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規?！皟壬浴睌U張問題探討

武靖州

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規模的過快增長都是一個難以攻克的“頑癥”。政府規模膨脹，一方面表現為政府機構的擴大，另一方面，表現為公務人員數量的增加。以公務人員數量為例，美國的聯邦雇員數量從20世紀初的26萬人增加到1977年的280萬，半個世紀增加了十倍;1947年，美國議員個人和國會委員會雇傭了不到2500名參謀輔助人員，到20世紀末，大約有2.1萬名參謀輔助人員;1946年，每42個美國人中有一個州或地方政府職員，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16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作為歐債危機的發源地，希臘政府公務員占全國勞動人口的10%，再算上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則比例會更高，數量龐大的公務人員和高福利政策使得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孟加拉國自1971年獨立至1992年，政府規模擴大了一倍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務人員數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及社會團體就業人數1978年為467萬人，到2000年增加到1104萬人，到2011年則增加到1415.6萬人;〔2〕與此同時，我國也為遏制政府規模的擴張做出了巨大努力，先后進行了五次機構改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有條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縣 (市)改革，深化鄉鎮行政體制改革”;“嚴格控制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這些措施有助于完善我國政府行政體制和治理結構，從政府組織內部緩解“內生性”擴張問題。

一、政府規模擴張的“內生性”

政府規模擴張的原因一般有兩個方面:一是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人們需要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公共產品，給政府成立新的部門、編列更多的預算提供了理由。政府的這種“擴張”是“外生性”的，是一種合理的擴張。二是出于官員追求個人權力或集團利益的需要。這種擴張是“內生性”的，與公共產品供給不相關。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在其《“帕金森”定律》一書中近乎戲謔地總結出“政府機構自然膨脹，政府工作效率自然降低，工作人員的數量和工作量不相關”的規律:除非處于戰爭時期，否則，政府部門的雇員數量就會是不斷增長的，而政府雇員數量的這種增加與政府的工作量是不相關的，即使工作量減少，甚至一些工作已經不需要了，雇員的人數仍會以同等的速度遞增?！?〕其原因在于，官員之間會制造出一系列的工作來，客觀上存在增加下屬的需要;官員也希望增加下屬以體現權力，在主觀上也存在增加下屬的需要。下屬的增加會使政府部門中工作量大增，工作效率降低。政府中越來越多的工作職員，為了填滿每天工作結束前的所有時間，工作拖拉司空見慣，許多組織中都存在這種浪費和無效現象。帕金森認為，政府機構不斷膨脹、工作效率不斷下降是一個普遍現象，任何國家概莫能外。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就用一個民間笑話來形容政府擴張的問題:“一個人問另一個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國人安一個電燈泡嗎?另一個人回答說:需要五個人，一個人安燈泡，四個人填寫環境影響報單以及安全和衛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種報告書?！薄?〕

雖然政府規模的擴張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但相對于西方國家，我國政府規模擴張有特殊表現。我國政府部門的規模膨脹，確實有公共產品提供的需要，但“內生性”擴張的沖動始終很強大。比如:當前很多地方政府副市長、副縣長達八、九位，副秘書長達十幾位;某知名大學校長助理達11位。顯然，政府的公共服務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官員。另外，屢次被媒體披露的公務員錄用丑聞黑幕，也證明大量有家庭背景的年輕人要擠身公務員隊伍，這也是政府部門“內生性”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源。

就人員數量的擴張來看，各個部門規模膨脹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人手短缺”。法院喊“人少案多”、公安部門喊“警力不足”、其他職能機關也喊“人少事多”。事實上，多年來幾乎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數量都在持續增加。截至2010年底，全國稅務系統共有正式在職人員75.5萬余人，離退休人員16.9萬余人，另有臨時人員10.6萬余人，①國家稅務總局網站.稅務干部隊伍建設〔EB/OL〕.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608/n8138877/n11897218/11901216.html，2011-05-20.比1994年增加了一倍還多。我國警察數量從1978年的68萬人增加到2003年的86.3萬人，到2011年已經接近200萬人，平均每萬人擁有警察約15人。雖然與其他國家相比這個比例不高，但這僅僅指在編警察，不包括臨時工及協警。其實在很多地方，臨時性的警力承擔了大量的日常工作。

政府部門為什么會出現“人少事多”的問題?主要原因不是人手不夠，而是內部人力資源結構不合理。

(一)所謂的“官多兵少”。在官僚體制中，人的成功標準就是官階的高低。但畢竟僧多粥少，官帽有限。為了滿足人們的晉升需求以調動工作積極性，不得不千方百計地把層級鏈拉長，給大家制造晉升的空間和不斷晉升的感覺。于是就有了后備干部、某某級待遇、某某級干部、非領導職務等等五花八門的頭銜;過去應該一步到位的，現在則被分解成了若干個隱性臺階。而真正負責具體工作的，往往是等級鏈條中最底層的干部。隨著官僚組織層級鏈條的拉大，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領導干部”，越來越多的人脫離了“劃漿”隊伍進入“喊號”的序列，也意味著大量的人力資源被消耗在管理層級之中。

(二)“機關人多，基層人少”。我國政府層級長達五級。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采用的是三級政府體制，如美國是聯邦、州、縣三級政府，日本是中央、縣、市三級政府。部門層級越高，執行性越弱;層級越低，執行性越強。各項社會管理的執行工作，主要由縣級機關及鄉鎮派出機構實施。但政府部門在人力資源分布上普遍呈現出“倒金字塔”現象，機關層級越高人越多，甚至過剩，基層人力資源嚴重短缺。從中央、省直機關一直到鄉鎮派出機構，工作人員數量呈幾何級數遞減。因為越往上條件越好、利益越大且執法風險越小，人們自然削尖了腦袋往上擠。

(三)“無用的多，有用的少”。目前我國的政府部門仍然是“鐵飯碗”，“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導致相當一部分人占著崗位、拿著工資不干活，或者干脆把主要精力用在做生意、搞副業上。為了解決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問題，建立了領導職務的年齡限制及“退二線”制度。領導干部未達退休年齡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變成“非領導職務”，但這部分人一般不會再從事具體的工作，成為事實上的“賦閑”人員。

(四)因人造事、因人設崗。為了撫慰具有一定資歷的干部地位晉升需求，在領導崗位滿員的情況下，通過人為創造崗位的方式以滿足需要。比如:在一些基層組織設立工會主席、巡視辦主任、婦委會主任、團委書記等職，或把原來的兼職變為現在的專職。也可以采取機構分設、機構升格的方式進行。比如:把原來的政工科分設為人事、教育、財務、黨務等若干科室，把原來的科級、處級機構升格為副處級、副廳級機構等等。這部分人一般從事的是政工后勤類工作，而非具體的業務管理。

(五)部門工作“形式多，實質少”。上級管理部門內設科室越來越多，這些科室為了彰顯自己的重要性，都要給基層下達考核指標?；鶎硬块T本來人手就少，再加上考核指標越來越多，層層加碼，一票否決，苦不堪言。以鄉鎮政府及街道辦事處為例，需要應對上級幾十個政府機構的考核，要做的臺賬多達五六十本，不僅要有電子版還要有紙質版本?；鶎釉趰徣藛T本來就少，又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應付檢查考核上，自然沒有精力去服務群眾。

可見，我國政府機關“人手短缺”是一種結構失衡造成的假象，但給政府部門的規模擴張提供了理由。機構越臃腫，冗員越多，效率越低，就越需要增設機構、擴充人員來彌補效率低的缺點，形成了惡性循環。在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正式工干的活要合同工去干，合同工干的活要臨時工去干”成為普遍現象。這種內部結構失衡狀態下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是典型的“內生性”擴張的動力。比如，鄭州市公安局2010年在實行“警力下沉”改革之前，基層一線干警僅占總人數的23%，而通過“警力下沉”，這一比例則提高到66%?！?〕可以說，在當前的官僚組織生態下，“內生性”膨脹沖動是一種無論增加多少工作人員都滿足不了的需求，而這種膨脹沖動與官僚機構的增加、預算規模的擴大是同步的，也是相依相生的。

二、政府規?！皟壬浴睌U張的原因分析

對政府規模的“內生性”擴張問題，以官僚“經濟人”假設為研究出發點的公共選擇學派通過“預算最大化”理論給予了經典解釋。自我膨脹是官僚組織自有的特性，在我國又受到了傳統政治文化、干部管理體制的催化，表現得更加典型。

(一)政府機構的預算最大化傾向

市場組織具有明確的組織目標——利潤最大化，因此，可以用利潤作為評估市場組織運行的標準。但政府組織的公共服務與管理的職能使之不能把利潤作為評估機構運行的標準，又因為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往往與供給成本相關，即特定政府機構向社會提供了多少公共產品與本機構的預算規模相關，因此，政府機構往往把預算規模作為評估機構運行的主要標準。也就是說，政府機構的特性使之往往根據工作人員和下級單位對擴大預算和保護預算免受削減所做出的貢獻來對它們的行為做出評價，政府機構工作人員活動的動力常常來自于“證明成本的合理性而不是減少成本”?！?〕這種內在的以成本增加來評估機構運行的標準會導致機構活動的規模發生扭曲。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尼斯坎南 (Niskanen，1971)通過構建一個官僚預算最大化模型對政府機構的“內生性”擴張做出了解釋?！?〕在尼斯坎南的模型中，官僚、官僚機構及官僚政府這幾個詞都是指行政機構和政府組織。

圖1 政府機構的產出

如圖1所示，曲線TC代表政府機構活動的總成本，即要提供特定范圍或數量的公共產品所需要的最低預算。例如，為了提供Q*數量的公共產品，需要的最低預算是C*;低于C*，政府機構難以提供Q*數量的產出。公共產品產出數量增加的邊際成本 (MC)在一定產出區間可能是不變的，但為了更接近實際，它如圖2所示在整個產出區間都是遞增的。政府機構承諾提供的公共產品以及它所要求的預算數量取決于該機構怎樣看待資助人對不同產出水平的需求。在代議制民主的情況下，資助人主要指的是立法機構:選民納稅并選出立法機構中的代表，立法機構按照選民的要求確定公共產品的種類、數量和質量，行政機構則按照立法機構批準的預算生產公共產品。由于資助人代表評價公共產品的選民且希望再度當選，他會批準一定預算以換取行政機構的各種服務。但行政機構的活動越多，所要求的稅賦通常也越重，這又意味著選民得到的其他公共產品越少。所以，圖1的總預算 (TB)函數反映了立法機構為換取一定水平的服務和預期產出 (如Q*)會批準的最高預算(如B*)。最高預算在某一計劃產出范圍內可能有所增加，但由于選民的邊際收益遞減，最高預算的增加速率是遞減的。這就如圖2所示，資助人的邊際收益函數 (MB)向下傾斜。

圖2 政府機構產出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

面對不同的產出與成本組合，政府機構會基于一定的標準做出選擇。尼斯坎南則基于預算最大化模型的分析，認為政府機構針對特定的產出，要求總預算等于或大于總成本，同時力圖將總預算最大化。圖1中的產出Qn涉及的預算 (Bn)稍大于產出Qa時的預算水平 (Ba)，但由于生產所耗費的成本 (Cn)超過了資助人所提供的預算，機構將不會生產Qn。更進一步，機構提供Q*產出但要申請B*的預算，這樣能夠最大化機構活動帶來的凈經濟價值 (B*-C*，圖1)。產出為Q*時，從資助人那里獲得的邊際預算等于機構的邊際成本 (圖2)，在這一點，凈經濟價值(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之和)為最大。但由于機構成本或贊助人 (選民)需求的不確定性，機構可能尋求的并非是Q*的產出。機構可能承諾Qa產量水平，獲得Ba的預算，從而使得所申請的預算最大化，同時使總成本與總預算相等。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不僅沒有得到產出Q*所帶來的凈收益 (圖2中的abc中的面積)，還導致了額外的(選民并不需要的)產出，產生了一定的效率損失 (bde的面積)。在Qa的產出數量點上，預算得以最大化，消費者和生產者剩余消失，并形成了一定的效率損失?？梢哉f，除機構得以膨脹外一無所獲。

上面模型中所描述的政府機構預算最大化的傾向，會導致政府的運作成本越來越高，浪費現象越來越嚴重?，F實中，雖然官員不得進行贏利性的經營，但他們千方百計地通過非貨幣的工資外收入擴大個人利益，如追求高級轎車、公費旅游、索取各項免費或半費的經濟待遇、豪華的辦公設備等。政府部門總是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手段試圖增加本部門的財政支出，否則，如果支出小于撥給，就意味著次年撥給的資金要相應減少。布坎南就說:“美國政府在預算赤字有增無減、永無休止的情況下發行公債，是為了滿足公共或政府的消費，而不是用于公共或政府的投資。政府既沒有作到量入為出，也沒有將借來的錢用于生產，這樣就雙倍地違背了財政節約的傳統準則?！薄?〕

預算最大化是政府機構內部的一種巨大推動力量，政府機構的“內生性”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可由預算最大化傾向得以解釋。事實上，政府機構采取預算最大化的行動，并不僅僅出于公共選擇學派所講的追求個人物質利益的動機，有時也是出于與公共利益相一致的高尚目的。如果一個政府官員力圖提高機構的效能，借助機構膨脹要容易實現得多，便捷的多，痛苦也少得多。設立新機構、雇用新人、獲取更多資金、沿新方向起步，要比解雇無能者、改變根深蒂固的組織文化和態度、轉變管理不善的單位和激勵消極怠工者振作起來要容易得多。也就是說，即使最大公無私的政府官員，也會認為擴大預算有助于自己更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而所有官員追求擴大預算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以預算最大化為主要目標的機構。

(二)政府機構的職能強化傾向

特定的政府機構為了增加預算規模，一方面需要增加公共產品的產出數量，另一方面，也要突出和強化自身的職能。機構的職能越是強化，預算削減的可能性就越小，增加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職能強化傾向是預算最大化傾向的變種。所謂職能強化，是指政府機構盡量夸大其擔負任務的重要性，并在具體的活動中盡量使自己的職能發生最大的作用?！?〕職能強化的傾向使得政府機構不僅要強調自身所提供的公共產品的重要性、短缺性，同時也要盡量擴展所提供公共產品的范圍。公共產品越是重要、越是短缺，所提供公共產品的范圍越大，機構所能夠申請的預算也就越大?，F在有些單位從事的工作對于社會發展看似很重要，可能是僅僅因為這個單位的存在才顯得重要。一個部門為了彰顯自己的重要性，會制定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程序和標準，把一項社會管制職能打扮得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把這個部門整個砍掉，社會照樣運轉如常，甚至運轉得更好。

對于任何組織來說，強化自身職能都是機構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出于市場競爭的需要，企業也會盡可能地強化自身“職能”，強調產品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短缺性，但這種強化是基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來實現的。政府機構的目標則是不確定的，增進社會福利、改進社會服務的目標不僅難以量化，其產出成果也難以進行有效的衡量。因此，在難以依據外部目標進行自我強化或外部目標難以衡量的情況下，政府機構往往依據自身的內在目標對其職能進行強化。比如，針對一個特定的國際爭端，外交部門出于自身職能的需要，傾向于用談判解決，而國防部門出于自身的職能需要則傾向于采用軍事手段;食品和藥品監管機構總是擔心允許藥物產品投放市場太早所產生的危險，他們寧肯投放得晚一些。這些現象就反映了機構對自身職能的強化，而其目的卻不一定是社會福利的需要。

強化職能的傾向會使政府機構主動干預市場或社會的自我運作。特別是在政府機構設置過多，或機構間職能有所交叉的情況下，會使相關政府機構爭相提供某項公共產品或服務，進而導致“反公共產品”現象的出現。密執根大學的Heller(1998)結合現實生活實例詳細闡述了“反公共產品”問題?！?0〕他注意到在俄羅斯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莫斯科街道沿街的大量店面被閑置著，空無一人;另一方面，在街道兩旁卻涌現出大量的用鐵皮做成的流動售貨亭，在高峰期的1993年竟然有1.7萬只。Heller認為，這種“反公共產品”源于一種特殊的產權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使得稀有資源的多個所有者都具有一種可以有效拒絕其他人使用該種資源的權力，因此，要想能夠使用稀有資源，就必須首先要得到所有產權擁有人的一致許可，其結果往往是帶來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并可能直接導致資源使用不足。沿著Heller的研究路徑，Parisi等 (2000)則利用對偶產權理論模型揭示了反公共產品問題的本質:公共產品和反公共產品問題在本質上都是由于權力的無效運用使得資源過度使用或使用不足，公共產品問題是因為使用權的無效運用，反公共產品則是排他權的無效運用?！?1〕

排他權的無效運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政府機構的內生性擴張而產生的。預算最大化的傾向，導致政府機構部門數量過多，職能重疊，加之每個部門都有著強化職能的偏好，導致公共產品的管理權被濫用，于是出現了反公共產品問題。在當前我國的社會生活中，反公共產品的現象屢見不鮮，如公路多部門執法問題，同一違規行為可能有運輸管理部門、公路路政管理部門、交通警察部門等多家部門進行罰款，使運輸企業或車主不甚重負。

(三)公共產品供給的壟斷性和技術選擇的非適用性

壟斷會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這幾乎已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科玉律”。也正因如此，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往往設有反壟斷機構，一旦認定企業有壟斷行為，便會采取相應懲罰措施。如美國反托拉斯法就規定，企業產品市場占有率達一定份額以上，就可能會被判定妨礙競爭和貿易，公司須按照規定予以分解。一般商品市場上壟斷帶來的低效率問題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領域也不可能消解。由于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特征，市場供給會導致嚴重不足，出于改善社會福利的需要，政府需要主導公共產品供給。政府干預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但并不能解決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問題。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納入市場交易的分析框架，企業壟斷商品供給造成低效率的問題也會在政府壟斷公共產品供給中出現:稅收或公共產品使用的收費行為可以看作是公共產品的成本或價格，政府行政機構則是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者，立法機構則代表納稅人對公共產品的使用進行支付。首先，公共產品市場上存著嚴重的不完全競爭，某個特定政府機構往往是某項公共產品的唯一生產者或提供者;其次，公共產品市場上也存著嚴重的不完全信息問題，不僅納稅人對公共產品的生產信息知之甚少，作為一般性代表機構的立法機構也很難對具體的公共產品信息有完全的了解。一般商品市場上，企業的壟斷會使商品生產維持在利潤最大化的水平，而公共產品的生產則會使產出維持在預算最大化的水平。

壟斷的低效率還表現在阻礙技術進步方面。在充分的市場競爭條件下，企業為獲得超額利潤，會表現出對技術進步的極度渴望。而在壟斷的條件下，企業已經通過壟斷地位獲得了超額利潤并能夠得以維持，便不再有動力冒著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和大量的成本投入進行技術創新。公共產品的生產也需要相應的生產技術，而技術的選擇既不能以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作驅動，往往也不能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作標準。如果以預算最大化為目標，政府機構可能會選擇最先進、最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如追求辦公設備、醫療設備的高級化、軍事裝備的復雜化和現代化等等。對于支出這些額外的成本相對于產出來說是否值得，通常會考慮不足，因為實際運行中的機構既不是為了增加凈收入，也不是一點也不考慮收入，它們是在生產著一種公共產品。同時，政府機構也存在著反對新技術的偏見，這主要是因為公共機構普遍采用層級化 (或科層制)的分工體系。層級化的體系使工作人員有機會在特定崗位上積累起專門經驗和專用性技能，對提高層級制的行政效率具有積極作用。但是，這種經驗和專門技能只適用于穩定環境下的固定工作，因此，這種效率也只有在任務相對簡單、環境趨于穩定的條件下才有意義。在環境改變的條件下，這種經驗和專用性技術反而會使政府機構成為一種抵制變化的保守力量?！皩蛹壷仆ㄟ^專注于技術專用性和行為預期性，來實現績效和效率。但是，同樣基于技術專用性和可預期性也使得層級制成為有能力抗拒產生變遷的外來壓力的最強有力的組織?！薄?2〕

政府部門沒有生存的壓力，沒有追求利潤的動機，資金來源是納稅人繳納的稅金。官僚組織中的官員，與其說是忠誠的公共利益守護者，不如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顯然，與一個縮減的政府部門相比，在一個迅速增長的政府部門獲得晉升的機會會更大。由此，職業官僚們總被某種財政激勵所驅使，極力推動自己所供職的政府部門迅速膨脹，以增加他們晉升到更高職位的可能性。在實際工作中，一個單位的領導在任上，提拔的領導干部越多，增加的機構得越多，往往被干部職工認為政績越大、越有魄力。而那些在提拔干部、增設職數方面沒有成果的官員，則被干部職工評價為碌碌無為，認為沒有給干部職工“辦實事”。官僚是一個具有自身利益訴求的集團。預算最大化盡管降低了公共產品提供的效率，造成巨大的稅款浪費，但符合官僚組織內從上層官員到一般員工的利益。

三、克服政府規?！皟壬浴睌U張的途徑

政府機構和雇員的“內生性”膨脹，不利于市場在配置資源中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同時會提高行政成本，降低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與效益。要克服這一問題，須從多個方面著手。

(一)完善政府體制與治理結構?，F階段，我國政府體制與治理結構的變革主要有三個突破口:一是推進大部門制改革。我國中央政府組成部門有27個，大大多于世界其他國家。如美國聯邦政府有18個部門、日本11個、澳大利亞18個。部門設置過多容易導致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的問題。如在我國國務院現有部門中，建設部門就與發展改革委、交通部門、水利部門、鐵路部門、國土部門等多個部門存在職責交叉;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管理涉及14個部委 (局);信息產業管理方面，工信部、國信辦和廣電總局等部門職能存在交叉;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設、國土資源等部門職能交通等等。應逐步把職能相近或交叉的部門進行整合，形成有利于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組織體系。二是逐步推廣“省直管縣”改革。我國《憲法》規定地方行政區劃為省、縣、鄉三級，但在實際運作中，地區或地級市逐漸成為一級建制，形成了省管市、市管縣的格局。市管縣行政管理體制運作效果不高，容易造成市縣爭利的局面，導致地級市過于重視市區發展而忽視縣域經濟發展。應通過擴權強縣、市縣分治等措施，逐步形成“省直管縣”的行政管理體制，使省級管理直接到縣，市則作為與縣平級的行政單元，從而縮小行政層級，形成扁平化的政府治理結構。三是探索“鄉財縣管”財政管理體制。農業稅的取消切斷了鄉鎮的財政來源，加之部分事權下移，造成了鄉鎮財政捉襟見肘的局面?！班l財縣管”財政體制就是取消鄉鎮作為財政核算的一個獨立層級，把鄉鎮作為縣級政府的下一級預算執行單位，通過把鄉鎮財政統籌到縣級政府統一核算，達到緩解鄉鎮財政困難、減少財政管理層級的目的。在“鄉財縣管”的基礎上，可逐步再把鄉鎮其他行政管理權限上收，取消鄉鎮一級政府建制，使鄉鎮管理部門成為縣級政府的派出部門。

(二)強化外部監督。首先，要發揮人民代議機構的監督作用，建立和強化稅收與預算約束機制。官僚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預算撥款，官僚組織過于容易地獲得預算追加，其規模膨脹就能夠容易地獲得經濟支持。其次，要發揮公民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群眾對種種官僚作風深惡痛絕，網友對各地政府副職人數的披露、對“最年輕縣長(鎮長)”的爭議、對豪華公務用車和辦公場所的曝光等等，使得政府部門已經有了很大收斂。其實，公民個人并不太在乎官僚機構內部組織情況，也不太在乎等級鏈有多長、領導干部比例有多大，他們真正在乎的是公共產品的質量和效率。官僚機構擴張的種種手段，對提高公共產品提供的質量和效率產生了極大弊害，才引起了人們的憤憤不平。將約束官僚機構膨脹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官員的自我修養和內部監督，是不夠的。公民監督力度的加大，才有可能壓縮官僚機構膨脹的空間。

(三)完善市場機制。官僚機構自身的很多弊端，都源于公共產品提供領域的壟斷。應該在公共產品供給中引入和完善市場機制，促進公共生產部門之間、公共生產部門與私人生產部門之間展開競爭，打破公共產品生產和供給的壟斷，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梢园岩恍┎痪哂型耆呐潘院透偁幮缘墓伯a品，如交通、電力和油氣的供應等推向市場。一些公共產品，單純由市場供給不能滿足效率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某些制度安排，來模擬市場機制，如對公有自然資源開采權進行拍賣、在地方政府間進行公共產品使用權交易等。

(四)推進公民事務的自治。我國改革開放前，政府進行社會治理主要采用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進行社會治理的手段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在諸多本應由公民自行治理的領域，政府仍然堅持了“行政控制”的手法。凡是被“行政化”、“官僚化”的組織，其自身“內生性”擴張是必然的?！凹t十字基金會”等各種慈善機構如此，高等院校以及各個行業自治協會也是如此。這些組織名義上是“民間組織”，實際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經營，官員由政府任命，活動經費來源于財政，內部機構設置、層次安排、運轉制度與政府部門無異。要提高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大膽下放權力，變直接經營為依法監管，給社會以自治空間，讓公民和社會自我建設、自我發展，并演生出自發的秩序。如果是出于社會穩定或便于管理等目的，抱著政府的“無限責任”不放，就必須忍受因此帶來的政府“內生性”膨脹的代價。政府規模膨脹容易、精簡艱難。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政府規模膨脹造成的社會負擔能夠被抵消一部分，但從長遠來看，其負效應可能得不償失。

〔1〕〔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M〕.張昕等譯.華夏出版社，20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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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199.

〔9〕武靖州.公共物品供給中內在性問題的探討〔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0，(2).

〔10〕Heller，M A.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J〕.Harvard Law Review，1998，111，(3).

〔11〕Francesco Parisi，Norbert Schulz，Ben Depoorter.Duality in Property:Commons and Anticommon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2005，(25).

〔12〕〔美〕彼得·布勞，馬歇爾·梅耶:現代社會中的科層制〔M〕.學林出版社，20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