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產品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意義——以農村公共出版為例

周國清，曹世生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長沙 410081）

新世紀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十年聚焦“三農”。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來，我國農村進入快速發展期，各項事業蒸蒸日上，不斷取得新成就。黨的十八大報告宣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表明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國家的戰略目標，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題中之義。

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農村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多方入手，并且注重制度建設，綜合推進，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在一定時期內，大力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但必須同時重視農村文化建設。只有用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涵養出具備良好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的社會主義新農民，才能不斷改變農村的落后局面，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一方面，農村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存在方式，是農村社會實踐的價值支撐和農村發展的無形導引，對于維系農村社會秩序，推動農村生產力發展，培養現代新型農民，鞏固黨和國家的執政基礎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遺憾的是，由于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帶來人口結構變化等復雜原因，導致農村社會空心化，有關“農村凋敝”、“故鄉淪陷”的文章頻見報章，聚焦了有識之士對農村文化荒蕪的擔憂。在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過程中，如何存續農村固有的某些優良傳統，在現代化的基礎上保持農村的鄉土本質，使之與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交融創新，從而內生出先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另一方面，農村文化活動的深入開展，必須有一定的場所設施和組織形式，否則，文化建設就是紙上談兵。建立在農村社區，能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與需求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包括文化場所、設施、產品或服務等，是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的基礎和載體，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依托。長期以來，由于公共文化產品的公共性和非營利性，市場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場提供，政府和市場在該領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是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的基礎。沒有建立實實在在的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制度，而只滿足于一時一地的“輸血式”、“下鄉式”等并非長效的文化建設運動，雖有一定的作用與意義，但對于從農村內生出來的民族、地域特色鮮明，傳統色彩濃厚的農村文化不具有可持續的生長機制與內化動力。因此，必須從理論上厘清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基礎性作用，從而在思想上引起重視，為推進農村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一、農村文化與農村公共文化產品

文化，是一個廣泛用于社會科學、極具廣度和深度的概念，其具體含義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予以審視尚有不同的理解。廣義上的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而根據英國學者泰勒的經典定義，狹義的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它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習慣?！盵1]同理，作為廣義上的農村文化，自然是指農民在農村中創造出來的物質文明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狹義的農村文化，則只包括精神財富的范疇，“是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思想觀念以及認知方式、思維模式、價值觀念、情感狀態、處世態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層心理結構的反映?！盵2]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是為滿足農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動農村發展，由非市場力量提供的文化設施、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總和。具體而言，當前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種類主要如表1所列。

表1 我國當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種類[3]

作為一種公共產品，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具有如下特點：首先，它的正外部效應極強。消費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帶給農民的精神愉悅，對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主要著眼于產生社會效益，以非營利性為目標，為農村社會發展服務。第三，是面向廣大農民普遍提供的非競爭性的公共文化產品，政府或相關社會組織是其支撐。因而，在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建設中，政府承擔著極為重要的責任。

二、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意義

（一）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是農村文化建設的基礎。

首先，作為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文化設施是農村文化建設的物質憑借。文化活動的開展需要一定的文化設施作為物質基礎，傳統的文化娛樂活動需要活動室、圖書館等場館為其提供場地支持；新興的看電視、上網等文化活動更是需要先期投入建設一套廣播電視網絡、網絡光纜等基礎設施。沒有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也就難以開展相應的文化活動。同時文化基礎設施及附設的文化工作人員的存在，從心理上也能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克服農民的畏難情緒、怕麻煩心理，從而引導其更積極、更主動地參與到各種農村文化活動中來。

其次，反映農村生活主題，深受農民歡迎的各種文化產品是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建設農村文化，就是要將農民納入到閱讀圖書、看電影、看演出、進行體育活動等具體的文化活動中來。雖然我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但傳統農村產生出來的娛樂休閑活動有些帶有粗俗低下的內容，少部分具有文化品位的活動卻大多隨著“文革”的破壞和經濟大潮的沖擊而瀕臨失傳。因此，要重建農村文化，就必須將現代社會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動內容引入到農村的社會生活中來，以此來驅逐落后的封建愚昧文化的殘余影響。因此，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內容提供成為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問題。

再次，文化服務，包括黨和國家出臺的與農民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各項政策、服務和信息，是農村文化建設的政策與制度保障。正因其主要著眼于產生社會效益，以非營利性為目標，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提供主體就必然是帶有公共性質的政府，或者由政府向市場購買文化服務、文化產品，然后無償供給農村和農民使用。如果沒有黨和國家相關的政策、服務、信息，則社會便缺少向農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的根本動力，最終造成農村的普遍落后。我國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黨和國家政策偏向農村，有利于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時期，是我國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時期，必然帶來農村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綜上，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是農村文化建設的基礎。如果不建立一套成熟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體系，沒有政府或社會向農村源源不斷提供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從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狀態與現實環境來看，農村文化建設便將成為無源之水，不可能得到長足的可持續發展。

（二）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催生出多樣的農村文化形式

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總是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環境的變遷而發生各種改變。一方面，農村公共文化產品進入農村后往往會和當地原有的傳統、民俗等結合起來，經過一段時間，很可能發展出新的農村文化形式。比如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本來是一檔作為公共文化產品的電視節目，由于農村人沒有城市人那么多的文化選擇，其娛樂文化及其信息獲取存在鴻溝，因而該電視節目很自然地與農村固有的守歲、團圓等民俗結合到了一起，大年三十全家其樂融融，圍坐著一邊吃東西一邊看春晚幾乎已經漸漸成為一種新的民俗形式。

另一方面，長期處在科學文化知識的浸染下，一些先進的農民在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啟迪下，可以發展創造出多種多樣的農村文化形式。我國歷年來“科學下鄉”、“文化下鄉”等活動的開展和“大學生村官”等群體給農村帶去的先進管理理念等，使得許多農民接觸到了更多的科學知識，加上電視等大眾媒體的鼓勵，各地相繼涌現出一批農民發明家、農民藝術家，這在《南方周末》、中央電視臺等媒體都有廣泛報道。有些農民發明出了除草船、飛行器、潛水艇等機器，在進行試驗的時候，圍觀群眾非常之多，簡直相當于在農村開了一次小型的節會活動。有些農民通過中央電視臺等電視媒體，成為全國知名的歌唱藝術家等，這無疑將形成示范效應，使更多的農民參與到相關的文化活動中去。而事實上，這些活動往往不是農村本身就存在的，是由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催生出來的。

由此可見，由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催生出多樣的農村文化形式，既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其基本文化權益。更重要的是，通過新的文化產品的創作與實踐，可以激發農民的想象力、創造力，培育農民的人文精神與人文情懷，為農村文化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原創力。

（三）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前提

任何社會都需要一種和其發展相適應的文化與之配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實踐中，也需要建設一套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來與之相適應。因此，向農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進行農村文化建設，其目的具有統一性，那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然而，以一種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能夠作為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農村文化，有著自己的特性和運行機制。

首先，農村文化必然是根植于農村的。農村文化能夠成為一種價值體系，必定是農民在傳承鄉村傳統的基礎上，將長期勞動實踐中積累的經驗與智慧進行篩選與凝結的結果。因而，農村文化是農村社會本身的產物，是農民借以調適自身與自然、自身與社會、自身與他人的關系的依據，必然是根植于農村社會既有的價值體系，深刻反映農村社會的結構本質的。

其次，農村文化必然以農村社會為內容和題材。經過長期的沉淀，農村文化已經成為農民的生活方式，它必然是對農村社會的生活、生產等各個方面內容的“劇場再現”，并通過各種禮俗、文化符號、文化物品的形式，將農村的日常生活藝術地再現出來。因而，農村文化產生和發展的源頭正是農村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若農村文化的形式脫離了農村社會的現實，便不會有農民的廣泛參與，也就不能真正內化為農民的生活方式。

所以，農村文化的形成，是農民在長時間的生產實踐中沉淀出來的，是一套與農村固有的價值體系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的社會行為準則。通過短時的“文化下鄉”、“科技下鄉”是無法完全從根本上將新農村文化輸送進去的。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希望形成符合新形勢要求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就應該首先向農村提供各種各樣蘊含社會主義道德和主流價值觀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由農民自己去選擇、去操練、去取舍，并不斷發展和創新，讓公共文化產品中所蘊含的社會主義道德和主流價值觀與農村固有的傳統價值觀進行碰撞、交流，最后融合到一起，升華出既內生于農村，又包含社會主義道德和主流價值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這種由農村社會經過長期的文化操練而內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可以極大地豐富農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幫助農民抵御各種封建、腐朽、沒落文化的侵襲，促進農村實現經濟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這對于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加快實現新農村建設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三、以農村公共出版促進農村文化建設

出版公共服務體系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大力推進農村公共出版，為農村讀者提供更多更優秀的出版文化產品，對于在農村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農民閱讀水平和人口質量，培育和發展文化消費，提高農民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推進農村生產力發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和大力加強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時代語境下，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村公共出版事業這一惠民工程，通過加大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正在逐步建設一個以政府為主導，依靠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出版單位、城鄉基層服務網絡為骨干，以重大工程項目和活動為載體的農村公共出版體系。[4]尤其顯著的是，“十一五”期間，“農家書屋”工程累計投入資金 70多億元，已經建成農家書屋30多萬家，形成了遍布全國的農家書屋網絡，惠及幾億農村群眾，確保了基層民眾的基本文化權益；同時，全民閱讀活動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熱愛讀書、崇尚閱讀的良好社會風尚正在各地形成。據媒體報道，全民閱讀立法已列入2013年國家立法工作計劃，倡導閱讀成為社會公共行為，“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推動全民閱讀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確定政府為促進全民閱讀的責任主體。具體的設想包括：將全民閱讀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制定全民閱讀規劃，發布全民閱讀調查情況，提供公共閱讀場所，舉辦全民閱讀活動，保障公民閱讀權利?！盵5]由于受到經濟、教育和地域等因素的影響，農村人口的閱讀狀況較之城市存在的問題極多，必須引起政府相關部分的重視，為閱讀創造條件，提供支撐。在這一過程中，處于農村公共出版體系中心位置的農家書屋建設已經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和平臺，理應發揮其自身特有的作用。

出版本身具有公益性服務的功能與作用。出版產業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以公共財政為主，其他社會資本為輔，公共出版機構為主，其他出版機構和社會組織為輔，為全體國民提供普及文化知識，提供精神產品，傳播先進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總和。[6]農村公共出版體系包括農村公共出版傳播的各個環節，從農村出版物的選題、策劃、生產、發行乃至農村閱讀場所及相關公共設施的建設等，都處在這一互相聯系的體系之中。農村公共出版的首要特征是其公益性質，從而決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出版傳播功能，不能從出版產業普適性層面對其進行經濟效益的考量，而應從其作為出版物的文化屬性的社會效益高度予以重視，審視其社會文化傳播與構建功能，特別是其對農民群體的知識普及與精神提升作用。農村公共出版體系最終通過為農村提供出版文化產品、文化基礎設施，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等途徑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的繁榮發展。

首先，農村公共出版必須服務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民的現實需求，為農村文化建設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圖書是具有雙重屬性的特殊文化產品，在一定社會條件的制約下，出版者可能會更多地關注圖書的經濟效益。由于農村閱讀氛圍淡薄，經濟條件較差，導致農民對圖書的需求并不旺盛，使得涉農圖書的經濟效益一般并不被看好，故而在農村文化凋敝的同時圖書市場上出現“三農”圖書的匱乏，農民無書可看。優秀“三農”圖書匱乏，更使得農村讀者的閱讀興趣下降，進而制約了農民文化素質的進一步提高，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這是擺在農村公共出版體系建設之前的嚴峻現實。

近年來，以政府和公益性出版機構為主體搭起的農村公共出版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三農圖書匱乏的現實。一些出版社發揮其公益性出版的作用，堅守農村文化建設的信仰，在“三農”圖書出版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不僅可以占領獨特的細分市場，獲得規模效應，還可以爭取政府的相關財政補助，激發了從事“三農”圖書出版的積極性，帶動了農村圖書市場，從而推進農村文化建設。中國農業出版社（農村讀物出版社）、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中國林業出版社、金盾出版社以及各地科技出版社等涉農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一大批優秀的農村出版物，滿足了農民讀者的需求。據《中國新聞出版報》對各出版社上報選題的統計，2009～2011這3年中，“三農”圖書選題數量分別為7106個、7280個、7766個，2012～2013年，農、林業圖書選題數量分別為3709個、3976個，整體上呈現出增長的勢頭。

除數量上形成規模外，“三農”圖書選題的質量和結構也逐步優化，涉農圖書的選題結構由原來的主要為科技類轉向讀者面更為廣泛的文藝、社科、少兒、教育等種類，初步形成了服務國家新農村建設大局的政策性讀物，幫助農民增產增收的科技信息類讀物，關注新農村建設的理論性著作，以及引領農村潮流的生活類圖書等四大農村公共出版的選題種類。最新的跨媒體技術也進入“三農”出版領域，如中國農業出版社的《現代農民與現代農業》，是一套面向現代農民讀者的多媒體叢書；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和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等社在圖書出版的基礎上，配套開發了電子、數字等配套產品；貴州出版集團出版的《我是農民工》系列圖書，實現了紙質書與電視資源的有效整合。[7]這些新型跨媒介圖書，針對新興農民讀者的不同需求特點拓展了農村圖書出版的內容和媒介形式。

為了更好地將三農圖書送到農民手中，2003至2005年，文化部、財政部發起送書下鄉工程，三年間向300個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圖書館和3000個鄉鎮圖書館（室），贈送農村適用圖書390萬冊。近年來來，在繼續建設農家書屋的同時，各地政府聯合出版機構、媒體、志愿者組織等發起的送書下鄉活動在各地都有舉行，由于引入了社會力量，吸引了更多的社會關注，為探索送書下鄉的模式開辟了一條新路子。但這種模式的持續效果難以保證，只能在短時間解決農村圖書缺口，并不能取得長期的效果，這一缺憾只能由農家書屋來彌補。

國民閱讀力和閱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基本素質、創造能力和發展潛力。[8]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仍將是閱讀文化建設。無論是傳統的紙質出版物，還是新興的數字出版物、跨媒體出版物，出版機構在國家農村公共出版體系的支持下，不斷推陳出新，開發出更多更適合農村讀者閱讀的農村出版產品，無疑為提高農村讀者文化科學素質、道德水平、法治意識等提供了多樣的文化產品選擇。這恰恰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必由之路，沒有通過一定量的閱讀培養起來的具備基本科學文化及道德法治意識的社會主義新農民，新農村文化建設就無從談起。

其次，作為農村公共出版體系的核心，“農家書屋”建設是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陣地。文化活動對文化基礎設施的需求是剛性的，黨的十六大以來的“農家書屋”建設，是對多年來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欠賬的清償。通過多年的努力，全國農家書屋體系初步建成，成為連接農村讀者與涉農出版機構的中樞，更成為農村至關重要的文化基礎設施之一。

農家書屋是物質實體與精神食糧的統一，全國農家書屋的建設，不僅刺激了“三農”圖書市場的興起，提升了“三農”圖書的數量和質量，同時通過政府組織的出版物采購，打通了連接涉農出版者與農村讀者的通道，不僅解決了農民看書難的問題，也解決了涉農圖書賣書難的問題，擴大了農村出版物的傳播范圍，增強了農村出版物的傳播效果。隨著計劃經濟的謝幕，國營新華書店也退出農村，使得農村書店出現了近20年的空白期，農民買書幾乎都得到縣城去，還要面對不菲的書價，這直接導致了農村閱讀氛圍的缺失。農家書屋建設起來之后，農民不但在家門口就能看到最新的“三農”圖書，還不用自己花錢，這對重新培育農村的閱讀氛圍，重拾鄉土中國“耕讀傳家”的優良傳統至關重要。

同時，農家書屋為農民進行閱讀和閱讀交流提供了絕佳的場所。農家書屋建立起來后，農民即使在惡劣的天氣中也能在其中安心閱讀，其類似于圖書館的功能，亦可促使村民之間交流閱讀感受，分享閱讀收獲，從而獲得更多的知識信息。部分農家書屋在提供閱讀之外，還可以依托書屋的場地舉辦讀書會、政策宣講會、技能培訓班等，同時為村民傳承剪紙、刺繡等文化遺產提供場地支持。這樣一來，農家書屋的性質便從純粹的圖書服務點成為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成為村里的文化地標。通過這樣的活動，長期保持農家書屋的人氣，必將對地方的文化氛圍形成示范效應，吸引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賭博、求神拜鬼等落后的鄉村文化形式，加入到農家書屋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中來。農家書屋的建設與維護，將成為今后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陣地。

四、結語

我國是傳統上的農業大國，由于人口基數特別大，即使在城鎮化率提高到70%以上之后，也仍有幾億人口將繼續生活在農村。目前，“三農”問題依舊是困擾我國發展的重大問題。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加強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入手，促進農村社會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其中，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大力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

然而，由于歷史承襲守舊、思想認識不足、缺乏制度保障、政府投入不足、民間自發積極性沒能調動起來等，我國農村文化產品供給中政府缺位、數量不足、形式單一、效果微弱等問題依然存在。許多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還非常落后，文化基礎設施缺乏，農民文化生活單調。農村文化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與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適應，這嚴重制約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步伐，也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符。

特別是有些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貧困人口正面臨走向文化性貧困的危險，尤其是自然條件惡劣或者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相對分配不均的地方，他們極有可能陷入一種遠離主流文化的封閉的文化價值體系中。除了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外，對貧困地區文化教育的扶持則更加重要，只有從思想上解決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的主觀貧困障礙，他們才有可能給自己創造出改變的機會。所以說，以公共出版為代表的新聞出版公共服務是防止農村滑入文化性貧困的有力對策。[9]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能不能滿足農村文化建設的需要，關系著我國的“三農”問題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關系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實現。因此，必須重新檢視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基礎性地位，果斷從制度建設和實踐兩方面采取措施，來增加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提升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質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1] [英]泰勒. 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M]. 連樹聲, 譯.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

[2] 呂紅平. 農村家族問題與現代化[M]. 保定: 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211.

[3] 張天學.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現狀分析及對策建議——基于江蘇省徐州地區農村的調查[J]. 農村經濟, 2010(6):84-88.

[4] 譚可可. 我國公益出版傳播最大化地為公共服務探究[J]. 中國出版, 2011(13):36-38．

[5] 胡兆燕. 全民閱讀立法: 以國家意志推動學習[N]. 中國經營報, 2013-08-08(06).

[6] 吳淑芬, 張養志. 出版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的職能研究[J]. 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08(1):15-18.

[7] 規模數量同突破 結構質量雙優化[EB/OL]. 新聞出版總署網站. http://www.gapp.gov.cn/news/2004/114427.shtml..

[8] 魏登峰. 以讀書開啟民智，用知識改變命運——訪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J]. 農村工作通訊, 2008(10): 28-30.

[9] 朱文鎮, 趙秋喜. 關于中國農村文化性貧困的若干思考[J].農村經濟, 2004(1): 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