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

袁治杰

在德國期間，作為中國人，經常會被問到2個截然相反的問題。

德國人經常會問我們，準備什么時候回去。當然問題未必總是這么赤裸裸，可能是問你學習結束后有什么計劃，是否準備返回中國，等等，不一而足，核心問題則是去留的問題。這種問題當然無可厚非，但是問題背后暗含的潛文化意識卻是非常明確的。我們在這片土地上有著深深的隔離感，文化上的，語言上的，膚色上的。而他們對我們也有著根深蒂固的陌生感、隔閡感。這絕不是說他們排外，不，德國8000萬左右的人口僅土耳其裔移民就有200多萬。這種陌生感是文化上的。

中國人針對中國人的問題則截然相反。絕大多數人都在問，是不是準備留下了？或者帶著驚訝的口吻反問，為什么不留下來呢？回國之后遇到的這樣的反問就更多了。通常情況下我都一笑置之，因為這個問題要回答實在太復雜了。

記得臨出國前好友叮囑：“一定要回來！”最初他這樣叮囑的時候我暗中還在想，我怎么可能不回來呢？父母之邦，怎忍離棄！隨著逐步融入德國生活，才開始領悟朋友的叮囑。這里的生活很舒適，很安逸，跟天堂一般。再比較一下國內的現狀，很多人拼命往出走變得易于理解了。然而這不是我的生活。

我在德國5年有半，其中有5年時間天天讀德文報紙，都是我的德國朋友給訂閱的，最初讀《法蘭克福匯報》，后來讀《南德意志報》，特別是后者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最初的一兩年，有關中國的報道相對比較少，后來逐步增多，特別是北京奧運會那一年開始，德文媒體上開始大量出現對于中國的報道。當然，幾乎所有的報道都是負面的。對此，我倒是很清醒，不會像很多人那樣認為這是妖魔化中國。多年前我就知道西方新聞界的一個基本原則：good news is not news（好新聞不是新聞），報道負面新聞可以說是新聞界天經地義的職責。從這些大量的負面報道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而且，大量負面的報道本身就說明我們的受關注度在廣泛提高，而這背后正是我們綜合國力的大幅攀升。

雖然身處德國，但借助中國知網等數據庫，也可以及時追蹤國內學術界的新動態。雖然我主要研究民商法問題，但對于中國的高校體制也頗有興趣。國內高校人員聘用近親繁殖、裙帶關系在有些地方已經嚴重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鑒于此，我開始研究德國是如何防止這一點的，因此特別撰寫了《德國“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則》一文，詳細介紹了德國高校防止近親繁殖的法律規定。文章寫成后有的朋友說，這種文章肯定發表不了的，沒想到投稿到《清華法學》，1周就被采納了。

這些年來，中國的暴力拆遷觸目驚心，實踐中也產生了很多的釘子戶。對此問題我雖身在國外，也常懷中夜之憂。作為學者，能夠做的，也就是做出一些研究。為此，我專門深入研究了國內流傳甚廣而謬誤多多的德國釘子戶磨坊案，作了全面澄清，并且試圖借助此案來闡明司法獨立的重要性。文章取名《磨坊主阿諾德案考論》，后來發表在《比較法研究》上，可惜也許因為過于學術化，名字也太平常，影響力不大。后來我發現國內很多房地產公司強拆，就專門寫了篇文章《德國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介紹德國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力圖向國內表明，不是隨便什么理由都可以強拆的。所幸文章傳播比較廣泛，產生了一定影響力。

在德國攻讀博士期間，我最關注的問題就是，怎樣作研究才有意義，特別是對中國有意義。我認為中國當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所以我的視角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問題。身處歐洲，自然就想到歐洲的經驗，主要是東歐各國轉軌的經驗。因為東歐各國包括俄羅斯曾經都實行過社會主義土地制度，尤其是前蘇聯土地制度對我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蘇東劇變之后這些國家都進行了土地改革，其中有成有敗，這些經驗毫無疑問對我們有借鑒價值。經過4年多的刻苦研究，我終于完成了論文。300多頁的博士論文出版之后，雖然也獲得了一些德國教授的好評，我卻沒有任何喜悅之感，因為我深知，這只不過是開始。

回國之后，在環境相對較差的日子里，自然是百般懷念德國，然而他鄉再好終歸是他鄉，關鍵還是要建設我們自己美麗的祖國?。ㄗ髡呦当本煼洞髮W法學院副教授，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2011年度“國家優秀自費留學生獎學金”獲得者。題圖攝影/修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