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向弱斷言成分發展的主觀化歷程

楊黎黎，汪國勝

（1.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2.華中師范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9）

“可以說”向弱斷言成分發展的主觀化歷程

楊黎黎1，汪國勝2

（1.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2.華中師范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9）

“可以說3”是一個固化了的弱斷言成分，是“可以說1”主觀化的結果。跟“可以說2”比較，“可以說3”一般不帶“說”的施事，其前面的主語已經話題化。正是由于“可以說3”的句法特點，使得它可以表示說話人對命題的不完全的肯定，成為一種出于禮貌原則、顧及聽者面子而使用的一種緩和語氣的方式?！翱梢哉f3”的弱斷言性還同時帶來了它在傳信功能上的特點。

“可以說”；主觀化；弱斷言；句法特征；傳信功能

助動詞“可以”在《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年修訂本）中有以下幾種義項：（1）表示可能：你明天可以再來一趟嗎？（2）表示某種用途：廢紙做成紙漿，可以再造紙。（3）表示許可：我可以進來嗎？（4）表示值得：美術展倒可以看看。傅雨賢和周小兵（1991）、魯曉琨（2001）、彭利貞（2001）均對現代漢語中的“可以”的情態意義做出了考察。這些分析都重視“可以”表達“條件允許”的意義?！翱梢浴敝饕糜诒磉_“允許”、“能力”以及“可能”。

“可以說”是“可以”作為道義情態詞①關于道義情態和下文提到的動力情態，可以參見彭利貞（2005）。與言說義動詞“說”的結合。情態詞和言說義動詞的結合是一種很常見的現象，但是“可以說”有其特殊性，它隨著主觀化的發展，發生了固化，成為一個話語成分。

一、非固化的“可以說”

非固化的“可以說”，僅僅是“可以”和“說”的線性相連，“可以”是條件允許的意義，“說”是由言說義動詞發展而來的認識義動詞。例如：

（1）那樣，當他臨死時，就可以說：“我等過你沒來但我也沒耽誤?！保ā段沂悄惆职帧罚?/p>

這里的“可以說”還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結構，“可以”表示的是具備某種條件使得說這句話成為可能，我們把這種“可以說”記為“可以說1”

當“說”不表示言說義而表示“認為”等認識義的時候，“可以說1”就變成了表示“可以認為”的意義。例如：

（2）我們可以說儒、釋、道不以罪為宗教思想的出發點。（國家語委語料庫）

這里的“可以”仍然是道義情態之義，只不過“說”表示說話者的某種意見。但這仍然不是固化了的“可以說”的用法。我們把這種用法記為“可以說2”。這里的“可以說”的主語也仍然是句子的主語，表示具備了某種條件或資格而可以下某種結論之意?！翱梢哉f2”還經常采用對舉的方式。例如：

（3）我們可以說它是媒體，同時也可以說它是文化思潮的陣地。（同上）

這種對舉的方式更加體現出了“可以”的道義情態的功能，表示社會條件的允許。

“可以說”還有一種用法，這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當“可以說”不再是句子的主要謂語，刪除后并不會改變句子的命題意義，這時，它已經固化成為一個話語成分，我們記為“可以說3”。例如：

（4）我父親可以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麥家《暗算》）

（5）清風街里，能寫日記的可以說只有我。（賈平凹《秦腔》）

可以看出，已經固化了的“可以說”多數不帶上“說”的施事主語，語義上表示的是一種弱斷言。

二、斷言性的“可以說”

Joan B.Hooper（1975）將謂語分成事實性的（factive）和非事實性的（Nonfactive），事實性和非事實性的又都分為斷言性（Assertive）和非斷言性（Nonassertive）；而非事實性的斷言性又可以分為強斷言性（Strong Assertive）和弱斷言性（Weak Assertive）。即：

（表1）

我們認為，“可以說2”和“可以說3”是非事實性謂語中的斷言性謂語，“可以說2”是強斷言謂語①關于事實性和非事實性的區分以及斷言性和非斷言性的區分，可以參見Kiparskys（1971）的著作，本文主要討論斷言性的強弱。，而“可以說3”固化之后，就從強斷言謂語變成了一種弱斷言成分。

斷言性的強弱是說話人對謂語后面所帶的賓語從句所表示的命題的確定程度（degree of commitment）。我們認為，“可以說2”是強斷言形式，主要描述的是謂語后面成分所述的動詞性行為，相當于“我認為……是對的”。它表示強斷言需要一定的語境條件。例如：

（6）因為人民政府沒有規定利潤多少，再多也可以說不是有意違法。（北大CCL語料庫）

“可以說2”表示說話者依據某種條件下了一個結論。這個條件就是例中的畫線部分。

“可以說3”是弱斷言成分，主要描述的是說話者對于謂語后面的命題的心理性的行為或態度，相當于“說……是不為過的”。例如：

（7）尤其像田潤葉這樣的人，她盡管在縣城參加了工作，但本質上也可以說仍然是一個農村姑娘。（路遙《平凡的世界》）

（8）這是一張又大又白的臉。五官端正，甚至可以說清秀。（劉斯奮《白門柳》）

“也”和“甚至”等詞都表明“可以說3”能起到一種緩和語氣的作用。例（7）表明說話者認為“田潤仍然是一個農村姑娘”是不為過的；例（8）表明“這張臉清秀”這個論斷也是可以這么說的。

強斷言謂語表示說話人對命題的強肯定性，而弱斷言成分中，說話人對命題的斷言的肯定性有所保留，“可以”就是用來削弱肯定的語氣的。跟弱斷言比較，強斷言中的“可以”不僅沒有削弱語氣的作用，反而還表明具備了某種條件便可以下某種結論之意，是道義情態的用法，它增強了說話者對命題的確定性。例如：

（9）從我的切身經歷，我可以說，我父母選擇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北大CCL語料庫）

（10）醫生說沒問題。但我可以說，我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彈跳了。（同上）

例（9）和例（10）中的“可以說2”，都是一種強斷言形式，表示的是說話者認為某個命題是對的，是毋庸置疑的。相比較例（6）-（8）來說，“可以說3”起到的是緩和斷言的確定性的作用。因而，我們認為“可以說2”是強斷言性的，“可以說3”是弱斷言性的。它們斷言性的差別在于前者表示的是說話者對命題的確定性斷言；后者表示的是說話者對命題部分肯定的斷言?！翱梢哉f2”表示的是“具備某種條件而能夠下某種結論”；“可以說3”表示說話者為了顧及聽話者而采取對命題的不完全肯定的態度，用來表示一種弱斷言的口吻。

三、“可以說3”的句法特征

在跟“可以說2”比較之后，我們看到“可以說3”有以下句法特征。

3.1 一般不帶施事主語

“可以說2”多帶上施事，這個施事是“說”的施事，而不是“說”所帶的賓語從句的施事。例如：

（11）我可以說高度集中是絕對集中。（北大CCL語料庫）

這里的“可以說2”表示的是“能夠下某個結論”，“我”就是“可以說”的施事。

（12）我父親可以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麥家《暗算》）

這里的“我父親”就不是“可以說”的施事了。

跟“可以說2”比較，“可以說3”前景化了說話者，使得說話者的視角得以凸顯。這是一個主觀化的過程，說話人用“可以說3”來表明自己對所下命題的立場和態度?！翱梢哉f2”的主語是句子主語（sentence subject），“可以說3”的主語就變成了言者主語（speaker subject），句子也就從命題功能變成了言談功能。

3.2 否定的特殊性

其一，不允許否定提升?！翱梢哉f2”允許否定提升（negative-rasing），提升前后兩個句子的意義基本不變。例如：

a．我可以說高度集中不是絕對集中。

b．我不可以說高度集中是絕對集中。

句b是由句a經過否定提升之后轉換而來的，“可以說2”后面的賓語從句的否定詞被提升到主句的位置。英語中很多表示斷言的詞語也可以進行否定提升。例如：

a′．John doesn’t think the President is a liar.

b′．John thinks the President is not a liar.

提升前后，a′句和b′句的意義基本一致。但是“可以說3”就不能進行否定提升。例如：

a．我對他的為人可以說確實是不太了解的。

b*．我對他的為人不可以說是太了解的。

c．可以說我們根本沒有國防。

d*．不可以說我們根本有國防。

其二，賓語從句多為絕對否定?！翱梢哉f3”后面帶的賓語從句需要用否定形式時，一般多為絕對否定，否定的程度較深，常用“絕對”、“確實”、“根本”之類詞語。例如：

（13）可以說，大棒政策是絕對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利益的。（北大CCL語料庫）

（14）想想，50多個喇嘛之中他只說出了一兩個。佩勞爾特和亭斯齊爾，可以說根本無法調查。（同上）

第三，否定后位置不自由?！翱梢哉f3”被否定的時候，它在句中的位置就變得不那么自由了。

a．可以說，我父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

b．我父親可以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

c*．不可以說，我父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

d？．我父親不可以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

e．我父親說不上是干這一行的元老。

f*．說不上，我父親是干這一行的元老。

a、b中“可以說3”用肯定形式的時候，可以出現在句首和主語之后；但是c、d句中使用了“可以說3”的否定形式“不可以說”，“不可以說”就不單獨出現在句首，在主語之后也稍微有點不那么自然。用“可以說3”的否定形式“說不上”來替換“不可以說”，“說不上”仍然不可以用在句首，但是可以用在主語之后。

3.3 不能用正反問來提問

用正反問提問的“可不可以說”都是“可以說2”。例如：

可不可以說香港是購物的天堂？

——可以說。

——我可以說香港是購物的天堂。

四、“可以說3”的主觀化和交互主觀化

“可以說3”從強斷言性發展到弱斷言性是受主觀化和交互主觀化的影響。

首先，“可以說3”中說話者的視角被凸顯出來?！翱梢哉f3”一般不帶施事主語，“可以說2”中的主語是句子主語，是動詞“說”的施事，但在“可以說3”中的主語變成了言談主語，是交談雙方圍繞著“可以說3”前的一個對象展開的一個論述?？梢?，“可以說3”前的主語已經話題化。

其次，命題功能變成了言談功能。強斷言性的“可以說2”后面的賓語從句主要是下一個結論，做一個命題判斷；而“可以說3”的主要功能是圍繞著話題進行的言談?！翱梢哉f3”前面的多為已知信息，因而常常由話題充當，后面的賓語從句是圍繞著話題進行的論述部分。

再次，“可以說3”受交互主觀化的影響，是為了顧及對方的面子而采取的禮貌原則。Brown&Levinson（1978）將禮貌原則分為積極禮貌原則（positive politeness）和消極禮貌原則（negative politeness）。消極禮貌原則指的是說話者顧及和尊敬聽話者消極的面子（negative-face），也就是說，聽話者的意愿不被妨礙或不被影響?！翱梢哉f3”從表面上看是說話者在表達自我的意愿，實際上是通過表達上的間接性和試探性（tentativeness）來起到維護聽話者的面子的作用。這就是“可以說3”的一種交互主觀化的發展。

五、“可以說3”的傳信功能

Chafe（1986：282）將傳信語義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廣義上的，一種是狹義上的。狹義的傳信指的是信息的來源，廣義的傳信則還包括了說話者對命題的態度。我們把“可以說3”當作一種廣義的傳信標記，“說”由言說義發展為認識情態的意義，表示說話者的主觀判斷；而助動詞“可以”則減弱了“說”的斷言語氣，使得“可以說3”表達一種弱斷言的意義。這種弱斷言的性質使得它的傳信功能帶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可以說3”作為一個特殊的傳信標記，有“不確定性”的意義，表明說話人對所做命題的不完全的確信。

其次，跟同樣是由言說義發展成傳信標記的“我說”、“你說”比較，可以看出，“我說”表明信息來源于說話者“我”，更加注重說話者主觀的判斷；“你說”表示說話者尋求聽話者的認同，建立起了一種說話者和聽話者的互動。例如：

（15）“我說，你要是覺著在這兒還唱不夠，就回你的秦淮河去好了！”冒襄提高了聲音。（劉斯奮《白門柳》）

（16）你說，姐姐我如今豈不是賠個精打光！往后還落被千人笑、萬人罵?。ㄍ希?/p>

這些“我說”、“你說”表達的傳信功能不僅僅是由“說”體現的，而且由“說”所帶的人稱代詞也在起作用?！翱梢哉f3”一般不帶作為“說”的施事的人稱代詞，因而它的傳信功能就比較特殊。沒有人稱代詞的“可以說3”更加強調的是說話人依據的是上下文的邏輯而進行的推斷。這也造成了“我說”和“你說”多出現在對話語體中進行傳信，而“可以說3”則多出現在敘事文體中?！拔艺f”、“你說”在對話語體中能起到提醒對方注意的效果，多出現在對話話輪的句首，注重交談雙方的互動；而敘事文體則多強調上下文的語境、前后文的鋪墊等，因而多用“可以說3”。

六、結語

固化了的“可以說3”表示一種弱斷言意義。其弱斷言意義由兩個因素形成：

（一）情態詞“可以”在“說”前面，緩和了語氣，表示說話人的一種不確定的口吻。

（二）“可以說3”略去了施事者，使得“可以說3”更加強調一種上下文的邏輯推斷。

漢語史上，“可以”最初是表示動力情態的助動詞，后來發展到表示道義情態的允許義。兩者都強調具備某種條件。本文分析的“可以”則表示弱斷言意義，其語義是一步步虛化的?！翱梢哉f2”中的“可以”是道義情態，表示具備了某種社會條件而能夠下某種結論，是一種條件性的允許；固化了的“可以說3”中的“可以”就不再是表示道義情態了，而是表示一種緩和語氣的功能。

弱斷言的“可以說3”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形成的，因而所形成的句法特點也跟“可以說2”有很大的不同?！翱梢哉f3”還是一個特殊的傳信標記，其特殊性就在于沒有“說”的施事者。跟同樣可以作為傳信標記的“我說”、“你說”相比而言，“可以說3”的主觀性不及它們強烈。

“可以說”的發展經歷了如下階段：（一）“可以說1”?！翱梢浴北硎镜懒x情態，“可以說1”是“道義情態＋言說義動詞”的結構，表明具備某種條件而能夠下某種結論。（二）“可以說2”?！罢f”由言說義動詞變成了認識義，“可以”仍然是道義情態，“可以說2”也表示具備某種條件而使得說話人能夠下某種結論。但由于“說”表示的是認識情態之意，因此“可以說2”表示說話者的主觀判斷，意為“可以認為”。（三）“可以說3”。固化了“可以說3”不再是句中的主要謂語動詞，“可以”已經不是道義情態了，而是以聽話者為導向，表示一種緩和語氣的功能，符合語用的禮貌原則?！翱梢哉f3”表示說話者為了顧及聽話者的面子而采取對命題的不完全肯定的態度，用來表示一種弱斷言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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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熊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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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1－4799（2014）06－0141－05

2013-12-0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資助項目：11&ZD128

楊黎黎（1985-），女，湖北襄陽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11級博士研究生；汪國勝（1958-），男，湖北大冶人，華中師范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語方言語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