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的經驗與啟示

■ 鄭秉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的經驗與啟示

■ 鄭秉文

拉美地區是世界五大洲中等收入國家最為集中的地區。截至2011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在拉美地區33個經濟體中，只有海地是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低于1025美元），有4個國家是高收入國家，其余28個國家均為中等收入國家。拉美是世界上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時間最長的地區。拉美國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進入下中等收入水平，有些國家在50年代末就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當時富甲一方。但是，拉美這些國家長期滯留在下中等收入階段而難以自拔，有些雖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卻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徘徊不前。

拉美國家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第一，歷史上失去兩次重要的轉型機會。第一次轉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但最終還是喪失了這次機會。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拉美很多國家采用的是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并且取得較好的成果。20世紀30年代以后，拉美經濟增長明顯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歐美進口市場大幅萎縮和進口產品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制約了拉美的出口。拉美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是迫于30年代大蕭條并主要從40年代后期開始轉型的，大約滯后了15～25年，錯過了幾乎一代人的機會，經濟增長下滑十分明顯。第二次轉型主要發生在二戰后至80年代，但這次機會仍沒有抓住。盡管進口替代發展模式為拉美打下了相當的工業基礎，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帶來了很高的機會成本。拉美錯過了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十分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在進口替代模式主導下，經濟發展從80年代開始急轉直下，被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遠遠拋在后面。由于沒有抓住歷史機遇，拉美第二次經濟轉型大約延遲35～45年。而這期間，歐洲和日本經過了中等收入階段，又進入高收入行列。隨后，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成為進入高收入的新興經濟體。

第二，“過度城市化”導致城市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拉美“過度城市化”首先表現為“城市人口爆炸”。1950年，南美大陸總人口1.1億，農村人口為6430萬。但是，2010年，南美大陸人口總量高達5億，農村人口卻下降到6300萬。60年間，南美大陸3.8億的人口增量全部涌向城市，推動了拉美城市化過度發展。表現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

一是“貧民窟”現象非常普遍，削弱了城市的消費能力。隨著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遷移，相當一部分人口只能通過非正規渠道靠自己來解決住房問題，他們不得不自建和搭建簡易的臨時住房，最終導致“非正規住房”和貧民窟大面積連接和大量存在。此外，拉美各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住房政策也出現了嚴重導向性失誤，決策當局過分強調“住房自有率”，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即公租房的比重非常小，這是導致拉美“城市病”或“貧民窟”現象普遍存在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二是非正規就業部門龐大，導致私人部門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之后，就業崗位難以同步增長，進而導致非正規就業部門急劇膨脹，而非正規部門工作的穩定性、收入水平、收入預期等都遠不及正規部門。

第三，相對貧困化導致內需不振，增長乏力。由于城市化不及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大量人口涌入導致公共服務相對匱乏，再加上就業不足和居住非正規化普遍存在，相對貧困化現象十分嚴峻。這反過來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一是社會保障供給嚴重不足，不利于提高消費能力。在“城市人口爆炸”的巨大壓力下，拉美各國社保制度和福利制度本來就顯得力不從心，加之就業的非正規性這個勞動力市場的明顯特點，繳費型的社保制度覆蓋面較為狹小，非繳費型的福利制度受到財力的嚴峻挑戰。此外，拉美地區社保制度承繼了其宗主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碎片化”社保制度的傳統特征，特權群體待遇水平難以降低，單個制度進行改革十分困難。

二是貧困化現象十分嚴重，貧困發生率居高不下。在“過度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人口沒有正規和固定的收入來源，經濟基礎薄弱，居住條件差，他們往往處于貧困線邊緣，成為拉美社會中最脆弱和最貧窮的群體。這個群體在拉美城市中數量龐大，導致拉美地區的貧困率長期以來居高不下。在20世紀80和90年代，拉美貧困發生率一直在40%以上，最高時竟達48．3%，即拉美地區大約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目前仍有l／3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近20年來，拉美各國政府采取多種積極措施，從不同領域促進經濟增長，效果明顯，智利、烏拉圭和巴西將在2014～2015年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他們將成為南美大陸首批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主要經驗是：

第一，抓住歷史機遇，搭上經濟增長的快車。很多拉美國家汲取了歷史教訓，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審時度勢，他們或是重新評價新自由主義，或是實行改革開放，采取務實的、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政策，緊緊抓住了世界經濟的新一輪增長的歷史性機遇。尤其是，拉美國家看到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采取果斷措施，搭上了中國經濟發展這個“快車”。從2003年開始，拉美國家經濟增長經歷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發展速度?？梢哉f，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拉美國家實行的改革是重新實施外向型發展的一次重要轉型，是拉美國家的第三次轉型。近十幾年的數據表明，拉美國家第三次轉型獲得了成功，拉美平均增長率和主要國家平均增長率都十分令人滿意。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創新舉世矚目，社保制度成為經濟增長的助推器。拉美國家的社保制度模式繼承歐洲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逐漸成為財政的包袱。但從80年代初開始，以智利為首的拉美國家率先改革，創建了獨一無二的以“智利模式”為世人稱道的積累制。隨后，拉美先后有12個國家效法“智利模式”進行了改革。從總體上看，智利改革是成功的。

此外，拉美地區的失業保險制度改革也頗有特色。從90年代開始，一些拉美國家紛紛對傳統的、以現收現付為融資特點的失業保險進行改革，將個人賬戶引進來，建立了“失業保險儲蓄賬戶”制度。2000年，拉美地區建立失業保險計劃的國家僅有8個，只是近十年來才增加到13個國家。建立個人積累性質的“失業保險賬戶”制度是對傳統制度的替代設計，旨在規避和防止傳統失業保險制度中存在的道德風險、充足性較差、監督管理成本較高、不利于勞動力流動、不利于非正規就業人員參保、不利于降低失業率、不利于緩解長期失業的負激勵等弊端。

第三，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創新成為楷模?！坝袟l件現金轉移”是20世紀90年代由墨西哥首創的一個反貧困計劃，是拉美國家運用財政轉移支付進行減貧的一個重要制度創新。目前，拉美已有19個國家實行該計劃，惠及2000萬個家庭，將近1億人口，每年支出約占GDP的0.25%?！坝袟l件現金轉移”計劃的短期目標是反貧困，長期目標是對貧困家庭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由于該計劃堅持削減當前的消費貧困和促進未來的人力資本積累并舉，既有利于減少收入貧困，又有利于切斷貧困代際傳遞。從某種程度上說，該項目的引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拉美貧困化率普遍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厄瓜多爾實施“有條件現金轉移”之后，貧困人口下降了8%；牙買加實施了“有條件現金轉移”后貧困率下降了4．5%，巴西的“有條件現金轉移”導致其貧困率下降了3%。

十多年來，拉美地區首創的“有條件現金轉移”廣受其他亞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歡迎，目前已有十幾個亞非國家引入了這個計劃。通過加大轉移支持的力度，“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提高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這將有利于拉動市場需求和促進經濟增長。這對我國目前實施的建立消費信心、啟動內需和轉變增長方式等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