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與鴟鶚：誤讀的圖像與誤解之歷史

趙李娜

【摘要】“饕餮”之原始含義乃是商人之祖神“玄鳥”亦即“鴟鶚”，“饕餮”與“鴟鶚”皆是周人對商人祖神崇拜之話語改造與重新建構之產物。由此推及，承載饕餮傳說的“大禹鑄鼎”、“鑄鼎象物”之傳說也是周人政治意識形態話語重塑之產物，這_系列文獻記載體現了中國上古社會深刻變革背景下對人們思想之影響。

【關鍵詞】饕餮；鴟鶚；大禹鑄鼎；周人；話語建構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058-7

在商周青銅器紋飾的研究中，對于“饕餮”與“饕餮紋”的探討始終是長期困惑著學界的一個重要問題，多年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名實、起源、類型及內涵四方面來展開論述^[1]，在某些方面逐漸已有較為一致之觀點，也有尚未統一之部分，因此尚有可以探討之空間。筆者在此仍想就“饕餮”最基本的名實和內涵做出討論，試著摒棄以往糾纏于“饕餮紋”是否饕餮還是獸面的較為一概而論的認識論觀點，提出大膽假設：“饕餮”與“饕餮紋”確有此物，但又并非商周青銅器上面獸面紋之全部，而是其中之一種，即從圖像型式來說是，“兩個側面的鴟梟經抽象組織而成”^[2]，因為“饕餮”之含義乃是商人之祖神——“玄鳥”亦即“鴟鶚”，“饕餮”與“鴟鸮”皆是周人命名之產物，其社會背景便是周人對商人祖神崇拜之話語改造與重新建構，由此推及，承載饕餮傳說的“鑄鼎象物”之神話傳說也是周人政治意識形態話語重塑之結果，有關于這一系列的文獻記載體現了中國上古社會深刻變革背景下對人們思想之影響。以下筆者將從饕餮與鴟鶚之關系、“禹鑄九鼎”傳說之虛妄兩方面來展開議題。

一、“饕餮”與“鴟鶚”：誤讀之圖像與誤解之歷史

關于饕餮與鴟鶚，早在1997年《殷都學刊》上就有李慧萍、賀惠陸^[3]兩位學者提出二者存在著某種聯系，他們認為“縱觀殷商青銅器之饕餮紋，特別是早、中期饕餮紋，許多其實是由鷹類飛禽的主要特征組合而成的”，并認為“殷商時期這類以鷹類特征組合的饕餮紋有可能就是以鴟梟為原型，它是由兩個側面的鴟梟經抽象組織而成”，兩位先生從圖像型式上提出這樣的見解，可謂一針見血，這點筆者十分認同。但是另一方面，這兩位學者對于“饕餮”與“饕餮紋”名實問題之認識又顯得不是十分清晰，例如他們認為：“盡管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的形象與殷商青銅器上的所謂饕餮紋飾差距甚大，但也沒有改名的必要”，這一點筆者又有不同看法。我認為，既然兩位學者已經就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雖然他們認為這種紋飾其實并不能成為饕餮紋）與“鴟鶚”的關系做了一番探討，如果再繼續研究下去，厘清二者關系應該是順理成章之事，亦很有可能能解決“饕餮”與“饕餮紋”名實問題，因為這始終是青銅紋飾研究中一個重要而不可回避的話題。以下筆者就將圍繞著“饕餮”與“鴟鶚”在古代文獻中的出現背景重新作一番梳理，通過比較二者在語指、字義等方面之同質性表現，以期還原“饕餮”在商周社會中之真正含義。

首先，從文獻記載來看，饕餮與鴟鶚之“性情”在商周之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有頗多相似之處。

我們先大致依照時間順序來看文獻中有關于“饕餮”的記載：

《左傳-文公十八年》載：“縉云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渾敦、窮奇、梼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边@是“饕餮”首次在史籍中“亮相”，時為春秋階段。

戰國時期記載有饕餮的文獻有《韓非子·亡征篇》曰：“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庇滞瑫栋私浧穼懙溃骸百t者止于質，貪饕化于鎮，奸邪窮于固?！贝蠹s同時期的《呂氏春秋·先識覽》中“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一句，首次將饕餮與青銅器聯系起來，同書中有大量諸如，“周鼎著倕”（《審應覽·離謂》）、“周鼎有竊曲”（《離俗覽·適威》）、“周鼎著鼠”（《恃君覽·達郁》）等記載說明戰國時呂氏門人所看到的傳世青銅器之上有很多動物形象。綜上所述，戰國諸子文獻中的記載都是為了說明饕餮在政治上的惡行，這說明到了戰國時期，饕餮之“形象”已經基本確定，以后史籍中的有關于記載基本不出這些范圍，有很多是對于之前記錄之進一步演繹或者說明，如：

《史記·五帝本紀》：“縉云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貨之饕餮，比之三兇，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兇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魁，于是四門辟，言毋兇也人也?！贝硕巍墩x》注曰：“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餮?！?/p>

《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性好強，好息，積財不用，善奪人谷物。強者奪老弱者，畏群而擊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p>

《山海經·北山經》有關“狍鶚”條后，郭璞注云：“為物貪，食人味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蹲髠鳌匪^饕餮是也?！庇终f“狍因咆”?！渡胶＝泩D贊》：“狍鸮貪婪，其目在腋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边@就更直接地把“狍鶚”這種神話怪物與青銅器圖案聯系了起來。

由上述一系列文獻可見，“饕餮”不論作為一種兇獸名稱還是人名、族名，其為人們所共同認知的性格都表現為貪婪。

再來看文獻中“鴟鸮”之情況，《詩經·豳風·鴟鶚》應該是現在所見最早的描述“鴟鶚”之文獻，其詩曰：“鴟鶚鴟鶚，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據，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瘩，日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對于這首詩之內涵，歷來有很多爭議，但是無論爭論如何，《鴟鶚》一詩奠定了鴟鶚聲名之基礎，這一點是為大多數學者所承認的?？傊?，從周代開始鴟鶚已經成為惡鳥，在其后的文獻中還可以找到人們對這種鳥的認識，如漢代儒生朱穆在《與劉伯宗絕交詩》中云：“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覽，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腐臭是食。填腸滿滕，嗜欲無極。長嗚呼風，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絕，各自努力！”從此詩可以看出，鴟梟所代表的不單是貪婪、不潔、與鳳相對立的一類禽鳥形象，且其性格竟似可以與饕餮對舉，這說明了在漢代人心目中鴟鴉與饕餮之性情、地位竟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及至后漢王逸注《楚辭·九嘆·憂苦》中“鴟鶚集于木蘭”一句時，亦將“鴟鶚”稱為“貪鳥”^[4]，從中亦可窺探“鴟鶚”與“饕餮”在周以后心目中的形象是如此趨同。

再看饕餮之字義，二字均從“食”，皆為貪之轉音。又，“饕”字從號；“餮”字亦作“夠”，《說文》：“飻，貪也”，而其右“（人/彡）”字，《說文》亦釋為“新生羽而飛也”，一語道破了饕餮實質上所具有的禽類特征。

由此，“饕餮”與“鴟鸮”之表面聯系成立，其深層文化含義見下文詳述。

“鴟鶚”，又稱“鶚”或“梟”，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貓頭鷹，千百年來一直被中國人認為是“食母”、“不孝”、“不祥”之惡鳥，但其在史前藝術品卻屢屢出現，有些在功能上還表現為較為肅穆之禮器性質，這就使得當代學者對于這種猛禽的原始文化意義進行再思考和探索。1980年代就有學者通過研究連云港將軍崖巖畫中雙目動物形象從而認為其表現的就是“鶚”，且為“鳳凰”之原型^[3]。早先還有劉敦愿先生在《中國古代藝術中的梟類題材研究》^[4]一文中認為，鶚在中國上古時代特別是商代是受到人們崇拜的一種猛禽，西周中期以后隨著人們迷信觀念的改善和思想的解放，使得人們漸從將其看做是一般鳥類到徹底把它看做是不祥、不孝之鳥。近年來葉舒憲先生通過深入研究認為貓頭鷹乃是史前先民崇拜的具有死而復活神性之女神形象，“從文化功能上看，后代作為不死鳥和再生象征的鳳凰，顯然是以史前普遍崇拜的鴟鶚為一個重要原型的”，而“史前源遠流長的貓頭鷹女神信仰在商周以后的中斷和失傳，是造成《詩經·鴟鶚》篇文化誤讀的主因”^[7]。更有學者認為鴟鴉就是商人所崇拜的、同時具有臥中和祖神神格的“玄鳥”，持此觀念或相近之論者有孫新周^[8]、王小盾^[9]、馬銀霞^[10]等。對于鴟鶚之文化含義在后世之漸衰并走向反面形象的這一過程之原因，常慶林和孫新周等學者認為是商周革命導致的意識形態之結果^[11]，逯宏先生^[12]亦認同鴟鶚即是商人祖先“玄鳥”的說法，并進一步提出：文獻中的“鴟鶚”之名，最早出自《豳風》，當是周人對這種鳥的稱呼；“玄鳥生商”最早見于《商頌》，必是承襲了商人的說法，即“鴟鶚”之名乃是周人對于玄鳥神話接受之結果，此說甚為精當。逯先生還認為，周人堅稱玄鳥為燕子，但近年來的考古卻發現，殷商人崇拜的是鴟鶚，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之_就有“商周易代造成了殷商族群的集體失語，玄鳥神話被異族周人有意或無意地誤讀”，筆者認為這種推斷當無誤，據我們了解，周人在殷周革命之后對于政治話語權力的重構和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如“殷”、“衣”，就是周人實際上指商人為夷人而對其采取的稱謂^[13]。既然能將商族的名號稱謂在周人口中都另有一套，那么商人所崇拜的玄鳥在周人口中為“鴟鸮”亦不足為奇，況且商族周族本來地域不同，若言“玄鳥”和“鴟鶚”是兩地方言不同之稱謂，也是成立的?？傊?，“玄鳥”與“鴟鶚”乃是商周人對于商族祖神的不同稱謂。

巧合的是，饕餮在甲骨文、金文中亦并無此字^[14]，這就使我們又懷疑饕餮之名到底是周之前就有的，還是亦如鴟鶚一樣是周人之話語產物？檢視饕餮在古文獻中第一次出現，是本文開頭引用過的《左傳·文公十八年》“縉云氏”一段，從此后的文獻中我們亦能感受到“饕餮”不論作為動物名稱、人名或族名，在人們心目中皆為“貪婪”之“害人”形象；但仔細品讀史料，從“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兇族”一句似可窺見，其惡名之形成并僅僅因為其貪婪那么簡單，若我們對上古社會國家形成之初的制度變革和族群斗爭稍有了解的話，就會感悟到：饕餮之名聲的“敗壞”應該與政治變革聯系甚密，其亦為“殷周革命”背景下思想意識轉變之產物；正如黃厚明先生所說的那樣：“《左傳》言及的‘四兇，除縉云氏外，還有帝鴻氏、少嗥氏、顓頊氏，在周代‘天下之民那里，他們分別被冠以‘饕餮、‘渾敦、‘窮奇和‘梼杌等惡名，而在殷商時期，他們卻是殷人頂禮膜拜的遠祖。如果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歸結為周人壟斷政治權力話語的結果，似乎并不為過?！?sup>[15]

二、“禹鑄九鼎”傳說之虛妄

饕餮的誤讀與鴟鶚的誤解，是殷周革命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周人對商人思想意識形態話語權改造、重構之結果，著名的“大禹鑄鼎”傳說也是以這種改造為起始，東周諸子甚至漢儒參與上古史話語重構之產物。

“鑄鼎”一事最初載于《左傳·宣公三年》，具體情境為：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周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建立、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p>

這是第一次提到夏朝鑄九鼎。至戰國時《墨子·耕柱》中記載為夏啟鑄九鼎，到《史記》、《漢書》始見禹鑄九鼎之說，之后諸典皆延續此說，正如有些學者提到的那樣：“禹鑄九鼎流傳了兩千年，大家都當做信史一般去看待……當疑古思潮盛行時，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開始了對上古史的破壞……在此背景下，禹鑄九鼎的傳說完全成了神話?！?sup>[16]近年來大部分學者傾向于證明大禹鑄鼎之真實，并從各角度闡釋“鑄鼎象物”之文化意義^[17]，大禹鑄鼎事似又被認作信史。而筆者認為，對于辨析“禹鑄九鼎”傳說而言，夏初之生產力水平能否達到那樣的水平是其中之關鍵，研究久遠歷史，文獻固然為一大根據，亦應對考古資料進行詳細考證才能獲得更加全面之認識。而若仔細分析多年來被判定為夏晚期或者夏商之際的二里頭文化之遺跡遺物，其結果恐怕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大禹時期的技術水平可能并未達到“鑄九鼎”、“象百物”之程度，且鼎也并非夏人之固有禮器，試析如下：

首先，從夏代晚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及其冶銅遺址的情況來看，即使學界普遍認為當時“中原地區青銅冶鑄業已經處于興起和發展的階段”，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時的青銅鑄造業取得的成就還僅僅是初步的，其鑄造仍帶有一定的原始性，如青銅器的合金成分還不穩定；銅器器形創新者少，多仿造同期陶、石等其他質料的同類器的形制”^[18]，要知道二里頭時期已經是夏末甚至早商時期了，這時的青銅冶鑄水平還是如上所述的話，處于五帝時代或者夏初的大禹時期恐怕更不能鑄造出“九鼎”這類的大型禮器。

其次，從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觀察，其上之花紋遠不如陶器之紋飾繁復，以二里頭三期出土銅器為例，除鑲嵌銅牌飾外，大多素面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從出土銅器的花紋看，早期多為素面，有花紋的也很簡單；后期花紋有弦紋、乳釘紋、單線饕餮紋、圓圈紋或鏤孔裝飾等^[19]。對于這種銅器紋飾的素面現象，有人認為其原因為銅器與陶器“似有兩個不同的禮儀系統”^[20]，并由此推知在當時比較珍貴的青銅器，人們還是采取比較重視的角度來制作的。但實際情況是，夏人在青銅器上的紋飾技術并沒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先進，即“中國青銅器時代的青銅器皆為范鑄工藝制造，大約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起，制陶技術逐漸過渡到用陶范鑄造青銅器。陶器多為素面，即使有紋飾也非來自制陶工藝過程，而是顏料繪制或簡單刻劃，所以沒有增加陶器的厚度。早期的銅器多為素面，只是將陶器通過澆鑄過程換成了銅質，相對銅器更加堅固耐用，再不像陶器那么容易破碎。所以，夏代及其以前的銅器，不但器形簡單，且多為素面”^[21]。因此，大禹時期的青銅紋飾技術并未達到“象百物”之水平。

再者，從二里頭出土的銅容器來看，銅鼎僅有一件，且處于第四期^[22]，而銅鼎之前身陶鼎“非二里頭文化所固有的典型器物”，而是流行于岳石文化。于是有學者推測二里頭“可能是從商社會或其他地方如東方的岳石文化等地區文化當中，獲得了這個鼎的原型概念”^[23]，因此方輝先生亦認為“對于二里頭時代的夏人來說，他們更愿意使用銅爵來作為最具權威性的禮器，甚至還沒有考慮鑄造銅鼎的概念”^[24]，由此可見夏人并沒有以銅鼎作為大型禮器之習慣。

綜上所述，可以證明“禹鑄九鼎”傳說之虛妄，但究竟是誰在怎樣的背景之下編造了這樣的傳說呢？筆者認為其始作俑者恐怕是周人。其目的何在？恐怕是為政治而造，為了顯示其天命所歸的合理性。眾所周知，商周之際是政治與神權的大變革時期，由一個“小邦周”代替“大邑商”來統治，西周初年統治者從意識形態與話語建構等各個方面來證明其合理性，筆者認為鑄鼎傳說恐怕也是其中一例。首先我們分析此傳說文本，首次出現即在春秋時期《左傳》，出自周人之口，即周大夫王孫滿，“王孫滿強調了鑄鼎，是因為周人對于銅鼎的重視，銅鼎是所有禮器亦即彝器的代名詞，兩周的‘列鼎制度便是最好的體現”^[25]，由于這樣的文化背景使得鑄鼎傳說從真實性來講就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其次，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是，文獻中有夏禹鑄鼎，還有“周鼎著饕餮”等等記載，就是沒有“商鑄鼎”的記錄，要知道三代禮儀傳統為“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之綿延狀態，若對夏鼎和周鼎都有記載的話，不可能不提到商鼎，這似乎可稱之為一個很大的文化斷裂，難道商人沒有鑄鼎嗎？事實恐非如此——在現今我們能看到的考古資料中，商銅鼎夥矣！即使當時的人們沒有像我們現代發掘出那么多考古資料，以周人同商人的關系和熟悉程度，沒理由不提及的，其原因何在？恐怕周人是為了掩蓋某種事實而有意為之。此事從《逸周書》兩條資料稍露端倪。雖然有學者引用《逸周書·世俘》和《克殷》中“辛亥，薦俘，殷王鼎”及“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這兩條，他們認為“在《九鼎》一文中被顧頡剛忽視的”^[26]資料來證明九鼎之存在，但這只能證明鼎之存在，并不能證明鼎到底為何人所制，就像顧頡剛先生反復提到過的那樣：“至于九鼎的來源，我以為當是成王建立東都時鑄下的大宗器（或商末所鑄而西周所遷）用來鎮撫王室的”^[27]，“九鼎不見于《詩》、《書》，興國遷鼎的話自是靠不住?；蛘呒词侵艹T的……”^[28]筆者揣測“辛亥，薦俘，殷王鼎”及《呂氏春秋·貴直論》中“殷之鼎，陳于周之廷”這樣的描述，似乎隱含著鼎之最初主人乃是商人而非夏禹這樣的信息，因此九鼎很有可能是商人所造之祭祀重器，而周人劫奪之。因為商周時期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來看，當時青銅器和青銅技術頗為珍貴，所以青銅器成為當時統治者所極力渴望擁有之資源，如王建華先生認為周初“三監之甜之原因即是：武王伐紂時，西周已經劫奪走了殷商的核心技術人才和青銅工具，周公任冢宰時又要強征邶國及庶邦百工，使“三監之地”失去生存及發展條件，這也是“三叔”、武庚和其他庶邦共同反對周公的真實原因^[29]。由此可想見當時青銅技術之重要。所以事實可能是，周得商鼎，一方面為掩蓋其掠奪資源，再者又為證明其“得鼎”為天命所歸，就說鼎為夏人所鑄，在夏商相繼“失德”之歷史背景下又終歸周人所有，這不過是周人繼承夏人之祭祀而已。對應《尚書》中周人常以“區夏”、“有夏”自稱，也是為了顯示其“天命所歸”之合理性，是周人壟斷政治權力話語之體現。再者，王孫滿“在德不在鼎”的小小一段話中竟有四處提及“德”字，這看似是借“鼎”闡發周人之哲學思想，但似乎又處處透露出周人將“鼎”神圣化之話語言說痕跡。

總之，筆者認為，九鼎不可能為夏禹所鑄，其上之“百物”其實都是商人之崇拜對象，周人得鼎后，將“鼎”與其上之“物”采取了剝離、解構與重構：一方面將鼎說成是夏禹所鑄，周人得鼎乃天命所歸；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繼續“膜拜”鼎上面那些商人的崇拜物似乎有點不合情理，于是又編出“鑄鼎象物”這樣的故事來說明鼎上之動物皆有惡名，值得一提的是，東周諸子在春秋戰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也參與了這一話語建構中，此為戰國時期“造神運動”的又一證明。從漢朝文獻記載來看，漢儒可能也參與其中，延續這種話語建構之傳統。

三、結語

最后想說的是，筆者證明“大禹鑄鼎”的虛構性，并非是為了全面否定“鑄鼎象物”之存在或顛覆中華知識傳統，而是為了證明“九鼎”雖可能有其物，其鑄造時間卻未早至大禹時期，這都是周人為了實現思想統治目的、掩蓋某些行為而將“鑄鼎”之事提前，饕餮的誤讀和鴟梟的誤解也正是由于這樣的目的而產生。至于《呂氏春秋》中的一段又給我們怎樣的信息呢？首先筆者認為到戰國時期饕餮的貪婪形象已經形成，這又應“歸功于”周人及其之后的戰國諸子。再者，多年來人們為《呂氏春秋》中“饕餮”一段爭論不休，只要涉及饕餮必然會引出這一段，又因為所謂的“饕餮紋”的型式多變也使研究者對《呂覽》記述饕餮的一段有所懷疑，甚至有人認為《呂覽》上記載的“周鼎著”等都是不存在的^[30]。當然，《呂覽》之貢獻也為當今學界所承認，如大多數人都認為此書對于青銅紋飾研究有開創之功，但同時有感覺到“這一時期對青銅紋飾的定名，因無圖像對應，難以知其具體所指，遂留下千古之謎”^[31]。而筆者試對當時歷史場景作一番復原，認為很有可能是：呂氏門人看到青銅器上的一些獸面形象不知為何物（抑或是經過周人的話語建構彼時已經有稱銅器上一類紋飾為“饕餮”之說法），聯想到《左傳》所載夏禹“鑄鼎象物”一事，又聯系起典籍中描述的“饕餮貪婪”之印象，同時亦可能有感于青銅禮器上動物的“獰厲”與“恐怖”，遂將不能辨別年代的青銅器上的獸面稱為饕餮紋，同時將一系列青銅器上的紋飾都與古史記載聯系起來，至此完成了對青銅器上幻想動物紋的最初認讀。但實際上所謂的“饕餮紋”應只是獸面紋之·種，至于其他的如何命名，我想還是應該用“牛首紋”、“虎首紋”等等具體動物來命名可能會較為恰當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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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鄒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