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的用典特征及其心理機制

楊朝蕾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貴州貴陽 550001)

受魏晉南北朝唯美文風之影響，以言理為主要特征的論體文說理趨向藝術化。在其時文士看來，論體文之所以與詩賦同立于文學之林，正因其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文采。劉勰從整體、多元的角度談文章的文采表現，在《文心雕龍·情采》中指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保?］537形文與聲文，為文章表現形式的文采，情文則為作者才情格調的展現。劉勰所言之“形文”，著眼于文學形式，不僅僅指“五色”，而是指文章之辭采，主要訴諸于人之視覺。隸事用典雖不是論體文行文的必備條件，但恰當的運用卻可以增強文章的說理性，使文辭典奧，內涵豐富，展現作者浩博高雅的文學修養，因此在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中，恰當用典成為其形文之美的重要體現。探究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用典的論理特質、審美表征、心理機制，對于深入理解其時文士的思維特色、文化涵養及其自我展示的方式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用典的論理特質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引蘇軾之語曰：“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后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也，此作文之要也?！睆娬{的是得意才可用事，用事為了達意。對論體文而言，其“意”即為要論述的“理”，與詩、賦等文體借典抒情、體物不同，論體文中用典首先注重的是其論理特質。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中所征引的典故可分兩類，一類是前賢往哲的典要之言，即語典;一類是古往今來之人事，即事典。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中指出：“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庇终f：“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币簿褪钦f，無論“引乎成辭”還是“舉乎人事”，其目的均在于“援古以證今”。

(一)借用典闡釋概念

在對概念進行闡述時，化用典籍語匯能增加概念之深層內涵，豐富其意蘊。李康《運命論》開端即對“運”“命”“時”進行概括，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贝颂幟恳痪涠蓟们叭苏Z典，“治亂，運也”出自《墨子》：“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薄案F達，命也”出自班彪《王命論》：“窮達有命，吉兇由人?！薄百F賤，時也”出自《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句句用典，自然化用，若自口出，即使不明其典出自何處，亦不妨礙意義的理解。因為用典，賦予概念以厚重的歷史感與文化感，說明作者之觀點淵源有自，更令人信服。

(二)借用典表達觀點

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可以借助用典使之強化。既可明引，使之一目了然，亦可暗用，使之水乳交融?！盾嫦獫O隱叢話·后集》卷25引王安石之語曰：“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币簿褪钦f，借用典以表達己見，實際上已賦予典故新的生命，融入用典者的情感與智慧，使之“化”而后用。杜甫論詩中用典曰：“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19引《西清詩話》)論體文中用典亦是如此。如陸機《五等論》曰：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睂O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笔且苑痔煜乱院駱?，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2］743

先引用《周易·兌卦》之辭與《孫卿子》之語，引出自己的觀點，實際上是化用《孟子·梁惠王下》之語，孟子曰：“樂民之樂也，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壁w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被霉湃酥Z而不露痕跡，在此基礎上提升為自己的觀點，使之精辟而典雅。

(三)借用典構成論據

用典的前提是歷史總是有很多相似性，因為相似，所以才能援古證今。不管是正引，還是反用，從用典中折射出的是理性精神與主觀情感的復雜融合。黃侃先生在《文心雕龍札記·事類》中指出：“意皆相類，不必意出于我;事茍可信，不必義起于今;引事引言，凡以達吾之思而已。若夫文之喻人也，征于舊則易為信，舉彼所知則易為從?！庇玫涞哪康氖沁_己之思，證己之理，因此，用典又可以以論據的形式出現。

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以語典作論據，其呈現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引用，也就是直接引用經典之原文，如僧肇《物不遷論》曰：“《道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保?］2413此處僧肇直接征引《道行般若經》與《中觀論》之語句以證明其“物不遷”觀點。一種是自然化用，也就是直接將經典之語融合到自己的論述中。劉峻《辯命論》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钡谝痪浠谩独献印分Z：“大道汜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薄吧鵁o主，謂之自然?！钡诙浠谩肚f子》之語：“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苯圆宦逗圹E，如同己出。

由事典構成的論據，呈現方式亦有兩種：一種是舒張式，即具體敘述歷史典故，交代其主要內容。這種方式一般為單式引用，就是只以一事來充當論據。傅亮《演慎論》曰：

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于鐘、呂，肆言于禹、湯，禍機發于豪端，逸翮鎩于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于甘酖。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3］2578

此處詳敘嵇康之遭際，以證明“保身全德，其莫尚于慎乎”的觀點。

一種是濃縮式，也就是以極簡練之語概括單個事例，再以濃縮方式鋪排多個事例，使之既言簡意賅，暢達明快，又氣勢磅礴，陣容浩大，增強論體文的說服力。這種方式往往是雙式引用或多式引用，就是通過連用兩事或多事構成對偶或排比句式，使隸事用典與排偶相結合。如皇甫謐《釋勸論》曰：

若乃衰周之際，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3］1870

此處以四組對句形成排比之勢，列舉蘇秦、張儀、廉頗、樂毅等九人之事例以證明衰周之際士人受權力之牽引而追逐名利之表現，用典密集而氣勢張揚。

魏晉南北朝論體文較之前代論體文在借用典以論理方面表現出新的特點，一方面用典的多樣化形式顯示了其時文士駕馭典故的嫻熟才能，信手拈來，不露斧鑿之痕。另一方面，由建安到南北朝，在此過程中，使事用典漸趨繁密。

二、用典的審美表征

誠如劉永濟所言：“用典所貴，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約有三美：一則意婉而盡，二則藻麗而富，三則氣暢而凝?！保?］140也就是說，合機切意之典，可使意旨深婉，辭藻富麗，文氣暢達。魏晉南北朝論體文用典的審美表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融合之美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用典的高妙境界在于“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1］616，“用人若己”［1］617，也就是說用典貴在妙于融化，信手拈來，水乳交融而又天衣無縫。劉勰強調鐘嶸《詩品》曾批評“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劉勰指責“曹植辨道，體同書抄”［1］328，即指出其用典過多而又生澀就像在抄書，使文章成為古語舊事之淵藪，反而淹沒了自己的觀點，“故知堆砌與運用不同，用典以我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則為其所囿，而滯澀不靈。猶之錦衣綴以敝補，堅實蕪穢，毫無警策潔凈之氣，凡文章無潔凈之氣必至沉而且晦;沉則無聲，晦則無光，光晦而聲沉，無論何文亦至艱澀矣”［4］135。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云：“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字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跡，縱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斫輪甘苦，心手自得，難以言述?！保?］皆強調用典不在多少，貴在自然融化，如同己出。魏晉南北朝文士才高學博者比比皆是，對于經典子史早已熟稔于胸，在創作論體文時自然驅遣自如，既不一致而盡，亦非隱晦難解，使用典融于行文中，若自口出。

西晉陸機向以“才多”而享譽，卻無“抄書”之詬病。其論體文中用典之手法極為圓熟，達到“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己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6］之境界。熟悉其用典之出處者，閱讀其論可發出會意之微笑，而不熟諳古書之人讀之亦無絲毫隱晦難懂之處，其用典已達到援古證今，用人若己之化境?！掇q亡論》曰：

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2］738

即使對文段中用典不熟悉，也能明白其意在論述吳之所亡皆天命所致，非關晉攻。實際上，文中句句有典，語典如“黔首”是戰國時期和秦代對百姓的稱呼，見《過秦論》“于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巴呓狻?、“土崩”見《鬼谷子·抵山戲》“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史記·秦始皇本紀》“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胺h”見《過秦論》“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事典則分別出自《墨子》《史記》《左氏傳》《晉紀》《襄陽記》等典籍，其內涵不可謂不豐，皆被陸機化為己用，無絲毫造作之痕、賣弄之跡。

以一論而留名史冊的鮑敬言亦為化用典故的高手，其《無君論》曰“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為泰”，“休?！?、“放馬”出自《史記·周本紀》“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拜d戢干戈，載櫜弓矢”則直接用的《詩經·周頌·時邁》里的原句，以此證明所謂沒有戰爭、安居樂業之欺騙性，只要有君主在，根本不可能實現?！懊┐耐岭A，棄織拔葵，雜囊為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喣以沫也”，句句用典，或出自傳說，或見于《史記》，或出自《莊子》，都被作者信手拈來，了無痕跡地用于文中，顯現了其淵博的學識，也增強了文章藝術感染力。

(二)含蓄典雅之美

劉勰認為“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1］16，也就是說經典是圣人以絕佳創作力在雅正思想規準之下追求華麗的成品。而“典雅者，镕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1］505，“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1］530，要使作品具典雅之美，需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1］23為創作理念，而在作品中則要引經據典，如黃侃先生所言，“義歸正直，辭取雅馴”，王更生先生亦云，“以典為雅者，善用史事經誥”［7］。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用典往往借古以喻今，事理不明言，而以影射比類出之，從而達到意在言外、委婉含蓄、味之無極的境界。范曄《后漢書》史論頗多“微而顯”之筆法，其論桓帝曰：“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于神'乎!”論中“聽于神”，取《左傳》“國將亡，聽于神”之意，實括盡桓帝一生，不言其國將亡，而寓意明顯，以典故而達意。靈帝時宦官當權，大興宮室，為遮蔽靈帝而編造謊言，說是皇帝登高而百姓離散，使靈帝果不登高?！鹅`帝紀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親臨，故知亡敝者同其政矣?！保?］引《秦本紀》，以趙高譎二世為比，其實趙忠、張讓輩有更甚于高者，從而指出古今“亡敝者”的心計與行跡有相通之處。借用典而寓嘲諷之意，使文章內涵豐富，語言委婉含蓄，典雅蘊藉。

(三)意蘊豐富之美

用典能夠以簡潔的語言表達豐富的內涵，而選取富有意象性的典故則能夠激發讀者的想象，達到“以少總多”“余味曲包”的效果。魏晉南北朝論體文之用典，往往在虛實之間使“古典”與“今事”妙合無垠，營造出豐富的意蘊之美。李康《運命論》曰：“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于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于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于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于蠻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保?］732仲尼的形象在李康筆下凸顯出來，句句扣住其才能與遭際的不相稱來論述，論其盡管具備才、辯、謙、仁、智、行等美德而終究不見用于世，實際上蘊含著自己不被重用的無奈與憤慨，以此來證明“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的觀點，就不僅具有較強的說服力，而且意蘊豐富，給人一唱三嘆、回環往復之感。

三、用典的心理機制

與在詩歌中借用典來隱喻自己生平、抒寫一己之情不同，在論體文中用典主要是為了讓所言之理取信于人，讓所達之意更為明了，而要實現這樣的寫作意圖，須經過復雜的思維過程，隱伏于用典之后的是一個復雜的心理機制。

西方漢學家以“關聯性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來論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安樂哲總結“關聯性思維”的特點曰：

與習慣于因果思維的人相反，進行關聯思維的人所探討的是：在美學和神話創造意義上聯系起來的種種直接、具體的感覺、意識和想象。關聯性思維主要是“平面的”，因為它將各具體的、可經歷的事物聯系起來考察而不訴諸某種超世間維度。關聯性思維模式不假定現象與實在的分離。因為它認為對一個有著單一秩序的世界的經驗不能確立一種本體論標準。［9］

建立在關聯性思維基礎上的聯想機制，更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似性。由于事物之間具有同構性，因此可以建立普遍聯系，“這種思維看重的聯系不是必然聯系，而是偶然聯系的表現聯系。它來源于某種偶然的聯想，但這種聯想一旦被某一群人認可，便會形成一種共同心理和共同觀念，而且有可能代代相傳，構成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潛在思維慣性。盡管泛聯系性思維是非理性的，但其象征意義卻是約定俗成的，是不能隨意置換的”［10］。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即“原型”意義，借用典抒情達意才成為可能。

對原型意義的探究是用典實現思越千古、神鶩八極，講究秘響旁通，以事類義的重要方式。所謂“原型”或“集體無意識”，是榮格心理學的概念。榮格在《集體無意識的原型》中指出“任何一個重要的觀念或見解都有其歷史上的先驅”，“所有的觀念最終都是建立在原始模式之上的”，“我們無論從哪方面來考察這個問題，都會同語言的歷史相遇，同直接引回原始奇妙世界的形象和主題相遇”。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用典是對原型意義的一種追溯，通過重復古人的言與事，跨過亙古長空，來訴說其與古人不謀而合之理。對于才學淵博的魏晉南北朝文士而言，用典不僅并未束縛其手腳，反而為其架起一座貫通古今、超越時空的橋梁，使他們得以與古人相視而笑、與萬物融合為一。

以符號學原理觀之，典故是一種內蘊豐富的符號。所謂“符號”，趙毅衡先生將其定義為“發送者用一個可感知的物質刺激，使接受對方(這對方可以是人、其他生物甚至具有分辨認知能力的機器)能約定性地了解關于某種不在場或未出現的某事物的一些情況”［11］。以物作比，往往意義單一，以典類義，則意蘊豐富。作者將要表達的意義濃縮在能夠寄寓其義的事典或語典中，在每一個“典”中都凝聚著前人經歷過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在文章中的每一次再現，都重新回到原典發生的特殊情境，凝聚了用典者的親歷與情感，“典”之內涵也就越來越豐厚。讀者在閱讀時，由文本中的事典或語典再逆向回推出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由于作者本人的才學不一，同樣的意義可以選擇不同典故進行表達，而同一典故在不同人的理解中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因此在文章中用典本身是一個抽象化的過程，其意義是經過加工后的模式化存在。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人的意識的覺醒，對文學的認識亦產生劃時代變化，然而其文學創作終究難以擺脫前代文學的影響，其思維方式亦與前人一脈相承。此處要注意的是論體文中的用典手法實際上表現了魏晉南北朝文士對傳統文化的沿襲與傳承，對原型意義的追溯使用典以符號化形態存在，盡管他們在文學觀念上排斥儒家之教條，但在創作中卻又通過古今貫通的方式，將主體消融于天地萬物和悠悠歷史長河之中，以此來展現“自我”的存在方式。

［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

［3］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

［4］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5.

［6］丁福保.清詩話(下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24.

［7］王更生.文心雕龍新論［M］.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59.

［8］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359.

［9］［美］安樂哲著.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M］.彭國翔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175

［10］白寅.心靈化批評——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思維特征［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24.

［11］趙毅衡.文學符號學［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