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人文精神的融匯——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哲學和社會認知

倪水雄

(廣西師范大學 校長辦公室，廣西 桂林 541004)

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表明，科學技術是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的最本質的革命力量。當今世界，以信息技術和生命科學等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深刻地改變了和正在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管理方式、決策方式和人際關系格局等。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科學技術的歷史發展邏輯，深刻認真反思科學技術文明和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正確認識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正確預測科技文明與人文精神的融匯趨勢，從而使科學技術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發展，同時實現科技哲學研究領域理論的創新。以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為主要內容，以解決不育問題為主旨的輔助生殖技術就正面臨如此關口。

一、輔助生殖技術相關研究現狀

自輔助生殖技術發明以來的二十多年里，針對伴生的一系列社會文化問題，相關學科從不同角度對其影響進行了探討，涌現了一大批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初步體現了現代社會科技與人文交融碰撞的新趨勢，大致有四個研究維度。

(一)生命倫理學研究

生命倫理學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門新學科，其產生與生物技術的進步息息相關。1971年，波特出版《生命倫理學:通往未來的橋梁》一書，首次提出了生命倫理學一詞，根據道德價值和原則對生命科學和衛生保健領域內的人類行為進行系統研究。國內從倫理角度研究輔助生殖技術成為相關研究的主流，成果亦集中在這個領域。如高兆明《自由與善:克隆人倫理研究》①在厘清“克隆人”基本概念的基礎上，選取自由權利的維度作為克隆人倫理問題思考的哲學本體論基礎，審視了克隆人技術及應用的合理性依據與倫理風險，提出了人類在克隆技術及應用問題上應有的自由及責任精神。何倫的《生命的困惑——臨床生命倫理學導論》結合具體的醫學案例，如生育控制、生殖技術和安樂死等，探討了生命倫理學的指導原則以及具體的困惑醫學界和廣大社會的兩難問題②。另外，很多學者討論精子和卵子能否成為商品、受精卵和胚胎是否為人、父母子女身份問題、非婚婦女可否人工授精、代理母親的道德倫理、性別選擇和無性生殖與傳統生育等問題，在分析輔助生殖技術對諸多社會倫理的影響的基礎上，建構了合理的倫理原則框架:生命價值、保密原則、寬容原則和知情同意原則等，并提出了輔助生殖技術倫理實施的具體應對措施。

(二)社會問題研究

一些學者從輔助生殖技術等新生育技術對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和社會功能變革的角度，剖析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負面作用。如樊新民《生育革命——對基因工程時代人類選擇生育的社會學探討》③一書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方法，闡明了選擇生育的社會認知度和爭議內容，未來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及在哪些方面會影響人類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綜合論述了生育技術影響人類婚姻家庭與生育和引發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他認為生育革命將會瓦解私有制的基礎，導致生活方式和思想倫理觀念的轉變、社會管理基礎的變更，并最終導致人類科學地選擇自身的進化。

(三)性別視角研究

社會性別研究的介入是近年來一種新的研究取向，由此形成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研究群體。研究者結合人權、人的能力和人的需要的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觀點加以探討新生育技術與性別的種種關聯，涉及社會性別與艾滋病、女性主義與優生學、女性自主選擇、人工流產的道德自主性、代理母親功過和女同性戀研究等。邱仁宗主編的《生命倫理學:女性主義視角》一書集中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爭論女性主義中突出的問題，包括生殖和性④。1994年，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組織的“生育、性、倫理學和婦女權益:女性主義觀點研討會”，會議論文涉及生育和性問題的女性主義視角、中國婦女和男子對生育和性的知識態度、信息實踐及其文化因素、生育和性的教育、信息、服務和技術，婦女在生育和性方面的自主性，以及生育調節計劃和服務中的價值和原則[1]27－28。萬慧進在《女性選擇輔助生殖技術的文化動力》一文中，從女性身體定位的角度研究女性在輔助生殖技術中的遭際和地位，認為技術迎合了社會的主流需要，使女性身體客觀化為肉體，女性作為活生生的身體已被淡漠和遺忘，輔助生殖技術只有成為女性的自主選擇才是合理的[2]46。

(四)技術的法律調控研究

很多學者注意到輔助生殖技術不僅涉及到社會倫理關系，更涉及一系列有關行政法、親屬法等諸領域的邊緣性法律問題。筆者認為，我國的相關立法嚴重滯后，應積極尋求合理利用新技術的正確導向和法律調控原則的有效途徑。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條文有《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公民道德實施綱要》等。

上述研究成果，均聚焦于人工生殖技術與社會倫理、法律制度的關系。從科學與人文精神碰撞、匯聚的角度討論輔助生殖技術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與傳統文化如生育觀念等的關系之研究尚十分薄弱。而通過探討技術在倫理文化和生命哲學方面對傳統文化的承繼和現代困境，解釋科技與人文的關系，豐富民眾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哲學和社會認知度顯得十分迫切。

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

當今的科技文明不僅是理性的科技發明創造，而且是與人文精神通過各種途徑努力融會和貫通，以期獲得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八^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匯，是指無論在人類認識、協調、變革自然的科學技術活動中，還是在人類探索人世和處世立身的社會活動中，都能夠受到兩種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學技術同社會協調發展”[3]14。

那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在何領域如何互動與交匯的呢?事實證明，是在科學與人文兩大核心精神看似最為矛盾和沖擊最為顯明的領域。以輔助生殖技術為代表的高新生命科學技術不僅打破了生命孕育的自然、神圣性和神秘性，而且動搖了血緣的繼承和人倫的傳遞，帶來社會倫理觀念的變化。近年來，在社會公眾和研究者中，有關輔助生殖技術的爭論蔚然成風，這些討論助推了科學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匯。這些都在提醒我們，人類在發展科技的同時是否丟掉了人間至為寶貴的東西?如何把科技文明與人文精神結合起來，這是如今最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的問題。人們的出發點并不是從根本上反對科學技術，而是關心從精神、人文倫理道德觀念和法律來規范科學技術活動，促使其健康發展和更好服務于大眾。一系列爭論和倫理詰難都是關于在輔助生殖技術實施中如何處理科技與人文矛盾，使之相互適應和協調發展的問題。

至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匯，從哲學自身的發展來說，就是如何看待科學和技術發展出來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所謂工具理性，就是科學技術所蘊涵的理性精神，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人對外部世界作理性的理解和說明，以認識成就來表達其自身的現實存在。工具理性關注邏輯與利益，強調經由對事物的理性計算、規劃和掌控，謀求利益最高化和效率最大化。工具理性往往與功利性或曰功利主義相連，這種功利主義是從精確計量和權衡的角度使人們的行為產生對大多數人最為有利的后果，而區別于日常生活中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行為和態度，現代科技創新都是這種功利的理性計算的結果，以利益最大化為宗旨，但容易忽視對人性、對社會的傷害。哈貝馬斯把從科學技術中生發出來的工具理性視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就工具本身而言，其性質并非意識形態的，而是帶有較大程度的中立性。然而，工具理性的本質是閾于主體之中的意識形態，具有引導人的思維走向的特征。由于人類的哲學反思不是恒常和長久的狀態，因而工具理性導致的思維誤區使人類在大多數時間里任意識形態操控[4]68。在哈貝馬斯看來，工具理性是一種目標定向和隱含權力象征的理性，它以對外部世界的控制為最終目標。與此相反，世界的恒常狀態是各個體間總是存在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所要求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協同理性，最終需要達到主體間的獨立、相互尊重和理解。而現代社會的現代性危機就在于，機械性和權力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協同理性和價值理性。

從這一層面看，人類在占據了改造世界的絕對主導地位之后，如若缺乏價值理性的引導，就會面臨很多困境和壓力，因為人的理性化并不是以犧牲對終極價值和意義的探尋為代價的。價值理性是在超越人類獲得和認知成就本身的基礎上，直面和探詢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如若追溯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源頭——古希臘哲學，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眼中的理性就主要表現為對流行價值的批判和反思。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根源在于他對流行價值觀的理性根基的熱切尋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推崇價值理性為人的本質和首要理性，認為價值理性并非隨著工業革命而出現的與工具理性相對立的新近概念，其伴隨人類的產生而發展。

輔助生殖技術無疑對人的尊嚴和價值構成了沖擊和挑戰。哈貝馬斯從人性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每個人只有將自己看作是人類的一個平等成員，是人種的一份子，才能避免對其他生命控制和操縱，才能避免對待他人的工具化態度。對技術應用界限的人性論論證“不是要反對科學技術的進步，而是就憂慮當前基因工程的范圍和界限是否合理”[5]20。古語有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在“有能力成為他自己”之時，對技術的應用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看作生命歷史的主體，與尊重他人的尊嚴和權利同樣重要。

工具理性，價值理性，二者孰優孰劣?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顯而易見，工具理性的弊端已經越來越凸現，表現為對人性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漠視與偏離，造成社會發展進程中人與技術的本末倒置現象。輔助生殖技術中的工具理性主要表現在生育的人工化和商業化，生命的神圣性受到褻瀆，以及在文化和社會制度、結構層面，對傳統生育文化、婚姻家庭結構和儒家倫理的沖擊。面對一系列的爭論，現代生殖技術發展過程中“人”的價值和意義被放到顯著的位置，工具理性期待著以人文哲學的價值論進行重新解答。也就是說，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認識生殖技術對不育夫婦、人的生育權和剩余質量帶來的巨大功利價值，而且要從哲學的高度以價值理性來規范技術對社會影響，從而使人類真正獲得科技與人文通融的益處。從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來看，現代科技理應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而不應該成為對人文價值理性背離的借口。

三、科學與人文精神的統一

科學史學之父喬治·薩頓主張科學與人文的統一，科學研究應該反映科學、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尤其是科學史中深邃的人性。他認為:“科學史應該是綜合完整而人性化的，它應該使科學人性化，成為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茖W是充滿人性的，無論從其起源，發展過程，還是從其結果來看都是如此，科學與人文是統一的”[6]46?！翱茖W不過是自然界以人為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始終在研究人，無論我們是研究人的歷史，還是研究自然的歷史，我們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人。我們無法擺脫人，即使我們想這樣做”[7]29。薩頓人性化的科學史觀為科學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如果我們視輔助生殖技術為科技與人文的統一，那么，在現代技術背景下挖掘生育文化的內涵也就成為了可能。

鑒于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一系列倫理、社會和法律問題，豐富民眾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哲學和社會認知度是根本，而達到這一認知的基本態度是科學與人文精神的融匯，即科學技術的運用應該關注人自身的價值和尊重社會公共價值。這需要哲學、倫理學、社會學、醫學、法學等多學科進行交叉研究，踐行人性化的科學史觀，在輿論、法律等層面進行規范。

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其研究目的就是為了探討技術發展中的價值理性，實現科學技術、社會與人的和諧。STS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肇始于歐美學界。它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規律及其應用，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的綜合性、交叉性新興學科。其研究宗旨是挖掘技術的正面價值，降低技術的負面影響，使科學技術成為人類的福祉?！八砹艘环N科技與社會、科技與人文、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新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適應了當代世界克服傳統工業文明的深層次矛盾、實現全球科技經濟快速健康發展、開創人類新文明的需要，因而受到各國學術界和社會的強烈關注”[8]1。人類發展科技的現實動因是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改善人類的生存條件，但其初衷和終極目的并不是為了膨脹物欲，而是善待生命;不是讓科技和工具主宰社會和生命，而是用科技的手段來實現人類的夢想和追求，帶著人文關懷的理念發展和健全個性，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輔助生殖技術也是如此，因此，人類需要保持清醒的理智，明辨和抵制工具理性下的生命商業化、生殖逾倫理化等問題，調適技術引發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生育文化的變遷。只有走出技術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觀念誤區，現代輔助生殖技術才能為人類的生存繁衍與發展服務，為人類自身的文化需求和人性終極價值服務。

事實證明，在科學與人文兩大核心精神看似矛盾最尖銳、沖擊最顯明的領域，以輔助生殖技術為代表的高新生命科學技術不僅打破了生命孕育的自然、神圣性和神秘性，而且動搖了血緣的繼承和人倫的傳遞，帶來社會倫理觀念的變化。這種狀況的出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匯提供了契機和需求。這正如黃瑞雄教授所言:“一些科學的新發現，技術的新發明，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給出新的合適的回答或解釋”[9]14?？茖W與人文精神的融匯的確如此微妙，二者最終將在既具同一性又具對立性的過程中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人類運用科技需要以科學人性化的理念為導向，不能只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應增加更多的人文關懷，以及對生命、倫理和傳統文化的尊重，唯有如此，科技才能為人類世界真正帶來福音。

注釋:

①高兆明.自由與善:克隆人倫理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②何倫，施衛星.生命的困惑:臨床生命倫理學導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

③樊新民.生育革命——對基因工程時代人類選擇生育的社會學探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④邱仁宗.生命倫理學——女性主義視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紀實:生育、性、倫理學和婦女權益研討會在京召開[J].哲學動態，1994(5).

[2]萬慧進.女性選擇輔助生殖技術的文化動力[J].醫學與哲學，2006(5).

[3]彭紀南.現代科技革命推動著科技與人文的融合[J].華南理工大學學報，2002(1).

[4]Habermas，J.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2 Vols.trans.Thomas McCarthy.Boston:Beacon，1979.

[5]劉俊香，邱仁宗.哈貝馬斯關于基因技術應用的人性論論證[J].醫學與哲學，2005(11).

[6]黃瑞雄.薩頓“人性化的”科學史觀評析[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6).

[7]薩頓.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8]陳凡.文化與創新－第六屆東亞科技與社會(STS)國際會議論文集[C].哈爾濱:東北大學出版社，2007.

[9]黃瑞雄.當代科學技術給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的機遇與挑戰[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