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憶

席慕容

學生們一向和我很親，上課時常常會冒出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我也不介意，總是盡量給他們解答。

有一天，一個胖胖的男生問我：“老師，你逃過難嗎？”他問話時，20歲的笑臉上有著一種健康的紅暈。

我知道什么叫逃難——在黑夜里來到嘈雜混亂的碼頭，母親給每個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里面寫著孩子的名字。

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難——在溫暖的床上被喚醒，被大人們扯起來穿衣服，睡眼惺忪地被人抱上卡車。車上早已堆滿行李，人只好擠在車廂的角落里，望著乳白色的樓房在晨霧中漸漸隱沒，車道旁成簇的紅花開得驚心。小小心靈第一次面對別離，沒有開口向大人發問或懇求，好像已經知道懇求也不會有效果。淚水連串地滾落，悄悄地用圍巾擦掉了。

父親滿屋子的書沒有帶出一本，母親卻帶出來好幾塊有著美麗花邊的長窗簾，那本是經過長期的戰亂后，重新經營起一個新家時，年輕的主婦親自去選購布料，親自一針一線把它們做出來，再親手把它們掛上去的。誰說那只是一些沒用的物件呢？那本是身為女人的最美麗的一個希望啊。在流浪的日子結束以后，母親把窗簾拿出來，洗好，又掛在離家萬里的窗戶上。在月夜里，微風吹過時，母親常常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風輕輕拂起的花邊。

這是我所知道的逃難，當然，還有多少人家有更悲傷更痛苦的命運，相比之下，我們一家反倒是極為幸運的了。父母牽著我們，跌跌撞撞地逃到香港，一家九口幸運地沒有在戰亂中離散。在這小島上，我們沒有什么朋友，只是一心一意地等待，等待著戰爭的結束，等待著重返家鄉。

父親找到一個剛蓋好的公寓，門前的鳳凰木剛栽下去不久，新鋪的紅缸磚地面還灰撲撲的，上面都是些細碎的沙石。父親買了家具回來，是很多可以折疊的金屬椅子，還有一個可以折疊的、同樣質料的方桌子，父親很得意地說：“將來回去的時候還可以帶著走?！?/p>

香港公寓的屋門都有一扇小小的鐵窗，鐵窗有一塊活動的木板，我記得我家的是菱形的。窗戶開得很高，所以，假如父母不在家而有人來敲門，我們就需要搬個椅子爬上去，把那塊木板推開，看看來的客人是誰。我們的客人很少，但是常常有人來敲門。父母在家時，會不斷地應門；而在他們有事要出去的時候，便會拿一些一毛或者五分的硬幣放在桌上，囑咐我們，有人來要錢時就拿給人家。

我們這些小孩從來都不會搞錯，什么人是來拜訪我們的，什么人是來要錢的。因為來要錢的人雖然長得都不一樣，卻都有著相同的表情——很嚴肅、很無奈的表情。他們不像乞丐的樣子，不哭、不笑、不出聲，敲完了門以后，就安靜地站在那里，等我們打開小窗，伸出一只小手，他們就會從我們手中接過那一毛錢或者是兩個斗零（五分），然后轉身慢慢走下樓去，從不道一聲謝。

一天之內，總會有七八個人，有時甚至十一二個人來到我家門前，敲門，拿了錢，然后走下樓去。我們知道，絕不會有人一天之內來兩次；而且也知道，在一個禮拜之內，同一個人也不會天天來。

我們不知道他們從哪里來，也不知道他們要去哪里?？墒?，我猜他們拿了錢以后是去街上的店里買面包皮吃的。我見過那種面包皮，是為了做三明治而切下的整齊的邊，或者是隔了幾天沒賣出去的陳面包。給老板一毛錢，可以買上一大包。

有時候，在公寓左邊那個修女辦的醫院也會發放這種面包皮，那些人常常在去過醫院以后，繞到我們家來。我們家在三樓，可以看到他們一面嚼著面包皮一面低頭向我們這邊走來。他們從不會兩個人一起來，總是隔一陣子出現一個孤單的人，隔一陣子傳來幾下敲門的聲音。我和妹妹會爭著擠上椅子，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打開那扇小窗，對著那年輕卻憔悴的面孔，伸出我們的小手。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夏季過去，我進了后山上的那所小學。學校的日子過得很快樂，放了學我喜歡在鳳凰木底下消磨時間。弟弟跟在我們身后跑來跑去，胖胖的小腿老會絆跤。

“姥姥，怎么現在沒人來跟我們要錢了呢？”有一天妹妹忽然想起來，問外婆。外婆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深深地嘆了口氣，然后就牽著弟弟走開了，不想理會我們的問題。

后來還是姐姐說出實情：家里日漸拮據，一家九口的擔子越來越重，父母再也余不出錢來放在桌子上。有一天那些人來敲門時，父親親自打開了屋門，然后一次次地向他們解釋，表示沒有能力再繼續幫助下去了。奇怪的是，那些不曾說過“謝謝”的人，在那時反而都向父親深深地一鞠躬后才轉身離去。其他的人好像也陸續知道了我家情況，兩三天以后，就再也沒有人來我們家敲門。

姐姐還說：“爸爸不讓我們告訴你們這3個小的，說你們還小，不要太早知道人間的辛苦?？墒?，我覺得你們也該多體諒一下爸爸媽媽，別再整天叫著買這個買那個的了……”

姐姐在太陽底下瞇著眼睛說這些話的樣子，我到今天還記得很清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從那天開始長大的。

我始終沒回答我學生那個問題。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愿；而是我想像我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樣，不要太早讓學生知道人間的辛苦。等將來告訴他們后，要他們永遠都不忘！

編輯 魏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