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化水平提高看我國FDI流入

陳洋林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北京 100081）

引言

從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經濟經歷20多年高速增長。GDP增長的原因很多，從已有研究成果看，大部分學者認為這不僅有制度因素，還有技術、人口紅利因素。當然，經發展過程中資本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這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早有論述，并且該因素往往還成為掣肘發展中國家經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對于發展中國家資本缺乏的論述，麥金農、格利和消的影響最大。他們鼓勵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開放資本市場。上世紀80年代后中國也采取了引進外資政策，我國FDI自1990年的35億美元增加到38668億美元，同期的GDP、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產值、貿易額也大幅增加。其中固定資投資由1990年的4451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374676億元工業產值，進出口總額由1990年的35 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2535億美元 第二產業產值也由7717.4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20412.8億元。

不僅如此，外資在緩解了我國經濟發展中資本稀缺，促進了經濟發展同時，也存在著技術溢出，這影響著我國工業化水平提高。如果按照標準定義，用第二產業的產值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工業化水平，則我國工業化水平在近2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伴隨著工業化水平不斷上升，對相應先進技術與設備的需求也大量增長，而FDI中尚有一部分投資采取實物資產的形式，因此工業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了FDI的進入，但這兩者在數量上的關系值得我們探索。

1 相關文獻

國內外關于FDI，工業化水平的研究很多。在對FDI的研究中，其研究角度涉及FDI流入原因、FDI對宗主國與東道國的影響。早期研究將FDI流動原因歸結于利潤追逐，隨著研究進一步開展，開始出現了了多動因理論，研究者開始考慮資本所有者的風險規避因素，將其流動的原因從收益擴展到風險（馬科維茨，1952），從而豐富了原有資本流動理論。到了上世紀50-60年代隨著對外投資在海外擴張加劇，分析視角也日益多樣化，布朗遜得出了資本流動取決于收益、風險以及投資者財富的結論（布朗遜，1968）。隨后，弗蘭克爾運用貨幣分析法，從貨幣經濟學角度來分析資本流動，認為一國資本流動取決于國內外貨幣供求狀況。從經濟發展與資本了流動的發展歷程看，上述理論都有一定現實基礎。尤其是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寬松時，國內收益率下降，但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資本稀缺以及技術落后，資本收益率較高，這時大量資本以FDI形式流入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太與拉美地區，這些資本大多以FDI形式流入。在拉美國家，FDI一方面獲取了高額收益，另一方面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伴隨著這些現象的出現，對這些地區FDI流入的研究也掀起了高潮。這期間，對FDI流入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推動說”與“拉動說”，前者認為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獨立的開放政策，潛在的市場是FDI流入的重要因素（Edwards,1995，Dooly,1996，Calve and Rainhart,1992）。后者認為發達國家的因素推動者資本流動，造成這些資本進入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艾青格林與萊因哈特從20世紀70-80年代資本流入南美的歷程分析，認為這個階段資本流動的原因不僅在于南美的引進外資政策，也在于外界低利率的推動（Eichengreen,1998，Reinhart,1994）。與理論研究同步，國外許多學者也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FDI流動。

伴隨著我國引進外資政策推出與隨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國內學者對FDI的研究也日漸增多。吳念魯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指出利用外資的長期性（吳念魯，1985），項衛星等分析了FDI的原因與影響，吳云松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認為人均GDP、經濟增長潛力以及制度環境改善促進了FDI進入新興市場（項衛星，2007）。祝國平認為市場吸引力、國家稟賦以及貿易放開政策是FDI流動的主要原因（祝國平，2011）。當然，對FDI的研究不僅涉及原因，還涉及FDI對東道國與宗主國的效應（陳濤濤、陳嬌，2006，趙偉、張萃，2007），FDI對金融深化的影響(孫愛萍，2008，任永菊、 張巖貴，2011)。周瀚醇、石奇則運用因素分析法構建了工業化指數，并且運用江蘇省數據作為樣本分析，認為FDI流入促進了該地區工業化水平提高(周瀚醇、石奇，2006)。周光友從中國經濟增長兩個階段不同特點入手，分析了中國引進外資的深層次原因，認為中國在引進外資過程中存在著替代效應，并且認為中國需要對引進外資政策反思。

從以上文獻分析看，FDI流入的原因包括市場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具體來說包括東道國潛在的市場需求，開放的外資政策、穩定的經濟環境以及引進外資的稅收及土地政策方面的優惠。不過，通過從經濟理論與發展經濟學角度看，FDI同工業化之間關系不僅僅為單向，一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往往也促進了FDI流入。因此，本文試圖從中國1990-2012的數據分析中探索此問題。

2 指標選取說明與研究方法

按照上文分析，引起一國FDI流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一國收入水平、貿易開放度、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等等。很明顯，如果一經濟體收入上升表明該經濟體具有巨大市場。這對于FDI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會促進FDI進入到該市場。而衡量市場需求的主要指標是收入水平，從一國角度出發，我們選取GDP；另外，一經濟體需求不僅包括本國（地區）內需求，還包括其出口，如果一國的出口比較大，對該國產品的需求也較大，這也會影響FDI的流入?，F實中，FDI流入往往為了利用東道國資源與勞動力優勢，進行兩頭在外的生產。因此，一國貿易開放政策也是FDI進入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這樣看來，一經濟體體開放程度也影響著FDI流入，而衡量一國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是對外貿易。因此，我們選取一國對外貿易作為考慮FDI流入另一動因。除此之外，一國的礎設施完善與否會直接影響到FDI投資便利程度，投資水平往往決定了而該國的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在于該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因此，也考慮將一國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影響FDI流入因素之一。除了上述因素會影響FDI流入之外，筆者認為一國工業化水平也是影響FDI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國工業化水平提高后，所生產的產品滿足了FDI投資需求。因為因為FDI形式的投資往往在東道國采購資源與原材料甚至生產設備，尤其對于合作形式的直接投資來說，東道國原有的工業水平貢獻則更大，這正如固定資產投資便利了FDI一樣。不僅如此，工業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收入的上升，收入的上升利于FDI市場的擴大。另外，工業化水平提高往往伴隨著收入的上升，這也擴大了市場需求，進一步吸引了FDI流入。因此，我們也擬將工業化水平作為考察影響FDI流入的又一因素。

對于收入水平、投資水平、與開放度我們依次可以用GDP、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一國進出口來表示。但工業化水平衡量指標的選取尚存在一定難度，從已有研究成果看，不少學者人均收入、勞動力結構以及城市化水平等角度來考察。測度主要指標具體為人均GDP、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從不同角度來衡量工業化水平都有各自的依據，不過這些指標之間也存在一定相關性。從定義上說，工業化通常也被定義為第二產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從勞動經濟學角度看，倘若勞動力市場充分競爭、忽視不同勞動部門之間轉換成本及摩擦，那么勞動力單位產出應當相同。這種情況下，各就業部門勞動力人數直接影響著該產業的產值，以就業人數作為工業化水平的衡量指標便無可指責。但是，在現實中不僅勞動力之間存在著異質性，勞動力在不同勞動部門之間流動也存在障礙，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邊際效率也不同。這樣一來，以就業結構作為指標來衡量工業化水平就不是最優選擇。因此，選取第二產業產值作為衡量工業化的指標。不過，我們也認為選用該指標有一定優越性，畢竟第二產業是一國經濟主導產業，如果第二產業發展較好，該國收入水平必然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滿足以人均收入作為衡量工業化水平依據。同時，工業化水平提高，自然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至少在后工業化階段之前尤為如此。

鑒于數據可得性，文中運用1990-2012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與《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年報》所公布數據。但是絕對數的OLS回歸中，自變量之間存在著多重共線性，為了消除多重共線性的影響，且考慮量綱一致，我們一律采取相對數分析方法，即采取各變量與GDP的比例來進行最小二乘回歸，使用軟件為Eviews6.0。

3 實證分析與結果

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依次使用FDI相對規模（fdi=FDI/GDP）、投資水平（inv=Investment/GDP）、進出口水平（tra=Trade/GDP）、工業化水平（ind=Industry/GDP）來分析。按照上面文獻回顧與指標選取說明，可以認為fdi=f(ind ,inv,tra)。

3.1 數據的平穩性分析

由于時間序列分析要求數據平穩，為此我們首先使用ADF檢驗來驗證數據平穩性，得到的結果如下表：

表1 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

3.2 OLS回歸結果與誤差修正模型

從上面的結果看,各變量經過一階差分以后均平穩。下一步可以進行OLS回歸，得到的結果為：

從回歸結果看，方程擬合度不高，但是除了貿易開放度之外的其他自變量t值都通過了檢驗，這并不說明貿易開放度對于FDI沒有影響，只是相對于其他變量顯著性稍低。同時F.值也顯著這說明方程總體顯著，上述因素對FDI/GDP有一定影響。同時，ln(FDI/GDP)、ln(IND/GDP)、ln(INV/GDP)ln(TRA/GDP～I（1），按照計量經濟學常識，如果一組變量存在同期單整關系，那么這組變量可能存在協整關系。為了說明這種關系是否存在，我們對其分析才能說明分析。協整分析第一步得到的回歸方程中中，變量inv與變量tra均沒有通過t檢驗，在接下來的分析中首先將其剔除，然后重新回歸，得到ECM為：

從ECM觀察，每當工業化水平受到一次沖擊，經過一次調整以后，FDI/GDP的水平就會朝著長期水平調整45.93%，這種修復機制使得FDI與工業化水平保持穩定關系。

4 結論與政策意義

通過對FDI/GDP與 IND/GDP的協整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檢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首先，工業化指數水平和FDI這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在長期穩定關系，這不僅證明通常意義上所說FDI會促進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說明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往往也帶動了FDI的流入，兩者之間存在者互動循環關系。不過，這種得出的初步結論未免草率，畢竟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如果采用面板數據分析，能改進分析效果且證明前面結論，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這種關系成立?？上?，面板數據的獲取存在困難，這也是作者下一步需要研究的所在。

其次，由于數據上的原因，我們沒辦法考慮FDI流入的真實性，因為我國幾乎各地都存在引進FDI的優惠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大量資本假借FDI名義流入我國。這部分流入的資本往往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而想熱錢一樣進入了一些高利潤與高風險領域，這些FDI不但沒能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反而會在經濟狀況惡化時趁機匯出國境，造成一定的經濟風險。南美金融危機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部分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盲目引進外資，這就要求在在工業化水平過程中引進FDI實施檢測，預防熱錢進入加大金融風險。

第三，從以往的文獻分析看不同宗主國的FDI技術溢出效應在不同行業存在差別，因此，它們的進入未必能促進工業化水平提高，對于那些低技術水平的FDI需要采取相應的限制政策以提高工業化水平，從而形成經濟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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