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之痛的“原型”

劉迪

每年7月，日本岐阜縣一家寺院，都把庫存物品晾曬一番。有人發現，這些晾曬物品中，竟有十多件清軍軍服。軍服上衣背后縫有圓圈，圈內自上而下寫有“銘軍”、“淮勇”字樣。其中，“銘軍”為19世紀60年代劉銘傳麾下團練的名稱，后編入淮軍，“淮勇”則是李鴻章系部隊稱謂。那么，這座偏遠寺廟是何時，又是如何收藏了這些中國軍服呢？查日本參謀本部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日清戰史》得知，甲午戰爭時，日軍曾在遼東半島、威海衛劫掠大量“戰利品”，其中包括武器、彈藥、糧食、衣服、被褥、器具等種種物品。武器、彈藥、糧食等，就地補給日軍，而衣服、被褥等分發日本學校、神社、寺廟，意在國民之中展開“實物教育”。據說，當時有1萬套清軍軍服被運至日本。

甲午戰爭已歷經兩個甲子，120年前的那場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日清戰爭”。那場戰爭，對于今日日本意味著什么？那場戰爭給日本留下的，是否僅僅是那些“銘軍”、“淮勇”軍衣？如果不是，那么在今日日本政治、社會生活乃至國際政治關系中，那場戰爭存在怎樣的意義呢？

限于時間、篇幅，筆者無法在此對那場戰爭做出全面回顧。本文僅就甲午之役的性質、該役對日本國民國家及國民形成的意義做一簡單探討，以找到那場戰爭對現代日本國家結構、東亞國際政治關系的影響。

“無意圖論”

數年以前，日本《朝日新聞》曾向20名日本國內外歷史學者征求意見，以評出“東亞近現代史十大事件”。耐人尋味的是，與亞洲其他國家學者不同，日方學者多對甲午戰爭重要性評價很低。對此，一名叫佐谷真木人的日本學者，在《日清戰爭——“國民”的誕生》一書中提出，“日清戰爭，是動搖東亞政治秩序的第一個事件”。 他說，日本正是從這場戰爭起步，開始侵略、占領臺灣并對其進行殖民統治。因此，今天日本對于周邊國家的質疑，必須予以回應。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事件，清朝出兵，并按照條約規定會知日方，隨即日本出兵。日本出兵后，朝鮮事件已經平息。但是已將大軍開赴朝鮮半島的日本，卻不愿撤兵，反而節外生枝，要求與中方共同改革朝鮮內政。這個無理要求當然遭到中方拒絕，這成為日方向清朝開戰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今天，許多日本歷史書籍，都否認“日清戰爭”的侵略性質，而是強調“在日俄戰爭前，日本擁有健全的民族主義”。關于甲午之役爆發原因，日本學界存在一種“無意圖論”，即起初日本無意與清軍沖突。這種觀點認為，中日雙方軍隊，當時都對對方戰略意圖存在深刻懷疑。

日本是否存在一個既定意圖，只要回顧明治國家建國之后的歷史即可。我們知道，1873年，日本統治層內出現“征韓論”，但明治政府判斷時機并不成熟而予以壓制。1874年，日本以琉球漁民在臺灣被殺為由出兵臺灣。清朝政府怕事，終以支付賠償金來息事寧人，打發走日軍。1875年，日軍制造江華島事件，逼迫朝鮮“開國”。次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獲得領事裁判權、不平等關稅權。日本擴張既存在一個大致方針，但同時存在許多前奏、試探，并非一蹴而就。

甲午戰爭前的1894年3月27日，主戰派陸奧宗光外相在給駐英公使青木周藏信中寫道：“國內形勢日益緊迫，政府如不作出某種引人矚目的事業，則無法鎮定騷動的人心?！必i木正道認為，“帝國議會中反政府運動，是把日本趕入與清國戰爭的重要原因”。他的意思是說，明治政府為了緩和國內野黨的攻擊，必須把國內輿論注意力引向國外。

對于甲午戰爭，日本政府將其包裝成為一場“義戰”。開戰之后，日本舉國沸騰、同仇敵愾。在知識層中，多數人為這場戰爭歡騰雀躍，即使較為冷靜、具有獨立見解的人，也為這場戰爭高唱贊歌。1894年9月開戰之后，內村鑒三歡呼“日本的勝利意味著東洋6億人的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商業；假如日本敗北而中國勝利，其結果則毋庸吾人煩言即可自明”。

圍繞甲午之役，日本史學界內存在眾多的地緣政治解釋。例如五味文彥等編《詳說日本史研究》認為：明治維新后，日本對亞洲外交的中心轉向朝鮮。日本政府對歐美列強進入亞洲懷有強烈危機感。日本政府認為，假如朝鮮被置于列強尤其是俄國勢力下，日本的獨立恐遭威脅。此前，日本就有在日本主導下讓朝鮮獨立，并置于本國影響之下的思考?！罢黜n論”、《日朝修好條規》締結等，均反映出這種思考。但是，日本的這種朝鮮政策，與把朝鮮視為屬國、主張宗主權的清國之間對立逐漸加深。日清戰爭主要原因，是圍繞朝鮮問題日清之間存在這樣的政治軍事對立。

無獨有偶，現代日本文學、影視作品，常把“日清戰爭”描寫成日本維護國家獨立的行動。我們知道，司馬遼太郎寫了大量歷史小說，他的“司馬史觀”深刻影響到幾代日本人的歷史觀念。關于這場戰爭背景，司馬在其小說《坂上之云》第二卷中寫道：

俄國已經占領西伯利亞，并要把沿海州、滿洲納入其統治之下。乘其余勢，俄國欲將影響擴至朝鮮。對此日本深感痛切。

所謂“痛切”，是源于對朝鮮的思考。日本與其占領朝鮮，不如首先思考如朝鮮被其他國家占領，防衛日本則無可能。

司馬在上述小說中對甲午之役評判說，這場戰爭“既非善也非惡，而是表示在人類歷史中，日本這個國家成長的程度”。他認為，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每個列強都要攫取殖民地。日本對于試圖強化在朝鮮半島統治的清朝，無法坐視。

豬木正道在《軍國日本的興亡——從日清戰爭到日中戰爭》中說，當時“清國依然在朝鮮半島保持宗主國優勢。日本則努力整飭陸海軍，以排除在韓清國勢力。以今日的價值標準斷罪‘帝國主義時代，是不公正的。清國對韓國主張宗主權歷史地看可以首肯，日本試圖通過軍事力量從韓國把清國勢力趕走這種思考，在當時國際權力政治規范下，也符合邏輯?！必i木的上述看法，在日本存在廣泛的支持者，這是我們理解今天日本歷史觀的重要參考。

今天，仍有不少日本歷史書籍把日本干涉朝鮮內政描寫成為日本幫助朝鮮改革，對“壬午軍亂”、“甲申事變”等事件的解釋，也是日本協助改革遭到挫折，即日本對朝鮮干涉所用的冠冕堂皇理由仍在使用。endprint

在那場戰爭中，明治政府開動了龐大的宣傳機器，成功地把國內矛盾、國內輿論關注引向國外，緩解了政府危機。

“國民國家”誕生

明治維新后，日本建立了立憲體制，廢藩置縣創造了全國共同市場，同時通過征兵制創立了近代化軍隊。盡管如此，“國民”的認知并不普遍。此外人們存在強烈的“嫌軍意識”、“避戰意識”。很多日本的研究指出，在“日清戰爭”前，明治政府威信不高，各地甚至對明治政府存在抵觸乃至敵意。

但是“日清戰爭”開戰后，日本社會對中央政府態度轉變。戰前日本社會彌漫著“嫌軍意識”也發生變化。整個社會出現“優待軍人”現象。日本人發現，以這場戰爭為契機，日本民眾逐漸產生對國家應盡義務的自覺，日本民眾將這種自覺內化、“國民化”。其結果，天皇成為兼具西歐式立憲君主與傳統神權式君主兩副面孔的主權者，大日本帝國的“國民國家”誕生。

開戰后整個日本處于一種瘋狂的昂奮、陶醉，過激的民族主義崛起，社會存在“異?！?。這場戰爭通過報紙、雜志、照片等方式傳播。戰爭中，文人十分活躍，重鎮文人紛紛奔赴戰地。從軍記者誕生，報業極大發展。戰爭期間，民眾爭相恐后閱讀報紙，學校播放戰爭幻燈。佐谷真木人在《日清戰爭——“國民”的誕生》中指出，這場戰爭與近代日本經歷的其他各次戰爭性格迥異。首先，日本“國民”誕生。在日本人看來，這場戰爭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一場聲勢壯大的“國民形成教育”?！耙赃@場戰爭為界，日本社會觀念發生了巨變。在日清戰爭前后，社會的看法完全變了?！靡痪湓捳f，日清戰爭誕生了“國民”。以日清戰爭共同體驗為中心，日本完成了向近代國民國家的轉變。

佐谷真木人說，這場戰爭的另外一個重大意義就是，戰爭極大動搖了東亞國際秩序。他指出，以“日清戰爭”為契機，日本的民族主義向中國大陸傳播，并波及整個東亞。其影響，及至今天。戰時的宣傳，促進了日本民族主義情緒的生成，形成了對亞洲侵略的動力。

日本政府、媒體，把這場戰爭定義為“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戰爭中，日本國民對中國、中國人的蔑視、侮辱情緒空前高漲。

近代以后，有人認為日本蔑視中國人的風習來自明治初期。某日本人在其評論著作中說，明治初期，日本民眾中產生蔑視支那人的感情。因為明治維新后，東京附近有許多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十分悲慘。他們不少是居住在橫濱西洋人家中的傭人。日本人知道了那種悲慘境遇及生活態度，于是對他們產生了蔑視的感情。

此后，日本轉向學習西方，把中國視為“惡友”。1885年，日本啟蒙主義精神領袖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社論中提倡“脫亞論”。他說“為今日謀事，我國不能等待鄰國開明，共同謀求亞洲復興。毋寧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我們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不應因其是鄰國而予以特別關照，只如西洋人對待他們那樣處理即可。如親近惡友，則不可免除同樣惡名。我們應從心底里謝絕亞洲東方的惡友”。

在戰爭中，日本原有中國觀顛覆，負面中國觀形成。戰時，大量從軍記者從中國傳回大量有關中國信息。其中除歌頌日軍“英勇善戰”外，還包括大量清國士兵如何怯懦不堪一擊，清國人民如何缺乏國家觀念等報道。此外辮發、纏足、吸食鴉片、家居、廁所不潔異臭，都被認為是野蠻的表象，遭到蔑視。

豬木正道在《軍國日本的興亡——從日清戰爭到日中戰爭》中寫道，“日本國民，蔑視十分脆弱、敗退的清國，他們把中國人稱為‘ちゃんごろ（zhongguoren的訛音）。正是因為以往日本對中國偉大文明懷有極大尊敬，故他們對清朝如此虛弱十分震驚。這一戰加劇了蔑視中國人的鄙習?！?/p>

“日清戰爭” 是肇始

與前述許多日本史學者對甲午之役評價不同，東京大學教授御廚貴高度評價“日清戰爭”。他認為“日清戰爭”與明治憲法、修改不平等條約一同，共同構成日本 “近代化3項組合”。御廚貴指出，在運用西法進行戰爭方面，甲午戰爭提供了良好事例，這個事例讓西方承認日本實現了“近代化”，視日本為近代國家。在《日本政治外交史——轉換期的政治指導》中御廚貴強調，在那場戰爭中，“日本模范使用‘西洋流，完全遵守‘西洋流國際法”。但是，事實上“日清戰爭”中發生的日軍殺害俘虜、平民的事實，讓上述“模范”說法不攻自破。

眾所周知，這場戰爭日本不宣而戰，這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為何日本不宣而戰呢？日本學者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方擔心假如戰敗，則可能割地賠款。另外，日本軍方恐懼失敗，恐懼承擔責任。此外，明治天皇本人開始并不贊成發動戰爭，因為他對能否獲勝并無把握。在戰爭中，軍人、官僚在各種利益均衡中推動天皇作出決定。后來日軍捷報頻傳，明治天皇才轉為支持。

甲午戰爭以及此后日本發動的多次戰爭，都是不宣而戰的戰爭。在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偷襲中國運兵船，直到8月1日方才公開宣戰。日本發動這場戰爭前，中國海軍軍艦噸位超過日本，伊藤博文、勝海舟等元老都不看好這次戰爭，但是日本政府、軍方的部分勢力卻不顧反對，孤注一擲，發動了這場戰爭。甲午戰爭以及此后日本多次對外戰爭，都呈現同一模式，即突襲、不宣而戰、以小擊大，同時部分主戰勢力力排眾議，推動戰爭實施。迄今位置日本的這種戰爭發動方式，其肇始是“日清戰爭”。

甲午戰爭，暴露了中國國家動員能力的脆弱。當時，中國許多民眾甚至不知道中國正在與日本進行這場戰爭。一場關系到國家、人民生命存亡的戰爭，本應是全體民眾體的事情，但甲午戰爭時，中國民眾漠不關心。那場戰爭，似乎與民眾無關，甚至與許多官員無關。19世紀末，某西媒認為，甲午之役非日中之戰，而是日本與李鴻章一人之戰。對此梁啟超評論說，此言雖有夸張，但近于事實。因甲午之役中，日本舉國動員，而偌大中國，參戰者主要為李鴻章麾下淮軍，海軍主力為北洋水師，加廣東水師，其他系統軍隊作壁上觀。當時中國社會財富總量并不輸于日本，但政治體制腐朽、民眾一盤散沙。甲午之役后50年，中日頻頻交手。直至抗戰，中日軍隊大型會戰，中國軍隊以數倍之兵力尚不能全殲日軍。endprint

上世紀80年代初， E.布萊克等人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就日俄近代化進行了比較。這份報告指出，“19世紀中葉，日本社會的一個明顯特點是，雖其經濟生產水平略低于俄國，但其動員程度比俄國高”。

上述美國研究者認為，日本擁有較高程度的動員能力有以下幾個原因。1，日本交通比較方便；2，國內貿易額較大；3，中央政府官員接受的訓練較多較好；4，整個社會比較統一；5，組織比較嚴密。上述報告作者推測，“可能正是由于這些特點，日本到19世紀后半葉開始搞工業化初期，即能充分利用其潛力”。

甲午戰爭暴露出的中國體制問題，長期影響中國的對外行動。中國前近代國家體制，無法抵御一個高度動員了的國民國家舉國之戰。時至今日，在高度社會動員能力方面，中國也仍然不如日本。中國與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我們仍然可以從甲午戰爭中找到答案。那就是我們缺乏真正造就國民的體制。

物質差距即使一時無法消除，但體制建設才是根本。國家必須讓人民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國民必須擁有權利，他們才能盡義務。發展不均衡、官員腐敗牽涉國家威信，必須著力清除腐敗，讓國民認同國家，他們才會為國獻身。

一個社會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很難期望國家危難時刻，全體人民會聽從國家召喚，同仇敵愾。為此，建立一個均富社會勢在必行，為此財富再分配制度、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保障社會動員能力的基礎條件。

中國還缺乏一個良好的義務教育體系。義務教育體系，不是培養升學的機器，而是應該培養共同體意識、培養公民意識、培養優秀國民。

明治國家建立后，國內矛盾尖銳。如何才能實現政治穩定感，把國民注意力引向國外，以消除國內危機，這是明治政府的一個重要選擇。當時日本國內許多民權運動領袖，多屬于下級武士。明治維新后，他們未能進入領導核心，他們希望從民間層次擴大自己的發言權。許多下級武士希望通過對外戰爭，加強自己的地位，獲得社會承認。當時“征韓論”就是這種潮流的一支。

現代日本國民國家“原型”來自“日清戰爭”。這場戰爭是明治政府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對外侵略?！叭涨鍛馉帯钡某晒w驗，深深契入日本近代國家結構，為日本此后發動戰爭提供了經驗與國民支持基礎。這種“戰爭+國民=國民國家形成”，建構了近代日本國家模式，凝聚成為日本國家建設共識，構成近代國家“原型”。

當今中日關系癥結的遠因，始于那場戰爭。甲午戰爭，既是日本近代國民國家形成的重要契機，也是導致日本中國觀、亞洲觀發生根本變化的契機。那場戰爭伴隨而來亞洲大國自豪感、民族優越感，仍存在于日本社會之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