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體例的構建及演化

陳佳美

（南京師范大學 12級漢語言文學高級文秘，江蘇 南京 210097）

譜牒體例的構建及演化

陳佳美

（南京師范大學 12級漢語言文學高級文秘，江蘇 南京 210097）

譜牒就是記載某一宗族主要成員世系及其事跡的檔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記載了該宗族歷史，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旨要。譜牒的最直接作用是據以尋根問祖。本文對中國譜牒的發展演變作了細致的梳理，并對譜牒的作用和意義進行了探析。

譜牒 尋祖 宗族

每個姓氏，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祖先，故尋根問祖，報本思源，敬奉祖先，緬懷祖德乃人類之天性。隨著家族內部子孫的繁衍，一個家族會不斷發生分化，分別出不同的世代和支系。同時，由于各種因素，必然導致家族子孫后代播遷各地。為了知道自己的來龍去脈，找到生命的依托，形成族群的認同感和向心力，便形成了族譜家譜。譜牒記載始祖淵源、列舉家族支系、敘述世代遷徙，因此成為尋根問祖的重要依據。

早在商代，人們就已開始修撰譜牒，其中以甲骨檔案形式存在的“兜”的家譜還保留到今天。夏商以來，不僅王室有家譜，諸侯及一些貴族都有自己的家譜，專門記錄家族世系。官府設專門機構管理，愛國詩人屈原官居三閭大夫，其主要職掌就是掌管楚國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務，編制三姓的家譜。春秋時期，有人對這些家譜進行整理，編有《世本》十五篇，集中記錄了黃帝以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漢代司馬遷在寫作《史記》時就曾大量參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種譜牒數據。

如果說譜牒萌芽于商代，興起于西周、春秋，那么，在東晉、南北朝時候便達到了一個高峰。魏晉的門閥制度是譜牒學興起的政治基礎。青萍之末的風從曹魏“九品中正法”這里徐徐卷起。當時做官要論出身門第，豪門貴族才能做官。東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制度充分發展。朝廷提拔官員，其依據就是譜牒。根據譜牒記載情況鑒別貴賤，劃分等級。誰是“士族”，誰是“寒門”，看了譜牒就知道了。所以譜牒之學就成了一種專門學問，有專門的人從事研究。東晉成帝發生“蘇峻之亂”，原來的譜牒遭到焚毀，后來重修，稱為“晉籍”，卷牒浩繁，竟有東西兩庫（見《南史：王僧孺傳》）。如此浩大的工程，沒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專家，顯然是不行的。所以從西晉以后，到南北朝時，畢生研究譜牒的人才輩出，有的祖孫幾代從事此項研究，出現許多著名的譜學家。

隋唐五代十國的譜牒唐初至中期，修譜又形成了一次高峰。政府決定修譜規模較大有三次。第一次是皇帝下旨修譜?！柏懹^”開年不久時，唐太宗命高土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譜牒。高士廉組織一些士族、官吏、學者參加，廣泛搜集天下的譜牒，與正史相互對照，辨其真偽。經過數年嘔心瀝血的勞動，于貞觀12年（638年）完成《氏族志》130卷（見《舊唐書·經籍志》），上奏朝廷。李世民的意圖是貶抑舊世族，抬高新貴，尤其是政治集團中的新貴。但此意并末向高士廉等明言。所以高等人仍然按照原來的傳統，把山東士族崔、盧、李、鄭等姓列第一等，這使李世明很生氣，大發雷霆，下令“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舊唐書·高士廉傳》），重新修譜。最終自然是貫徹了皇帝的意圖。隴西李氏自然列為一等望族。李世明通過修譜牒打破舊的等級秩序，符合社會變化、發展的要求。貴賤不會永恒不變。譜牒對這種變化如實記載，體現了真實性和進步性。第二次是武則天當政時，中書令許敬宗以貞觀《氏族志》未列武氏做族望為理由，吏部尚書李義府也以《氏族志》中沒有李氏的世系為借口，于是奏請改修。顯慶四年（659年）下詔，任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主持修譜。大大擴大了士族的范圍，凡五品以上官職均可入選。修成之后，譜名定為《姓氏錄》，頒行全國。并將貞觀《氏族志》收繳焚毀（見《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第三次是中宗復位之時。當時左散騎常待柳沖認為《氏族志》、《姓氏錄》頒行已近100年，士族變化很大，于是上表請求改修。中宗命柳沖與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吳耀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新修撰，幾經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錄》200卷。

同魏晉南北朝相比，唐代譜牒的形式沒有多大變化。一般的譜，都是用方框、線條、箭頭表示世系圖表，詳細注明每個人的血緣關系、名諱、官職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字跡工整，繪圖清晰。官修的望族譜，其內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區劃，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該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涼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見王仲犖的《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多賀秋五郞的《中國宗譜的研究》上卷第一章）。很簡略，有提綱的味道。修譜合族的風氣在唐初依然存在。雖然舊的世家大族沒落和門閥士族制度崩潰，舊士族的政治特權已經消失，但他們還有相當高的社會聲望。新士族中一些人，為了得到心理上的滿足，追求虛榮，提高出身等次，挖空心思同舊士族合族、通譜。如當了很久的吏部尚書李敬玄，因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不僅三個妻子都是討的山東士族的女兒，而且與趙郡李氏合譜（《舊唐書·李敬玄傳》）。李義府官至吏部尚書、中書令，還嫌自己門第不高，謊稱自己出身趙郡，與趙郡李氏敘昭穆。給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趙郡李氏，迫于李義府的權勢，只好答應。后李義府犯罪受貶，李崇德即將其清除譜牒。對此李義府懷恨在心。誰知不久，李義府又當了宰相，尋機報復，唆使他人誣陷李崇德。后來李崇德在獄中自殺（《舊唐書·李義府傳》）。杜正倫雖出自京兆杜氏，但祖先遷徙到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杜官居宰相，硬要擠進京兆杜氏。遭到拒絕。于是杜正倫向皇帝建議開鑿杜固——杜姓人居住的地方，以水灌杜氏（《新唐書·杜正倫傳》）。還有更無恥的事。宰相王鍔為了攀附望族，竟認太原王翃為從父，甘愿去做別人的兒子，并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為“名宦”作交易（《舊唐書·王鍔傳》）。這些做法，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譜牒明血緣，辨血統的本來意義。不僅不能提倡，而且應受到批判。唐末黃巢起義，徹底摧毀了門閥制度。五代時期，征戰不已，權貴者大多靠戰功升遷而上，基本上沒有固定顯赫的家族，貴賤變化、更替很快。人們忙于爭權奪利，住居無定所。生活不太平，也無暇修譜牒，論門第。所以，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國時候，政府譜學也就自然消亡了。

宋代修譜的體例有“革命性”變革。宋人改造和確定體例延續到當代。北宋時，政府不再開設譜局，每個宗族都可自行修譜，政府不加干涉。為了繼承修譜的傳統，許多文人學士積極參與修譜活動，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洵等人。這使譜牒的質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創新。對譜諜體例的創新以歐陽修和蘇洵為代表。宋以后多仿歐、蘇二譜的體例，大同而小異。一般由序例、譜系、恩榮、祠宇、家墓、家傳、藝文等方面組成。序例包括序文、凡例。譜系記載族姓源流、世系譜表、郡望派別和居徙始末。恩榮備述受命制浩、科舉中式、以及譽壽、員婦烈女等人物。祠宇志載祠堂、祠規、家訓、祠產、義莊、祭田等家墓志載祖先墳瑩所在及四至多附圖記。家傳和藝文則收錄墓志銘、行伏、壽序、年譜、以及族人的詩文書畫、著述要目等。卷末附列歷次修譜捐數和撰修人名。元代已出現了由親及疏、由遠及近、一體共載的現象，不拘泥于歐、蘇“小宗譜法”的限制。譜圖也突破了五世為圖的限制，出現了以大宗譜法做的大譜圖。

明清至當代譜牒明清兩代的譜牒編修達到了新的高峰。沒有不修譜的家族，也幾乎沒有不入譜的人?，F在我們見到的古代譜牒，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為了抬高和標榜家族高貴，很多譜牒采用了“大宗之法”。動輒上溯幾十代，上百代，攀附古帝王或名人為始祖。但這種風氣使某些家族的譜牒失去了真實性。譜牒體例在清代得到充分發展。這個時期，記事范圍幾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務的各個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譜序、傳記、著述、祠堂、家規、家訓、恩榮錄、世系圖、世系譜、凡例、家法族規、字輩、譜論、科舉、祠堂、祠產、墓圖、墓志、五服圖、家禮、壽文、賀文、祭文、名績錄、契約、藝文、遺像、贊詞、仕宦、傳記、行狀、志錄、年表、余慶錄、領譜等20多項（將在另外的地方專門討論譜牒的內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記述，還對入譜人物也進行了限制性規定，行文重視修辭和文采。

譜牒產生于宗法制度下，并為宗法思想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服務，這便是它的歷史形成和發展的價值所在。

譜牒能為我們提供古代宗法家長制及相關資料。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在譜牒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宗約族規、家訓家規，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著宗法家長制對族人的種種束縛。典型的“江州義門陳氏”家族，在宋代曾經一十五世，三千余口聚居一地，立家規姍三條，“立主事以專家政，置庫司以掌家財，立莊長以借賦租，勘司以序男女，院學以教童稚，道院以業焚修，巫師以備祈禱，醫司以供藥石，東佳書院以侍學者，德安解宇以奉公門，其余酒漿鹽米之信者，中履等籍之用，三時飲食之節，四時宴會之期，婚疾吊葬，送往迎來，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凡諸纖細，無不周詳”。這是一部統治家族的成文法規，使家族成員之間的矛盾，在內部消化，不至發展到破裂的程度，使一大批農民統一“送納王租”，安于現狀而不反抗，忠于朝廷，順從地方官府，成為封建統治大廈的一根支柱，因而得到王朝的嘉獎和扶植。然而，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與準軍事化的分配方式甚不適應，同時也必然與封建王朝的利益產生矛盾，導致后來的“眾官臨門，奉旨監護，強行分家”。這些實錄，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文化都是十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譜牒能為我們提供當時人口消長及相關社會狀況的實錄。譜牒中的世系記載，實際上就是一部家族的戶籍薄，十分具體地記載了人口消長的情況，有助于我們把握人口獲衍與壽命長短、戰亂流徙、婚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關系。魏晉南北朝時期，王、謝、袁、肖四大家族并稱高貴，據《瑯邪臨沂王氏譜》和《太原晉陽王氏譜》的研究發現，生活在王姓歷史上最輝煌時期的王姓人，平均壽命比同時代貴族的平均壽命還要高。這與王姓當時的貴族地位、優越的飲食起居生活條件，更與王姓家族遺傳的身體素質有關。

譜牒能為我們提供詳細可信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寶貴資料。如莊田、祭田的創立及其經營方式的發展，如官員“祿養”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反映在家族文化史上曾經有過一段重義輕利之邦，視“逐利”的商人為不齒，使政治、社會文化地位與經濟水平極不協調的歷史文化，對于我們研究中國長期停滯于封建社會提供容易為人忽視的資料。

譜牒體例的不斷演化，為我們尋根問祖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1］莊為璣，王連茂.閩臺關系族譜資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2］張日慶.從譜牒看海峽兩岸閩南人淵源關系.福建史志，2004（5）.

［3］劉殊芳.從譜牒看清代閩南士子對臺灣教育的影響.教育評論，2006（6）.

［4］趙華富.中國譜牒:始遷之祖、文化認同與民族史料——對胡適《曹氏顯承堂族譜序》中幾個問題的看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3.

［5］張程.家族的記憶——譜牒現象及其影響略談.蘭臺世界，2010/08.