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人之詩”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當代“學人之詩”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謝克強（湖北省作協原副主席，《中國詩歌》常務副主編）

趙小琪（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李遇春（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導，《新文學評論》執行主編）

車延高（中共武漢市委紀委書記、詩人，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江少川（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

劉保昌（湖北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江漢論壇》編審）

涂險峰（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博導）

張三夕（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導，文學研究所所長）

李俊國（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趙國泰（原長江文藝出版社編審，武漢中圖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

張巖泉（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張執浩（武漢作家協會副主席）

汪余禮（武漢大學藝術學系副主任）

馮楚（《中國文藝家》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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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3年11月23日，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黃岡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中國詩歌》編輯部共同主辦的“當代‘學人之詩’學術研討會”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一樓學術報告廳成功舉行。此次研討會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戴建業教授和黃岡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沈嘉達教授致辭，分為上、下兩場。上半場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鄒建軍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學者、詩人發言。下半場由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涂險峰教授主持，共有七位學者、詩人發言。另外，研討會還特意設立了由鄒建軍教授主持自由發言環節，共有三位學者、詩人發言，彰顯出了開放包容的學術交流精神和氣度。最后，會議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張三夕教授致閉幕詞。

鄒建軍：各位專家、學者：在這初冬時節，桂子山如此陽光明媚、充滿溫暖，是因為各位朋友的到來。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黃岡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中國詩歌》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當代‘學人之詩’學術研討會”，經過三個月的籌備，今天正式召開。接下來有請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戴建業教授和黃岡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沈嘉達教授致辭。

戴建業：我在此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向在座的各位朋友致以熱烈的歡迎！我想我們的當代“學人之詩”學術研討會非常有意義。關于學者寫詩這一文學現象，從古至今就一直存在爭論。鐘嶸說學人寫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詩品?序》），意思是我們讀書人寫詩，雖然沒有什么才氣，但還可以顯示學問。顏之推則說：“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但成學士，自足為人?！保ā额伿霞矣枴罚┤绻麤]有才氣就不要寫詩，如果認真讀書可以成為一個好人。西方學界也曾不斷爭論學問和詩之間的關系問題?，F在我們總說詩和詩可以對話，主要是受了海德格爾的影響。阿爾多諾在20世紀50年代曾說過：“奧斯維辛之后再寫詩是可恥的?！蔽覀€人認為是很有道理的，今天這個社會實在是沒有詩意可言。但是馬爾庫塞認為，“我們應該寫詩，在審美之中人可以獲得解放?！保ā墩摻夥拧罚┪矣X得今天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日子，我好多年都沒有寫詩了。今天我想聽一下學者所寫的美妙詩章，探討學人之詩在當今社會的意義。再次感謝在座的朋友，謝謝大家！

沈嘉達：九年前也就是2004年3月份，我來到美麗的桂子山，在中南干部培訓班當了三個月學生。我所在的黃岡師范學院，曾是華中師范大學黃岡分院，如今也是華中師范大學對口支援院校。在這里，特別感謝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詩歌》編輯部。希望今后能在更多方面，與以上各單位展開更深層次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謝克強：學人之詩的創作背景及中國詩歌存在的問題

當今中國詩歌的創作背景，學人之人從何而來？為什么當今中國沒有詩意，原因有二：一是無邊的消費主義，也就是說是快餐文化、娛樂文化腐蝕著中國文化，腐蝕著中國人的思想和靈魂；二是歷史的虛無主義。無論是對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還是中國百年新詩史采取完全否定的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中國的新詩是舶來品，是從西方引進來的，包括語言、抒情方式等。我認為中國新詩盡管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但還是不成熟的。還未在繼承傳統和借鑒西方之間找到平衡點。毛澤東當年提出要借鑒民歌，從而創造出新的詩體，也只是一家之言?，F在是中國新詩發展最好的時期，也是最混雜的時期。中國雖然有“詩之國度”的盛譽，但當今中國的是詩學教育是很匱乏的。學者的任務在于“傳道、授業、解惑”，因為我認為詩學教育非常重要。寫詩的學者，比如馮至。

為什么學者要寫詩？因為中國詩歌的漢語詩性和本土性。漢語詩性指的是漢語的簡潔、含蓄、形象、意象以及富有張力的特點。比如西方將《紅樓夢》翻譯為《紅房子里的夢》，將《水滸傳》翻譯為《水邊的故事》，而這正好體現出漢語詩性的特點。漢語的本土性指的是中國人的審美情感?！对娊洝犯F盡了當代人的所有情感表露，《詩經》之后的詩都沒有超越《詩經》所表達的情感范疇。學者正是想在漢語詩性和本土性的結合上做出他們的努力。

中國詩歌存在的問題。中國詩言志的傳統講的就是詩人表達自我情感。從屈原的《離騷》、李白的《將進酒》、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直到艾青的《大堰河》都是在“詩言志”?，F代的詩人們在這個膚淺的時代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方面做得還不夠，在表現他們的情感方面還不夠徹底。我的《青藏鐵路》一詩就表達了我作為鐵道兵的獨特情感。歌屬于大眾，詩屬于天才。寫詩還是需要一點天才，需要有新鮮的感覺。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的區別在于詩人寫詩相信親身體驗基礎之上的新鮮的感覺。

趙小琪：現代學人之詩具備的三個詩學維度

西方很多后現代主義詩人學歷并不高（T·S·艾略特除外）。中國的胡適很有學問，但胡適寫的詩并不一定有學問。將學問和詩結合得最好的當屬九月派，也就是中國新詩派。當代最能代表學人之詩的應該算是朦朧詩派，但朦朧派詩人基本上都沒讀過大學。因此，學歷并不等同于學問，現代的學人之詩和古代的學人之詩含義也不盡相同。學人之詩蘊涵著“知”與“詩”兩種要素。知代表知識，是對客觀事物、規律的發現。詩是主體性的，要對事物的意義進行發掘。正是這種意義區分了現代的學人之詩和古代的學人之詩?，F代的學人之詩應當具有現代的哲學基礎、知識結構、思維方法、語言表現?，F代的學人之詩的第一個維度是經驗的表現而非情感的表達。情感是儀式性的，而經驗是沉淀式的。袁可嘉曾說：詩不是情感表現，而是經驗表現。楊煉提出的“智力空間論”講的就是詩歌的質量不在于情感的長度，而在于經驗的厚度?，F代的學人之詩的第二個維度是要表現抽象的思考。艾略特認為玄學派詩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有思想深度，這種思想深度主要體現在形而上思考。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很多詩人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是中國現代詩和古典詩之間最大的區別，作品中出現了對死亡的形而上思考，不僅僅寫死亡現象，更寫死亡世界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尤其是體驗式的死亡是古典詩歌中所缺乏的。今年剛剛去世的詩人紀玄曾提出一個口號：“詩歌不是表現詩的感情，而是表現思想?！彼傅乃枷氩皇且话阋饬x上的思想，而是指詩歌的思想、與人類的普遍現象結合在一起的思想?，F代的學人之詩的第三個維度是要表現張力。包括艾略特在內的新批評派很多都是詩人，特別重視張力的概念。結構主義學派的格雷馬斯總結出一種矩形（矩陣）理論，構成這種矩形的三種關系（矛盾、對立、相輔相融）來言說世界一切事物，而這一切事物又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格雷馬斯將這種矩形理論擴大為可以解釋世界上所有深刻思想的理論模式。我個人覺得用這種理論來解釋學人之詩是很有意義的。

李遇春：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互通以及士人之詩與仕人之詩

有時候覺得自己真的是說的太多，而寫的太少。就像魯迅先生所言：“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保ā兑安荨ゎ}辭》）最初聽到學人之詩這一議題，我想到的就是這是一個符合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色的議題，包括張三夕所長、鄒建軍教授等很多老師都寫詩。文學院簡直可以稱為“詩歌立院”。是不是學院里的詩人都可以稱為學人之詩？我覺得學人之詩跟詩人外在的社會身份沒有太多關聯，學院中人寫的詩不一定是學人之詩。不管是在高校任職、在媒體任職或者以為草根詩人，都有可能是學人之詩，也有可能不是學人之詩。因此，學人之詩應該是詩人內在精神身份的確證。在20世紀90年代我覺得學人的概念是無須懷疑的，但是在如今連高校都不斷行政化和商業化的時代，學人的概念變得越來越模糊。學人之詩應當指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人所創作的，用以表達其情感、思想、靈魂、血肉等的詩歌。就像魯迅所說的：“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保ā陡锩c文學》）當下我們很多人寫詩過于倉促、草率，不夠凝煉和含蓄，因此即使是以學者身份發表的，我認為也不應看作是學人之詩。剛才趙小琪教授提出的觀點我是比較贊同的，比如說一個學人所應具備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但他強調的古典學人之詩與現代學人之詩之間質的差異的觀點在我看來兩者之間沒有太多差異，在很多方面應該是共通的。我們常常習慣于將古典的和現代的二元對立起來，這樣會抹殺學人、詩人自身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之間的溝通，以及內在的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對話。

我們不應該把“學人之詩”這一概念不斷抽象化、不斷下定義，這樣我們會走進本質主義的死胡同。好像要找到一種純粹的學人之詩，那哪里去找呢？我們有一個小議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區別”，這是一個從古至今都存在的老話題，錢鐘書在《談藝錄》里專門談到唐詩和宋詩兩種范式之間的差異，相對而言，唐詩重風神、韻律等，更多的是一種詩人之詩；而宋詩注重學理、理氣，更多的是一種學人之詩。嚴羽在《滄浪詩話》里比較反對的以學問、以議論、以才學為詩的詩歌形態。但兩者之間并非不可互通，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辨析其差異，但在實際創作中，要想把兩者嚴格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的，也是不現實的。

我想補充兩個相關概念：士人之詩，士主要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即今天新詩寫作里面的知識分子寫作。仕人之詩，就是古人講的紗帽氣的詩歌。詩人之詩是主情的，新詩最開始的發端多半都是主情的，比如郭沫若的詩歌，情緒宇宙的爆發。學人之詩是主理的。詩人之詩接近士人之詩，比如岳飛、陸游，盡管他們是做官的，但是他們的詩歌里看不到仕人之詩的味道。他們在寫詩時沒有把自己當做官員，而是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在寫詩。周作人梳理中國古代文學源流時分為言志派和載道派，士人之詩可以歸為言志派，仕人之詩則屬載道派。

詩人之詩、士人之詩、學人之詩、仕人之詩，不管是情與理還是志與道的關系，從中國詩歌史上都可以找到這四種詩歌形態。但我們不能拘泥于這四種詩歌形態的劃分，更應看到其內在的組合與互動。正像趙小琪教授提到格雷馬斯，這四種詩歌形態的關系正好可以構成格雷馬斯所說的符號的矩陣關系。通過對四種詩歌形態關系的闡發，有助于我們看到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之間內在的關聯、互動、對話和融合，也可以看到當前中國詩歌屆未來的前景。

車延高：論詩

詩人，要有一雙負責任的眼睛，既能看清白馬在雪地里悠然邁步，蹄音一閃，碰落一樹梅花；又能發現沒有月的夜里，螢火蟲向一朵黯然失色的花獨白，風用聲音替它說話，寫詩寫成了孤獨俠，就要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著。你必須開啟累死自己、驚詫世界的想象力，望一地落花，就能想到林黛玉剛剛肩鋤過去，墳里埋的是佳人不想帶走的眼淚。

寫詩就要寫得“一江春水向東流”，讓靈感在不小心時突然出竅，好句子就像一陣風送來的，不怕你白駒過隙，抓住了，就把它原生態呈現出來，這是才華讓詩人夢想成真，你可以說缺乏雕琢，但我就沒想過去雕琢?！扒逅鲕饺?，天然去雕飾”是誰說的，這可是四川江油的李青蓮待詔說的。否不掉！

詩要有陌生感，詩最怕重復。詩人追求寫作風格，就是想讓自己成為自己。篡改了一個字，就是自戀。其實不要怕，寫就要寫出自己的旁門左道。你看另避蹊徑，卓爾不凡，別出心裁，獨具匠心這些成語在明示什么？就是要我們從趨同的江湖或山寨里殺奔出來，更旗易幟，另立山頭。要承認每個詩人分娩的詩句都有胎記，不要東施效顰，不要企望武大郎店里的伙計一般高。

江少川：臺灣學人之詩的借鑒意義

我覺得學人之詩涉及三種身份：一是專門寫詩、不做研究、不寫詩評詩論的詩人；二是不寫詩、專門做研究、寫詩評詩論的學者；三是既寫詩、做研究，又寫詩評詩論的學者詩人。這三種身份并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是身份而已。真正能夠稱得上學者詩人稱謂的在臺灣詩壇有不少，比如說余光中、洛夫、葉維廉、羅門等。以洛夫為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能夠和他媲美的詩人找不出幾個，洛夫單是詩論集就有五本。再以葉維廉為例，他的詩歌專著具有相當高的理論水平，而且他也有好幾本詩集。余光中也是一樣的，不僅是著名詩人，也在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山大學任教，寫了很多詩歌方面的文章。

第一，知性與感性的雙重經驗。既有寫詩的親身體驗，同時又有寫詩評詩論以及研究學問的經驗。痖弦詩集和詩論集盡管都只有一本，但他完全可以稱為學者詩人。他的《中國新詩研究》研究了包括廢名、劉半農、戴望舒等在內的十一位詩人，這是他15年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超越他。第二，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吸收。臺灣的很多詩人都有青少年時代從中國大陸到臺灣去的經歷，他們在20世紀50—70年代都有先西化后傳統的的經歷。五六十年代臺灣向西方看，所以一大批詩人都受到西方現代派的影響。但是后來他們發現完全西化是走不通的，所以在70年代，又回歸轉向傳統。痖弦有兩個精彩的比喻，一個是“河的上游與下游”，他認為傳統是河流的上游，現代詩河流的下游；另一個是詩人應該站在十字架的交叉點上，一豎指的是繼承傳統，一橫指的是學習西方。洛夫《煙之外》開頭是這樣寫的：“在濤聲中喚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來潮去/左邊的鞋印才下午/右邊的鞋印已黃昏了?！焙芏嗳苏J為這首詩是西方超現實主義的，洛夫說其實這首詩是從中國古典詩歌“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李白《將進酒》）得到的啟發。第三，中西兩種文化的熏陶。中西文化的雙重教育背景形成了詩人的雙重文化視野。他們大都在大陸接受中小學教育，或者大學沒上完到臺灣繼續學習，而且有一部分還從臺灣到西方留學，他們的外語一般都很好。余光中曾經三次去美國，兩次留學一次講學，洛夫和痖弦到了60多歲的高齡移民到加拿大，葉維廉更是在美國取得學位，然后在大學任教。三千行長詩《漂木》是洛夫68歲高齡在加拿大創作的，這是他的天涯美學的體現，既有悲劇意識又有宇宙境界。我想臺灣詩人身上具有的這三點對我們中國大陸詩人成為學者詩人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劉保昌：學人之詩、詩人之詩和才人之詩

古人講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之外，還有一種“才人之詩”的說法。清代的方貞觀在其《方南堂先生輟鍛錄》有一段對于詩人之詩、學人之詩和才人之詩褒貶的評論?！安湃酥?，崇論宏議，馳騁縱橫，富贍標鮮，得之頃刻。然角勝於當場，則驚奇仰異；咀含於閑暇，則時過境非。譬之佛家，吞針咒水，怪變萬端,終屬小乘，不證如來大道?！北砻魉麑Σ湃酥娛且环N否定的態度?！皩W人之詩，博聞強識，好學深思，功力雖深，天分有限，未嘗不聲應律而舞合節，究之其勝人處，即其遜人處。譬之佛家，律門戒子，守死威儀，終是鈍根長老，安能一性圓明！”對學人之詩也是批判的，推崇的是詩人之詩：“詩人之詩，心地空明，有絕人之智慧；意度高遠，無物類之牽纏。詩書名物，別有領會；山川花鳥，關我性情。信手拈來，言近旨遠，筆短意長，聆之聲希，咀之味永。此禪宗之心印，風雅之正傳也?！睂W人之詩和詩人之詩關涉風雅兩個傳統，有著不同的審美趣味。第一，研究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時不能采取循環互證的方法，也就是說不能講身份是學者，他的詩歌就必然是學人之詩；他的身份是詩人，他的詩歌就必然是詩人之詩。第二，不能攪和兩套話語系統，不能將兩者混合起來。晚清的同光體詩人陳三立、陳衍就有將詩人之詩和學人之詩二者合一的傾向。兩者合一之后詩歌藝術成就是不是就更高還是值得商榷。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認為東方具有詩學傳統，在學術上不夠發達。我覺得詩人做學問和學人寫詩應該是分開的。胡適和周作人詩寫得不錯，學問做得也很好，學人寫詩正好可以解決劉再復提出的雙重性格（人格）的問題，因為人在本質上既有學理的一面也有詩歌的一面。

涂險峰：學人之詩的語境辨析

“學人之詩”不等于在大學里當教授的人的詩，即職務不代表學問，學者也不限于在高校里，我們經常聽到“民間學者”的稱呼，所以在職務之外也有一些可以稱為學者的人。剛才談到詩人之詩和學人之詩，我認為這種劃分大體上沒有問題，但是它有一個誤導，就是把詩人這個范圍限定了，仿佛是“詩人之詩”的詩人就是學人之外的那批寫詩的人，但是在剛才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詩人實際上就是學人，所以這里面還需要細致的辨析。在我看來，我們今天的題目叫做“學人之詩”，我們的到會者都可以稱為“詩之學人”，無論是在高校任教的研究者，還是在高校之外的詩歌創作者，還是在高校之內的詩歌創作者，凡是能聚在一起對詩歌進行反思、研討、研究的人，我們都可稱之為學人。這個“學人”的范圍不限于某一種職業，而作為詩歌創作者不應對職業進行過于嚴格的劃分，為什么這樣說呢？如果存在著學人之詩、詩人之詩，我們在職業上還有仕人、軍人，我們從個人素質和知識特點來說，可以說所有這些都是才人之詩。但還有一些處于特定狀況下的人，比方說戀人之詩，很多人是因為談戀愛才寫詩歌，而且戀人之詩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么這樣的一種類型我們該怎樣看待？其實我們所有的描述有的是從職業，有的是從他自己的知識結構，有的是從他特定的狀態來進行的，我想我們這個會議的核心其實是想探討詩歌中間的學術元素與詩歌本身的關系，我們圍繞這樣一個話題來進行研討，無論是學人還是詩人都可以放到這樣一個語境中來研究。我們有請張三夕教授上臺演講。

張三夕：中國詩歌史上的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

上半場學者的發言以及第二場的主持人涂院長已經把學人之詩概念的辨析引向了深入。就我個人來說，設計這樣一個議題首先是具有一種當下語境的特點，就像剛才李遇春教授講到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幾乎是成了一個詩歌學院，我的一些在大學當老師的朋友詩歌寫作的激情也非常高昂，從這個現象切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議題具有一種當下語境特點。其次，它又有一種歷史感，它可能和我們的詩歌史或者文學發展史的某些現象有一定的關聯性，但是在關聯中又有區別。最后，這個議題本身——詩人之詩、學人之詩——是對詩歌類型、詩歌形態的一種分法，并不代表某一種價值判斷。我們可能要思考，在當下為什么有這么多學者熱衷于寫詩，寫詩成為在大學校園尤其是文科老師中間的普遍性寫作活動，這種寫作活動跟我們的時代精神有怎樣的關聯？跟這些教授的個人生命體驗有什么關聯？

剛才涂院長所說詩歌寫作當中的學術元素，即學術研究對詩歌創作有什么樣的影響，這也是我思考了很長時間的問題。從中國詩歌史到中國文學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寫作活動主要是寫詩的人所創作的可以稱為詩人之詩，另一類人的寫作活動則一部分是詩歌創作、一部分是學術研究。這兩類人可能跟職業有關聯，也可能跟職業沒關聯，在中國古代做官的人寫的詩叫做仕人之詩，這些仕人大多數是通過科舉考試才當上官，他們的寫作活動和一般詩人的寫作活動確實有差別。進行詩人之詩創作的一些朋友，跟高校研究詩歌的學者或者也寫詩的學人之間缺乏對話，我們需要這樣的對話，因此我們對當下漢語詩歌的寫作進行探討是很有意義的。

當下漢語詩歌的寫作實際上是不同階層的人各說各話，甚至有一些以出版物為核心形成群體來寫詩的現象，這些不同的維度之間是需要對話的，因此希望這個議題具有開放性。這些研究當中有很多問題，比如漢語的詩性問題，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詩性的差別問題，比如剛才謝克強老師講到《詩經》的表達把所有的情感都窮盡了，那么在新詩寫作群體中很多人認為這鐘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這就需要研究。我曾經跟做當代哲學研究的教授做一個實證的研究，現代漢語和古代文言文對詩歌的表達空間究竟誰更大一些，比如都寫愛情，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有什么區別。另外在中國文學史上，“學人之詩”的提法已經有一種身份意識在里面，這種身份更多地在精神身份上，但在在中國古代詩歌史和文學史上對兩種身份意識的認識是沖突的，第一種是認為這種詩歌詩人的寫作是一種非常崇高而有價值的，像曹丕在《典論》里說“做文章是不朽之盛事”，還有一類人對這種創作持否定態度，比如楊雄認為辭賦是年輕人的雕蟲小技。

在中國的思想史當中對于詩人、文人認識的差異一直到延續到當代，比如我的博士導師張舜徽先生反復教導我們詩不必人人皆作，寫詩是浪費時間的，要做學問。所以從中國古代到當下實際上一直存在著這種認同意識的差異，這些差異里面展現出另外一些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比如毛澤東對詩歌的理解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論，就很值得研究。另外我想談一下剛才有兩三位學者都已提到的唐詩和宋詩的區別。其實這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兩大范式，其他朝代的詩歌也都可以歸于這兩大范式之中。錢鐘書在《談藝錄》中談到唐詩和宋詩的區別時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風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蔽覀€人傾向于唐代叫詩人之詩，宋人就是學人之詩。在唐朝學人之詩是很少的，沒有什么影響，大部分是詩人之詩，因為李白、杜甫、白居易他們不寫學術著作。但是到宋朝就不一樣了，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這樣一些詩人，他們寫詩同時他們也寫學術著作，比如歐陽修既是當時文壇領袖，同時也撰寫《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所以宋朝的時候學術研究和詩歌創作已經是并行的。在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上，由于時間關系我不展開談，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實際上呈現著非常復雜的狀態，比如在現代文學史上，像郭沫若、聞一多、卞之琳、馮至等人詩歌創作和學術研究是并駕齊驅的。到了當代又呈現出另外一種情況，這樣一些問題也希望有興趣的學者和詩人可以就某些話題進行深入討論。

李俊國：學人之詩應淡化技術性

我把詩當做生命和存在的至高的神圣，所以很少碰它。自己很少做詩歌研究，雖然我總在閱讀中國當代的各種各樣的詩歌。

第一，中國百年新詩史上的第一篇章就是學人寫就的，如胡適、周作人、俞平伯、劉半農，甚至很少寫詩的魯迅。他們在這一階段有一個特點是“自古成功在嘗試”，他們敢為天下先，所以是“胡寫亂寫”開創了我們新詩的篇章。第二，京派文學的理論家朱光潛對東方詩學、西方詩學均有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最早站在十字交叉點上對詩歌做學理性整合的學人。還有梁宗岱先生，作家、學者廢名老師，以及他的學生卞之琳、王了一（王力）、郭紹虞等學者參與了中國現代白話新詩的建構，及其話語秩序、言說方式等。第三，在40年代的西南聯大成長起來的九葉派詩人那里，在一個蕓蕓眾生最物質化、最混沌、最絕望、最無力的狀態下，可以看到其文心、學統、詩的精髓等有著心和史的穿透性。比如穆旦的《詩八首》，從里面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技術，不僅僅是詩歌現代性的思維和理趣結構，而是作為學者的個體在特定時代對詩歌的言說意義和價值的整合。

學者之詩應淡化技術性，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弱化學者要素。今天學者作詩可以愉情愉性，但是這不新鮮，因為中國古人也是如此。我認為中國古代詩歌是及物不及心的。及物就是我們可視的、可見的、可感的、可經驗的，往往是“春江花月夜”；及心指的是存在、個體、生存、焦灼、分裂等。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倫理文化，往往是遮蔽人向內心的突進，我們各種蔚為大觀的詩學到最后就是掉書袋。聞一多提倡現代格律詩，提出“帶著鐐銬跳舞”的觀點，認為帶著鐐銬在現實中舞蹈的中國詩歌最漂亮，但是詩歌在現實當中被遮蔽了多少呢？米蘭?昆德拉說：“藝術何為？藝術在于發現?！蹦阋獰o限敞開地發現，從一花一落葉中發現新的東西，從一段陳述一段話語中發現新的話語方式、新的理趣。

我更偏愛宋詩，那是中國人開始長大、成熟的表現。在某種意義上，簡單的重復性情感，比如悼亡詩，只不過是你寫了你的夫人，他寫了他的夫人……所以對當代詩歌走向技術我很擔憂，我看到只是和生命意義漸行漸遠的精力與智力的浪費。

趙國泰：學人之詩的文學史意義及詩學特質

感謝張三夕教授和鄒建軍教授邀請我參加此次會議。為參加此次研討會，我研讀了兩本相關著作：一本是劉士林博士的《20世紀中國學人之詩研究》，另一本是李遇春教授的《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從中我得到兩點體悟：第一，我覺得這個議題很有文學史意義?？梢哉f學人之詩更多的是落實在舊體詩上，當然不排除很多學人寫了新詩。此次研討會的一些議題會對中國詩歌史的版圖產生影響，中國詩歌史不能回避學人之詩。正如在李遇春的著作里提到的，舊體詩不進詩歌史顯然是不合理的。第二，我認為應當認識到簡要化的重要性。要力爭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簡明扼要直切事物的本質。學人之詩有兩個字我們需要注意，一個是“學”，一個是“人”。從表層結構看，學人之詩與其他種類詩歌的差別在 “學”字，即有知識點，有文學的常識，有很多的文史典故。從深層結構看，其差別在于“人”字，就是把審美主體和創造主體的人格、性情融入詩歌里去。我認為還可以進一步概括為“氣”字，蘇軾《和董傳留別》里“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氣”。這個“氣”的組成元素就是學人所特有的意象。學人寫詩并非掉書袋，并非寫詩時把所有書都翻開，而是存在于記憶之中的元素和意象，自然而然地爐火純青地融進了詩歌中去。即使一個人本職工作不是學者，但他很有學問，在其文本中體現出很淵博的知識和文史典故，表現出十足的學人韻味，那么他的詩作也是學人之詩。對身份的確認盡管也是有必要的，但不能過于深究。關鍵在于文本有沒有沒有學人之氣在里面。詩中有“學”，詩中有“人”，這是我們要去抓住的要點。

我很想崇尚怎樣的學人之詩呢？我舉佛家的偈子來說明。唐朝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六祖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蔽矣X得前者帶有普世價值，而后者就太過玄高了?！读凝S志異》里還有一首偈子：“事有始終，物有成壞。天地自然，何滯何礙？小子無知，大驚小怪?！彼从沉藲v史、社會發展的規律，對做人準則來講也是很有學問的。很多當代的打油詩，其實里面也很有學問，很多人生觀都體現在里面，你能說它不是學人之詩么？再舉一個經常受大家詬病的郭沫若的例子，殊知每位詩人都不免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他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蔽矣浀卯敃r這首詩一出來馬上得到傳誦，好像是口號，但是卻有學人的韻味在里面。前面是倒裝句，先說大快人心事，后說揪出四人幫，而且形成了沖淡、豪放、明快的風格，我們能簡單地說它是口號么？

劍男：中國新詩史中的學人之詩

我認為談“學人之詩”就是談學者寫的詩歌，學者就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在古代，學者基本上都是文人，詩歌就是他們的一種基本素養，這個應該不在我們今天座談會的范圍之內。今天的研討會應該重點談新詩和學者的關系，也就是“學人之詩”這個說法存不存在，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成立的。從20世紀初期到30年代，中國新詩從它誕生到基本成型的個過程是學者參與建構的。比如說，1917年胡適的新詩在《新青年》上發表，1918年所謂中國新詩的第一首杰作周作人《小河》的發表，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的發表，《詩刊》的創刊，《十月》的創刊等。包括聞一多、戴望舒、徐志摩等新月派當時都參與了，一直到30年代何其芳等也都參與了。新詩從它最初的誕生到成型，這里面的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是學者兼詩人，這是非常好的詩歌氛圍。作為一個詩歌愛好者，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覺得中國詩歌最好的時代是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因為這個時代為詩歌創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并且有眾多學者的參與，理論和創作能夠齊頭并進、比肩而行、互相印證，為新詩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空氣和土壤。但是這個中國學者參與的中國新詩發展進程在后期有一個短暫的斷點，到了抗戰后期，以穆旦為代表的詩人對學者之詩有一個續接，包括更后面的梁宗岱等人對中國新詩的學人之詩的建設也是十分成功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學人之詩的氛圍慢慢就沒有了，很多詩人不再從事詩歌創作了，理論和創作不斷地分離，到了30年代還出現了理論“合圍”、“絞殺”詩歌創作的現象。學人之詩為什么在前期有那么好的發展，到后面又斷裂了呢？首先從表面上來說，這和學者之詩的缺失有很大關系，那么這種缺失和文學與政治的緊張關系有很大關系，也和后來我們對個人價值的評價體系有關系。文學是一種個人意識，它要表達的是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政治是一種利益關系，它就是主體權力對分配利益的利用罷了，政治沒辦法和文學達成和解。至于評價體系的問題，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人的社會價值判斷有很多太過精細的地方，比如說詩歌創作在科研院校里不能算作是成果，所以很多詩人不再從事詩歌創作了。學者也要吃飯、穿衣、買車、買房，要養老、養小，當他們發現這些和詩歌創作一毛錢關系都沒有，而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科研項目和政府獎勵才有用的時候，他還會去寫什么詩歌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學人之詩在建國以后基本上是缺席的。當然這種缺席不是說學人之詩不存在，它還是存在的，實際上現在還是有很多學者寫詩的，包括以我們的鄒建軍教授為代表的在座各位很多都寫詩的。在很多高校都有一些詩人兼學者的身份，但是在這樣一幫詩歌寫作的人當中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由詩人身份轉向學者的，他們的詩歌創作越來越少。

另外，有很多是學者的詩人的寫作是一種隱蔽的寫作，其寫作是一種自娛自樂的方式或者是一種休閑的方式，并不參與到我們當代新詩的發展進程中來。學人之詩在目前狀況下既不能站在詩歌創作的最前沿，也不能站在一個理論的高度來對現代詩歌的創作進行批評和引領，實際上學人之詩是很薄弱的。我們今天要談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談學人之詩怎樣在創作實踐和理論上重建的問題，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對中國詩歌的歷史進程起到推進作用，這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重建是一個漫長的話題，重建需要學者和詩人的合力，還需要歷史的機遇。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張巖泉：中國新詩派與學人之詩

我覺得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學人之詩已經成為當下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有些可能是先學者后詩人，有些可能是先詩人后學者，也有一些一邊研究詩歌一邊創作詩歌。雖然關于“學人之詩”剛才有很多專家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但是還沒有形成一個共識和定論，我覺得可能也難以形成定論。什么是學人之詩？可能更多的是要看文本所呈現出來的特色。既然要把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作為一個對舉，那我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相比確實有一些特殊的質地。從詩歌的傳統、現當代詩歌的角度而言，學人之詩的學術性更多地體現在議論性的詩節、詩行當中，而不是顯現在描述、抒情的段落里。那么只要有議論就有學術性么？我想一般的泛泛而談的議論肯定不會被認可為學人之詩。從詩歌形態和類型上來說，它肯定更多地被歸類到哲理詩的范疇里去，這種歸類既有關聯又有區別。學人之詩概念的辨析一方面可能要建立比較清晰的邊界，以對它的特質的認知作為前提；另外一方面也要保留一些彈性，使這個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有很大差別。大學始終是現代文學三十年發生、演變的重要力量，所以形成了一個學院化的傳統。但是在當代這種傳統確實在很長時間內被中斷，現在要把它延續上，可能還需要拭目以待。學人之詩和這種傳統肯定是有關聯的，大家舉了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派的例子，那么對此我其實還略微有一點點意見，九葉詩人在40年代寫詩的時候基本上還是在校生的身份，還不能稱之為學者，有些可能是畢業不久但是也在學術上還沒有顯現出自己的成績。甚至有些詩人比如穆旦到南開大學職稱上盡管已是副教授，但是在學術上除了翻譯之外離一個學者還是有距離的。我們不一定說要有職稱學位才能稱得上是學人之詩，作為一個在校生他的詩歌創作只是為了顯示某種哲理和某種學術性，我們能不能夠把它稱之為學人之詩，這是可以繼續討論的。

另外一點，學人之詩還是跟現代詩歌當中的知性話語的表達有關，古典詩歌可能感物起興比較多。知性化的表達和學人有更多的內在的聯系，所以我覺得學人之詩和詩歌當中的議論性片段、哲理詩的類型、學院化的傳統以及知性化的表達有密切的關系，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學人之詩要滿足文本呈現出學術性的精神特質這一條件。以九葉詩人為例，鄭敏從20世紀40年代到現在，她的詩歌創作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中間有將近三十年的中斷），把她40年代和80年代中期的詩歌進行一些對比，即使是在哲理詩的創作上也還是有一點點差異的?！督瘘S的稻束》還是從比較具象的形到比較抽象的神，由形寫神，在具象的基礎上建構一個象征的空間，其哲理性都提煉自直接的觀感和見聞，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哲理詩，但是否是學人之詩我覺得還可以打一個問號。而8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詩歌，比如《不再存在的存在》、《心象組詩》、《我的東方靈魂》，我覺得就比較符合狹義的學人之詩的范疇，鄭敏這個時候已經有很多的學術成果，本身是一個很有成就的學者。這些組詩背后可以體會到她在80年代中期重返美國接觸到的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后現代文化思潮，然后她反觀我們的新詩和傳統，從我們的傳統中發現哲學的東方精神，所以從她的這些詩歌中可以發現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和東方傳統的融匯。如果《金黃的稻束》中更多地體現的是從個人生命體驗所升華出來的這種哲理性的體驗，那么從后面的組詩中我們可以找到中外學術史的歷史軌跡，從狹義上來說這些詩歌是比較當得起“學人之詩”的稱謂的。

詩人之詩和學人之詩之間不是對立的關系。我們今天在這里討論學人之詩實際上是把它作為一種類型，是對我們認為的詩人之詩的一種補充和豐富，某種意義上的一種糾正。詩人之詩的長處在于它這種興會淋漓的生命感，而學人之詩有比較純粹的精神性。但如果詩人之詩的生命感缺乏獨特的深度體驗時就會顯得比較淺泛，學人之詩中的學術性和精神性不與個體生命體驗相結合也會顯得比較生澀。同樣是九葉詩人，辛笛后來的一些詩歌發表的是一些一般性的議論，而且這些議論沒有和個人的深度生命體驗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認為他的這些學人之詩是比較失敗的。

張執浩：探討學人之詩更應回歸詩的原點

學者之詩和詩人之詩這個議題很有意思。我的愛人是個研究音樂文學的學者，而我是位詩人。我的朋友們知道我和我的夫人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的人，我們互相瞧不起，她認為詩歌不是寫出來的，她看見我平時都在睡覺，其實我很大一部分時間在床上讀書睡覺，更大部分時間里喜歡在廚房里，其實我最怕的地方是書房，我最近出的一本詩集里面有一首詩《我的書房》實際上是對我的書房的一種控訴。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一個自我生長力很強的詩人，這么多年的寫作，我覺得詩人之詩和學者之詩唯一的區別就在于一點，我寫了20多年的詩，每天在不斷地讀詩想詩寫詩，最后我發現我不知道詩歌是什么，正因為我不知道詩歌是什么所以我對詩歌這個事物保持了強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就是我想搞清楚它是什么。20多年來，我一直在思索好詩應該具有怎么樣的風骨，應該是什么樣的形態。

中國文學史往往以“學者詩人”、“軍旅詩人”或者“農民詩人”等來劃分，我認為這不是很好，不管你是怎么樣的職業最后要回歸到一點上來，就是他們寫的都是詩。衡量一首詩的標準是用現代的語言寫現代的生活、表達現代的情感?，F代人寫古詩我是不贊同的，不管你寫得多好你肯定沒有李白、杜甫寫得好，因為我們的語境變了。如果你承認你是現代人，那么就應該用現代的語言來表達你所面對的情感，這才是衡量詩歌的一種基本的標準，如果背離了這個標準那么就不是一個當代詩人。這是我認知的一個標準，也是我辦《漢詩》的準則。我一直很少和各位學者交流，所以我今天非常珍惜這個機會，但是我發現我們還是在用一種學術批評的思維方式在區分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即我們談的是學人和詩人而不是談詩，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回到一個原點——我們談的是詩歌而不是身份問題。

汪余禮：對“學人之詩”的深度透視

許多著名學者，本身亦為一流詩人。比如王國維、陳寅恪、朱自清、錢鐘書、宗白華、聞一多、馮至等，學識極為淵博，詩作也頗具特色?？梢哉f，一個好的人文學者，靈魂里往往住著一位或數位詩人，或者其骨子里就有著詩人的敏慧與氣質。這已經構成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值得從現象學的角度進行深入透視與反思。學者為什么會逐漸兼具詩人身份呢？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思、史、詩三者具有內在的相通性。學者之為學者，首先在于他（她）是有學問、有思想并不斷求真、創新的人；而學問、思想往往通過歷史研究得來（一切學問皆史學），這就意味著，學者首先需要在思與史這兩個方面超出常人。但另一方面，正如海德格爾所反復論述過的，思與詩是貫通一體的，真正的思往往接近于詩，或需要以詩的方式言說。在學者以求實、求真展開其學術之路的過程中，歷史研究會逐漸將其引上思想之路，而思想探索又會逐漸將其引入詩思之境。最終，他（她）是有可能進入思、史、詩貫通之境的。

學者之詩不限于傳情，而更多地關涉到人生經驗、深邃思想、高級智慧的表達。如果把20世紀中國一流學者的詩集聚到一起，從中幾乎可以看到一部隱性的、微型的20世紀中國思想史。這意味著學者之詩并非不入流的外行之作，而是需要以新的審美眼光、評論標準來看待的一種詩歌形式。

馮楚：學人之詩更在于精神上的創建和超越

我講兩個概念即“什么是學者”、“什么是詩人”。剛才著名詩人張執浩說有一點遺憾，他的反思對當下的詩壇對“什么是詩”、“什么是詩人”這兩個概念的理解是有幫助的。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悖論，我認為好的學者一定是一個好的詩人，但是好的詩人不一定是學者。我目前也在做一個“華語詩歌生態研究”的課題，以前我是民間的，但是我站在這里這種身份已經模糊，這種模糊也代表了當下的一種主流價值觀，即在這個大的兼容并包的環境下去創造我們獨立的有差異性的詩歌價值觀。

從詩歌的源頭來說，《詩經》上的詩，不存在學人之詩和學問之詩的界定劃分和觀念上的自覺。那時多是自發性的原初的勞動和本能性愛時，生發出來的一種語音訴求，更多地體現在聲音和肢體語言信息的傳遞上，還沒有完成語言抽象意義的營造和概括。學人和學問體現在語言發展為成熟的交際工具，并成為某種話語權的具體彰顯之后，學人和學問就演化為對社會組織形態的一個“自控”或“他控”的文化體系，人類文明就是一種人的自控形態，作為語言最具表現的訴求方式詩歌，才從原始本能經驗中蛻變出來，成為理性即學問表達的載體，如詩言志，詩春秋，詩山水，詩哲學等。這些從一般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語言表現，也經歷了不斷輪回往復的過程。這是詩歌本質上的要求，詩歌表現人性的不同訴求和認識事物的能力，也同樣伴隨著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上升到最高階段時，詩歌作為本體的語言形式，就完全脫離了一般的感性經驗，而成為人們更高的個人的經驗獨特性，被確立為一種智性詩歌或理性詩歌。所謂知識分子或學問就獨立出來了。精英意識的寫作，從依附知識即權力的結構中，或是從學問的權威中，不斷地通過詩歌這一語言形式的變革和創新，形成了新的學問之詩或學人之詩的特征與特質。詩歌精英化、知識化、學問化，到詩歌平民化、常識化、簡單化，這樣的不斷循環往復，上升下沉，下沉上升，是人類生命情感與理性精神審美的永恒運動。這就是為什么說“詩比歷史更永久”的原因。

最近，詩人的獨立性命運，再次引發生存困境的大討論?，F在，重提學人之詩學問之詩，好像有學者詩人要為“知識分子寫作”正名的味道。但大多數功成名就的詩人恐怕并非是學人。知識分子在變成“官商”完全掌握了大學話語權之后，將個人知識或學問作為謀生手段并實行等級化、應試化和規范化，就為行政化的龐大教育體制奠定了基礎。詩人若不加入學人的指定的學問考試，進行體制積分取得等級職稱，很難獲得知識體制的權利分配。所以，很多以前打民間詩歌牌子的詩人，如徐敬亞、多多、伊沙、王家新、程光煒、謝有順、藏棣等人，在進入高校謀得職稱之后，就是過上了真正的“醫祿”無憂的后寫作時代了。藏棣的那些詩歌寫作及文本，明顯帶著后現代漢語符號化、技術化寫作的特性，你說它不是學問之詩嗎？顯然不是的。

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這兩者曾經因詩歌的先鋒性與實驗性和獨立性，發生過激烈的當代詩歌論戰，不但沒有澄明何為學人之詩學問之詩的立場及理論上的劃分，而且通過20世紀90年代后全球化市場自由和官方主流文化融合，使得這一劃分更加的模糊不清了，難存證偽了?；飕F代性的詩歌當代性寫作，學人和學問之詩，更多地消費在市場主體的新知識話語體制權利之中而不能自拔?，F在，與體制構成知識獨立的條件和氣候都發生了變化。但體制意識形態依然存大。一部分是權力，一部分是市場，而市場的隱蔽性更多一些。這是梁小斌先生所沒有的機制。但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保持了一個詩人在這個時代最基本的底色：清貧！清貧是這個時代詩人最具免疫力的一種機制。當我們回首歷史以來的學人之詩學問之詩時，形成這一特性的詩人和詩歌，無不具有對物質異化的強烈抵制性能力，而保持其自身在學人和學問之上的精神獨立與純粹性。這是當下知識精英重返精神自由詩歌，尋求個人生命寫作實證的價值所在。正如詩人劍男所朗誦的那樣：秋天來臨，我厭倦這沉重的肉身。肉身沉重不只在于減肥而已，還有精神上的創建和超越。

張三夕：感謝各位來賓、各位朋友，感謝各位在非常繁忙之中來參加我們的研討會，我想大家來參加我們的會議是基于一個基本的理念：對詩歌的熱愛和敬畏。今天與會嘉賓的年齡跨度是非常大的，有40年代的，比如謝克強老師、江少川老師等；有50年代的，比如我、李俊國教授等；還有60年代的，比如鄒建軍教授等；還有70后以及在座的80后90后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以要在這個非常大的年齡跨度下對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達成某種共識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但是這種對話是很有意義的。我個人想，其實我們應該沿著海德格爾《詩人何為》的問題繼續思考，我們有很多的對話空間可以繼續加以研究。比如張執浩先生這種活躍在一線的詩人，他對會議的討論表達了遺憾和失望，但是他的論點和論據都是可以探討的，比如現代詩歌就是以現代語言寫現代生活、表達現代情感，比如對古體詩的排斥，我們可以繼續研究。但是新中國成立后的60多年中，有一批人的舊體詩實際上仍然是表達一種現代情感，比如陳寅恪、錢鐘書，在很多情況下已經無法用其他詩歌樣式來表達現代情感，而且他的詩要避免文字獄，同時要表達內心的痛苦，他可能只能用古體詩，所以這些內容以后可以專門來討論。我們一定要讓研究詩歌的學者和單純寫詩歌的學者對話，這樣我們才可能對中國當代詩歌的創作、研究有所推進。另外，我們的高校是高度體制化的高校，在高度體制化的高校還需不需要詩歌的創作，還需不需要詩意的生活，我想我們在桂子山上能營造一種詩意的生活氛圍，他們可能不受核心期刊的評價，我們首先要回到一個當代的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體制化的、異化的人，尤其是大學老師和在校大學生。晚上為什么還要舉辦詩歌朗誦會呢？這就是一種詩意的生活，這種生活不能掙錢，但是是我們需要的，如果我們都被官方的套話、空話所籠罩，那么我們的生活是非常暗淡的，這也是我們辦這個研討會除了重寫當代詩歌史、多元化的書寫之外的意義所在。同時對我們個人來說，我們人生還有沒有詩意？詩意的生活還存不存在？這也是我們討論會要達到的一個潛在的目的，當然這個目的不是一次研討會就能達到。在這里我們在這里再次對大家表示感謝！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研討會現場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整理者：劉玉杰，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2012級碩士研究生，Email:dugu1989@126.com；邵思巧，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2013級碩士研究生，Email:31262678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