗面以及由民族主義煽動的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剿滅;折射出消除民族主義及其分裂性的希冀”［11］74。然而奧馬西的自我敘事表明，他所謂的“反民族主義”更像是空談。他聲稱愛上北非大漠，但是他所敘述的無非是北非阿拉伯部族的愚昧、野蠻、詭詐和色情，加入了為愛德華·薩義德所詬病的東方主義大合唱。他一方面敘述北非部族如何具有偉大的文明，如何藥到病除，另一方面又暗示他們是恐怖分子，暗藏殺機。他參與了北非部落之間的爭斗，幫助他們識別使用武器，擴大邊界，沒有任何情節表明他把學問用于促進民族和解。由于匈牙利與德國結盟與英美為敵，因此在盟軍醫院奧馬西拒絕說明身份，而是順水推舟成了“英國病人”，不存在任何深奧的哲理，所謂的“反民族主義”更像是自欺欺人，嘩眾取寵。

奧馬西的特點是玩世不恭。他在追憶與凱瑟琳的戀情時談道:“我比她大十五歲。在我這個年齡，我把自己等同于書本中那些玩世不恭的壞蛋。我不相信什么永恒，不相信什么跨越世紀的關系?！沂且粋€老人，老于世故的人?！保?］230他主動回應凱瑟琳的勾引:“我這個人一旦遇見我所要的就絕不手軟?！保?］235同伴祝福他“愿上帝保佑你的伴侶”，他則回答道“哪有什么上帝”［9］241。與凱瑟琳的命運相似，20歲的哈娜也成為奧馬西玩世不恭的犧牲品。奧馬西告訴哈娜:“希羅多德的《歷史》記錄的只有兩件事:民族之間的背叛和男女之間的戀情?！保?］119他向哈娜炫耀學問，時斷時續地向哈娜講述他與凱瑟琳的戀情，挑逗哈娜的好奇心，以至于哈娜寧愿離開大部隊，留下來全身心地服侍他一人。然而哈娜的敘述清楚表明，奧馬西的玩世不恭不能拯救哈娜，哈娜依然處于精神危機之中，直至基普到來?；兆吆?，哈娜再度回歸奧馬西的世界，直到小說結束，仍未擺脫生活的陰影。

4 積極民族主義的未來

與英國、加拿大、匈牙利不同，印度屬于東方和亞洲，是真正的殖民地。殖民壓迫導致眾多印度人漂泊海外，受到歧視和壓迫。上世紀70年代，在加拿大，“印度移民團體面臨的更大威脅來自當地人偏激的種族歧視觀念。從種族主義者的標志和尖刀棍棒的示威到故意破壞移民社區的公物乃至對移民的人身攻擊，無不充分表明當地人對錫克以及其他印度移民的敵視態度?！保?2］90年代，加拿大社會變得非常開明，但有關皇家騎警中錫克人蓄須、戴頭巾等問題仍引起很大爭議。重寫印度民族身份是《英國病人》的核心內容。與其他人物不同，基普始終代表著光明正大的民族身份。小說營造了哥特氛圍:殘破的別墅建于中世紀，布滿了德軍的地雷;電閃雷鳴之夜，精神郁悶的哈娜獨自在黑暗中彈奏鋼琴?；粘霈F了，像真正的騎士和拯救者?；沾┐髡R，器宇軒昂，彬彬有禮，潔身自好，堅忍不拔，沉穩果敢，充滿智慧。翁達吉暗示，基普近乎完美的人格來自他的宗教情懷和民族文化。他出生在印度著名的旁遮普邦，是地道的錫克人。他向哈娜介紹自己的民族文化，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充滿了自豪。有學者指出:“盡管翁達杰在加拿大生活了很久，他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南亞次大陸的文化之中?！保?3］119

基普是一個積極的民族主義者，但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對西方文明的接受體現了民族包容精神和對二元論的超越，“他似乎對國家與身份的關系有一種較為靈活的認識;換言之，他似乎摒棄那種徹底的二元論?！媚：乃囆g?！保?1］77基普的言語充滿智慧:“我的天性告訴我凡事都有其道理?！也幌矚g針鋒相對?！液茉缇桶l現被忽視的空間正向我們這些生活低調的人敞開?！保?］200他是和平使者，是排雷手，以出色的表現贏得了英國人的尊重。與阿特伍德的《盲刺客》略有不同，《英國病人》客觀上不僅替加拿大人討要工錢，還替印度人討要工錢。翁達吉指出:“大多數歷史著作將那場戰爭描寫為白人之間的戰爭，而有意忽視亞洲人的貢獻。我對此很反感。實際上，在那場戰爭中，印度次大陸的損失也是巨大的?！保?3］119

與匈牙利人奧馬西不同，基普沒有征服的欲望，他對哈娜的拯救具體而實在。小說最有詩意的場面莫過于基普以印度傳統方式為哈娜撓癢:“哈娜享受著這樣一門溫柔的藝術，他的指甲劃過她皮膚上成千上萬的細胞，在他的帳篷里，在1945年，兩個大陸在一座山城相會?！保?］226不久以后，“她用指甲劃過他的皮膚，令他陶醉?！保?］270這種場面是翁達吉對加印友誼所作的完美詮釋和衷心祝愿?；帐蔷刃?，在他的影響下，哈娜恢復了生活的勇氣;卡拉瓦喬也改變態度，對基普產生好感;奧馬西也在基普離開后慨嘆:再也不會見到這么好的年輕人了。然而翁達吉并沒有把基普寫成完人。廣島事件后基普變得激進，憤然離開哈娜，讓她承擔白人的罪過。他的做法雖然不可理喻，卻應合了小說的矛盾敘事。

5 結語

薩義德認為:“因為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保?4］國內學者則指出，“多元文化的背景使昂達吉的創作生涯從一開始就超越了某一特定文化的氛圍的約束，具有較為廣闊而自由的創作度與想象力?！保?］28《英國病人》有關民族身份的矛盾敘事折射出第三世界流散作家特有的思維方式:對第一、二世界持譴責態度，但仍留有余地，有所認同;對遭受殖民壓迫的第三世界文化予以肯定，視為人類文明的希望，同時也指出其不足，有所否定?！队∪恕酚嘘P民族身份的矛盾敘事表明，在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過程中，后殖民學者和作家正在努力充當“協商者”的角色，尋找所謂的第三空間，面向未來建構多重復合的文化身份，其貢獻理應得到充分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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