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的翻譯：再現與建構的交織

方儀力

【摘要】自清末民初以來，學界對嚴復翻譯的討論業已形成異常復雜的評估系統。雖然論者多以西學原著為基準，但對嚴復翻譯的界定卻不乏相互矛盾之處，評價嚴譯的標準也多有不同。職是之故，從翻譯的“實然”和“應然”兩種狀態出發重新認識嚴譯中的“再現”與“建構”無疑有助于嚴譯研究的繼續推進。作為一種“選擇性再現”，嚴譯不僅是嚴復自身思想體系的“建構”，更是傳統文化觀念與近代西方“新”觀念相互交融的結果，體現了翻譯的“實然”狀態。

【關鍵詞】翻譯；嚴復；再現；建構

【中圖分類號】1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026-7

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思想家、翻譯家，嚴復的譯著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面臨“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的劇變時，嚴復以“信”、“達”、“雅”為其譯事圭臬，秉持“一名之立，旬月躑躅”的精神，翻譯了11部共計170余萬字的近代西方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法學等著作，對中國近代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涤袨樵小白g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詩句。梁啟超更是將嚴譯稱之為“名著”，將嚴復本人譽為清季輸入歐化之第一人——“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系者，復其首也”。通過翻譯，嚴復不僅引入了自由、民主、進化主義等新的思想和政治理想，更借用譯著中的序跋、按語、注釋等“副文本”將中國傳統文化投射到了譯介的西學中，探討了如何認識西學、如何立國、如何尋求富強等近代思想界力求澄清的重大問題。

鑒于嚴譯在近代史上的重要性，自清末民初以來，學界針對嚴復翻譯的討論從未停止，著名學者吳汝綸（1897）、梁啟超（1902）、蔡元培（1923）、胡適（1923）、張君勱（1923）、賀麟（1925）、魯迅（1931）、錢鐘書（1964）、李澤厚（1979）都曾撰文討論過嚴復的翻譯。臺灣學者黃克武在梳理了百年以來的嚴譯研究后認為，學界對嚴復翻譯的討論業已形成復雜的評估系統，不僅包括對嚴譯的評論，還包括了對于評論的再評論。然而，考察這些評論和再評論卻可以發現，雖然論者充分肯定了嚴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但對嚴復翻譯本身卻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解讀，較有代表性的有“創作”、“達旨”、“意譯”、“直譯”、“變譯”、“編譯”、“非正道”等等。從整體上看，上述解讀似乎都以西學原著為基準，但結論卻不乏相互矛盾之處。由此而來的問題是，評價嚴譯的標準是什么？界定直譯、意譯、創作、達旨的理據是什么？通過上述“復雜的評估系統”所建構的譯者嚴復的形象是統一的還是分裂的？又該如何繼續推進嚴復翻譯研究？事實上，翻譯觀念不同，認識翻譯行為和翻譯結果的角度也就不同，探討嚴復的翻譯需要充分理解翻譯本身所具有的“實然”和“應然”兩種不同狀態。本文從翻譯學和思想史兩種研究途徑出發，通過重新解讀“翻譯”這一基本概念，提出跳出翻譯的“透明再現”藩籬，重視翻譯中的“再現”與“建構”是充分認識嚴譯及嚴復身份認同和文化取向的切入點。

一、翻譯：再現和建構的交織

“信、達、雅”是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所提出的翻譯標準，百年以來的嚴復翻譯研究也多從“翻譯理應求信、求達、求雅”的角度來評論嚴譯，側重于找尋嚴譯與原作的異同。就嚴譯的內容而言，賀麟曾將嚴譯與西學原書的內容進行對比，批評嚴譯對源語文本多有刪減：介紹進化主義時刻意忽略其生物學研究及其發生的方法，介紹英國功利主義時只注重對國人努力富強的勉勵，卻忽略了其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诖?，賀麟認為“嚴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有意思的是，李澤厚卻持恰恰相反的觀點，盛贊嚴譯在西學引介上所表現出來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學理性：“盡管政治路線可以有所不同，翻譯形式可以大有發展，但就介紹西學、新學的整個理論水平說，卻并沒有超過嚴復?！痹谡Z言層面上，張君勱對嚴譯使用文言文明顯表現出不贊成的態度：“其立言之際，務求刻肖古人，以古今習用之語，譯西方科學中之義理，故文字雖美，而義轉歧混?！钡容o卻認為：“嚴復、林紓之翻譯，與夫章士釗之政論之所以有價值者，正能運用古文之方法以為他種著述之用而。嚴氏之文之佳處，在其殫思竭慮，一字不茍……故其譯筆，信達雅三善俱備?！焙茱@然，在如何看待原作與譯作之間的理想關系這一問題時，論者似乎存在著分歧。即便如此，上述評論所表現出來翻譯理念卻似乎是基本一致的，即作為翻譯，譯者所追求的仍然應該是譯作與原作在各方面的一致。這也解釋了為何在談論和思考嚴復的翻譯時，部分中外學者會使用“失真”（distortion）、“改寫”（paraphrase）、創作（creation）等評語。

但翻譯真的只是一種“透明的再現”嗎？事實上，由于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的工具，一種結構，更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語言的背后有著各種交織的社會文化觀念，作為一種語言轉換活動，翻譯所傳遞出來的除了普遍認識上的意義和形式更有不同文化觀念的碰撞。而在言義關系上，由于翻譯包含了兩次意義的生成過程，首先是原作者賦義、原文文本傳義、譯者釋義，然后是譯者賦義、譯文傳義、譯文讀者釋義，因而各種不同的主體觀也同樣影響了翻譯的過程和結果。換言之，翻譯的產生和接受與各種語言、文化、主體觀念有著莫大的關系。這樣一來，原作與譯作在語言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就使得“與原作在各方面完全的一致”的“再現”只能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翻譯的實然狀態是譯者在努力求得“忠實”的過程中受到了各種文本內（textual）和文本外（extratextual）因素的限制，不得不采用特定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對目標語文本進行調整。西方當代翻譯理論家皮姆（Anthony Pym）曾提出：“任何翻譯都至少包含以下幾個部分：翻譯技巧、源語文本、翻譯目的、翻譯觀念（‘譯為何）以及譯者?！狈g策略之制定，源語文本之選擇、翻譯目的之明確、對翻譯的理解以及譯者的主體性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翻譯中幾乎無法求得“完全一致的透明再現”。因此，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和實際的翻譯過程中，通過翻譯所再現的不是“透明的實在”，而是語言觀、文化觀和主體觀等各種觀念共同影響下的一種“建構”。

由此可見，從“忠實”或“信”的角度切入所展現的只是問題的—方面，即翻譯的應然狀態，“表達的是價值判斷，回答的是譯者應該如何行動的問題，其功能在于引導譯者的價值選擇，規范、約束譯者的行動”。問題的另一方面，翻譯的實然狀態仍然值得研究者予以足夠的重視。換言之，翻譯中不僅有對原作的“再現”更有新的“建構”?？疾旆g中的“再現”與“建構”過程也是考察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如何碰撞交互，譯者的文化歸屬和身份如何影響其翻譯行為和翻譯接受的過程。也即是說，“翻譯提供了一個文化自我指涉或者說自我界定的獨特的標識?！蓖ㄟ^翻譯所凸顯出來的差異有助于譯者從“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去重新認識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文化。正如賽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的：“身份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最終都是一種建構，這種身份建構牽涉到了自我的對立面和‘他者的構建，而且總是訴諸于對不同于自我之差異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笔煜煞N語言文化的譯者處于兩種文化的交匯和重疊部分，通過翻譯所凸顯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使譯者得以重新觀照本土文化、他者文化和自身的文化取向?？梢哉f，翻譯中的“再現”與“建構”是理解譯者文化歸屬和身份問題的重要尺度。進一步而言，譯者在翻譯時實際并非是從一個固定的文化取向出發去否定傳統文化或肯定“新”文化。他很可能面臨著諸多路徑上的選擇，不斷地去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精華，思考著古與今、新與舊的關系。

事實上，作為譯者的嚴復顯然意識到了翻譯中的“再現”難題——“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于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比绻g“隔塵彌多”，如果嚴復務求通過翻譯來“求真”，如果嚴復依照自己對翻譯的認識來從事其翻譯事業，那么就不能從“失真”、“改寫”或“創作”的角度來理解嚴譯，而要從翻譯的角度，即翻譯中存在著“應然”與“實然”兩種不同狀態出發來考察嚴譯。作為西學引介者的嚴復理應完全再現原作的方方面面，卻因為特殊的原因“改造了西學”。嚴譯中所“再現”的是什么？又“建構”了什么？嚴譯中的再現與建構與嚴復的文化身份認同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篤信傳統理念的嚴復與崇信西方近代主義思想的嚴復，哪一種理念左右了嚴復的翻譯？在信或不信，達或不達，雅或不雅等問題之外，這些問題無疑亟待追問和反思。

二、嚴復翻譯中的再現

要充分考察嚴譯中的“再現”，首先需要清理嚴復的翻譯目的和翻譯選材的標準，即“為何譯”。嚴復自15歲進入馬尾船政學堂后開始系統學習西學，但直到1896年甲午戰爭后才開始專致翻譯之事。吳汝綸在為《天演論》作序時曾提到嚴復之所以投身翻譯，其最初的目的在于“救世”。嚴復選擇《天演論》作為其第一本完整的翻譯著作即是明證。據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中記載，嚴復是在1895年受到甲午戰爭中國割地賠款的刺激才開始翻譯此書的：“和議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專力致于翻譯著述。先從事于赫胥黎之《天演論》，未數月而脫稿?！彼^“天演”是指“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自然之機，必至之勢”，強調人類社會充滿了激烈的“競爭”和“適應”過程?！疤煅荨迸c“保種”關系密切，只有明了“天演是必至之勢”，才能通曉“自強”之道。因而在《天演論》“譯者自序”中，嚴復提及了其選擇赫胥黎著作的原因：“赫胥黎氏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庇纱丝梢?，嚴復在翻譯之前已充分了解斯賓塞和赫胥黎二人關于“進化主義”的分歧，且明確反對斯賓塞理論中“任天為治”的思想，轉而強調“以人持天”的概念，也即是“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換言之，嚴復翻譯《天演論》的根本目的是要提出“天演”這一重要的概念以幫助世人意識到人類社會及其制度都是“天演”的結果，從而接受“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的進化主義思想。這對當時正處在“大一統”傳統世界的國人來說，無疑有振聾發聵之效用。

在這樣一種歷史語境中，《天演論》所再現的“進化主義”思想已經被譯者嚴復事先限定為一種歷史進步的思維和方式，與社會的發展聯系起來了。不僅如此，嚴復用這樣一種“再現”的方式向世人傳達了一個重要的理念，即可以通過引進西方觀念來“爭自存、圖自強”。為了進一步傳播自己的這一觀念，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一系列文章。他認為自強保種極為迫切，但文明富強更為重要。引入“泰西之學”正是因為需要從西學中尋求到“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方法。

至于嚴復所謂的“西學”是什么，嚴復曾對此作過簡單解答：“茍扼要而談，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薄镑韨纬缯妗敝傅氖恰拔鲗W重達用而薄藻飾，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數諸學，則借以教致思窮理之術?！薄扒揭詾楣笔侵浮耙怨伪姸F自由”。由此可見，嚴復眼中的西學其實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中國所本無者”，能從“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如果近代西方的社會體制、法制體系和價值觀念屬于嚴復所謂的“已然已知者”，那么中國社會的民智開啟、社會富強就屬于“未然未知者”。對嚴復而言，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的富強是與其近代科學文化的進步有密切的關系，因此近代西方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法學、教育學等不同學科所構成的復雜系統被嚴復視作是最好的參考系，指引中國尋求富強之路?；氐椒g上，如果確如嚴復所說——“所愿者，多成幾冊譯書，使同種者知彼族所為何事，有所鑒觀焉?！眹缽偷姆g已由最初的“救世”轉換為系統引介西學，其翻譯的最終目的旨在為傳統中國社會的全面富強提供一個可資仿效的參照系，建立一種有關“文明社會”的普遍性知識體系。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不難發現嚴復這一翻譯目的使得嚴譯從一開始就絕無可能成為原作的“透明再現”。

嚴復獨特的翻譯目的也揭橥了嚴復在選擇源語文本時的主要標準，即該文本是否關注社會的進步和發展?，F已出版的九本譯著——從《原富》到《美術通詮》——雖然涉及不同領域，但卻都是從各個專業領域出發探討如何尋求國家的長遠發展。以嚴復的第二本譯書《原富》，也即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為例。雖然該書探討的是近代經濟學的各種現象和原理，但在作者所主張的“自由放任、不干涉主義和最小政府”背后卻是斯賓塞對如何維護英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思考。因而在《原富》“譯事例言”中，嚴復特別說明該書雖屬“計學”但卻應譯為“原富”的原委——“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之正法?！币簿褪钦f，嚴復選擇該書正是因為該書詳盡地分析了自由經濟政策與英國在世界市場強大的競爭力之間所存在著的必然的關系，能為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嚴復選擇翻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也是由于“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與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鞍l?？浦既ぁ钡摹叭簩W”被嚴復作為統領其他學科的中心，不僅能闡明“治亂盛衰之緣由”也能說明“民德醇漓翕散之由”。但僅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角度還不足以為國家的富強構架藍圖。有鑒于此，嚴復引入了甑克斯的《社會通詮》（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該書作者在史料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必須經由“蒙昧社會”、“野蠻社會”和“文明社會”等三個不同階段。受到甑克斯的啟發，嚴復認為社會的進步是“必趨之勢，必循之軌”，既屬于宗法社會也屬于軍國社會的中國近代社會也必然要從“蒙昧社會”進入到“文明社會”。然而新的問題是在社會進步時又應該如何處理國家、民族和個人（小己）之間的關系？嚴復試圖在穆勒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中找尋到上述問題的答案。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嚴復所選擇的著作都屬于“最淺最實之普通學”，為闡釋“社會”、“國家”、“個人、“體制”之間的關系提供有效的方法和工具。

概言之，上述關于嚴譯翻譯選材和翻譯目的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嚴復本人的思想是逐步發展的，其翻譯是要為近代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有效的參照系。如何從西學中尋求到一個重構富強文明的社會的原理和方法是嚴復在選擇源語文本的關鍵所在。按照這樣的理解，源語文本中經濟、社會現象就不是作為譯者的嚴復所要著力“再現”的內容。于是對于源語文本中所出現的有關西方社會的現象和事例，嚴復有時會加以省略和概說，有時會采用換例的翻譯方法。對此，嚴復在《原富》曾作過一定說明：“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義譯之。其他……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之?！睆倪@個意義上而言，嚴復的翻譯并不是源語文本事無巨細地復制而是譯者的“選擇性的再現”。在翻譯中嚴復所關注的重點在于如何“再現”原書的義理，并將這些義理與中國傳統理念加以對照、鑒別和理解。通過這些引介的義理，世人得以“觀化察變，見其會通”，從而開啟民智，步近代西方的后塵走上富強之路。

三、嚴復翻譯中的建構

事實上，在嚴復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翻譯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斑x擇性再現”充分說明了兼具思想家身份的嚴復是如何思考中國傳統社會的改造與發展的。正是憑借翻譯，嚴復逐步闡釋了其理想中的“富強文明”社會的雛形，為傳統社會的改造指明了方向。李澤厚認為嚴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在于“他是中國資產階級主要的啟蒙家，他代表了近代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找真理所走到的嶄新階段，他帶給中國人以一種新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起到了空前廣泛影響和長遠作用”。但這種“嶄新階段”不僅不是將傳統文化觀念完全剔除，反而是傳統文化的連續性與西方新觀念長期博弈的結果。在翻譯中這種結果表現得更為明顯。作為一種存在和思考自我的方式，翻譯是對他者的包容和對差異的尊重。傳統文化觀念與西學新觀念在嚴譯中相互呼應，幫助身處傳統社會中的嚴復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了傳統文化范疇中的現象，并將自身對兩種不同文化觀念的理解融會到了翻譯之中。由此，嚴譯不僅是嚴復自身思想體系的建構，也是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觀念相互建構的結果。

以嚴復最初引介的“進化主義”思想為例。在《天演論》之前，“進化主義”的觀點已經被視作西方“格致”的一部分，通過外國傳教士的翻譯傳人了中國。嚴復摒棄了其中的生物進化主義觀點，選擇了赫胥黎的著作，試圖將“進化主義”與社會進步聯系起來。在譯作序言與按語中，嚴復多次比較了斯賓塞和赫胥黎兩人不同的進化主義觀念。斯賓塞的進化論強調社會及自然各個方面的進化發展，社會的“進化”就是社會的“進步”。但赫胥黎卻認為所謂的“進化”不僅包括了“進步”還包含著從復雜到簡單的某種“退步”現象。對赫胥黎而言，人類社會的良心本性和道德準則必然會影響社會的進步，因而他堅持將道德范疇引入到對“進化”問題的討論中。正如嚴復在《天演論》按語中寫道的，“斯賓塞爾之天演界說日：‘天演者，翕以聚質，辟以散力。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條貫，而以保種進化之公例要術終焉?！薄短煅菡摗分械摹斑M化主義”思想否定了“進化”中的“退步”現象，強調進化中必然存在一定的道德范疇，“使民之從教而善變”。如王中江所言：“嚴復的進化主義，已經不是簡單地在斯賓塞或赫胥黎之間（或者傳統和現代之間）左右取舍，挑挑揀揀的問題，嚴復的進化主義是屬于‘嚴復的，是經過嚴復的吸收和消化之后而形成的‘觀念形態?！?/p>

然而，在這種“嚴復式的”的思想建構中既有傳統文化觀念影子也有西方近代思想的影響。作為譯者的嚴復身處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交互之中，一方面儒家思想和宗教神秘主義等傳統觀念影響嚴復的思維方式，使得嚴復在理解西學時無法脫離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文化觀念又賦予了嚴復全新的世界觀。嚴譯中的思想建構是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與西學相互闡釋與再闡釋的結果。以嚴譯中的重要概念為例。按照明清時期西方耶穌會士的譯法，從西學輸入的新概念應采用音譯。但嚴復卻提出了“自具衡量，即義定名”的方法，并將這樣一種翻譯方法解釋為：“蓋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學最古太初之意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申之意，而后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币布词钦f，如果沒有“回觀中文，考其相類”的工作，嚴復所引介的西學概念可能無法做到他所希望的“在己能達，在人能喻”。如“right”這一概念，嚴復認為譯作“權利”，是“以霸譯王，于理想為害不細”，為了與“義務”（obligation）與“責任”（duty）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嚴復引用了《漢書》、《經義述聞》、《管子》等典籍，用“直”來指“民生之所應享”。李澤厚因而認為：“嚴復是為了介紹西學，而用霍布士、洛克、亞當斯密、斯賓塞等人的觀點來援引、評點、估量和議論中國古人?！辈⑶掖颂幍摹盎赜^中文”并不意味“復古”而是為了尋找到一個恰當的譯名。嚴復將“liberty”譯為“自繇”即是明證：“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譯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為古也。視其字依西文規例，本一玄名，非虛乃實，寫為自繇，欲略示區別而已?！闭沁@種恰當的譯名，如嚴復在《天演論》序言中所言，同時使得譯者“轉于西學，得識古之用焉”。

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嚴復作為譯者務求在深入理解原作的基礎上，傳達出原文的意義，并試圖從傳統文化系統中尋求到有效的途徑去認識這種異域的新觀念。這種認識反過來又幫助譯者更好地理解了傳統文化中的關鍵性概念。因而，在嚴譯中傳統文化觀念與西學觀念是一種相互建構的關系。這種建構也同時體現了傳統文化與西學之間存在的巨大的張力。此張力不僅說明了譯者在翻譯中處于兩難的境地，更凸顯了譯者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取向。作為傳統文化中的舊儒，嚴復無法脫離傳統文化觀念去引介和建構西學的。因而嚴復引“荀子”以證“群學”的重要性，引《大學》的絮矩之道以明“自繇”。然而，在另一方面，作為西學引介者的嚴復又常常從西學的觀點出發，去反思和嘗試“改造”傳統社會與文化。如嚴復從“群學”去反思“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從“自由”去體會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觀點。這樣一來，兼具譯者和思想家兩種身份的嚴復就并非處在固定的文化群體之中。而是處在兩種文化的交互部分，其身份也是在不斷的轉換和建構之中的。處于傳統文化與西學兩種語言文化的交互之處的嚴復正是從兩種語言文化同時出發去思考社會進步，謀求“富強文明之路”的。這也說明了在嚴譯中傳統文化與西學存在著一種十分復雜的交融關系，嚴譯中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是一種相互呼應的關系，使用“全盤西化”、“返本復古”等非此即彼的標簽去界定嚴復的身份認同并不十分恰當。

結語

翻譯的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存在著差別。翻譯所“再現”的原作與真正的原作也同樣存在著差別。作為翻譯家的嚴復引入了一系列近代西方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著作，力求“選擇性的再現”原作的精神和義理；作為思想家的嚴復卻一直嘗試采用特定的翻譯方式將其對西學、傳統、富強、自由、民主、群己等重要觀念的認識投射到譯介的西學中，并逐步建構起了自身的思想體系。兼具不同身份的嚴復在翻譯時處于兩難的境地，可以說，他既是傳播西方“進步”思想的先驅，也是改造西方思想的舊儒。譯著中的再現與建構清楚地展現了嚴復本人思想的建構以及傳統文化觀念與西方新觀念的雙重轉化。事實上，也正是這樣一種交融使得嚴譯在中國近代史和翻譯史上自有其獨特的位置。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所提出重要概念“后續生命”（afterlife）為嚴譯中的“再現”與“建構”做了最好的說明：“如果一部譯作不僅僅是傳達題材內容，那么它的面世標志著一部作品進入了它生命延續的享譽階段。與拙劣譯者的看法相反，這樣的翻譯不是服務于原作，而是其整個存在都來自原作。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譯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開放，這種不斷地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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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