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婦女需求滿足及社區服務模式構建
---基于7省1市的調查

李敏 劉夢

留守婦女需求滿足及社區服務模式構建
---基于7省1市的調查

李敏 劉夢

留守婦女需求的滿足主要來源于家庭、親屬、鄰居等非正式社會資源，而社區內各種基層自治組織、社團組織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等正式社會資源的支持與服務明顯不足。同時，留守婦女在其社會支持網絡中處于被動、弱勢的地位。因而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重構及主體性發揮是探索留守婦女社區服務模式的關鍵。評估留守婦女的能力與需求，發掘變遷中的農村社區可資利用的資源，在社區層面成立自治性質的留守婦女工作組，使其成為鏈接與協調正式與非正式社會資源的網絡樞紐，是留守婦女社區服務的基本模式。

留守婦女；需求；社區服務模式

一、問題的提出

留守婦女通常是指丈夫長期（通常半年以上）進城務工、經商或從事其他生產經營活動而留守農村家庭中的已婚婦女。由于丈夫長期外出務工所造成的不完整的家庭結構和非常態的夫妻關系，農村留守婦女要同時承擔贍養老人、撫育子女、從事農業生產等任務，承擔著比一般婦女更大的負擔和生存壓力。留守婦女無疑是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中人數較多的一個弱勢群體。發展有助于改善留守婦女社會福利狀況的社會工作，就成為和諧社會建設中一項應給予高度重視的工作。為此，建構以社區為依托、留守婦女需要為出發點、綜合性的社區服務模式，將民政、婦聯、司法等部門有機結合，為留守婦女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務，不僅有利于提高留守婦女的生活質量，而且對于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國內學者對留守婦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留守原因、留守婦女的生存現狀、婚姻與家庭、留守對婦女發展的影響、留守婦女問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等六個方面。研究發現，勞動強度高、精神負擔重、缺乏安全感、精神生活貧乏、婚姻危機、子女教育乏力等是留守婦女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1]63“男工女耕”的分工格局使農村生產和生活邊緣化，城鄉發展不和諧矛盾更為突出，從而影響到社會的和諧發展。[2]57國外學者對中國農村留守婦女的研究為數不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婦女留守原因、留守對婦女發展的影響以及解決留守婦女問題的對策。研究發現，中國社會現存的性別不平等機制和現象極大地影響了農村人口流動的模式，限制了農村留守婦女從流動中受益，使得她們的福祉水平受到了影響。[3]319丈夫外出打工增加了留守婦女的勞動負擔，影響了婚姻穩定度和情感滿足，提高了感染性病的幾率，但婦女的勞動可見度、價值以及對資源的獲取和掌握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4]243留守狀態對婦女的整體福祉有一定影響，但她們的經濟狀態普遍得到了改善。[5]S83

針對留守婦女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學者從宏觀政府和社會層面、中觀社區層面以及微觀個人層面提出了對策和建議。在政府和社會層面，改變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戰略是解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的根本出路；[6]26完善勞動法律，給予外出男性農民工探親權；[7]85政府和社會各界尤其是婦聯組織要做好留守婦女的培訓和教育工作[8]35，為留守婦女提供宏觀層面的支持。在社區層面，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建立社區服務系統，實現留守婦女的自助和自救；[9]179農村社區鄰里關系是留守婦女較為熟悉和容易獲取幫助的關系資源。她們的閑暇生活方式增加了與社區公眾的交流，強化了在社區中擁有的地緣關系，擴展了社會網絡、增加了社會資本的機會。[10]83通過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社會政策等專業方法改善留守婦女生產生活狀況的工作模式。[11]122

此外，學者倡議，應大力擴展留守婦女的社會網絡，以便為其提供更多資源與服務。在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方面，家庭成員、親戚鄰里等非正式的社會支持關系仍主導著社會支持體系，母系血緣關系在農村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正在日益加強。[12]10對于留守婦女來說，除了依靠非正式支持系統以外，還要充分發揮政府、農村基層組織等正式支持系統的作用。[13]75政府需要培育和孵化立足社區的社會組織，搭建農村社區互助、合作、交流平臺，如留守婦女的互助合作組織；[14]38發展以留守婦女為主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解決其農業生產經營困難。[15]167

綜上所述，針對留守婦女的具體問題，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為其提供社會支持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以往研究只是在對留守婦女現有社會支持網絡現狀實證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并沒有對現有社會網絡的服務體系進行評估，也缺乏對各服務體系之間的配合和跨機構合作機制的研究。此外，以往關于留守婦女服務的探討，更多將留守婦女置于被動的地位，側重于外部力量的介入和環境的創設，這很難真正滿足留守婦女的需要。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婦女所面臨的問題，需要充分發揮其主體性，構建基于留守婦女自身需要的社區服務模式，這正是本研究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框架

社會支持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學者認為社會支持有四種取向：功能取向、結構取向、主觀評價取向和互動取向。[16]6社會支持是重要的他人如家庭成員、朋友、同事、親屬和鄰居等為某個人所提供的幫助功能，這些功能典型地包括社會情感幫助、實際幫助和信息幫助。[17]416社會支持是個體從社區、社會網絡或從親戚朋友那里獲得的物質或精神幫助。[18]527個人的社會支持網是個人能夠借以獲得各種資源支持（如金錢、情感、友誼等）的社會網絡，通過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人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并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19]76社會支持既涉及家庭內外的供養與維系，也涉及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與幫助，它不僅僅是一種單向的關懷或幫助，在多數情形下是一種社會交換。[20]32有些學者將社會支持置于社會網絡的理論中進行研究，社會支持是一定社會網絡運用一定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者進行無償幫助的一種選擇性社會行為。[21]26在界定了社會支持的概念后，學者對社會支持進行了分類。Wellman將社會支持分為感情支持、小宗服務、大宗服務、經濟支持、陪伴支持等5項。[22]32Cutrona和Russell將社會支持區分為情感性支持、整合支持、滿足自尊的支持、物質性支持、信息支持。[23]林南將其分為工具性支持和表達性支持。[24]而國內學者肖水源將社會支持分為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個體對社會支持的利用情況三個維度來考察。[25]98

可見，由于研究目的與研究視角的不同，國內外學者對社會支持的理論界定并沒有達成共識。從社會支持的來源劃分，可分為非正式社會支持與正式社會支持。從性質來劃分，可劃分為客觀、可見的社會支持與主觀、感受性社會支持兩大類。本文將社會支持分為非正式社會支持與正式社會支持。非正式社會支持主要指為留守婦女提供各種支持與幫助的家庭成員、親屬、朋友、鄰居等；正式的社會支持是指社區內各種社會組織，如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婦聯組織、共青團、民兵組織、經濟合作組織、生產合作組織、公益組織/社區組織、婦女互助組織、民政部門等為留守婦女提供的幫助與支持。

（二）數據收集與樣本構成

本研究在我國的西北、西南、華北、華中、華東和東北各選取了甘肅、重慶、河北、湖南、山東、江西、安徽、內蒙古7省1市作為問卷調查點，發放并回收問卷332份，剔除信息不完整、隨意填答的問卷后，篩選出有效問卷326份，有效回收率為98.2%。樣本構成見表1。

三、留守婦女的生存困境

（一）農業生產

表1 樣本構成

農村家庭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各類勞動力群體中，女性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為61.3%，男性勞動力為56.5%，老人為29.4%，而兒童或家庭之外其他人從事農業生產及農戶家庭不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都相對很少，不到5%。[26]66可見，農業生產女性化的趨勢已成為無可爭議的事實。調查數據顯示，丈夫外出務工期間，68.4%的留守婦女在農村中從事農業生產。45.9%的留守婦女在農業生產（包括種植、養殖、林業生產）中遇到了問題。其中，83.3%的人在農業生產中遇到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這是留守婦女在農業生產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難。此外，36.8%的人遇到了自己沒有掌握農業技術的問題。丈夫外出務工后，由于不懂得農業生產技術，當農作物遭遇病蟲害時，無法及時打藥，直接影響了她們在農業生產活動中的收入。而提高留守婦女農業生產技術的主要途徑是參加培訓。調查數據顯示，只有7.5%的留守婦女參加過培訓，其中33.3%的人參加過種植業的培訓，38.1%的人參加過養殖業的培訓。由于生產資料銷售網點的逐步發達，只有24.1%的人遇到了生產資料購買困難的問題，14.4%的人遇到了銷售困難的問題。留守婦女在農業生產中面臨的困難，是農業生產女性化所帶來的直接后果。

當留守婦女在農業生產（包括種植、養殖、林業生產）中遇到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時，51.7%的人靠自己解決，42.3%的人曾經找親戚幫忙，40.3%的人曾經找公婆或父母幫忙，34.8%的人曾經找鄰居幫忙，22.4%的人曾經雇人幫忙，10.4%的人曾經找朋友幫忙，6.5%的人曾經找村干部幫忙。當遇到農業生產技術問題時，54.9%的人靠自己解決，51.6%的人曾經找親戚幫忙，42.9%的人曾經找公婆或父母幫忙，42.9%的人曾經找鄰居幫忙，16.5%的人曾經雇人幫忙，15.4%的人曾經找朋友幫忙，11%的人曾經找村干部幫忙?？傊?，留守婦女在遇到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時，主要求助對象是自己（39.4%）、親戚（24.1%）、公婆或父母（18.8%），如表2所示。

（二）子女教育

子女是家庭未來的希望，農村家庭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調查數據顯示，在留守婦女最關心的信息中，34.1%的人選擇了子女教育信息，位居首位?？梢?，子女教育在留守婦女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被調查的留守婦女中，67.5%的人處于25歲至45歲之間，正是教育子女的關鍵時期。丈夫外出務工期間，59.1%的留守婦女主要擔心孩子的最大問題是學習教育。

調查數據顯示，57.1%的留守婦女遇到了子女教育問題，其中54.9%的人沒有能力輔導孩子學習，成為留守婦女面臨的首要問題。在當今的農村，兒童學習輔導很難單純依靠學校來解決，家庭的督促與輔導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留守婦女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小學及以下占37.7%，初中占48.5%，高中及以上的僅占13.8%。因此，她們輔導子女學習的能力有限。

此外，由于丈夫外出務工后，留守婦女要承擔繁重的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21.2%的人遇到了沒有時間輔導孩子學習的問題。在平時的生活中，有23.6%的留守婦女感覺壓力比較大，58%的人感覺有些壓力，而造成留守婦女壓力的首要原因就是子女照顧和教育（74.6%）。在家庭的主要經濟支出中，子女教育費用排在第二位。當遇到子女教育問題時，留守婦女求助的對象排在前三位的是自己（69.1%）、公婆或父母（9.4%）、親戚（8.8%），如表2所示。

（三）家庭照顧

丈夫外出務工后，照顧年幼的子女和老人，尤其是生病、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等問題是留守婦女的沉重負擔。調查數據顯示，有51.8%的留守婦女曾經與丈夫一樣在城市中打工，有58.1%的人是因為孩子沒人照顧回到了農村，有31.3%的人是由于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顧而留守農村。目前，50.9%的留守婦女面臨子女的照顧問題，當遇到子女照顧問題時，57%的留守婦女選擇自己解決問題，沒有向別人求助；26.7%的人曾經向公婆或父母求助；9.7%的人曾經向親戚求助。35.2%的留守婦女面臨照顧老人的問題，當遇到照顧老人的問題時，除了59.5%的留守婦女選擇自己解決問題外，她們主要向血緣和姻緣網絡尋求幫助。如表2所示。

表2 留守婦女面臨的問題及求助對象

四、留守婦女需求與社區服務滿足

基于留守婦女目前在生產和生活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當留守婦女在農業生產、子女教育、家庭照顧等方面遇到問題和困難時，除了選擇自己解決問題之外，血緣和姻緣網絡中的公婆、父母、親戚是其尋求支持和幫助的首選，地緣網絡中的鄰居居于其次，而正式網絡中的村干部等往往是留守婦女尋求支持和幫助的最后選擇。在農村社區中一般會存在許多的社會組織，如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婦聯組織、共青團、民兵組織、經濟合作組織、生產合作組織、公益組織或社區組織、婦女互助組織、民政部門等。對于在生產生活中遇到諸多困難和問題的留守婦女來說，她們對于所生活社區內的各種社會組織有什么樣的需求呢？

調查數據顯示，留守婦女希望以上組織提供的服務或幫助，排在前五位的分別為醫療衛生保健(55.5%)、社會保障(54.2%)、農業生產（31.2%）、照顧老人（31.2%）、照顧子女（27.1%），如表3所示。那么，社區中的這些組織為留守婦女提供了哪些服務呢？如表4所示，以上社區內各組織為留守婦女提供的服務或幫助排在前五位的是醫療衛生保健(51.6%)、社會保障(30.1%)、農業生產(19.3%)、照顧老人(11.4%)、送溫暖活動(9.8%)。

表3 希望組織提供的服務或幫助(N=321)

表4 組織實際提供的服務或幫助(N=306)

由此可見，農村留守婦女的醫療衛生保健需求基本得到了滿足，超過一半的留守婦女的社會保障需求得到了滿足。除此之外，她們在農業生產、照顧老人、照顧子女、子女教育、送溫暖活動、法律援助以及文體活動等方面的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其中，在農業生產方面，31.2%的留守婦女希望社區內的各類組織提供服務或幫助，但只有19.3%的人得到了組織提供的服務與幫助；31.2%的留守婦女希望組織能夠提供照顧老人的服務或幫助，有11.4%的人得到了滿足；27.1%的人希望組織能夠提供照顧子女的服務或幫助，但只有5.6%的人得到了滿足。

五、對策與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現有農村留守婦女需求的滿足主要來源于家庭、親屬、鄰居以及朋友等非正式社會資源，而社區內的各種基層自治組織、社團組織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等正式社會資源的支持與服務表現出少、疏、虛的特點。同時，留守婦女在其社會支持網絡中處于被動、弱勢的地位。而留守婦女主體性的發揮和其社會網絡的重構是探索留守婦女社區服務模式的關鍵。

（一）留守婦女主體性的發揮

留守婦女不僅是被動、弱勢的，還是改變和進步的力量。要發揮留守婦女的主體性，必須深刻理解留守婦女問題的本質，評估留守婦女的能力和需要，鼓勵她們積極參與村治，增強其參與社區事務的能力。同時，發掘變遷中的農村社區可資利用的資源，培養社區女性精英，培育和孵化立足社區的自治性質的留守婦女工作組，搭建社區合作、交流的平臺，在農業生產上互幫互助，減輕生產勞動的強度，在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照顧方面相互扶持，情感上相互傾訴。同時，將留守婦女工作組作為鏈接，協調正式和非正式社會資源的網絡樞紐，建構留守婦女社區服務的基本模式。

（二）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重構

留守婦女問題的解決最終還得依賴于鄉土社會與農村社區。為此，基于留守婦女現有社會網絡及其運作機制分析的基礎上，洞察當前留守婦女社會網絡中各種社會資源的位置和作用機制，探尋留守婦女的社區服務與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的轉變和農村社區重建的內在關系，重構留守婦女社會網絡。將民政、婦聯、司法等部門有機結合在一起，構建一個以社區為依托、留守婦女需要為出發點、綜合性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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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艷玲

On the Satisfac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s Dema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Mode——Based on a Survey of Seven Provinces and One City

LI Min,LIU Meng

To fulfill the demands of the left-behind women,we should mainly rely on the informal soci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family,relatives,and neighbors.However,the support from various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social groups,and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The left-behind women are in a passive and disadvantaged position.Therefore,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 of the left-behind women and the exercise of its subjectivity is the key to exploring the community service mode of left-behind women.The basic community service mode of left-behind women should consist of evaluating these women’s ability and demand, exploring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in the changing rural community and establishing autonomous work team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which serve as a bridge to link and coordinate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resources.

left-behind women;demand;community service mode

10.13277/j.cnki.jcwu.2014.05.006

2014-08-26

C913.68

A

1007-3698（2014）05-0035-06

李敏，女，中華女子學院性別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社區研究、性別研究、城市社會學；劉夢，女，中華女子學院教授，社會工作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性別研究、社會工作。100101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項目“多機構合作留守婦女社區服務模式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3ASH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