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抗戰初期章乃器對安徽財政工作的貢獻

歐陽躍峰 關成剛

（1 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3）

（2 邯鄲市第十中學，河北 邯鄲 0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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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公元1897—1977年），浙江青田人，原名章埏，“后因讀《老子》有‘陶人埏埴以為器’一語，遂改名乃器”[1]，中國近現代著名經濟學家、愛國民主人士。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縣小塬村一個破落的鄉紳之家”[1]。其祖父章楷為“清同治九年舉人，擅詩文書法，為浙東名士；好濟困扶危，富于正義感”；父親章炯“曾留學日本，民國初年做過幾任小官后一直閑居”[2]。章乃器“幼年時家道中落，‘差堪溫飽’”[1]；他在杭州省立甲種商業學校讀書的五年期間，“家計日艱，負擔不起學費”，但“他每次考試都名列第一，終于靠獎學金完成了學業”[2]。

1918年章乃器從商業學校畢業，“由校長周季倫先生介紹，當了浙江銀行的練習生”[3]。此后，憑借著頑強的毅力和過人的天分，他逐漸在金融界嶄露頭角，先后擔任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的營業部主任、襄理、副總經理等職，“成為優秀的銀行家、企業家、經濟學家”，“30年代初，他已擔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光華、瀘江兩所大學的教授”[4]。

然而，此時的章乃器并沒有僅僅滿足于個人事業上的成就，對于民族經濟的發展、國家政治的進步傾注了更多的心血。經濟方面，鑒于當時金融業最集中的上海只有5家信用調查機構，而且都是外國人辦的，這種狀況顯然不利于中國民族經濟與金融事業的發展，他于1932年6月“代表浙江實業銀行，出面聯合上海各華商銀行，成立了銀行界信用調查的公用機構——中國征信所。這是國內第一家由中國人創辦的征信所，采取會員制，章乃器出任董事長”[2]。在章乃器的領導下，中國征信所憑借“其科學、嚴密、高效率的調查工作，一舉壓倒了所有的外商征信機構，使該所成為中國的獨占事業”[5]。政治方面，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事變”，民族危機急劇加深，章乃器與其他民主人士共同籌建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初又先后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乃器一直是主持會務的領導者之一。救國會為發動民眾、宣傳抗日而發表的宣言，“多數出自章乃器的手筆，他因此獲得了‘宣言專家’的稱號”。當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迫于國民黨當局的壓力表示愿意由銀行方面資助其出國時，章乃器毅然辭掉了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的職務，“全身心地投入了救國運動中，救國會的日常經費，絕大部分是由他支付的。他自己的儲蓄用完之后，又賣掉住房，自己賃屋而居。為了救亡御侮，他不惜毀家紓難”[6]。章乃器由此很快成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并為此而一度身陷囹圄。1936年11月23日，他與沈鈞儒等七人一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是為震驚全國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7月31日，救國會“七君子”獲救出獄。章乃器甫一出獄，便書寫了“無此閑情算舊賬，有腔熱血效前驅”的聯語，表明了自己捐棄前嫌，投身抗日的決心。11月，上海淪陷，章乃器流亡到了香港。未幾，“即將就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派遣他的親信韋永成、黎蒙專程來港，邀請章乃器前往安徽”[7]。

在此之前，章乃器與李宗仁曾“有過一段足以稱述的往來”。1936年“兩廣事變”發生后，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陳劭先到上海，要求沈鈞儒和章乃器“去廣西參加他們的運動”，而且指名要章乃器當財政部長，對章表示了高度的信任。章乃器雖未應邀赴任，卻對李宗仁留下了好感。他后來說，李宗仁給他留下的 “第一個印象是樸素、謙虛”。雙方有了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礎。流亡到香港的章乃器，“抗敵救國熱情高漲，達于極度，認為我等既奮不顧身，力爭全面抗戰于前，現在抗戰已經實現，就應該獻身于抗戰事業，以共謀必然勝利之實現于后。所以，當時就一心想奔赴前線，毫不計較條件和地位”[8]。受到李宗仁的再次邀請后，他毅然決定奔赴安徽，投身到抗日救國的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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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到安徽之初，起先擔任國民黨省政府委員、代理省政府秘書長、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秘書長等職務。當時，“日軍已突破淮河防線，定遠、蚌埠相繼失守，安徽省政府已由安慶遷至六安”[9]。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的蕪湖等市縣的淪陷，嚴重地影響了全省的財政收入，“全省的農業收成僅及原來的一半，財政收入由原來的120萬元銳減到50余萬元”[10]，“職員、軍警欠餉達兩三個月，以致在國民黨內號稱地方理財能手的楊綿仲束手無策，決心引退”[11]。

安徽財政廳長楊綿仲提出要辭職，“而且去意很堅”。李宗仁認識到財政問題“是關系到他在安徽的成敗關鍵”[12]，而讓章乃器主管財政正好是用其所長，遂決定請章乃器擔任安徽省財政廳長。章乃器“先邀集財政廳的科長、秘書懇談幾次，摸清了底”，繼而“向李宗仁提出鏟除貪污、節約浪費等四項就職條件”，李宗仁 “馬上全部接受，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于是，1938年3月，章乃器在李宗仁的支持下出任安徽省財政廳長。他深入調查了解了導致安徽省財政困難、入不敷出的各種原因后，根據戰時的實際情況，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度緩解了安徽省的財政危機，為安徽省乃至整個第五戰區的抗戰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章乃器提出“公平是解決財政困難的原則”

對于當時安徽省的財政狀況，章乃器本人也十分清楚，他指出：“本省財政狀況，目前可以說十分困難。一、省庫空虛。二、所有的財政來源，大半亦已斷絕”[13]。在這種情況下，他為解決財政困難而提出的公平原則，具體包含下面三層含義：

其一是“負擔公平”。即：在財政收入方面，“一切賦稅的負擔，要與納稅人的力量相稱，不可有倚重倚輕之弊，尤不可使貪官污吏乘機中飽”。這樣一來，“賦稅的整理，固易著手，民間一切不平之氣，亦可消失于無形……不單可以解決財政征收方面工作困難，而且無形之中，還打破了社會上各階層間的摩擦，進一步即可以增加整個抗戰的力量”[13]。

其二是“分配公平”。即：在財政支出方面，“或緩、或急、或多、或寡，一切都根據實際的需要為標準，而無參加一點私見于其間”。果能如此，“就是各機關少用點，或者公務員多吃點苦，也不會有何怨言”[13]。

其三是用人公平。即：在財政廳內部的人事安排方面，不但要做到“不用私人”，而且要根據需要“引用人才”?！皟H只消極的不用私人，還是不夠；為增加行政效率，一定還要進一步的引用人才。因事求人，因材器使，務使賢能的不至屈抑不伸，不稱職的亦不至尸位素餐。同時所謂引用人才，也決不是為個人造勢力，而是為國家為社會培植一些確能做事的干部”[14]。

公平原則可謂是章乃器初步確定的整頓安徽財政的總體指導方針。此后，他在安徽財政廳的各項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進行的，事實證明也確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在財政支出方面，章乃器厲行“鏟除貪污，節約浪費”

章乃器在就任安徽省財政廳長之前，便意識到“安徽財政的貪污、浪費很大，如能鏟除貪污、節約浪費，事情還是可以做好的”[12]。經過深入調查，他進而指出：“安徽以二千三百萬的人口，負擔一千五百萬元的省縣征收，何至民不聊生？”根本原因就在于“過去人民出三個錢，政府得到恐怕不過一個，其余的兩個一個是中飽，一個是浮收；同時，政府用三個錢，國家受益的也恐怕不過一個，其余的兩個一個是中飽，一個是浪費”。因此，“只要能做到‘鏟除貪污，節約浪費’八個字，在平時，收入可以增加一倍，而人民負擔還可減輕三分之一，支出可以減少三分之二，而工作仍能照常進行。戰時即使收入減少，支出增加，然而，只要能切實整理，收支的平衡是不難的”[15]。

為了有效地貫徹“鏟除貪污，節約浪費”的精神，章乃器首先請李宗仁“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義，發通電給全省的專員、縣長和保安團隊，宣布貪污有據、浪費嚴重和扣留應該上交的稅款公款的人員，一律按軍法懲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鄭重宣布了鏟除貪污和節約浪費的方針”，并強調這“不僅是省財政的主要方針，而且是戰時省政治的重大方針”[12]。隨后，他又為實施“鏟除貪污，節約浪費”而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舉措。

在“鏟除貪污”方面，章乃器宣布“省財政在省務會議中徹底公開，打破過去財政部門用款優先的‘近水樓臺先得月’惡例。財政廳的經費收支也徹底公開，包括廳長的辦公費，打破過去廳長包辦經費的惡例”[12]。通過這些舉措，章乃器取消了財政部門人員在使用經費方面的特權，實現了財政收支的透明化、公開化，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財政部門官員貪污腐敗的途徑，同時也為安徽省其它行政部門的官員作出了表率。

在“節約浪費”方面，章乃器宣布“省財政廳對各單位的預算事先嚴格審核，事后認真查對，堅決杜絕吃空額、浮報濫支的弊端”?！盀榇?，章乃器與民政廳長張義純、教育廳長方治、保安處長丘國珍之間經常發生沖突”[16]。張、方均是安徽人，張義純是地方實力派，又與桂系淵源頗深，方治則是國民黨CC系干將，都是安徽省內有勢力的人物?！八麄冊詾檎履似魇莻€知識分子，一定不敢和他們抗爭，就官場常情來說，章乃器似乎也應該敷衍他們的面子。然而，章乃器真不愧是個有政治主張的錚錚鐵漢，他堅持原則，絕不妥協”，雙方斗爭的最終結果是“張義純和丘國珍先后被調離省政府”[17]。章乃器以自己的凜然正義贏得了李宗仁的支持，贏得了同僚和下屬的理解。

章乃器通過不懈的努力，使“‘鏟除貪污’和‘節約浪費’很快就成為通行全省的兩大口號，一時做到前所未有的弊絕風清。財政上首先就收到一大批被各縣扣留著的賦稅款項，救了省財政的窮。收入增加了，支出減少了。各部門、各級都核實了經費支出，消除了吃空額和浮報開支的漏洞，很快就做到了收支平衡而略有節余”，以至連章乃器本人都不由不感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18]。

再次，在財政收入方面，章乃器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

一方面，安徽根據地一度通貨緊缺；另一方面，章乃器也深知：“鏟除貪污和節約浪費工作，雖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它只是一種消極的節流措施，更重要的是要設法開源。[19]”為了解決貨幣流通問題，增加戰時安徽的財政收入，章乃器采取了兩項重要的舉措：“一是發行安徽省地方銀行本票作流通之用；二是設立貨物檢查處，征收貨物檢查稅?！盵20]

1938年6月，安徽省政府由六安遷至金寨。10月，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部所有直屬機關亦遷至金寨附近的古碑沖?！按笈能娬藛T都進駐到金寨一帶，軍政機關的經費開支增長很多，銀行和社會上的通貨（鈔票）卻十分缺乏”?！罢履似魃钔ㄣy行業務，他知道通貨的缺乏，不僅在政府機關，而且在社會生活上也將引起嚴重的后果”[21]。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章乃器首先罷免了擅自把安徽省銀行遷至皖南屯溪、始終不肯與省政府合作的原總經理程振基，“派財政廳代理主任秘書張善璋過江，接任省銀行總經理”，直接控制了金融機構。其后，章乃器“鑒于省銀行無權發行鈔票，而根據地又面臨通貨奇缺的困境，決定采取變通辦法，由省政府發行少量地方公債，再以公債為抵押，印發省銀行小額本票（約200萬元）作為貨幣流通”[22]。這部分本票雖然流通時間不長，發行的數目也不太大，但對當時貨幣流通極端枯竭的局面，卻起到了潤滑緩解的重要作用，同時也增加了安徽省的財政收入。對于此舉，章乃器后來曾頗為自豪的宣稱：“這樣，安徽省就有了一整套的生動活潑的戰時財政和金融，這可能是國民黨統治區各省所沒有的”。[18]

“武漢失守不久，皖北和皖西各縣的市場上就不斷發現從敵占區由小商小販運進來的各種日用商品”[23]，鑒于這種情況，章乃器仿照清代所實行的厘金制度，在安徽省內設立貨物檢查處，對于在戰爭環境中臨時形成的各種商販征收通過稅，并具體規定：“對敵占區與我區之間進出口物資分類進行查處。我區運往敵占區的第一類禁運物資為金、銀、銅、鐵、錫、腸衣、豬鬃等，查到后即予以沒收；第二類禁運物資為大豆、煙葉、棉花等等，查到后可以發還，但只準在我區銷售。對敵占區運入的物資，如果是鴉片和日貨，如日偽廠生產的布匹、紙煙、紙張、文具等，查到后即予沒收；敵占區華商廠生產的照章納稅后放行”[22]?！柏浳餀z查處設立后，稅率雖然不高，但由于每日貨物進出的數量很大，稅的收入就十分客觀”[24]?！暗?939年10月，全省共在接近敵占區地帶設立檢查處27處，分處120余處，分所200余所，人員約1500人”?！斑@一稅制的建立，很快從根本上扭轉了安徽省戰時財政的困難局面”[25]。同時，章乃器還加強了對安徽境內敵貨、私貨及資敵物資的查緝工作，通過此舉，安徽省財政廳“一面抗擊了日寇‘以戰養戰’的陰謀，另一方面也為省財政開辟了一個新的巨大來源，使省財政達到相當寬裕的境界……除了發清前任的欠薪欠餉以外，還增發了軍警的衣被，適當改善了他們的生活”[18]。

其四，在人事任用方面，章乃器培養、提拔了一批年輕有為的財稅干部

安徽戰場形勢的嚴峻和生活條件的艱苦，使得大批政府職員紛紛離職外逃。章乃器就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時，“財政廳原有120人的編制，已走了近50人”[26]，他很快便意識到“所遇到的困難，除了財政恐慌和金融枯竭之外，還有一個干部極端缺乏的問題……縣級以下人員缺乏得更嚴重”，尤其是“創辦了敵貨、私貨及資敵物資的檢查工作之后，干部荒頓成為突出的嚴重問題”[18]。針對這種情況，章乃器指出：“目前安徽省存在的問題是財政困難，機關混亂，逃跑風、貪污風很嚴重……而最重要的是招聘和培養人才”[26]。并開始著手培養、提拔優秀的財稅干部。

在財稅人員的選拔方面，章乃器認識到：“當時在安徽，要補充成百上千的能夠出生入死的戰地財政工作的干部，顯然是很困難的，唯一的出路是大膽任用青年。[27]”因此，“在他擔任財政廳長的一年多時間中，從財政廳內部到各縣、區的財政機關中，幾乎全部任用知識青年”[28]。為了挑選可用之材，章乃器“當時的一個繁重的工作是接見過往的青年”。由于戰地財政工作困難重重，許多人最初并不愿意從事省財政廳的工作，尤其是動委會工作團的青年，要求他們“到財政、稅收方面去做工作，他們在思想上抵觸很大”。章乃器為了說服他們從事財政工作，“同他們談了幾次話，著重說明財政、稅收工作同鏟除貪污、節約浪費兩大口號的關系，乃至同整個抗戰的關系……終于使他們搞通了思想”。而章乃器大膽任用青年也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動委會工作團的青年“轉入財政系統，在當時和以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們的特點是政治可靠、有初步的社會經驗和一定的文化水平。后來干訓班財會組招考學員，他們還介紹了許多青年來應考”[29]。

在財稅人員的培養方面，章乃器考慮到讓動委會工作團的青年轉行做財政工作，只能濟一時之急，若要從根本上解決財稅干部緊缺問題，必須自己動手培養這方面的專門人才。于是，他決定舉辦安徽省財政會計訓練班，并在報紙上刊登了招考安徽省財政會計訓練班學員的啟事?！柏敃柧毎嘁还厕k過三期，每期約二百人，訓練時間三個月，學員招考資格限于高中畢業生”[28]。章乃器十分關注財會訓練班的工作，為了提高教學質量，他擠出時間，親自給學員講課，當場解答學員提出的問題。財會訓練班培養出的數百名學員，“對解決當時安徽省的財政、金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僅配齊了各縣貨物檢查處的干部，而且也充實了各縣稅務局的領導骨干。這就使各縣的貪污、浪費問題以及財政來源問題得到了根本的解決”[30]。

3

正當章乃器整頓安徽省財政工作開始取得顯著成效時，他于1939年4月接到了蔣介石令其到重慶“述職”的電報。5月，章乃器到達重慶。不久，報紙上即發表了章乃器“免職另侯任用”的命令。章乃器任安徽財政廳長歷時僅一年左右。

章乃器之所以被蔣介石調離安徽，閑置陪都重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由于安徽省地方反動勢力的排擠?！爱敃r安徽的國民黨系統中，主要有三股政治勢力：一是安徽地方勢力，二是桂系，三是CC系”[31]，章乃器對安徽省財政工作加以雷厲風行的整頓，雖然對安徽省財政狀況的改善起到了明顯的作用，但也深深的觸犯了這些地方反動勢力的既得利益，造成了與他們之間矛盾的日益尖銳化?！罢履似髟诎不盏幕顒右鹆藝顸hCC分子和桂系頑固派的不滿，他們千方百計想把他擠走，以便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們侮蔑章乃器‘組織武裝’、‘勾結奸黨’，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安”[32]。最終，在這些地方反動勢力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巨大壓力下，當時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在非常勉強的情況下，終于同意把章乃器調走”[33]。

二是由于章乃器在安徽省財政工作中的出色表現，使蔣介石對他留在安徽為桂系工作心存顧忌。據章乃器自己分析，蔣介石最初同意讓他出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是由于蔣認為“楊綿仲干不了的事情我一定干不好，他是料定我會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從而結束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時也結束了桂系在安徽的統治的”。而章乃器“居然能使安徽的財政在短短幾個月內由瀕于破產轉入收支平衡而略有節余，這又是出于蔣介石意料之外了”。因此，當“有人向蔣介石建議應當重用章乃器”時，蔣介石也感覺到讓章“留在桂系統治之下的安徽非計之得”[34]。于是，在幾經考慮之后，蔣介石最終下決心以“到重慶述職”為借口，將他調離了安徽。

章乃器接手安徽省財政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政績卻十分突出。通過章乃器不懈的努力，安徽省的財政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貪污浪費減少，辦事效率提高，稅收數量增加，“不僅解決了財政困難，而且有多余的財力，可以興辦各種事業”[24]。據記載，“章乃器上任之初，曾通過孔祥熙等人的關系，以戰區田賦免征的理由，爭取到國民黨政府對安徽省財政的協款600萬元。但由于省財政在他的整飭下迅速好轉，這筆補助款只動用了200萬元”[35]。章乃器整頓安徽財政的成效由此可見一斑。

章乃器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果，與他個人品格的高尚、能力的突出是不可分的。如章乃器仿照清代厘金制創辦的貨物檢查稅制度，在當時確實收到了“化腐朽為神奇”的效用；而當后來國民黨政府將這套制度作為戰時財政的重要方針向全國推廣時，卻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章乃器廉潔無私，而又精明能干，所以在他任職期間各貨物檢查處每天經征很多銀錢，雖處于戰爭動亂時期，但財政系統的各級機構，并無貪污的事情發生。即使是在財政界混過很久的老稅務人員，也不敢胡作非為，以身試法。當章乃器去職，由楊億祖接替財政廳廳長以后，貨物檢查處很快就變成了各方面垂涎的發財機構；而貨物檢查稅也成了受人垢罵的秕政。這是不能歸咎于創始者的”[24]。

時人對章乃器在安徽省財政廳的工作也多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王北苑后來回憶說：“章乃器同志過去雖然從事過銀行工作，但并沒有搞過財政。他在時局動蕩的混亂時刻，以一個外行之身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克服了重重苦難，充裕了財政，顯示出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實干家”[36]。當初力排眾議決定任命章乃器為安徽省財政廳長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在回憶抗戰初期安徽的情況時，也不無得意地指出：“當我任皖主席時，早已羅致了抗戰前所謂‘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財政廳長，整頓稅務，頗見成效”?！白畛踉谖覀兿胂笾?，在敵后打游擊是件極艱苦的事，孰知事實證明大謬不然，大別山根據地后來竟變成敵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還要安定繁榮”[37]。

毋庸置疑，章乃器在整飭安徽省財政時所表現出來的無所畏懼的勇氣、高風亮節的品格，以及其卓有成效的理財方法，都是值得后人稱頌和學習的。

[1]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61.

[2] 章立凡.愛國民主戰士章乃器[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998，（4）：39.

[3]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七十自述[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608.

[4] 甘競存.真君子章乃器[J].文史精華，1999，（2）：26.

[5] 郉小群.章乃器：不是匆匆歷史過客[J].科技文萃，1997，（4）：145.

[6] 楊天石主編.民國掌故[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283、284.

[7]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18.

[8]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戰初期在安徽[M].華夏出版社，1997：646-647.

[9]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19.

[10] 楊鈺俠.抗戰初期章乃器在安徽[J].黨史縱覽，1994，（6）：21.

[11]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20.

[12]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戰初期在安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648.

[13]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上卷）·公平是解決財政困難的原則[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464.

[14]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上卷）·公平是解決財政困難的原則[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465.

[15]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上卷）·中國戰時財政的特質[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480.

[16]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21-222.

[17]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22-123.

[18]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戰初期在安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649.

[19]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23.

[20]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23.

[21]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23-124.

[22]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24.

[23]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24.

[24]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25.

[25]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25.

[26] 王北苑.回憶章乃器先生在安徽[J].江淮文史，1996，（3）：34.

[27]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戰初期在安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650.

[28]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29.

[29]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戰初期在安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650，652-653.

[30] 王北苑.回憶章乃器先生在安徽[J].江淮文史，1996，（3）：35.

[31]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31.

[32] 楊鈺俠.抗戰初期章乃器在安徽[J].黨史縱覽，1994，（6）：22.

[33]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安徽[M].合肥：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6：134.

[34] 章乃器.章乃器文集（下卷）·抗戰初期在安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658，659.

[35]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25-226.

[36] 王北苑.回憶章乃器先生在安徽[J].江淮文史，1996，（3）：35-36.

[37] 李宗仁，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