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媒體化政治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劉文科,張文靜

(1.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2;2.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一航空學院社科部,河南,信陽 464000)

作為新時代的新型政治形態,媒體化政治無疑對人們的政治生活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網絡比較發達的當代社會中,媒體化政治在增強政府與民眾的政治溝通,促進政治發展和維護政治穩定方面具有相當重要的積極價值。然而,媒體化政治也是一把雙刃劍,它也會在當代政治生活中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認識和理解媒體化政治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充分發揮媒體化政治的積極作用,克服其消極后果,對促進政治發展和政治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一、媒體化政治的積極影響

(一)促進政治民主化

在當代社會,政治民主化已成為人們衡量政治現代化和政治文明程度的基本標志,成為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的主要價值取向。實現政治民主化需要各種社會條件的支持,包括經濟發展狀況、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在影響政治民主化的諸多因素中,大眾媒體的發展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梢哉f,沒有大眾媒體的迅速發展,現代政治的民主化不可能順利進行。特別是在媒體化政治時代,大眾媒體的發展及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對現代政治關系產生沖擊,迫使權力結構發生改變,從而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報紙、廣播、電視,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和應用,正不斷地侵蝕和動搖著現代社會的縱向管理結構,使權力結構發生重組,它“削弱了舊權力系統的每一根支柱,最終改變著家庭生活、商業、政治、民族國家以及全球權力本身的結構”[1]。媒體化政治時代的權力結構正從縱向朝著橫向發展,權利越來越接近權力,最終為權利與權力的一體化鋪平道路。

同時,媒體化政治徹底改變了現代政治過程,使現代政治過程的民主化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無論是政治選舉、政治決策、政治管理,還是政治監督,在媒體化政治時代都發生了跨時代的變革?，F代政治過程正在克服它的先天不足,即因政治信息傳遞的滯后與失真而使民眾難以真正把握政治過程和難以實現完全的政治參與。在媒體化政治時代,民主政治過程的先天不足將可能得到克服,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逐步擴大,直到實現完全的政治參與,從而在實現民主的道路上邁開了革命性的步伐。在政治選舉方面,越來越多的電子技術手段應用到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如電子投票、電子公告板等,促使代議民主不斷向直接民主轉變。在政治決策方面,越來越多的公民和利益集團參與到國家和社會事務中來,促使一元決策中心在向多元決策轉變,同時,傳統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正遭遇挑戰,社會信息呈網絡式無中心結構的分布使得社會日益趨向無中心化,越來越細分化的信息追求降低了公眾對社會團體的依附,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設計出既能兼顧多數人利益亦能代表少數派民主權利的新機制。在政治管理方面,建構數字化政府或媒體化政府,實行政務公開,通過多元化的信息交流渠道,加強與社會公眾的交流互動,不斷推動政府管理理念和實踐的創新,提高社會政治治理的綜合效能。在政治監督方面,推行政務公開,打造透明政府,使政治過程逐步透明化。此外,各種論壇、博客、微博等交流平臺的發展壯大,為民眾監督政府行為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徑,彌補了現有監督體系的缺陷和不足,“使得一切權力和掌握權力的人,被置于大眾的眼皮底下,從而增強了腐敗和濫用權力所面臨的道德壓力和政治風險,有利于推動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最終消除腐敗行為”[2]。

(二)提升政府能力

政府能力的提升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包括政府的治理理念、職能劃分、機構設置、人員素質、評估體系等。在影響政府能力提升的諸多因素中,我們必須重視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在政府實施治理過程中所催生的變革。在政府過程越來越受大眾媒體影響的媒體化政治時代,政府不得不主動適應媒體化政治的新形勢。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催生了“以提高對公共服務的質量和速度為目的,以信息技術為手段的政府行政管理過程”[3]的數字化政府或媒體化政府,它是信息技術與政府治理創新高度融合的產物,具有“組織機構的虛擬性、行政程序的動態性、公眾參與的民主性、多方溝通的互動性、治理方式的透明性”等特征[4]。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性政治改革浪潮已經和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融合成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當今世界各國,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無不將信息傳播技術應用到政府治理過程中。數字政府或媒體化政府的建設為簡化政務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維護和完善社會民主及提高政府責任和政治透明,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持。數字化政府的盛行和發展態勢無疑對政府能力的改善和提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熬臀鞣秸误w系的生態而言,新媒體技術的軟件和硬件構成了西方政治的環境,所有政治均被電子媒體所包圍,全部政治生活生存于電子媒體之中”[5]。在媒體化政治時代,數字化政府顯然對提升政府的各種能力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在政府治理方面,依據數字治理的概念,數字治理強調的是一種多方共同協商共同參與的互動管理機制。因此,“電子治理是一個網絡化、數字化的集體協商過程,這個過程中包括多元行為主體、豐富可靠的信息互動、合作協商的運作程序,以問題解決為導向,以實現善治為總體目標,關注于解決人們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最終實現人類和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6]。在政府公共服務方面,成本更低、兼容性更強、效率更高的數字化信息技術發展為社會服務提供了一個更加便捷的平臺,使政府在提供傳統服務的同時,亦可提供在線服務,突破傳統金字塔式信息傳遞結構中時間和空間的制約,為向公眾提供更迅速、更高效、更便捷、更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奠定技術基礎。在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政府在議程設置、政策制定及政策執行過程中,充分發揮大眾傳媒及信息技術在宣傳、解讀、監督和反饋等方面的功能與優勢,有利于促進公眾意見的互動式決策機制的形成,保證公共政策的質量和效率。在公共危機管理方面,及時通過官方媒體多種渠道發布權威信息,及時控制消除各種不實信息引起的恐慌,維持社會穩定,既使公民的知情權得到保障,也利于為政府在危機管理中提供輿論支持,統一公眾認識,使上下一心,還可展現一個臨危不亂、果敢冷靜的責任政府形象,化危為機。

(三)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是政府內外公眾對政府的整體感覺、印象和認知,是政府狀況的綜合反映,即政府的整體特征和實際表現在社會公眾中獲得的認知和評價的總和[7]。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僅包括客觀的實在形象,也包括其外在反映形象,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政府的外在形象往往比實在形象更能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及其權威。因此,在現代信息社會和傳媒時代,由于人們對外界的認知和判斷越來越依靠各種媒體,大眾媒體成為廣大公眾認知政府的重要渠道,通過廣播、報紙、雜志、電視及互聯網絡上的宣傳與營銷,公眾能及時了解政府的政策、行為、公共產品等,從而形成關于政府的認知和評價,即公眾對政府的認知和評價很大程度上受媒體宣傳的主導。大眾媒體的選擇偏好及宣傳策略,成為塑造或制約政府形象的關鍵性因素。在媒體化政治時代,政府形象幾乎完全是“躍然紙上”的,經由媒體越來越立體化地出現在公眾視野,政府的媒體形象決定著政府的前途和未來。因此,塑造良好的外在政府形象,不僅成為各國政府的重要任務,也是其政府能力的重要體現。

媒體化政治時代,良好政府形象的塑造,不能僅寄希望于大眾媒體,更需要政府的自身努力,在公眾面前拿出一份優秀政績的同時,熟悉媒體邏輯運行規則。杰克·富勒曾一針見血的指出:“最常見的報道對象——首先是政府和政客——已變得特別精通于支配新聞事業的種種規則。因此,他們策劃事件,做出關于公共政策的決定,其目的只是為了在電視或報刊上買個好?！盵8]其首先體現在充分發揮了各種媒體所具有的公共通道功能,使其成為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進行政治溝通的最佳對話平臺,消除由于信息傳遞不暢而引發的誤解甚至積怨,尋求共同目標最終實現共同目標。其次,在政治市場化中利用媒體平臺進行政治做秀和民主表演的同時,充分發揮大眾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特別是當遇到政府和媒體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發生的脫節環節,更應重視群眾的呼聲和要求,尊重客觀事實及新聞傳播規律,及時公布更新權威信息,使新聞事實走在謠言之前,消除公眾疑惑,樹立一個負責任有能力的良好政府形象。此外,在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相互交融的全媒體時代,大眾媒體的發展和傳播技術的進步在政府形象塑造中也正產生積極影響。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第一次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民在線互動交流時還強調,互聯網已發展成為重要的思想文化信息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我們應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影響力,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設、運用和管理。近年來各級地方政府和領導也越來越重視利用媒體監測輿情,關注民生。樹立政府公關意識,成立相對應的管理機構,提高政府公務人員的新聞媒體素養,整合政治營銷策略,對大眾傳播媒體正確引導,充分利用手機媒體、移動媒體、網絡媒體(如門戶網站、電子郵件、博客、微博等)等新媒體配合傳統媒體,全方位、立體化打造動態、良好的政府形象。

(四)提高政治監督效能

政治發展經驗表明,權力及其運行過程需要監督。在媒體化政治時代,政治監督具有覆蓋面廣、便捷迅速、反饋互動及時、影響大、能夠及時糾正政府不當行為等特征,正不斷拓展政治監督的廣度和深度,使政治監督更加便捷、高效。

首先,政治監督也是擁有第四種權力的大眾媒體的天然職能,在商業化浪潮中面對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雙重驅使下的必然選擇,急受眾之所急,想受眾之所想。其次,在豐富現有監督體系的同時,為廣大民眾監督政府行為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徑。生產力的變革必然會導致政治關系的變化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大眾媒體或社會公眾可以借助廣播、電視,特別是在互聯網絡基礎上衍生出的新興媒體,比如公共網絡社區、博客、微博、智能手機等,因其信息傳播速度的即時性和廣泛性,公眾參與人數龐大,更加便利地關注事態進展,促進觀點的相互交流,快速匯聚成輿論壓力,實施政治監督,使政治過程更加透明。再次,電視及網絡平臺的發達使政黨、政府及政府公務人員的行為更高頻率地經由廣播、報紙版面或電視鏡頭暴露在公眾的視野之內,對政府部門和政府人員從政治規范到行為和道德等各方面進行監督,對好的事跡進行積極宣揚,而一旦發現政府官員腐化、瀆職、違法等行為,就會立即公諸于各大媒體,使其在社會激起強烈反響,從而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如西方歷史上盛行的“揭丑運動”以及目前我國正在蓬勃發展的網絡反腐等,對規范政府行為,揭露腐敗、震懾腐敗、建設高效廉潔政府都具有重要意義?！笆沟靡磺袡嗔驼莆諜嗔Φ娜?被置于大眾的眼皮底下,從而增強了腐敗和濫用權力所面臨的道德壓力和政治風險,有利于推動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最終消除腐敗行為?！盵2]最后,政治監督不再僅僅是單向的,更加多元、便捷化的政治參與也使更多政府議程之外的社會問題,比如對弱勢群體的忽視、效率低下、社會不公等,將公眾的愿望、訴求等傳遞給政府,同時也使相關職能部門更加便捷地了解實際情況,及時糾正不當行為,從而減少政策制定時間、降低政策偏差,提升政府效能。

二、媒體化政治的消極影響

(一)公民被想像成消費者

大眾傳媒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助推器,無論是對于促進社會進步,還是對于公民形成良好的政治意識、行為習慣、思維方式等,都發揮著其他途徑難以比擬的優勢。同時,我們要防止受商業化趨勢的影響,大眾傳媒在追求效益這架天平上,過分傾斜于經濟效益,而忽視其社會責任。態度嚴肅的新聞應將公眾視為公民,致力于傳播他們行使民主權力所必須的信息及政治理念,但這已經逐漸被商業化趨勢中的營銷理念所取代。大眾傳媒的商業化發展傾向將公眾視為只能掌握自己政治命運的孤立的消費者,而非公民。商業化的傾向不斷使信息在交易中發生嬗變,舊有的對新聞和娛樂分類顯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商業化的操作使新聞和娛樂的價值融合日趨明顯。不僅報紙、廣播、電視、門戶網站等娛樂性信息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重大政治新聞所占主流報紙的版面及電視頻道的黃金時段的時間和數量也逐漸被壓縮。為了迎合公眾需求變化,提高收視率,以往那些嚴肅的新聞也不斷的以娛樂化方式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一些媒體為了提高關注度,甚至不顧新聞的權威性而刻意編造出一些虛假新聞來欺騙公眾。此外,隨著消費價值的擴展,對受眾的過度細分和新聞事件的技術化處理而導致公民集體體驗的缺失。人們對個人消費的愉悅感壓倒了對集體公共事務的考慮,公民正逐漸失去其扮演公民角色的興趣。同時,隨著商業化趨勢的發展,公民個人的價值選擇更加功利化、價值目標更加短期化、價值主體更加自我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民的國家和社會責任意識逐步淡化,政黨忠誠度下降,公民投票率降低,與政府的對抗性不斷增長。此外,越來越多的公眾由于消費能力不夠強大或生活方式不同而被傳媒的商業邏輯排除在外,甚至被排斥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之外。由于公眾更多時候圍繞著的是消費價值,因而公眾的語境已經變成了一種消費化的語境,政治領域逐漸讓位于私人領域,消費主義話語逐漸替代了真正的政治話語。我們對于自己的理解,從政治的角度講,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消費者,而不再是一個公民,這些趨勢都將不利于公民品格的塑造與培養。

(二)政治穩定受到更為嚴重的挑戰

一般認為,政治穩定指一國政治系統的連續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穩定的政權體系、合理的權力機構和有序的政治過程等三個不同層次[9]。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秩序的穩壓閥,或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對于維持社會政治穩定,推動政治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新的壓力與挑戰。在政治參與方面,媒體化社會如果控制不當,容易導致“參與爆炸”,引發與當前政治制度化發展水平不均衡的狀況出現。政治發展的歷史實踐已經多次證明,“如果政治參與突破政治體系所能容納的限度,就會削弱政治體系的有效性,繼而動搖政治體系的合法性”[10]。也就是說,媒體化政治時代由于大眾媒體對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動員超出一定的合理限度,必將導致參與爆炸,進而影響政治穩定,甚至會導致社會發展的失范。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無線網絡技術的發展更是促使大眾媒體在人類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日益拓展,公民缺乏理性應對“信息風暴”的能力,在各種信息的不斷轟炸之下,很容易失去辨別能力,人云亦云的盲從。其次,大眾傳播與傳統的人際傳播及組織傳播相比,具有傳播范圍大、信息量強、途徑和形式更加多元、更新及時、速度快等特點?，F代政治系統的開放性和民主化使大眾媒體和社會公眾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和權利參與政治生活,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日?；顒右苍絹碓蕉嗟乇┞对诿襟w和公眾的視野之中,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績效如何等,公眾和媒體能及時的給予評價,快速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而政府機構和官員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不得不疲于應付,消耗公共資源,有時甚至為了過度討好民眾和媒體,而不斷變更政府議程。再次,部分媒體為了迎合公眾的獵奇心理,獲得高額的商業回報,不惜使用各種手段泄露政府機密,披露官員隱私、政治丑聞等,使政府和政黨的公共形象受到損害。在政治發展過程中,隨著社會分化加劇,那些對現實不滿者、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恐怖組織等,也積極利用媒體平臺散布政治謠言,進行政治煽動,詆毀甚至攻擊政府。此外,我們還不能忽視由于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而產生的信息鴻溝,一部分人憑借信息霸權將另外一部分人逐漸排除在媒體視野和政治活動之外。這些不斷出現的新因素都會對社會政治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應引起我們的警覺與重視。

總之,媒體化政治對現代政治社會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深刻理解媒體化政治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我們可以更好地發揮媒體化政治的積極影響,避免其消極影響,從而促進現代社會的政治發展,為公民創造一個和諧有序,穩定繁榮的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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