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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文化交往四十年回顧、啟示與展望

2013-08-30 08:04方芳
中華文化論壇 2013年1期
關鍵詞:中國澳大利亞

方芳

【摘要】今年是中國與澳大利亞邦交正?;氖苣?。兩國之間經歷了有希望和失望、合作和齟齬的四十年。中澳兩國的文化交往亦經歷了一段起伏跌宕、曲折發展的歷程。四十年的風雨和彩虹給人們留下了歷史啟示,也給人們留下了對未來的展望?;仡櫵氖甑闹邪奈幕煌臍v史,總結四十年文化交往過程中的特點,對打造我國新興文化產業,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提升文化軟實力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文化交往;中國;澳大利亞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188-5

文化交往亦指一般意義上的對外文化交流,它既包含兩國政府背景下的對外文化關系,也包含兩國民間以文化傳播與溝通為內容而展開的交流與合作。

自1972年12月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兩國之間經歷了有希望和失望、合作和齟齬的四十年。中澳兩國的文化交往亦經歷了一段起伏跌宕、曲折發展的歷程。

20世紀六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進行全球戰略調整,對華政策開始發生變化。美國企圖改善對華關系,打“中國牌”壓制蘇聯。受美對華政策、國家“融入亞洲”戰略調整、國內貿易出口需求,以及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恢復等因素的影響,澳大利亞于1972年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如今,兩國關系已進入不惑之年,四十年的中澳文化交往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又給人們留下對未來美好的展望。

一、回顧:兩國建交四十年的中澳文化交往

中澳建交后兩國文化交往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初步發展打基礎(1972-1981)[1]。澳大利亞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中期不斷調整和改善對亞洲的關系。20世紀七十年代初澳洲的總理惠特蘭姆主張澳大利亞應從自身經濟利益和安全因素考慮,全面推行面向亞洲的戰略。在過渡時期的澳亞關系大背景下,受美中關系的松動、中國獨立自主外交的發展、澳大利亞對中國市場的需求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和澳大利亞于1972年12月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兩國外交關系的正?;龠M了兩國之間友好的文化交流。

七十年代初澳大利亞廢除了“白澳”政策,并提出建立多元文化社會。國內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移民有權利保護它們原來的語言和文化以及民族身份。這是澳大利亞面向亞洲戰略的一個重大體現。另一重大體現是澳大利亞想改變原來相繼依靠英國和美國“保護傘”而生存的國家形象,想建立一個全新的、獨立的國家身份。此時澳大利亞國內亞洲文化開始被關注,并且地位逐漸上升。對中國幾乎沒有了解的澳大利亞人視中國為一個神秘并充滿機遇的國家。他們有著迫切了解中國及其神秘文化的渴求。另外,由于惠特蘭姆推行溫和的對外政策,肯定對蘇緩和的作用,并不把蘇聯視作巨大的威脅,主張改善對蘇關系。這一時期,中澳把發展兩國友好關系的重點放在有助于增進了解的文化交流方面。

兩國建交后的文化交流可以說從1972年中國的乒乓外交開始。中國的乒乓使團在澳大利亞受到了來自運動愛好者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熱烈歡迎。第一個澳大利亞官方文化使團于1973年出訪中國,并由澳大利亞理事會與中國外交部(當時文化部職能還未恢復)簽訂了兩國在視覺藝術領域進行交流的協議。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順利地展開。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政府開始放松對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管制。1977年在悉尼、墨爾本和阿德雷德舉辦的第-個中國古文化展覽迎來了60萬參觀者。澳大利亞記者曾一度把此次展覽稱為“玉石外交”。

同年,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執掌政權,他改變了對蘇政策,強調反蘇霸權的重要性,這與當時中國對蘇聯的立場不謀而合。在維護地區安全方面,兩國互有所需。中澳在戰略上的默契對兩國關系的友好發展起著推動作用。1981年澳中理事會發表了一份報告,稱截至1980年,40%澳大利亞人視蘇聯為澳安全及和平的主要威脅,只有14%認為威脅來自中國??梢哉f,第一個十年兩國文化交流平穩地開展,為兩國關系打下了基礎。

第二,順利發展有曲折(1982-1991)。澳中理事會在1982年提交的另一份報告驗證了之前的發現。在悉尼、墨爾本和布里斯班對800名澳大利亞人進行的面訪中發現,受訪的澳大利亞人對中國人沒有懷疑或者仇視的態度。這與五十年代受種族文化觀和地緣政治觀影響的對中國“紅色威脅”的恐懼和仇視心理有著極大的反差??梢?,十年的初步文化交流增進了兩國之間的了解。這為之后兩國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第二個十年兩國快速發展的文化關系可謂“親密而又健康”。中國的地方雜技團和京劇團陸續出訪澳大利亞,而不同風格的澳大利亞藝術展覽也多次在中國成功舉辦。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接觸澳大利亞。這促發了兩國非官方的文化交往的出現。兩國一些民間藝術家們滿懷激情地相互交流與合作,并擴大他們的網絡人脈。第二個十年里文化關系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經歷了幾番曲折,但未曾中斷過,并在曲折過后繼續穩定發展,趨于成熟。

繼弗雷澤之后的澳大利亞總理霍克于1983年執政后,調整了對蘇立場,實現了澳蘇兩國關系的正?;?,但同時霍克極為重視中澳關系,認為澳大利亞應繼續穩步發展對華關系并加以鞏固,避免受第三國不利因素的影響。盡管如此,兩國在越南和柬埔寨問題上出現分歧。新政府掌權后在印度支那和平進程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恢復對越南的援助支持,外交部長比爾·海登前往越南訪問,拒絕參與東盟國家就柬埔寨問題在聯合國提案,使中澳兩國關系急劇惡化。胡耀邦書記在1985年出訪澳大利亞時一改中國以往對海登的負面評價,首次稱其為“杰出的外交官”[2],并對澳大利亞推動印度支那和平進程發揮的作用表示肯定。至此,中澳之間關于柬埔寨和平進程問題的分歧告一段落。第二次危機發生在1989年后,澳大利亞參與西方對中國的制裁。澳大利亞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尼古拉斯·周思認為應該重新理性地評估中國文化的地位[3]。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的結束。緊張的中澳關系逐步走出陰影,得到緩解。

此時的霍克政府看到了受東亞地區帶動的逐漸繁榮的亞洲經濟和澳大利亞對亞洲市場的需求,并認識到從地區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角度考慮,澳大利亞須與亞洲保持緊密聯系。1990年在梅耶基金會的資助下成立了名為Asialink的研究機構,資助澳亞之間的各種藝術和學術交流項目。1991年澳大利亞理事會提高了亞太地區在所有對外交流經費預算的比例,接近一半。因此,在第二個十年期間,兩國文化關系的主流發展態勢是良性的,并且勢頭強勁。期間所經歷齟齬和跌宕使得兩國文化交往更趨成熟和穩定。

第三階段,繼續發展有調整(1992-2001)。1992年至1995年是繼霍克之后的基廷政府執政時期,也是澳大利亞“全面面向亞洲”的階段。1992年初基廷提議召開亞太地區政府首腦會議,并在1993年宣布“今年澳大利亞將全面面向亞洲”[4]?;⑷嫱菩邪拇罄麃啞懊嫦騺喼蕖焙汀叭谌雭喼蕖钡恼?,加快調整以亞洲為中心的外交政策。在“面向亞洲”的背景下,中澳之間的文化交往繼續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給中國經濟帶來較快增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澳大利亞當作旅游的目的地。兩國人民互訪日漸頻繁。澳大利亞社會中亞洲移民的數量也隨之增多。兩國中增進彼此文化了解的欲望日趨強烈。1992年澳大利亞理事會與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簽訂了一項新協議,表示雙方都有迫切與對方發展文化交流的需要[5]。1994年北京與悉尼競爭2000年奧運會的舉辦權,以失敗告終。這并不影響兩國之間頻繁而穩定的文化交往。這個時期在澳大利亞演出并廣受歡迎的中國藝術團有武漢雜技團(1994)、上海芭蕾舞團(1996、2001)、上海交響樂團(1996)、中國西藏歌舞團(1999)、第三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1999、2001)[6]。同期澳大利亞的圖片展(1996)、悉尼多元文化文工團(1996)、澳大利亞青年管弦樂團(1998)等藝術團體出訪中國并廣受民眾認可[7]。

這十年中澳文化交往繼續保持良好勢頭,兩國之間文化交往的方向也有所調整。自1972年“白澳”政策的廢除之后,來自亞洲的移民在澳大利亞整體移民數量中的所占比例逐漸升高,到了九十年代澳大利亞國內的種族問題好似一個人身體上的膿包越來越嚴重,直至1996年寶琳·韓森在澳大利亞全國選舉中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她在當選后發表的第一篇演講辭中指出,澳洲有被亞洲人“蜂擁淹沒”的危機,要求澳洲政府檢討移民政策,并廢除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她的觀點在國內一時引起軒然大波,并逐漸獲得一群支持者。寶琳·韓森領導的一國黨在1998年昆士蘭州的選舉中獲得近一成席位。國內一些政客開始將國家身份和白人文化緊密聯系,重新強調澳大利亞文化中的英國傳統、澳新美條約、基督教的家庭價值觀等,把其他的文化傳統定義為“外來的”[8]。澳洲國內和世界各地媒體的相關報道令澳大利亞的國際形象受損。亞洲文化也隨之在澳洲國內社會中“被降溫”。但是這個方向不久便被調整。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和20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百年慶祝迫使澳大利亞提升國際形象,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的區域形象。澳中之間的文化交往又頻繁如初。1998年和1999年兩年澳中理事會撥款組織了許多文化交流活動,包括塔斯馬尼亞交響管弦樂團在中國演奏、中國參與悉尼雙年展、澳大利亞作品的中文翻譯和出版、澳大利亞芭蕾舞團在上海演出等。1998年中國政府文化代表團出訪澳大利亞,雙方舉行了中澳聯合文化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簽署了“中澳政府文化合作協定1998/1999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9]。

然而,21世紀的到來并沒有給澳中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如想象中那么有利的大環境,因為商業和科技成為了新世紀兩國文化交往的主題。1999年2月國家電力公司一行三人訪問澳大利亞西澳洲等地,考察澳液化天然氣生產基地和有關設施。4月中國國家旅游局局長和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就中國公民自費赴澳旅游的具體實施辦法在上海簽署換文[10]。2001年中澳科技合作聯委會第四次會議在澳大利亞舉行[11]。2002年澳中理事會組織了“年輕商業學者在中國”的項目,資助澳大利亞的中文專業研究生在北京進行6個月的商業技能學習。

第四階段,平穩發展有起伏(2002-2012)。進入而立之年的中澳關系已是成熟穩定。這一階段兩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也是平穩展開并取得新進展。21世紀是科技革命主導的信息時代。這一時期的中澳兩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主要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展開。2004年中澳第五次科技聯委會會議在上海舉行。2005年澳大利亞第一個孔子學院在西澳洲首府珀斯成立。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2006年中澳科技合作聯委會第六次會議在澳舉行。8月國家旅游局率團赴澳出席中澳旅游高峰論壇,與澳旅游部長貝利簽署了《關于中國公民組團赴澳大利亞旅游相關事宜的諒解備忘錄》。2007年全年中國公民赴澳大利亞旅游人數近40萬人次,中國是澳大利亞增長最快的海外游客來源地。截止2007年底,在澳洲留學的中國學生有8.2萬(這個數字不包括港、澳、臺及已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學生)[12]。中澳國際學生管理及服務研討會于2008年在上海召開。同年1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訪澳。中國科技部和澳大利亞創新、工業和科研部實施多項高水平交流計劃并建立合作研發中心。截止2009年底,中國在澳大利亞成立了9家孔子學院,漢語已成為當地的第二大語言。2010年兩國共同慶祝中澳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簽署30年,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第三大科技合作伙伴。兩國之間人員往來已突破百萬次。民間交往頻繁活躍,主要體現在赴澳留學的中國學生和赴澳旅游的中國公民。

這一時期成熟友好的中澳關系出現了齟齬。力拓在華員工被拘事件使得多年來一向融洽的中澳關系急轉直下。中澳之間最強的經濟紐帶也開始出現裂痕。緊張的中澳關系還沒來得及緩和就雪上加霜。澳大利亞無視中國要求,批準“疆獨”頭目熱比婭前往澳大利亞參加墨爾本電影節的簽證。澳大利亞外長還稱熱比婭不是恐怖分子。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就此事件向澳大利亞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取消對澳大利亞訪問。短短幾個月內中澳關系跌至谷底。有媒體評論說兩國關系出現了10多年來歷史最低點。應澳大利亞政府邀請,李克強于2009年10月正式出訪澳大利亞。此次出訪讓2009年一度探底的中澳關系回暖。歷經30多年的兩國文化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斷,仍保持向前發展的態勢,民間活動依然活躍,人員往來頻繁。

二、啟示:中澳四十年文化交往的特點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澳文化交往的四十年歷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重要啟示:

第一,建交之后兩國文化交往雖歷經波瀾,但總體不斷向前發展??偟膩碚f,一直保持向前發展勢頭的兩國文化交往已進入不惑之年,其特點是成熟中有調整,平穩中有起伏。兩國關系最強的紐帶是經濟關系,可謂說相互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文化關系一直處于順利向前開展,不曾中斷。

第二,中澳雙邊文化關系不是孤立的,與其政治、經濟關系息息相關,其形式更加多樣化。一定要將文化交往放在兩國關系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將其與兩國在國際局勢中的定位緊密相連。兩國政治和經濟關系發展平穩時期,澳中文化交往得以順利展開。兩國政治、經濟關系出現齟齬,雙邊文化關系可以作為一種補充手段,刺激兩國之間的接觸。因為文化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形式的多樣化。它分為官方層面的雙邊文化交往和不以政府導向為背景的民間文化交流。在1989年之后,澳大利亞對中國實行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兩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一度停止,但文化交往卻不曾停滯。這個時期非政府背景的民間文化交流繼續進行,為今后兩國恢復友好交往打下基礎。

第三,中澳文化關系有其自身獨立性,是雙方各自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兩國文化交往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礎,能促進和推進兩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澳大利亞是在“面向亞洲”的大背景下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后的幾十年澳不斷調整與亞洲的關系,歷經“面向亞洲”、“融入亞洲”和“脫歐人亞”的不同階段,作為實現國家利益訴求的一種手段,澳利用與中國的文化關系來改善和加強其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調整澳大利亞對亞洲的政策,提升自身在亞太地區地緣格局的地位。而在歷經了改變在冷戰中處于被動和孤立的局勢、加大改革開放步伐、加快現代化進程等發展階段之后,中國擁有更自由的社會環境和更廣闊的途徑對外進行文化交流??梢哉f,在四十年中的每個階段澳中雙方都有著對外交流和發展的利益和訴求,因此兩國之間的文化交往有著廣泛的合作基礎,能夠實現各自的國家利益。

三、展望:中澳兩國關系及中國文化戰略

今年是中澳邦交正?;氖苣?。在四十年的風雨彩虹中,兩國的文化關系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后兩國在繼續不遺余力地加強雙方文化交往的同時,應深刻意識到雙方文化交往對進入不惑之年的中澳關系的積極意義并發揮其作用。首先,保持開放的心態,樹立求同存異的利益觀。既要丟棄“文化擴張”的狹隘思想,又要擺脫一味否定或全盤接受的態度。要用科學的方法評價對方的文化[13]。其次,從長遠的戰略出發,加強兩國人民互動,建構共識。事實上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澳關系一直處于“政冷經熱”的狀況,要充分發揮文化關系在推動和促進兩國關系的積極作用。文化交往與合作不是僅僅限于組織比賽、舉辦演出或展覽等,要加強文化交流的目的意識,在文化活動中建構雙方共同的觀念,增進了解,拉近兩國人民之間在思維方面的距離。再次,發揮文化本身的作用,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觀。兩國文化的本質雖不同,但在各自社會中文化的組成模式類似。中國是一個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而澳大利亞是一個白人居多的多民族移民國家。應主動了解澳大利亞社會中白人文化、移民文化、土著文化在國內文化產業中和對外文化輸出時如何發揮效應。這對目前我國打造新型文化產業有直接的推動作用,對實施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對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倪世雄,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侯敏躍,霍克執政時期柬埔寨問題和中澳關系[J],歷史教學問題,2005,(4).

[3]http://www.cssn.cn/news/215286,htm[EB],2012/9/2.

[4]張秋生,澳大利亞與亞洲關系史(1940—1995)[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200.

[5j[6][7][8]Nicholas Thomas,Re—orienti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M],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4.

[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1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13]勞靈珊,文化外交在當代中俄關系中的作用[J],西伯利亞研究,2012,(2).

(責任編輯 楊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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