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低谷和加法——讀《坦然面對歷史的傷》

○余玲

馬勇是近代史專家，他的言路和思路近年來溢出學院，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近代國史向來跟當代國人的情感認知難解難分，在我們很多中國人心中，近代史可以說是屈辱的、蒙昧的、一窮二白的、落后的、黑暗的代名詞，相應地，近代史的諸多人物、事件都跟羞辱、愚昧相關。20世紀以來的革命史觀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這種中國近代史的“落伍”一類的觀念之上，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談起近代史，仍不免“情何以堪”，為自家的先輩和歷史黯然神傷。

馬勇的著作《坦然面對歷史的傷》直面我們近代史的這段傷痛。面對坎陷的近代史，面對近乎定論的“低谷”史觀，馬勇以溫和寬厚的態度完成了幾乎屬于他一個人的“近代中國歷史敘事”。跟低谷的、黑暗的近代史觀不同，馬勇對近代史多有肯定。比如，他中肯地指出，五口通商是一個“雙贏”的結果，洋務新政確立的中體西用富強道路并不錯，光緒帝推動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難……

這些史論并非特別新穎，新穎的在于，他對歷史情境的還原；更關鍵的在于，他顛覆了主宰我們數代中國人的“近代史觀”，即“百年恥辱”的近代史觀，馬勇認定，“百年恥辱”是一個假命題，因為“晚清的中國近代史，從本質上看，其實是一個向上的過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社會，一點點增加工業和商業文明元素。在兩次鴉片戰爭后，向西方學習，洋務運動用了30年時間，建構了近代中國的工業基礎”。以至于“在1895年以前，中國其實完全恢復到一種盛世狀態”。

馬勇的這一結論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傳統中國史觀的回歸，是對當時歷史的還原。只要我們記得兩次鴉片戰爭之后，道光、咸豐兩朝過后，在同治、光緒兩朝期間，時人和史家都肯定當時出現了“同光中興”；我們就能明白，馬勇的史觀有想當堅實的歷史基礎。這大大消解了大家想當然地以為近代史乃是中國文明“低谷”的心理，大大消解了人們以為近代史乃是黑暗的、悲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認識。雖然論者多以為“同光中興”只是“封建社會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但馬勇令人信服地證實，近代史之于中國文明仍是“加法”。

讀馬勇的書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歷史。馬勇的平和與新穎，跟歷史翻案文字不同。他的敘事不僅坦然，而且真誠。他對歷史的肯定，跟近年來否定革命的史觀也判然有別，后者“告別革命”甚至以反革命的面目出現，甚至得出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孫中山不如袁世凱、袁世凱不如慈禧……一類的結論。但馬勇向國人真誠地告白，“中國面對工業革命無路可繞，除了亦步亦趨地追趕，不存在另外的可能”。馬勇說，“中國人面對西方文明，總是以一種陰謀論、懷疑論的眼光進行打量，沒有弄清西方文明對于中國文明來說只是‘加法’，是中國農業文明怎樣借鑒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因素”。

曾有論者以為，我們中國人仍活在1840年以來的歷史里，我們沒有告別“恥辱”意識、“悲情”意識，這種意識使我們難以坦然面對歷史的傷痛。這種活在歷史中而不自知的現象使知識的生產也出現扭曲，即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知識人過于以中國國力為參考，以至于旁觀者都對中國知識人的成果大為惋息，對中國一向懷抱同情的美國史學大家史華慈生前感嘆，“我們很難對中國知識分子如此關切國力的問題下什么判語。中國確實一直深受羞辱，而且當今世界，沒有國力就無法生存。不過，事實卻是，一旦價值是按照作為獲取力量的手段來評估，這些價值就非?？赡茏兊么嗳蹼y保，扭曲變形?！?/p>

如果我們以馬勇的敘事來看待史華慈的論斷，可以說，史華慈都不免受“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以為“中國確實一直深受羞辱”。但無論“同光中興”、“洋務運動”、一戰期間的中國產業發展，還是20世紀30年代的“黃金十年”，抗戰期間的“四大國”地位……我們中國的近現代史都有可圈可點之處。無論如何，史華慈所說的“價值”仍值得我們今天的知識人和大眾深思。

馬勇的言路思路雖然也不免與“國力”相參照，但他的立足點顯然更屬于史華慈所說的“價值”。讀馬勇的書，給人印象深刻的，甚至不是他提出了新穎的史觀、論點，而是他的敘事本身?？瘩R勇的敘事，我們對近代史附加的情感都無足稱道，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從近代史獲得教益。這也是馬勇的歷史寫作一以貫之之處，跟其他肯定或否定近代史的作者不同，馬勇給我們展示了看待歷史的新方式。這一方式將我們從短淺的歷史和現實中拉出來，讓我們站在大時間長周期中看待當下和歷史。學者余世存稱贊馬勇是“中國的房龍”，如果我們想到房龍平和、開放的心態，健康平易的房龍以其歷史寫作培育了健康平易的讀者，可以說，馬勇庶幾近之。

《坦然面對歷史的傷》是馬勇近年的文字結集，馬勇坦言，這本書是編輯出來的，是編輯從他眾多的文字中梳理、歸納的成果。這一方面證實馬勇的坦蕩，一方面證實馬勇言路思路的“一以貫之”，一方面證實社會讀者對“近代史敘事”的新要求。馬勇坦言，編輯的工作，使他感到自己已有研究的薄弱需要借助于編輯的“助產”。馬勇在該書中直言他的史觀，如對古典中國，他說自己比較傾向于一種“文明早熟且精致”的描述，甚至更愿意認同“超穩定結構”，以為假如不是西方發生工業革命，不是大航路開辟，中國文明必將長此終古，“歷史終結”。如對中國文明，他認為“包容力超強”。如對文明的相遇，馬勇說，不獨今日中國境內的各種區域文明逐漸融入中國文明的大熔爐，而且更值得關注的印度佛教翻山越嶺進入中土，不僅在中國贏得了無量數的善男信女，而且經過不到一千年的融合發展，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當然組成部分，更厲害的是，中國人甚至創造出了一個“中國佛教”?！诖?，馬勇的史觀，大大超越了李鴻章以至今天的知識人共識。李鴻章認為，中國近代史乃“數千年未有之奇變”。自李之后的中國人一直跟著學舌，甚至以為這一“奇變”乃是歷史的坎陷和“低谷”；但是，馬勇坦言，這一歷史其實仍在做“加法”。在馬勇看來，中西文明過去一百多年的沖突與中印文明千年沖突、融合相比還是太短暫了，西方文明不僅會融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當然組成部分，而且，中國文明一定會創造出一個“中國西學”。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中國文明才能在已有成就基礎上再創輝煌，一個全新的中國文明形態才會像宋明理學那樣呈現出來?！?/p>

馬勇在該書中還有不少“貢獻”，如他認為“論史不歸罪個人”在今日中國仍屬于難得的醒世名言，他認為李鴻章是歷史的終結者而非“裱糊匠”也有新意……當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馬勇的歷史敘事沒有超越此一規范，他的文字仍有“歷史翻案”或“影射史學”的成份，如他認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對現在改革開放從背景、推手、效果諸方面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特色論”即是“中體西用”論，等等，都讓我們對當下的中國社會現實和近代史有所會心，也有所疑惑。當然，這些疑惑不足以掩蓋馬勇的歷史敘事的突出特性。如果聯想到房龍在西方和中國的受眾之廣，我們有理由期待馬勇的歷史寫作能夠催生出健康平和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