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視野下的北美華文文學》序

［美國］陳瑞琳

王亞麗，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2010年的春天。我應邀去她任職的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講課，講的題目是“當東方遇到西方”，即從東西方文化的交戰談到海內外文學的挑戰。會后，亞麗告訴我，她正在陜西師大就讀在職博士，論文已經開題，她的心愿就是研究海外華文文學，主要是北美的華文文學。我抑制住自己內心的感動和驚喜，仔細端詳著這位來自內蒙古大地的年輕女子，她的眼睛里有一種燃燒，身心里有一股堅定的頑強，多么像二十多年前走在校園里的我！一時間百感交集。

時光回溯到1989年，我在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首次斗膽開設《臺港及海外文學》選修課。這是一門嶄新的課程，猶如一股清新拂面的春風，立刻吹皺了當代文學的一池春水。前來聽課的學生擠滿了階梯教室，他們激動地告訴我：“在西北的所有高校中，您是第一位開設這門課的老師！”走下講臺，遙望天地悠悠，那時的我感覺自己在手持一柄星火，等待著有一天野火燎原。

1990年，我將自己那一年草創的“教案”收入在了《中國當代文學》（雷敢、齊振平主編，陜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一書的第九編中。在那一刻，我有一種預感：關于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將會成為中國當代學壇的一門“奇學”，甚至發展成一門“顯學”。這叢奇妙的火焰正在從東南沿海的學界燃燒過來。而我的心里也正在孕育著一個夢想，那就是地處周秦漢唐的大都西安，也必將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內陸重鎮。在這片泥土厚重的土地上，將屹立起一代放眼世界的學者，他們以自己穿越時空的銳利目光，將東西方的文化長河打通，并架構起新的文學橋梁。

時光終于到了2012年，懷著多年的夢想與期待，我讀到了王亞麗博士的這部《跨文化視野下的北美華文文學》研究專著。作為陜西師大文學院歷史上第一部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博士論著，雖然來得稍晚了一些，但讓望穿秋水的我依然是激動不已，依然是感受早春的那般驚喜！感謝她的導師李繼凱先生，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資深學者，敢于放手，給自己的學生一個廣闊飛翔的空間，讓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擴展到一個嶄新的領域，實乃學術胸懷的壯舉。

關于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可謂是中國當代學壇新興的也是最年輕的一門社會科學。說它是一門“奇學”，是指它在學術的內涵和外延上正在迅雷不及掩耳地擴展和延伸。與此同時，這門學科正在為中國的當代文壇產生雙向交流的現實意義：其向外的意義是傳播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向內的意義則是借鑒性地引進海外的新文化。宏觀地考察海外華文文學，有兩個凸顯的研究重心，一個是對中華文化的縱向傳承，另一個就是在新的層面上進行中西文化的對話。

著名學者劉登翰先生在他的《華文文學——跨域的建構》中曾指出：華文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包含著一個理想，即“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這個世界，有共同的文化脈絡與淵源，又因為是跨域的，便凝聚著不同國家和地區華人生存的歷史與經驗，凝聚著不同國家和地區華文書寫的美學特征和創造。這樣正可以形成一個可以對比的差異空間。有差異便有對話，而對話能夠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自己，不僅是特殊性，還有彼此的共同性。這段話正是點出了華文文學研究的意義所在。

研究海外華文文學，首先面臨的正是區域性特征。如東南亞華文文學、北美華文文學、歐華文學、澳華文學等，他們雖然各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內涵，但也都具有著例如“尋找文化身份”的總體特征，都經歷著從華僑到華人再到華裔的演變過程，一方面以所在國的異鄉文化重新辨識和書寫著自己的華族文化，同時也以自己的母文化堅持進行著失語的抵抗，防御著異文化的壓迫與消蝕。正因為海外華文作家具有著面臨多元文化的優勢架構，所以當他們展開海內和海外雙重經驗的書寫時，特別是在表現他們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想象在不同地域、族裔、社會、文化領域的獨特內涵時，就產生了極其寶貴的關于“離散與邊緣”的美學理想追求。

隨著海外華文文學的不斷創造和成長，美華文學的研究日漸凸顯其重要的學術地位?？上г诿绹母叩葘W界，多以英語文學為其主要研究課題，華語文學則被列為少數族裔文學，因而很難進入學科研究的重點。正因為此，美華文學的梳理和研究亟待發掘和整理。欣喜的是這個龐大的嶄新課題如今正在國內的學界逐漸展開。

關于北美華文文學的歷史性貢獻，王亞麗博士在她的著作中做出了非常清晰的整理和論述。她以極其宏觀的視野，精確地把握了中國對世界的早期貢獻、華工對美國的貢獻、現代留學生對美國的貢獻、臺灣留學生對美國的貢獻、大陸新移民對美國的貢獻等。尤其是她在縱向的研究中，看到了北美華文文壇發展長河中的三個主要浪潮，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北美“新移民文學”所取得的重大收獲。

在王亞麗的整體論述中，她抓住了海外作家“邊緣書寫”的精神特質，找到了“文化認同”的內在通道。特別是能夠從歷史的淵源脈流上梳理出海外華文文學跨文化的意義，達到了當今華文文學研究嶄新的理論高度。更難能可貴的是，她一方面在剖析異質文化的內涵沖突，一方面深刻地闡釋了家園記憶的原鄉想象和故國書寫。與此同時，她創造性地發掘了在“性別意義”下完全有別的文化認同危機和心理特征，尤其是對男性作家的分析非常獨特到位。她甚至還涉及“城市書寫”、“唐人街的文學意義”這些極具學術挑戰的新領域，對北美華文文學的研究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令人敬佩的是，在此書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聯想和對比資料，從而使得她的思考打破了傳統的藩籬，在豐富的立體結構中具有了邏輯判斷的力度。讓我更感動的是，作者由于閱讀資料的翔實和廣闊，有關“北美新移民文學”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尤為顯著。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浪潮，“海外新移民文學”逐漸成長壯大，尤以北美文壇陣容最為強大。僅從1978年到2007年底，中國大陸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120多萬人，而以北美人數最多，占到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據統計，整個美國的華人人口目前有270萬，大陸新移民的比例已占到三分之一。正可謂百萬大軍乘桴于海，移植到異國他鄉。在廣袤的北美大地，他們帶著自己紛繁各異的自身經歷，滄桑深厚的文化印痕，撲入一個全新的國度，其中的苦樂悲歡紛紜復雜、跌宕起伏。因為時代的變化，他們比諸上一代作家，在洶涌而來的西方文化面前，顯得更敏感更熱情，同時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們減卻了漫長的痛哭蛻變過程，增進了先天的適應力與平行感。他們濃縮了兩種文化的隔膜期與對抗期，在東方文明的堅守中瀟灑地融入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們中很快就涌現一批有實力、有創建的作家和寫作人。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聞到了東西融合的氣息，也觀覽到新一代“地球人”的視野與胸懷。

在王亞麗的北美華文文學研究中，她特別注意歷史的縱向線索以及橫向的基本脈絡。她除了系統地研究了北美“草根族”文學的奠基，以及臺灣版的“留學生文學”，大陸版“新移民文學”，還看到了來自近、現代文學史上海外作家的先聲。近代可追溯到黃遵憲、容閎、梁啟超等，而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則大多數都具有海外經歷的情結。如當年留學歐洲的作家：徐志摩、老舍、巴金、林徽音、蘇雪林、凌叔華、陳西瀅、戴望舒、許地山、錢鐘書等，他們不僅在海外有精彩的創作，而且從歐洲帶回了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等思潮流派。當年留美的作家則有：胡適、林語堂、梁實秋、冰心、曹禺、聞一多等。胡適從西方拿來的新文化火種，正感應著“五四”時代“民主”與“科學”的呼喚，他的哲學和文學思想整整影響了一個世紀。另外構成現代文學的一部分重要作家就是當年的留日學生，他們是魯迅、郭沫若、周作人、郁達夫等，海外生涯及創作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已為歷史所公認。

我的思緒又回到2012年的春天，我和亞麗坐在古城西安環城南路上的一間茶館里，竹門竹椅，茶水最后喝到沒有顏色。我既為她歡喜，也直面向她指出不足，比如對北美“草根文學”的研究上有明顯資料上的缺乏。還有，關于北美的紀實文學、網絡文學、報刊文學、社團文學等領域都還關注得不夠等。但我相信，她的學術架構已經建立，這些都是有待加上去的磚瓦，未來都可繼續“穿越”和“跨越”。

驚回首，看百年耕耘，百年滄桑，百年孤獨，百年收獲！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長河對外是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戰”、“交融”中遞進式成長，對內則是繼承了“五四”新文化所開創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它的可貴，首在解放了心靈，卸下了傳統意識形態的重負，因而能坦然地面對外部世界，并冷靜地回首歷史。海外華文作家，不僅僅是要告別“鄉愁文學”的門檻，還有對“個體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新的歷史造就了新的一代“乘桴于?！钡闹袊?，就必然造就新一代的移民文學。

當今世界，東西方的文化磨合與融合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旋律。綜觀全球，正是因為移民浪潮的歸去來兮，一個民族才得以迅速地吐故納新，不斷強大。我們有理由相信：海外華文文學，將寫下更加絢麗的篇章，也有理由期待王亞麗的北美華文學研究再結碩果。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